IPP荐书｜阎学通：中美博弈背景下的“大国领导”

摘要：道义现实主义是由清华大学阎学通教授提出的国际关系理论，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相结合，把关注点放在决策者层面，以大国的“领导”（包括国际领导、政治领导、领导力等）为核心变量解释国际格局、国际规范和国际秩序的变化，挑战了传统现实主义对物质力量的过度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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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

道义现实主义是由清华大学阎学通教授提出的国际关系理论，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相结合，把关注点放在决策者层面，以大国的“领导”（包括国际领导、政治领导、领导力等）为核心变量解释国际格局、国际规范和国际秩序的变化，挑战了传统现实主义对物质力量的过度强调。

在其新作《道义现实主义》中，阎学通指出：“对国际领导的理论研究是无止境的。国际领导是如何形成的，这本身就是个有意思的议题。由于国际领导和国内领导是不同的，因此有许多值得研究的问题，例如，如何构建合格的国际领导？不同类型国际领导的转换是如何发生的？就现实国际政治而言，中美竞争中可能出现什么类型的全球领导也是一个特别引人注目的议题。”

制度的作用在于领导

制度决定论是一种非常流行的政治学范式，已经成为许多学者的信仰，以至于他们忽视了一个事实，即没有政治领导，任何政治制度都无法自动发挥作用。国际制度尤其如此。事实上，是国际领导决定国际制度，而不是相反。

西奥多·罗斯福在自传中强调领导人在善治中的作用，他认为好的立法不能确保善治，只有通过管理实现善治。这就是说，政治领导决定政治制度能否发挥作用，或者在多大程度上发挥作用。国际领导人和国内领导人都有建立、维持或摧毁制度的政治权力。故此，道义现实主义将领导视为制度形成和发挥作用的先决条件。

自特朗普政府以来，美国一直未提供可靠的全球领导，这导致多边机构的功能明显下降。例如，世界贸易组织在美国的领导下曾维持了自由贸易原则，但当特朗普政府放弃对世界贸易组织的领导后，该组织便无力约束贸易保护主义了。由于中国和美国都没有能力单独提供坚实的全球领导，政治不确定性已成为当今两极世界的突出特征，全球治理也越来越没有效率。

许多人错误地将治理等同于政治制度，甚至等同于政治体系。事实上，国际治理和国内治理都是政治领导的实施，这与政治制度或政治体系不同。在同样的政治体系下，或在同样的政治制度里，政治领导可以实施不同类型的治理。无论在国际社会还是在国内社会，决定治理作用的是政治领导，而不是政治体系或政治制度。例如，全球军控制度的治理，在克林顿政府的领导下运行良好，但在小布什政府的领导之下严重失效。

特朗普政治以“反建制、反精英”为核心特征。图源：新华社

泰洛认为，道义现实主义“低估了多边制度规则和程序的作用”。贺凯也有类似的看法，认为道义现实主义对国际制度关注得太少。他们的批评反映了由自由主义倡导的制度决定论在政治学中的主导地位。

然而，在无政府体系里，国际领导不太受联合国等国际制度的约束，因为这些机构没有国家那种独立的物质实力。因此，这些机构的实质领导是建立在它们领导国的实力之上的。也就是说，国际制度没有独立的实力惩罚其领导国违反国际规范的行为。

例如，联合国安理会从未对美国的错误行为施加过任何有约束力的惩罚。由于没有受惩罚的顾虑，掌有国际领导权的国家在其国家利益与国际机构的规则发生冲突时，很不尊重国际机构的规则。

王庆新认为，道义现实主义不应把领导作为决定国家兴衰的唯一因素，还应考虑政治反对势力、官僚阻力以及领导面临的严重物质制约等因素。王庆新的论点是对的，即现代民主体系的政治制度对国家领导人的任性行为构成了某些约束力。但是，这种制度约束在多大程度上能起作用则取决于国家领导人是否尊重政治制度。同样，国内制度因领导不同而约束力不同，例如那些对奥巴马政府产生了极大影响的制度约束，对特朗普政府却变得软弱无力。与国内制度相比，国际制度对国际领导的约束力就更弱，因为它们没有与前者相同的政治权力。

国际体系是无序的，但不是民主的。国际领导的决策是基于其实力和利益，而非合法性。包括北约在内的国际机构没有独立的权力阻止自己的领导或敌人的领导做出某些决策。国际机构的领导国决定这些机构应做什么，机构只有执行它们决定的作用。也就是说，国际制度的作用仅限于其领导国的政策制定者所同意的范围之内。虽然国际制度对国际领导的约束力很小，但这并不意味领导国有绝对的决策自由。所有大国领导人在行使国际领导权的时候，也要依据特定的历史条件。因此，他们必须以国际和国内形势的变化为依据进行决策。

国际领导的形成

由于道义现实主义将国际领导视为自变量，尚未涉及领导的形成问题。为了加深我们对国际领导的了解，国际关系学者需要将其视为一个因变量，研究其形成、延续、衰落和消亡的过程。谈到领导的形成问题，会自动地使国际领导类型成为一个有意思的议题。贺凯建议做这样的研究，即“在国内和国际两个层次上，有哪些因素引发了不同领导类型的形成”。我非常同意他的观点，由于决定国际领导和国内领导各自类型的因素可能不同，因此，最好将国际领导和国内领导分开来研究。

研究一个具体的领导类型是如何形成的，将增进我们对大国国内条件与国际领导类型之间关系的理解。普拉蒂亚斯和齐思源建议将个体层次变量（领导）与政治心理学和哲学相结合，从而建立一个以领导为中心的总体性理论，以解释霸权转移。

齐思源还认为，意识形态在领导类型的形成中有重要作用，学者们忽略了一个事实，即中国千禧一代的世界观不仅受现代科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也受民族主义的爱国教育影响。他们的建议对研究国际领导的类型很有意义，这使我想到了两个关键问题：在体系层面，是国际领导的类型决定了主流价值观，还是后者决定了前者？国际领导的类型是由什么决定的，领导人的个人价值观、国家价值观还是国际主流价值观？

建立国际领导常与战略信誉问题相关。从理论上讲，战略信誉问题值得从多个方面进行研究。战略信誉作为因变量，直接关系到国际领导的存续和影响，而战略信誉作为自变量，则关系到国际领导的建立。2021年美国从阿富汗撤军，这使得美国的盟友对美国更加不信任，这个现象赋予战略信誉研究以现实意义。既然任何国际领导失去所有追随者的信任都无法存续，从追随者而不是领导者的角度研究战略信誉就更为合理。

未来十年的国际领导

在撰写本文时，美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因此，美国的领导对国际关系学者最具吸引力。尽管道义现实主义是中国学者提出的国际关系理论，但它对拜登的影响似乎大于对中国领导人的影响。拜登在就职典礼上承诺，将按照以身作则的原则，为世界提供一个道义现实主义的领导。然而，战略信誉的基础是行动而非承诺。国际关系专家们正在讨论拜登的战略信誉是如何被其结束阿富汗战争的糟糕撤军计划损害的。由于领导类型是由行为而非言语决定的，我们需要更多的实证研究来确认美国政府在未来十年内将为世界提供什么类型的领导。

关于美国的全球领导类型问题，泰洛认为，按每届政府划分美国的领导类型是不合适的，他认为：

“定义后霸权秩序背景下美国领导的特质时，我们则必须探讨趋同的观点。”

方圆圆持类似观点，不同意将特朗普和拜登归类为不同类型的国际领导，并认为他们的对华政策有很多相似之处。

我非常重视泰洛和方圆圆对美国不同领导人相似性的观察。他们的观点意味着应对既定国家领导的类型做进一步的实证研究。现实的国际领导差别比理论上的差别要复杂得多。美国不同领导人采取的政策，其相似性主要是在战略目标上，而非具体策略上。例如，特朗普和拜登的对华战略目标都是减缓中国的崛起，但前者采取的是单边主义策略，而后者采取的是多边主义策略。

中国已是全球两个最大的国家之一，但是对中国领导人的研究远远少于对美国领导人的研究，在未来十年里这种情况可能依旧。因此，研究特定领导人的政治思想可为理解中国领导的特色奠定基础。尽管中国学者就中国未来全球领导力了解的情况多于外国学者，但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外国学者多于中国学者。

由于国际领导的类型通常与国际意识形态之争有关，因此国际关系学者从这方面入手研究即将到来的全球领导是合理的。在过去的一百年里，世界见证了国际领导类型的变化伴随着一次次意识形态浪潮的兴衰，如帝国主义、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民族主义、自由主义和民粹主义。贺凯认为：

“在当前危机之后，自由主义有可能演变，民主也有可能重建。”

他的观点意味着美国有可能恢复其自由主义领导地位。

然而，贺凯可能低估了当前自由主义的衰落趋势。尽管我欣赏贺凯关于自由主义有复兴可能的想法，但我仍认为，我们不应该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自由主义”的含义正在从褒义向贬义转变，且往往与非主流性取向群体有关。既然所有的可能性都值得我们关注，就更不能忽视民粹主义，因为它在包括中美在内的所有大国里都很盛行。一个更为现实的议题是，正在兴起的民粹主义在未来十年会如何影响新国际领导的形成。

新书信息

《道义现实主义：争论与批判》

【编著者】阎学通方圆圆

【ISBN】978-7-5217-7437-5

【出版时间】2025年4月

【定价】88.00元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作者简介】

阎学通，国际关系理论家，清华大学首批文科资深教授，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名誉院长。2008年被美国《外交政策》杂志评为全球百大知识分子之一，2011年出版英文著作Ancient Chinese Thought, Modern Chinese Power（《古代中国思想与当代中国力量》）并创建道义现实主义理论，2014年至2017年为国际学术出版巨头爱斯唯尔发布的高被引中国学者中唯一的政治学学者。

方圆圆，哲学博士，北京语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师，《中国国际政治季刊》（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CJIP）副主编。主要从事国际关系理论、国际政治领导力、中美关系、印太经济与安全、国际以及区域组织研究。

【内容简介】

该理论最早形成于2011年出版的英文著作Ancient Chinese Thought, Modern Chinese Power（《古代中国思想与当代中国力量》），后在2015年出版的《世界权力的转移：政治领导与战略竞争》中得到全面阐述。2019年，阎学通综合此前十余年的研究，在其英文著作Leadership and the Rise of Great Powers（《大国领导力》，2020年出版中文版）中进一步对道义现实主义进行了理论化阐释，并将该理论应用于预测其后十年中国崛起和美国相对衰落对国际政治的影响。

本书针对《大国领导力》出版后中外国际关系理论界有关道义现实主义的讨论，专门邀请了八位国内外学者，围绕该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国际领导”展开批判性讨论，从多个角度分析了这一理论的框架及其存在的局限和面临的挑战，旨在验证其作为国际关系理论的有效性和解释力。通过参与讨论学者的交锋，本书不仅为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提供了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新洞见，也在全球权力转移特别是中美博弈背景下，为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