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叫刘淑芳，今年53岁，是一名家政保姆。在北方小城里，像我这样的中年妇女，大多数都在各自的工厂单位里熬到退休，而我却在四十岁开始了保姆生涯。

岁月如灯

＂人这一辈子啊，谁的晚年都不好过。＂我叹气时，年轻的邻居小赵问我怎么了，我摇摇头，没有多说。

有些话，说出来轻飘飘的，但压在心里却有千斤重。

我叫刘淑芳，今年53岁，是一名家政保姆。在北方小城里，像我这样的中年妇女，大多数都在各自的工厂单位里熬到退休，而我却在四十岁开始了保姆生涯。

那是2012年，国企改革的余波还在继续，我们化肥厂里的工人陆陆续续都领了遣散费。我丈夫老刘比我早两年下岗，本想开个小卖部，却不料一场突如其来的脑溢血让他瘫在了床上。

那时候，儿子刚上大学，学费和生活费加起来一年就得两万多。我记得那年冬天特别冷，医院的走廊里挤满了病人，我守在丈夫的病床前，看着吊瓶里的药水一滴一滴落下，心里像是压了一块巨石。

＂淑芳，咱家的存款撑不了多久了。＂丈夫虚弱地说。

我点点头，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却硬是没让它流下来。

第二天，我就去应聘了保姆。那时候心里只想着钱，只想着怎么把日子过下去，现在回想起来，这十三年里，我收获的不只是工资，还有对生活的另一种认识。

我第一个雇主是孙教授，七十多岁的老先生，住在市里最好的教师小区。那是个九十年代建的小区，楼道里还保留着那种老式的绿色瓷砖，但房子里却宽敞明亮。

孙教授家满屋子的书，一辈子都是学问人。他的书房里有一台老式的386电脑，还有几排泛黄的线装书。每天早晨，我会给他煮一碗小米粥，切两片全麦面包，煎一个溏心蛋。他总是边吃边翻阅《参考消息》，偶尔会对我念叨两句国际新闻。

＂淑芳啊，你做饭这手艺，比我那些学生写论文都强。＂他常常这么说，眼睛眯成一条缝，露出慈祥的笑容。我总是笑笑，心想教授真会开玩笑。

孙教授的膝下有一儿一女，儿子在美国当工程师，女儿在澳大利亚做会计，一年到头见不了几回。每逢春节，他们会打越洋电话来，我能看到老人接电话时那种掩饰不住的喜悦。

＂爸，今年我们太忙了，可能回不去了。＂电话那头传来的消息总是这样，我看着孙教授的笑容逐渐凝固，然后勉强应着：＂没事，你们工作要紧，别惦记家里。＂

挂了电话，孙教授会坐在窗前的藤椅上发很久的呆。我知道他在想什么，但又不知该如何安慰，只能默默地给他倒杯热茶，然后轻声说：＂您喝点茶吧，别凉着。＂

随着年龄增长，孙教授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他的腿脚不好，走路时总要扶着墙，有天晚上在浴室摔了一跤，幸好我发现得及时，赶紧叫了救护车。

孙教授住进了医院，他的儿子孙明匆匆从美国赶回来，女儿孙丽也回来了。兄妹俩在病房外争执不休，我端着热水站在一旁，听得一清二楚。

＂爸这情况，我看送养老院最合适，护理专业，我们两个都不在国内，总不能让爸受罪。＂孙明说，他穿着一身笔挺的西装，手里拿着最新款的苹果手机，时不时看一眼表，一副时间宝贵的样子。

孙丽却坚持：＂爸一辈子就喜欢安静，养老院那么多人，他会不习惯的。再说了，他所有的朋友、熟人都在这里，离开了熟悉的环境，他会很孤单的。＂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请二十四小时保姆？那花费更大，而且谁能保证就靠谱？＂孙明反驳道，＂淑芳阿姨是不错，但她也有自己的家庭，不可能天天守着爸。＂

我在一旁听着，心里沉甸甸的。我在孙家工作的五年里，老人最爱的是窗前那把藤椅，喜欢在那儿晒太阳看书，好几次对我说：＂人老了，就想守着自己熟悉的地方，哪怕是墙上的一道裂缝，看着都亲切。＂

那天晚上，我给丈夫打电话，描述了今天发生的事。丈夫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淑芳，你说咱们老了怎么办？咱儿子大学毕业后就去了广东，一年也回不了几次家。＂

我叹了口气：＂到时候再说吧，先把眼前的日子过好。＂

孙教授最终还是去了养老院，一家高档的私立养老机构，月费高达一万多。临走那天，我帮他收拾东西，他让我把那把藤椅也带上。

＂教授，养老院可能放不下这么大的家具。＂我劝他。

孙教授摸着藤椅的扶手，眼神有些恍惚：＂是啊，是啊，放不下了。＂他轻声说，＂人老了，很多东西都带不走了。＂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什么叫＂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送走了孙教授，我去了赵处长家。赵处长退休前是某局的中层干部，六十出头，夫妻俩住在单位分的楼房里，九十年代的红砖楼，虽然不如现在的商品房气派，但胜在结实。

赵处长是那种典型的机关干部，说话不紧不慢，做事一丝不苟。他太太更是讲究，家里的瓷器都是按照朝向摆放的，连茶杯的把手都得朝同一个方向。起初对我要求严格，连擦桌子的方向都有规定，说是顺时针擦才干净。

＂淑芳，我们讲究一个体面，来的客人都是单位上的老同事，大家眼睛都毒着呢。＂赵太太对我说。我心里嘀咕，不就是擦个桌子嘛，至于这么讲究？但转念又想，人家大半辈子在机关里，习惯了这一套，也情有可原。

每周二下午，赵处长都要和几个老同事在家里打麻将，那是他们雷打不动的娱乐活动。我负责准备茶水点心，偶尔也能听到他们闲聊。

＂老张家的儿子又升职了，这回是正处了。＂赵处长的老同事说道。

＂那是，人家儿子争气啊。＂另一位附和着。

赵处长脸上笑着，手上搓着麻将，不咸不淡地回应：＂各人有各人的福气。＂

饭桌上，赵处长很少提起儿子的事。他儿子赵军在省城一家证券公司上班，结婚后在省城买了房，很少回来。每次我提起，赵处长总是轻描淡写地说：＂年轻人有年轻人的事，我们老了，不添乱就是了。＂

赵处长有个儿子在省城工作，一家三口住着大房子，逢年过节接老两口去小住。赵太太每次去前都要精心准备，连睡衣都要换新的。

＂淑芳，我这几天不在，你帮我把院子里的花浇一浇，别让它们渴着。＂赵太太临走时总这么叮嘱我。

可每次没住几天，赵处长就吵着要回来。＂他们年轻人有自己的圈子，我们在那儿像是摆设。＂赵处长红着脸对我说，＂坐在沙发上像是坐针毡，连看电视都得商量。孙子小赵想看动画片，我想看新闻联播，闹得谁都不痛快。＂

有一次，赵处长从省城回来后情绪特别低落。我问怎么了，他支支吾吾不肯说。后来赵太太偷偷告诉我，原来是赵军夫妻想让老两口搬去省城一起住，好照顾孙子，但赵处长坚决不同意。

＂这叫什么事啊，一辈子辛辛苦苦，到老了还得给儿子看孩子。＂赵太太抹着眼泪说，＂我们也想含饴弄孙，但不是这么个法子啊。＂

我突然想起我的儿子媳妇，他们在广东租着房子，每月还房贷，日子过得紧巴巴的。我和丈夫从来没想过要他们赡养，但心里还是希望将来老了能有个照应。可看了赵处长家的情况，我心里又没底了。

在赵家工作了三年后，我接了新的雇主——王大爷一家。这是我的最后一家雇主，也是让我感触最深的一家。

王大爷是个普通工人，干了一辈子钳工，手上全是老茧。他住在城东的老旧小区，那种九十年代初的筒子楼，走道窄，没电梯，冬天冷风嗖嗖往里灌。但王大爷家收拾得干干净净，墙上挂着全家福，茶几上摆着八十年代结婚时的搪瓷杯，还在日常使用。

王大爷雇我是为了照顾瘫痪在床的老伴王大娘。王大娘原本在纺织厂上班，退休后没两年就得了脑梗，右半身不能动弹，说话也不利索了。

＂老王啊，你别老往菜市场跑了，让淑芳去买就行。＂隔壁的李大爷劝王大爷。

王大爷摆摆手：＂我得自己去，知道家里老伴爱吃什么。再说了，散散步也好。＂

每天清晨，王大爷都要早早起床，戴上他那顶褪了色的鸭舌帽，拎着老式的竹编菜篮子去菜市场。他认识每一个摊主，知道哪家的白菜新鲜，哪家的豆腐嫩。

＂王大爷，又来买豆腐啊？＂豆腐摊的小贩熟络地打招呼。

＂是啊，家里老伴爱吃。＂王大爷笑呵呵地回应。

回家后，王大爷会变着花样要求我做不同的菜。＂今天咱们做个鱼香肉丝，加点木耳，老伴爱吃。＂＂明天做个清蒸鲫鱼吧，骨头软，老伴吃着方便。＂他总是这样说，眼睛里满是期待。

每次吃饭，王大爷都要亲自喂王大娘。他会把菜切得很碎，一小口一小口地送到老伴嘴边，耐心地等她咀嚼吞咽。有时候王大娘吃得慢，饭菜都凉了，王大爷也不着急，还会说笑话逗她开心。

＂你慢慢吃，咱们有的是时间。＂王大爷轻声说，眼神里满是温柔。

王大爷退休金不多，每个月才两千多，但他存了一辈子的钱，说是给老伴看病用的。＂她一辈子辛苦，现在就该享福。＂王大爷常说这话，语气里满是心疼。

王大爷的儿女都不富裕，儿子王建在建材市场开了个小门面，生意一般；女儿王丽在纺织厂接了母亲的班，工资也不高。他们来看父母时总带些水果，陪着聊会天，但很少久留。

＂爸，您和妈要是有什么需要，就打电话给我们。＂临走时，儿女们总这么说。

王大爷从不抱怨，反而常说：＂孩子们有自己的难处，我们老两口能自己过就自己过。＂

有一次，王大娘半夜发高烧，我和王大爷手忙脚乱地叫了救护车。在医院里，王大爷坐在病床前，握着老伴的手，一夜未眠。天亮时，他对我说：＂淑芳，你说我们这把年纪，怎么还要受这罪啊？＂

他的眼圈红红的，但没有一滴眼泪流下来。那一刻，我看到了什么是真正的相濡以沫，白头偕老。

这十三年，我照顾过教授，也服侍过干部；伺候过富人，也帮衬过普通人。我就像是一面镜子，映照出了各种各样的晚年生活。有的光鲜亮丽，有的平淡如水；有的孤独寂寞，有的温馨美满。但无论哪一种，都不容易。

每天晚上，我回到自己的家，看着躺在床上的丈夫，心里总是五味杂陈。自从他中风后，行动就不便了，大部分时间只能躺在床上看电视或者听收音机。我们的房子是九十年代的老房子，没电梯，他很少能出门。

＂今天过得怎么样？＂丈夫总是这么问我。

＂还行，和往常一样。＂我一边准备晚饭，一边简单地回应。

其实我有很多话想说，想告诉他孙教授今天又念叨他的儿女了，想说赵处长对儿子的失望，想描述王大爷是怎样照顾他的老伴的。但我最终都没说，因为不想让他担心我们的将来。

我的儿子在广东一家电子厂上班，媳妇在超市做收银员。他们租着一个小小的房子，每个月还要还房贷。前年生了个孙子，更是捉襟见肘。每次视频，我都能看到他们疲惫的脸。

＂妈，您和爸身体还好吧？＂儿子总是这样问。

＂挺好的，你们别担心，好好工作。＂我总是这样回答。

我看着他们的晚年，也时常想起自己的将来。等我干不动了，谁来照顾我和老刘？儿子媳妇远在他乡，小两口租着房子，哪有余力照顾我们？想到这里，我常常在夜深人静时掉眼泪。

上个月，我听说孙教授去世了，是在养老院安静地走的。他的儿女从国外赶回来，操办了一场体面的葬礼。我没有受到邀请，但我还是独自去了墓地，献了一束菊花。

站在墓碑前，我想起了孙教授常坐的那把藤椅，想起他给我讲的那些故事，想起他眼中的孤独。＂教授，您一路走好。＂我轻声说，眼泪悄悄滑落。

回来的路上，在小区花园碰见几位老人在晒太阳。李大妈是退休教师，张大爷曾是工厂的保安，还有王婶，一辈子在副食品商店卖货。我们坐在一起，聊起了各自的家庭和孩子。

＂我儿子想让我去他那儿住，可我不习惯大城市的生活。＂李大妈说。

＂我女儿给我请了保姆，可那保姆三天两头换，哪有自己在家自在。＂张大爷叹气道。

＂人老了就是麻烦，谁都不想拖累子女，可又怕孤单。＂王婶感叹着，目光悠远。

听着他们的话，我心里忽然有了一个想法。＂我们这么多人，为什么不互相帮助呢？＂我脱口而出。

＂啥意思？＂张大爷问。

＂就是咱们组建个＇夕阳互助会＇，大家互相照应。谁身体不舒服了，其他人去帮忙；谁家有喜事，大家一起庆祝；平时可以一起买菜做饭，说说话，解解闷。＂我越说越兴奋，＂我们这些半老不老的，互相有个照应，总比独自面对好。＂

大家眼睛一亮，纷纷表示赞同。第二天，我们七八个人聚在小区的活动室里，除了李大妈、张大爷和王婶，还来了退休医生刘叔和曾在银行工作的钱阿姨。刘叔会针灸，说可以帮大家缓解一些老年病症；钱阿姨精通算盘，可以帮大家理财。

我们约定每周三下午在活动室聚会，谁有困难大家帮忙，谁家过节一起热闹。第一次聚会，大家带来了自家拿手的点心，我做了家乡的麻花，李大妈带了她自制的豆沙包，张大爷则拿出了珍藏多年的普洱茶。

＂来，都尝尝我这茶，可是九十年代的了。＂张大爷得意地说。

＂哎呀，别装了，就你那点存货，我们都清楚。＂王婶打趣道，引得大家哈哈大笑。

就这样，我们的＂夕阳互助会＂正式成立了。每周三的下午，活动室里都充满了欢声笑语。我们一起包饺子，一起看电视剧，一起下棋打牌，偶尔还会组织小型旅行，去附近的公园或者郊外走走。

李大妈有一次腰扭了，我和王婶轮流去她家帮忙做饭打扫；张大爷感冒发烧，刘叔亲自上门给他看病；钱阿姨的电视坏了，我儿子回来探亲时，顺便帮她修好了。

这种互相帮助的生活，让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温暖和安心。即使没有子女在身边，我们也不是孤单一人。

上周，我把＂夕阳互助会＂的情况告诉了丈夫，他听了很高兴，说等天气暖和了，让我用轮椅推他去参加活动。我点点头，眼眶有些湿润。

昨天，王大爷打电话告诉我，王大娘安详地走了。听到这个消息，我立刻赶去了王家。王大爷坐在床边，抚摸着老伴生前用过的枕头，神情恍惚。

＂大爷，节哀。＂我轻声说。

＂五十三年啊，我们在一起整整五十三年。＂王大爷喃喃道，＂现在她走了，我该怎么办呢？＂

我握住他的手：＂大爷，您不是一个人，我们都在。＂

葬礼那天，＂夕阳互助会＂的成员全都来了，帮忙料理后事，安慰王大爷。葬礼结束后，我们没有立刻离开，而是留下来陪王大爷吃了顿简单的晚饭。

＂以后周三您也来参加我们的活动吧。＂李大妈邀请王大爷。

＂是啊，一个人在家多闷啊，出来走走，说说话。＂张大爷附和道。

王大爷擦了擦眼泪，点点头：＂好，我去。老伴在的时候，我就想带她出去转转，可惜她走不动。现在我替她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回家的路上，夕阳西下，余晖洒在老旧的小区上，给灰色的墙面镀上了一层金色。我站在楼下，仰望着这个生活了大半辈子的地方，突然觉得它是那么亲切，那么温暖。

岁月如灯，照亮的不仅是过去，更是将来的路。或许，人生的暮年，并不只是一个人的跋涉。晚年路上，我们可以结伴而行，互相搀扶，共同面对那些无法避免的衰老和孤独。

在这个世界上，谁的晚年都不好过，但至少，我们可以不再孤单。

来源：JessicaWilkins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