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25年4月26日上午10时，圣伯多禄大教堂外，一群人静静聚集在罗马圣母大殿的台阶上。他们每人手持一朵白玫瑰，在春日阳光下低头默哀，为一位“如父亲般”的人物送上最后的告别。这些悼念者大多并非教会高层或政要，而是社会中被边缘化的群体——贫困者、无家可归者、服刑

2025年4月26日上午10时，圣伯多禄大教堂外，一群人静静聚集在罗马圣母大殿的台阶上。他们每人手持一朵白玫瑰，在春日阳光下低头默哀，为一位“如父亲般”的人物送上最后的告别。这些悼念者大多并非教会高层或政要，而是社会中被边缘化的群体——贫困者、无家可归者、服刑人员、跨性别者、移民与难民。对他们来说，这位教宗不仅是信仰的象征，更是现实生活中极少真正关心他们的人之一。

他的名字是“方济各”。

2013年3月，当教宗本笃十六世因健康原因退位，世界迎来天主教历史上首位来自南美洲的教宗时，很多人对这个名字感到陌生。白烟升起之后，圣伯多禄广场传来了一个温和的拉丁名字：“豪尔赫·马里奥·贝尔戈利奥”（Jorge Mario Bergoglio）。

方济各教宗出身平民家庭，是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一位铁路工人家庭的五个孩子之一，祖上是来自意大利的移民。他年幼时因肺病失去一部分肺叶，此后只能用半个肺呼吸，说话的声音始终很温和。时间回到1954年，豪尔赫·马里奥·贝尔戈利奥在与女孩约会的途中，突然迈进了一间礼拜堂，他说进入圣殿后的感觉好像是“内心被什么人抓住了”似的，他还说：“就在那一刻，我知道我必须当神父。”这位年轻的化学技术员随后加入了大名鼎鼎的“耶稣会”，就此投身于教会事业。

说耶稣会大名鼎鼎，是因为它的“离经叛道”。耶稣会（Societas Iesu），全名为耶稣会士会，是天主教会中最有影响力，同时也最具争议性的修会之一。它于1534年由圣依纳爵·罗耀拉（Ignatius of Loyola）和六位同伴在法国巴黎创立，与倡导君权神授的传统教会不同，耶稣会高度知识性和社会参与意识的修会，强调文化适应。在中国、印度、日本等地传教时，耶稣会士主张理解和尊重本地文化，利玛窦在明朝传教时，就把自己打扮成古代儒生的样子，参与儒家经典研究，并把大量西方自然科学翻译成中文。

耶稣会的另一个特点，是崇尚科学与理性。耶稣会在全球建立了大量学院，教授文法、哲学与自然科学，以此推动启蒙时代的知识传播。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任明末清初钦天监掌教，就为中国带来了现代历法。耶稣会士通过传教，为世界上很多地区带去了天文、地理、数学、医学等先进的思想，因为过于先进的理念一度引发统治者的不安，耶稣会在18世纪在欧洲被多国驱逐。

方济各青年时代所见的阿根廷，正处于“资本主义边陲”时期，二战胜利后，全世界都在拥抱自由主义带来的进步，唯独拉丁美洲被排除在外。从50年代开始，拉美陷入所谓“结构性停滞”，以美国资本为首，联合本地寡头正在不断“榨取”当地每一寸土地，关键商品的出口被牢牢掌握在外资和庄园主手里，没有土地的农民为了谋生，不断迁入城市并拥挤在贫民窟（favela）里。正如《被切开的血管》的作者加莱亚诺写到：“我们的财富总是为别人而存在，我们的黄金、我们的银、我们的铜、我们的石油、我们的热带水果……从我们血液中流向他们的口袋。”

古斯塔沃·古铁雷斯神父在1971年发表《解放神学导论》（Teología de la liberación）一书，系统提出解放神学，主张教会应和穷人站在一起，参与变革社会结构，以行动消灭人类社会当中的不平等。解放神学试图把马列主义与基督教救世理念结合在一起，把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的“因信称义”发展为“因行称义”，从此，南美的神父投神父们走出教堂，参与到农耕、讲学甚至武装斗争中。70年代，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推翻尼加拉瓜独裁政权时，解放神学运动就是骨干，正如卡米洛·托雷斯所说：“如果耶稣还活着，他一定是个游击战士。”

解放神学的出现，深刻影响了青年时期的方济各。1973年，他成为阿根廷耶稣会会长，三年后军政府上台，开始大肆镇压左翼群众，数千人遭受酷刑、被杀害或失踪。方济各则直接在教堂里庇护被搜捕的年轻人，那是动荡的1976年，他在自述中反思，“教会不是象牙塔，而应是包扎伤口的战地医院”。

方济各坐小巴、骑自行车，在修道院里，在拉丁美洲尘土飞扬的小路上辗转，追随他的信众越来越多，他相信教会的本质是社会拓展，而不是教义之争。在担任枢机主教时，方济各就以简朴为名，他不住在主教宫，而是住在一所小公寓里，每天自己煮东西吃，践行者自己当初的理想。

从当选教宗起，方济各便表明自己将有所不同。他不穿红色的冠冕，而是一袭白袍，在与枢机主教会面时并未端坐于教宗宝座，而是站立与人交谈，面对教会——这个存续超过两千年的组织，现实是另一番景象。

自罗马帝国以来，教会有着奇奇怪怪的条条框框，尤其是在中世纪与封建王权的斗争中，罗马天主教在行事风格上一直维持保守化的形象，至少外在是这样。神职人员只能由单身男性担任，但是人就有欲望，性侵丑闻是是教会迈不过的坎。

20世纪80年代，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的调查记者杰森·贝利开始追踪一个名叫吉尔伯特·高斯（Gilbert Gaothe）神父的性侵事件，从而引发了一连串丑闻的曝光，奥斯卡获奖电影《聚焦》（Spotlight）便是改编于此。经过调查，仅仅在美国的宾夕法尼亚州，就有超过300名天主教牧师涉嫌对儿童进行性侵，受害者超过1000人，事件长时间得不到公布，除了传统的性羞耻以外，还在于神职人员带有的那一点点特权光环，教会为了声誉而选择压下举报。

在2013年就任教宗后，方济各旋即开始改革。他先下令将已有的案件统统移送司法部门，超过250人被追责；同时他下令成立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成员包括性侵受害者、法律专家与心理学者，借此减少此类事件的伤害；在2019年，方济各下令废除神职人员保密原则，让一切丑恶之事都暴露在阳光之下。在一次接见受害者时，当着6位受害者的面，方济各做出了道歉：“在上帝和他的子民面前，我为神职人员对你们犯下的性侵罪行和罪孽表达我的悲痛。”

他在改变，并且面对纷繁复杂的局势，他必须做出改变。就任教宗之后，方济各前往罗马一间少年监狱，为12名少年犯洗脚，以此教诲他们改过自新。这是教宗首次到监狱履行洗脚礼、也是教宗首次为穆斯林洗脚。他与东正教牧首会面——这是罗马帝国分裂一千多年后双方的首次会面。他在久经战火的中东呼吁穆斯林和基督徒一起为和平祈祷，在伊斯兰激进分子发动袭击后，他强调不应将伊斯兰教与暴力划上等号，他说：“如果我要谈论伊斯兰暴力，那么我也必须谈论天主教暴力。”

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后，他是第一个来到基辅的宗教领袖，看望群众的同时，他呼吁停止俄乌战争，称这是一场“荒谬而残酷的战争”。因为这一系列的行动和发声，《时代》杂志评选方济各为年度风云人物，盛赞他是“人民的教宗”。在2013年采访中，西方记者抛出了那个问题：您如何看待同性恋。他回答道：“如果一个人是同性恋，寻求上帝、满怀善意——我有什么资格可以评判他？”(“Who am I to judge?”)

这句话彻底震动全球舆论，被视为教廷对性少数群体态度的根本转折——不仅因为其放下审判的姿态。他的前任教宗本笃十六世那里，同性婚姻视为“威胁家庭与社会秩序的潮流”。在保守的时代里，任何不能自然导向生育的性行为都被视为罪恶，为了维持所谓的“传统”和“家庭价值”，教会在超过千年的时间里打击和迫害性少数群体。

方济各的态度不止停留在语言上，2020年纪录片《方济各》中，他明确表示：“同性恋者是上帝的儿女，他们有建立家庭的权利。我们需要制定民事结合法律。”到了2023年，方济各再次公开表示：“同性倾向本身不是犯罪”，并批评世界上仍有国家将同性恋定罪是不公义的。他在任上准许神职人员为跨性别信徒受洗以及为同性伴侣祝福。2023年，意大利一个LGBTQ+教会登门拜见，他主动伸手迎接对方，——这些都打破了教会千百年的条条框框。

方济各真正颠覆传统的，是允许已婚人士和女性担任神职，4位保守派红衣主教公开批评他的改革，认为他导致了教义混乱，他却幽默地回应：“梵蒂冈有些人患有精神阿尔茨海默症。”

他在意大利南部的蓝佩杜萨岛举行弥撒，为溺死海中的难民祷告，并怒斥全球对难民死亡的“习以为常”；他关心气候变化，呼吁保护环境，谴责了全球资本主义剥削穷人的过度行为；他不忘直指当今动荡和撕裂的根源——全球经济体系中的不平等现象，警告“冷漠的全球化”正加剧人类苦难。

甚至于在去世的前一天，他还在外交事务上接见了美国副总统万斯，他说过：“当你面对僵局时，你要找可能的方式，而不是理想的方式，去解决。”

在方济各推动更包容的教会精神之后，世界各地的地方教会得以凭借各自文化、社会现实为背景，展开不同步但方向一致的探索，尤其在德国、比利时、美国等国家，出现了较为显著的LGBT接纳与支持，譬如德国的“为天主教出柜”运动（OutInChurch）促使数百名教会职工公开性少数身份。

当方济各的时代落幕后，继任者还能接过他的光辉吗？

经过两日的枢密会议，西斯廷礼拜堂的烟囱终于冒出白烟，选出第267任教宗“良十四世”。现年69岁的罗伯特·弗朗西斯·普雷沃斯特出生于美国芝加哥，在秘鲁任职二十年。作为圣奥斯定修会的成员，他致力于帮助穷人、关注移民，并走到民众中间。

选择“良”这个名号，也是他也希望延续前任教宗的遗绪：13世纪曾有一位“良修士”，是方济各会创始者“亚西西的方济各”（St. Francis of Assisi）的好朋友；后者就是刚过世的教宗选用名号时想致敬的对象。

与大众所理解的新教有所不同，宗教改革初期的新教带有强烈的反权威、解放性特质，但在20世纪尤其是下半叶以来，一部分新教徒（尤其是在美国）日益走向神学和文化上的保守主义，诸如美国的新教福音派，完全从“字面含义”理解圣经，视自己为“文化战争”中的守望者，致力于“复兴基督教道德秩序”。

福音派长期是共和党的“铁票仓”。自里根时代以来，共和党成功将“基督教价值”与自由市场、反堕胎、反同性婚姻结合起来，形成了所谓“保守联盟”，再加上天主教保守派人口，他们占到美国的总人口的近三分之一，特朗普能够再次入住白宫，在其背后的影响力可谓不小。

当良十四世加冕时穿上红色的冠冕，也意味着他在某种程度上回归了“传统”。就职演说中，良十四世首先提及了对全球和平的关切，他特别强调对话与接纳：“我们必须共同摸索如何成为一个传教的教会，一个搭起桥梁、建立对话、永远像这座广场一样张开双臂，接纳所有需要我们款待、陪伴、对话与爱的人。”

他曾在2012年发表过批评同性恋生活方式的言论，但在最近的讲话中，他强调了教会的团结和对所有人的爱，LGBTQ+社群希望他能延续方济各的包容政策，作为基督教世界的领袖，保守派的诉求不能不考虑，毕竟开头批判方济各的保守派主教，正是来自美国。

可以直观地判断，他几乎无法在核心教义层面进行剧烈改革。与其说他是一位革命家，不如说他更像一位技巧高超的“教会调解者”——他的任务是维持共识、控制分裂、延续福音传播的能力，而不是重写教义书。

方济各的改革为教会带来了新的思考和方向，但要实现真正的包容和平等，仍需教会在教义和实践上做出更多努力。至少过去十几年里，方济各用行动告诉世界：信仰的本质，从不是排斥异己，而是拥抱他人。

来源：讲述彩虹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