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25年2月25日，《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杂志刊登了伦敦大学学院（UCL）玛丽安娜·马祖卡托（Mariana Mazzucato）教授的文章。文章分析特朗普连任对美国及全球经济的影响。作者指出，美国目前的经济模式已无法满足大多数人的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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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

2025年2月25日，《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杂志刊登了伦敦大学学院（UCL）玛丽安娜·马祖卡托（Mariana Mazzucato）教授的文章。文章分析特朗普连任对美国及全球经济的影响。作者指出，美国目前的经济模式已无法满足大多数人的需求，拜登政府虽有努力，但其改革力度不足，未能真正改善工薪阶层的生活。她警告，特朗普政府的保护主义政策可能导致全球经济不稳定，同时削弱美国在国际机构中的领导地位。

同时，文章强调，当前的全球经济体系需要变革，而这一时刻正是一个重塑全球金融和贸易体系的机会。她建议，各国应采取任务导向型产业政策（mission-driven industrial policy），优先考虑公共利益，推动可持续和公平的经济增长。这一时期既充满风险，也充满机遇。各国领导人需要大胆行动，以建立一个真正能够服务于人民和全球的新经济体系。

图源：Foreign Affairs

*玛丽安娜·马祖卡托（Mariana Mazzucato） ，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UCL）教授，二十国集团（G20）全球动员应对气候变化专家组的联合主席，并著有《使命经济学：改变资本主义的登月指南》（Mission Economy: A Moonshot Guide to Changing Capitalism）。

唐纳德·特朗普成功连任美国总统，这一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是民众对经济不满情绪的体现。几十年来，民主党候选人从最富有的美国人那里得到的支持第一次超过了从最贫穷的人那里得到的支持。2020年，大多数年收入低于5万美元的家庭选民选择了民主党候选人乔·拜登；然而到了2024年，他们更倾向于支持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

与此同时，年收入超过10万美元的选民更可能投票给哈里斯。工人阶级对民主党的支持减少，反映了他们对经济体系的深度失望。在过去的数十年中，无论是在民主党还是共和党的领导下，政府似乎都未能改变一个事实：财富持续集中在社会顶层，尽管促进了金融行业的繁荣，但牺牲了其他经济部门的发展，导致人们陷入债务的漩涡，并忽视了数百万美国人的福祉。

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近日发布的报告显示，美国消费者信心出现了自2021年8月以来的最大单月跌幅。消费者对物价上涨尤其感到不安。图源：新华社

尽管特朗普提出的经济援助承诺确实触及了一个实际存在的问题，但他所提供的解决方案却是不恰当的。他所倡导的政策无法真正解决目前不受欢迎的经济模式，尽管该模式最终导致他赢得选举。

相反，他所提出的关税政策可能会导致生活成本上升，且对美国工人阶级的益处有限。如果他的政府执行大幅削减公共部门规模的计划，美国政府将在未来多年丧失其执行重大项目的能力。此外，他的重商主义政策不仅可能在国外引发经济不稳定，还可能削弱美国的经济领导地位。

但美国经济民族主义的复兴并不一定意味着全球追求更具包容性和更可持续增长的终结。巴西、南非以及英国等国家已经在本国实施了雄心勃勃的经济计划，同时，关于如何使多边机构变得更加公正和高效的各种提议也不断涌现。一个可能退出领导角色的美国，其空缺可能会被其他国家所填补。新的理念可能会得到采纳，新的贸易关系可能会建立，新的权力结构可能会为推动更广泛的变革开辟道路。

重塑全球秩序并不必然导致一个更加公正和可持续的未来。为了构建一个经济体系，使得融资更加可承受，全球贸易治理需要更加公正，并确保所有国家都能投资并从绿色产业的增长中获益，政府必须果断采取行动。

他们需要从特朗普的胜选中吸取关键教训——现行的经济模式正面临失败，而拜登和哈里斯所倡导的渐进式政策无法挽救这一局面。然而，特朗普所提倡的保护主义议程也无法解决根本问题。要实现真正的变革，我们需要一个替代性的愿景——一个将人民福祉和地球健康置于首位的愿景。

外媒指出，特朗普提高关税、限制移民、削减联邦工作人员和合同，将使经济短期发展受阻。图源：新华社

错失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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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里斯败选于特朗普，这一结果凸显了华盛顿在解决现行经济模式深层缺陷方面的失败。数十年来，美国的经济政策削弱了劳动法的效力，对教育和医疗领域的投资不足，同时促进了金融服务业的过度扩张，这些因素共同加剧了国内的结构性不平等。

尽管拜登相较于他近期的前任们在努力解决工资停滞和高昂生活成本问题上表现得更为积极——例如，他成功地将通货膨胀率从2022年6月的9.1%降至2024年9月的2.4%，并签署行政命令，确保联邦政府雇员和承包商的最低工资达到每小时15美元——但他同前任们一样，未能解决诸多根本性问题，包括财富和收入的不平等、高额个人债务、获取高质量教育和医疗服务的机会不均、劳动法的不足，以及金融行业在经济中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和扩张。

问题并不在于经济表现不佳。在拜登的领导下，美国的平均GDP增长率与特朗普首任期间大致持平，此外，美国在疫情后的经济复苏在G7国家中表现最为强劲。从2021年1月到2024年1月，美国经济新增了近1500万个就业岗位，相比之下，特朗普执政的前三年仅增加了不到700万个岗位。

然而，关键问题在于，经济增长并未转化为美国民众生活质量的提升。依据最新的人口普查数据，2023年，美国有3680万人（占总人口的11%）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截至2023年6月，4360万美国人背负着平均约3.8万美元的学生贷款债务。

除此之外，美国人的经济困境还因通货膨胀而加剧，在拜登政府的前两年，通胀率急剧上升，并在2022年6月达到9%以上的高点。当疫情和俄乌战争导致供应链受阻时，企业提高食品、能源以及其他商品的价格，这进一步恶化了通胀问题。或许最为关键的是工资增长的停滞：在拜登执政期间，尽管平均每周收入有所上升，但增长速度仍不足以跟上通胀的步伐。因此，许多工薪阶层的美国人认为拜登政府的政策并未使他们的生活变得更好，他们也没有理由相信哈里斯能够建立一个对他们有利的经济体系。

2月19日电，美国上诉法院裁定，美国前总统拜登政府无权推行一项旨在降低数百万借款人每月还款额并加快部分借款人贷款减免速度的学生贷款减免计划。图源：新华社

美国经济增长与工薪阶层生活改善之间的脱节，是数十年来政策制定的直接结果。在过去的五十年中，民主党倡导的政策扩大了金融行业在美国经济中的作用，削弱了工人的议价能力，并抑制了工资增长。20世纪70年代，卡特政府放宽了对卡车运输和航空业的监管。

到了1999年，比尔·克林顿总统签署了《格拉姆-里奇-布莱利法案》（Gramm-Leach-Bliley Act），紧接着在2000年签署了《商品期货现代化法案》（Commodities Futures Modernization Act），这两项法案推动了金融行业的集中化和放松监管，最终为2008年的金融危机埋下了伏笔。

此外，在1990年代，民主党支持美国签署《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并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这些政策可能加剧了美国制造业岗位的流失和工资水平的降低。

共和党政客同样对这些政策表示支持，并且通常会更直接地削弱劳动者的权益。他们反对提升联邦最低工资标准（federal minimum wage），削减预算并任命官员以削弱全国劳资关系委员会（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Board, NLRB）的影响力，试图在州层面废除公共雇员的集体谈判权，并推动所谓的“工作权利法”（right-to-work laws），该法律禁止工会与雇主达成强制员工加入工会的协议。部分由于这些政策的压力，美国的工会会员比例已从1950年代的30%以上降至目前的大约10%。

然而，根据盖洛普（Gallup）在2020年进行的一项调查，65%的美国人支持工会，而2017年的一项研究发现，近50%的非工会工人表示，如果有机会，他们愿意加入工会。

美国最大铝生产商Alcoa近日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对铝进口征收关税，可能导致美国约10万个就业岗位流失。图源：新华社

与此同时，优先考虑股东利益而非公众利益的结构性力量，进一步削弱了美国工薪阶层的权益。美国的股票回购（即公司回购自身股票以推高股价）在过去十年间急剧增加，总额超过了4万亿美元，仅2023年一年就达到了7950亿美元。制药和制造公司用于股票回购的资金，甚至超过了对员工培训、基础设施和技术升级、以及研发的投资。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之间的鸿沟日益加深，投资主要集中在金融、保险和房地产行业，而非用于推动更广泛的经济增长。

哈里斯的竞选团队对华尔街采取了比拜登更为友好的政策：她提出了对年收入超过100万美元的美国人征收28%的资本利得税，这一税率明显低于拜登在2020年所提议的近40%。

尽管拜登政府的产业政策取得了一些显著成就，但其从一开始便无法成为解决美国大多数工薪阶层经济困境的灵丹妙药。例如，2022年颁布的《通货膨胀削减法案》（Inflation Reduction Act, IRA）在短短两年内催生了超过33万个清洁能源领域的就业岗位，并吸引了超过2650亿美元的新投资注入清洁能源领域。

拜登政府的战略中也融入了对工人和社区的保护措施，如2022年的《芯片与科学法案》（CHIPS and Science Act, 2022），该法案规定私营企业在申请《芯片法案》资金时必须满足一定的工资标准，并确保工人能够获得负担得起的托儿服务。

然而，这些政策的影响力是有限的。它们主要是为了推动特定行业的发展和创造更优质的就业机会，而非覆盖整个经济体系。由于拜登政府对产业政策的范围设定过于狭隘，错失了加速变革步伐以及解决结构性经济问题的良机。

美国前总统拜登在白宫南草坪签署《芯片和科学法案》。图源：美国白宫

即便在政府政策惠及的领域内，拜登政府对社区和劳动力的扶持措施仍显不足。以《芯片法案》为例，虽然接受资金的公司必须遵守最低工资标准，但这一规定仅限于特定工种，例如建筑工人和机械师，并未涵盖所有工种。

进一步来说，在投标评估过程中，政府仅要求企业承诺与社区互动和投资，却未强制企业与社区利益相关者达成具体协议，确保他们在谈判中有一席之地。政府应进一步要求企业在董事会中为工人代表保留席位，并签署旨在保护工人组织权利的协议。此外，若州和地方政府能够获得更多的投资，他们可能会更迅速地推进新项目，如建设新的半导体制造厂，以及培训和雇佣当地工人。

一个高效的产业战略不仅应致力于开拓企业的市场机遇，还应关注为工人创造就业机会。2023年，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United Automobile Workers, UAW）的罢工事件凸显了过分侧重企业利益而忽略工人权益的潜在风险。

在罢工爆发之前，美国三大汽车制造商——通用汽车（General Motors）、福特（Ford）和斯泰兰蒂斯（Stellantis）——都试图利用《通货膨胀削减法案》来获取税收减免和低息贷款，这些资金被计划用于建立非工会化的电池生产设施，其工资水平远低于行业平均水平。尽管该法案有助于创造新的就业机会，但正如罢工者所强调的，这些工作的质量并未达到美国工人的期望。

2023年9月，在美国芝加哥南郊的福特汽车装配厂，工人参与罢工示威活动。图源：新华社

最终，拜登政府的产业战略未能向足够多的人证明它能提供令人满意的就业机会，也未能满足他们对其他关键问题的关注。例如，在推动绿色转型的过程中，该战略本可以同时涵盖改善健康食品的可获取性、降低处方药和其他医疗服务成本的措施。民主党面临的挑战不仅在于其宣传策略，还包括未能采取足够果断的措施来彻底改革现行经济模式，而这一模式显然已无法满足大多数美国人的需求。

前进一步，后退两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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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特朗普的第二任期内，解决选民对拜登政府的不满以及公众对经济现状的不满似乎不太可能实现。他的团队并未提出一个全面的经济计划，而是仅仅提出了一些零散的措施，包括减税、关税和金融去监管化。他们尚未明确阐述未来美国产业战略的具体方向。此外，特朗普所倾向的经济民族主义政策，有可能会加剧国内问题，并可能在国际范围内引发经济动荡。

若新一届政府采纳了激进的保护主义政策，并大幅提升关税，美国消费者可能会遭受不利影响。拜登政府已经上调了部分商品的关税，尤其是针对中国产品，包括电动汽车、太阳能电池板以及特定的钢铁和铝制品。然而，特朗普时期的重商主义政策更为激进，他提议对中国商品征收高达60%的关税（中国商品占美国进口总量的16%以上），并对所有其他国家的商品征收10%至20%的关税。这样的贸易壁垒有可能导致美国通货膨胀率和利率的上升。

最终，美国消费者将不得不承担物价上涨的经济负担。美国进步行动中心基金（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 Action Fund）的一项研究指出，若实施全面10%的关税，美国人均年支出将增加1500美元。此外，目前尚缺乏充分证据显示关税政策能显著提升美国制造业的就业机会。如果国内产业无法迅速找到进口材料的替代品，美国企业可能会将增加的进口成本转嫁给消费者。

在特朗普阵营中，有少数成员——例如国务卿马可·卢比奥（Marco Rubio）以及副总统J.D.万斯（JD Vance）——提倡采取以投资为主导的增长策略，而不仅仅是建立贸易壁垒。特别是卢比奥，他支持一种以政府激励促进国内生产的战略。他批评《芯片法案》和《通货膨胀削减法案》成本过高、过于集中于顶层设计，这可能会导致市场效率低下。尽管如此，卢比奥也认为政府应当在供应链的各个环节提供支持，“从矿井到工厂”。

如果特朗普政府采纳了卢比奥的这些观点，那么最终形成的产业政策可能会与民主党政府的政策相似，但更强调减少监管，并降低政府在推动经济增长中的角色。

在拜登的产业政策框架下，特朗普政府可能会继承并保留部分策略。例如，新政府可能会对清洁能源的税收优惠进行调整，但预计不会彻底废止《通胀削减法案》，因为该法案已经为多个共和党选区带来了利益，同时，继续推进国内半导体产业的发展与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政策相契合。国家对经济的介入一直是两党共同的政策实践。如果特朗普真正打算专注于产业战略——这一点不容忽视——他应当努力确保这些政策能够真正惠及美国工人。尽管将产业战略与气候目标相结合的可能性不大，但特朗普政府仍有机会将补贴和其他政策措施与更广泛的社会目标相结合，比如确保高薪就业机会，以及提升食品和医疗服务的可负担性。

然而，特朗普政府可能实施的缩减联邦政府规模的政策，有可能削弱华盛顿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推进重大目标的能力。特朗普最初任命了商人埃隆·马斯克（Elon Musk）和维韦克·拉马斯瓦米（Vivek Ramaswamy）来领导一个新的政府机构——政府效率部（Department of Government Efficiency）。他宣称，该机构的宗旨是“拆解政府官僚体系，削减不必要的监管，减少不必要的开支，并重组联邦机构”。

然而，这种方法错误地将政府运作等同于企业运作，没有意识到国家的角色不仅仅在于提供公共服务和纠正市场失灵，还包括制定和执行政策，引导市场发展，以实现公共利益。

实际上，马斯克自己的公司取得的巨大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政府的支持：特斯拉（Tesla）至少获得了49亿美元的政府补贴，而SpaceX则严重依赖于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的合同、技术，以及NASA培养和训练的专业人才。

从长远来看，美国的经济繁荣和对雄心勃勃的目标（例如清洁能源的转型）的推进，都依赖于一个高度灵活的政府。这样的政府能够塑造市场，引导增长，并与私营部门达成协议，确保公共利益得到保障，而不仅仅是创造私人价值。

构建一个对所有人有益的经济体系，公共投资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在没有政府投资的情况下，私营部门往往不会主动促进国内生产的发展。此外，如果任由企业自由发展，它们的投资决策未必总是符合工人利益。“任务导向型的产业政策”（mission-oriented industrial policy）能够引导私人投资，专注于解决实际问题，例如提升健康食品的供应量，降低温室气体排放，并确保社会和环境目标与国内外市场的机遇相协调。

政府通过激励各行业的投资和创新，可以促进一个既包容又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模式。这种策略相较于传统产业战略，能够带来更优的成果——传统战略往往仅限于挑选特定行业进行扶持，因此更容易受到私人利益集团的影响，且难以实现整个经济体系的全面变革。拜登政府的经济战略在这方面并未达到预期效果，而特朗普政府早期的言论也表明，他们同样未能有效解决这一问题。

寻找领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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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的经济民族主义可能对全球产生负面影响。鉴于全球经济对美国市场的依赖性，美国实施的高关税政策可能导致价格波动，并触发贸易战。众多国家正在根据保护主义、地缘政治考量以及绿色经济转型的迫切需求，制定各自的产业战略。对于那些正在发展绿色产业的国家而言，若特朗普削弱美国在全球绿色技术市场中的领导地位，它们或许有机会增加自身的市场份额。

然而，从短期来看，美国的高关税政策及其引起的报复性措施可能会导致供应链的中断，并导致全球物价上涨，影响到美国乃至世界各地的消费者。

倘若特朗普减少与国际机构的互动，美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影响力将遭受削弱。在其首个任期中，特朗普已经削减了美国对联合国（United Nations, UN）的财政贡献，而到了2023年，美国仍占联合国预算的22%。特朗普还退出了联合国人权理事会（UN Human Rights Council）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并威胁要退出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和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尽管拜登政府在推动多边主义（multilateralism）方面表现并不尽如人意——例如，美国依旧拖欠联合国会费，并持续阻挠世界贸易组织上诉机构（WTO Appellate Body）的任命——但美国的全球影响力正在逐渐减弱，同时全球对国际机构的信任也在逐步下降。

然而，为了应对气候变化、水资源短缺以及全球不平等问题，这一趋势亟需转变。但现行的多边机构必须经历重大改革。巴巴多斯总理米娅·莫特利（Mia Mottley）所领导的布里奇敦倡议（Bridgetown Initiative）等改革方案，旨在解决国际金融体系中存在的问题，该体系目前阻碍了众多国家获取可负担的绿色项目融资。

这一倡议提出了一系列措施，包括提供紧急流动资金、减轻债务负担、扩大发展融资，所有这些措施都旨在促进可持续增长和增强社会的韧性。现行的环境公约亦需进一步完善，以便将关键的自然资源视为全球共同的财富。以水资源为例，全球范围内应采纳可量化的指标，以维护水循环的稳定。

此外，全球治理结构亟需调整，以确保所有国家——不仅仅是富裕国家——都能实施绿色产业战略，协调各自的政策，并解决由此产生的贸易争端。例如，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亟需改革，以确保它们不会妨碍成员国的绿色政策，同时避免使低收入国家处于不利地位。为了推动这些改革，需要有影响力的领导者。然而，一个背离多边主义的美国似乎不太可能扮演这一角色。

欧盟（European Union, EU）也面临着自身的挑战。欧洲的经济增长和生产力正在下滑，而匈牙利、意大利、荷兰等国的民粹主义领导人使得欧盟内部的集体行动更加艰难。德国经济今年出现萎缩，政治纷争阻碍了政府采取有效措施应对这一问题。法国的抗议活动揭示了，该国的工薪阶层——与美国的工人阶级相似——并未将绿色经济转型视为改善就业机会的契机。这些因素都对欧盟的绿色产业战略及其在全球经济中的影响力构成了挑战。例如，在拉丁美洲，欧盟在贸易和投资的竞争中正逐渐落后于中国。

与此同时，随着美国和欧盟的国际影响力逐渐减弱，金砖国家集团的影响力有望增强。在过去的二十年里，金砖国家不断扩展其规模和作用，目前其经济总量已占全球经济的三分之一以上，同时涵盖了世界一半的人口。该组织致力于成为西方主导全球机构的平衡力量。最近，二十国集团的领导权也从金砖国家的创始成员国巴西，转移到了另一位成员国南非。

尽管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可能加剧经济的不稳定性，但随着全球治理重心的转移，新的合作模式有望出现。南非已经宣布，作为G20主席国，其主题将是“团结、平等和可持续性”，并可能利用这一机遇推动更加公正的金融和贸易政策。

倘若二十国集团与金砖国家的其他成员国对南非的提议给予支持，该国便有可能引领全球金融结构的改革，旨在解决众多中低收入国家所面临的债务危机。若此类改革无法实现，这些国家将难以摆脱沉重的债务负担，这将阻碍它们在绿色产业战略上的投资，以及在预防和应对气候变化、健康以及其他紧急危机方面采取必要措施。

同时，新的贸易关系可能应运而生，这些关系不再以美国市场为核心。如果经济实力雄厚的国家（例如巴西和南非）将华盛顿的保护主义态度视为一个机遇，不仅可以保障市场准入和供应链的弹性，还可以在新的贸易协议中加入气候和劳动保护的条款，那么全球贸易活动的去中心化可能会重新塑造全球贸易体系。尽管这一趋势尚未明确，但全球贸易体系未必会回归民族主义。推动新的合作模式，可以同时满足社会、环境和经济的利益。

金砖国家之一的巴西正在实施一项任务导向型产业战略，该战略为其他国家提供了可借鉴的范例。它以六大目标为核心，涵盖食品安全、医疗保健、可持续发展与宜居城市、数字化转型、能源转型以及国防等领域，旨在激发投资、促进生产和技术进步，并拓展全球市场准入，同时提升民众的生活质量。

相较于传统产业战略，后者往往仅限于对特定行业的支持，容易受到私人利益集团的影响，这种新策略展现出明显的优势。尽管如此，该策略是否能够真正实现其承诺，彻底革新巴西经济，并解决美国产业战略中存在的问题——未能公平地将利益分配给最贫困的群体——尚需时间来验证。

巴西总统卢拉开启第三个任期后，其政策立场致力于加强绿色转型、可持续发展、应对气候变化等。图源：新华社

除了巴西总统路易斯·伊纳西奥·卢拉·达席尔瓦（Luiz Inácio Lula da Silva），英国工党领袖基尔·斯塔默（Keir Starmer）、西班牙首相佩德罗·桑切斯（Pedro Sánchez）以及南非总统西里尔·拉马福萨（Cyril Ramaphosa）等领导人都承诺将人民福祉和地球保护置于其国家经济政策的核心位置。这些领导人现在需要从拜登政府的政策失误中汲取教训。他们应当摒弃“经济繁荣与环境可持续性不可兼得”的错误二元对立思维，制定有力的政策以遏制贫富差距的扩大，而不是仅仅依赖于事后分配来解决问题。他们还应与企业界和工会建立合作与互惠的关系，确保经济增长能够带来包容性和公平性。如果他们能在本国取得成功，将能够进一步推动全球金融和贸易政策的改革，引领其他国家走上类似的发展道路。

一个充满机遇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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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的形势潜藏着巨大的风险。我们不难设想这样一种场景：几个主要国家转向保护主义，这可能引发全球经济陷入贸易报复措施的恶性循环，多边机构进一步受到削弱，全球合作应对共同挑战的努力全面退步。这种局面将导致各国几乎无一幸免，同时使得解决全球性问题变得更加遥不可及。

然而，这一时刻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可以彻底摒弃那种将私人价值创造置于公共利益之上的失败经济模式，并代之以一个更加可持续和公平的全球经济秩序。这种转变显然需要一系列艰难的改革。

各国领导人必须提出一个宏伟的愿景，重塑国际金融和贸易体系，并在此过程中挑战既得利益集团。他们必须在国内构建新的联盟，重新定义政府、企业和工会之间的关系，同时在国际上寻找志同道合的伙伴，以确保全球改革得以实现。此外，他们还需要向本国公民证明，这一变革将为每个人带来实际的利益。所有这些都不会轻而易举，但也绝非不可能。在当前全球秩序经历剧变的时期，未来的方向尚未明确，依旧存在塑造新世界经济秩序的机遇。

随着巴西、南非、英国等主要经济体审视未来的发展道路，哈里斯败选于特朗普的案例应被视为警钟。美国的经历不应成为推动内向型保护主义经济政策的动因，也不应成为政府削减社会福利和气候行动投资的托辞。相反，它应促使人们意识到，若经济改革力度不够，将导致灾难性的后果。

现行的全球经济秩序忽略了人民和地球的利益，世界急需一个能够同时服务于这两者的全新体系。为了达成这一目标，我们不仅需要对现有制度进行微调，更需要对经济运行模式及其受益者进行根本性的结构性变革。

本文编译｜张乐词（诺丁汉大学马来西亚分校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博士候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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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阅 | 刘 深

终审｜刘金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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