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书中南香红记录了这一场景：日本记者近藤在曾最先遭受鼠疫的常德采访，在摄像机拍摄时，一位老伯突然冲上来教训：“你们日本人怎么可以到常德来做那么多坏事，杀人、强奸妇女？！”王选把老者的话翻译给近藤听，近藤涨红了脸，向老者说：“我不是能够有资格代表日本国家向你们道歉

《没有结束的细菌战》南香红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劫波亭，亭后石碑为义乌细菌战死亡者名单，这份1315人的死亡名单是在细菌战诉讼推动下，义乌原告和受害者逐村逐户调查出来的。南香红 摄

书中南香红记录了这一场景：日本记者近藤在曾最先遭受鼠疫的常德采访，在摄像机拍摄时，一位老伯突然冲上来教训：“你们日本人怎么可以到常德来做那么多坏事，杀人、强奸妇女？！”王选把老者的话翻译给近藤听，近藤涨红了脸，向老者说：“我不是能够有资格代表日本国家向你们道歉的人，但我作为记者，可以把这里拍下来告诉日本人民。” 刘雅玲 摄

1997年8月11日上午9点30分，在土屋公献律师的带领下，日本律师团、中国原告团、日本声援团向东京地方法院递交诉状。南香红在书里不但写到了细菌战对各地中国人民所造成的伤害，更难能可贵的是记录了这场中日人民联手的诉讼战中，中国受害者们在慢慢学习如何为自己发声，如何用法律维护权益，表达诉求，中国地方政府、中国爱国企业、在日华人学者专家、日本律师团体和民众等多方面的支持，汇聚成一股坚韧而团结的力量，共同为细菌战受害者声讨正义。

看到林山寺日军活体解剖的王菊莲。南香红摄于2015年

因为一个采访任务，我见到了中国细菌战受害者对日诉讼原告团团长王选。

我面前的这个女人很漂亮，但眼神里却有一种极度的疲劳和忧郁。

因为这次采访，我走进了人类文明史最黑暗的一页：在中国东北的日本731细菌工厂，强壮的中国男人体内被注入了鼠疫、霍乱、炭疽、鼻疽、破伤风、气性坏疽等各种病菌，成为培养细菌的活体，他们被关在秘密的牢房里，观察、取样，放血，然后被送上手术台解剖，最后被投进焚尸炉里烧成灰烬。而用他们的身体培养出来的细菌，却活着，被制造为致命的细菌武器，配合作战，撒播或投放到中国人口聚集的重要地区。鼠疫这种被称为“黑死病”的人类第一恶疫的细菌，被“死亡工厂”成批量的制造出来，用作战争武器，人为的引起恶疫流行，制造社会恐慌；霍乱被注射进水果和食物，分给饥饿的中国百姓和中国战俘，然后暗中看着他们挣扎着死去……

▲中国细菌战受害者在战争结束半个世纪后，第一次作为证言者（证人）出现在日本，向日本民众讲述自己家族的经历。（右为王选）

“看见了，就不能背过身去。”

这是第一次采访王选时，她说下的让我震惊的一句话。

1995年王选看到了一张照片，那是被五花大绑在一起的三个中国男人，他们即将被送去做人体试验的“材料”，在731细菌工厂，用作人体实验的人被抹去了名字，统一称作“圆木”，以一根一根来计算。这三个结实的中国男人，特别是那个剃了光头的只有20来岁的男孩，目光单纯，直视着镜头，似乎全然不知等待着他的是什么厄运。

王选接住了那男孩的目光，瞬时泪流满面。

“这是谁家的儿子？他们是谁的父亲？”她发出这个带有人性温暖的问题，“他们的父母、妻子一定在等着他们回家吧？”

“看见了，就不能背过身去。”这个既感性又理性的女人决心要做些什么，从此调转了人生的船头。

2002年第一次采访的时候，我对细菌战全然不知，脑子里只有一点731部队人体实验的印象。我后来给自己找到理由：王选也是42岁才知道的，因为细菌战的历史已然被人为掩盖了近半个世纪，加上岁月的浮尘，记忆在消散中。后来在采访中我问过许多人，是否知道细菌战，只有少数人大约知道一点731部队的人体实验，而大多数人和我一样，对细菌战浑然不知。

2015年我沿着浙赣线采访，这里是日军当年实施细菌战的战区，我见了很多烂腿老人，他们从几岁时就开始出现溃烂，渐渐糜烂至骨头，烂了一辈子。他们中有的人因而终身未能娶，孤独一生。这些疑似日军炭疽菌、鼻疽菌以及糜烂性毒气造成的溃烂，对这些老人来说，战争还在他们身上延续，和平时期还在做着战争的噩梦。

我看见了细菌战鼠疫受害者心里的悲苦。亲人们在眼前一个一个不明原因地死去，身体变黑色并卷曲成一团，不明就里的人们称这种病为“乌煞”，以为是自己的行为触犯了神灵，或者上辈子积善不够。

我看到因为恶疫流行而造成的军政慌乱、社会失序和亲缘关系离间，谣言和真相一起四处传播，大战在即，敌军已经兵临城下，而疫病依然汹汹，危及军民生命，战斗和防疫该当何去何从？某种意义上鼠疫、霍乱都是一样的，它们都是一场场的生物灾难。

日本侵华战争对于中国来说是一场国家民族的灾难，也是构成许许多多家庭的灾难，然而这场战争中还有一场隐蔽的不为人所知的更残酷的战争——细菌战。

日本是首个被核武器攻击的国家，而中国则是首个被细菌武器大规模攻击的国家。原子弹在广岛、长崎的投爆，使核武器对人类的毁灭性危害成为举世皆知的常识，而生化武器的杀戮力，如来自地狱的恶魔般邪恶，远不为世人知晓。细菌武器的危险较原子武器有过之而无不及，原子武器是瞬间的毁灭，细菌武器却无声无息，来去无踪；原子武器是精准定位、预先设定的毁灭，细菌武器却是无形中的传染，无休止的蔓延，在植物、动物、人类生命体之间传递着死亡，就像是打开了、再也合不上的潘多拉的盒子。甚至使用细菌武器的人都无法预知其会扩散到什么范围，造成多少死亡。细菌造成的污染把普通日常生活的空间、社会关系、自然环境变为杀人凶器，即便战争已过去80年，那些被攻击污染的地区还可以检测到病菌，仍然存在威胁着人类生存的安全隐患。

中国的细菌战鼠疫幸存者，崇山村的王晋悌，却在孤独和悲哀中死去，那是一个特殊的日子——2009年8月6日——与日本广岛万民举行遭受原子弹轰炸64周年纪念为同一天。王晋悌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什么也没有得到：正义、道歉、赔偿、抚慰甚至同情。他作为证人站在日本的法庭、媒体的镜头前，奋力向世界发出呐喊，但掩盖、遮蔽、遗忘的幕帐太厚太沉重，这声音显得极其微弱。

日军在中国战场大规模的细菌武器使用是人类有史以来首次以中国人付出无数生命得来的经验和教训，应该作为警钟向人类长鸣：细菌生化武器的威胁在今天也依然存在，人类应该建立超越民族和国家的对细菌生化武器的共识，避免再次重蹈覆辙。

直到今天，细菌战仍然是日本国家最高层的“taboo”（禁忌）：不承认事实，不公开资料，不道歉赔偿，对受害者的诉求置若罔闻。

细菌战一直是一个巨大的历史“黑洞”。

作恶者总是借消灭历史来掩盖罪行，所以还原历史保存真实的历史，是反思并矫正人类行为的起点和前提。

对我来讲，这是另一种看见，是在历史事实之上的看见。这是我一而再再而三地持续写细菌战的原因，也是启动写作本书的一个枢纽。

731细菌工厂和细菌战的残酷，已然成为历史。但细菌战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则一直延续到现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细菌战仍没有结束，是正在行进中的历史。作为一名记者，所能做的不多，唯有记录，也唯有记录能够永存。

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反战力量的揭露反思，一点又一点材料的发现、发掘、拼凑（这个过程至今还在继续，新的材料还在发现中），使细菌战事实慢慢地显示出来；1997年中国受害者加入，他们从控诉自己、亲人、家族的受害开始，成长为村庄、乡镇、城市受害历史的调查者，一沙一滴的力量，最终汇成修补历史的民间行动。

对日细菌战诉讼经过十年三审，虽然以败诉终结，但日本最高法院全面认定了中国180名受害原告举证的细菌战事实，第一次从法的层面认定细菌战的存在及其对中国的伤害，从而使细菌战这一日本国家秘密被披露、被认定、被世人所知。在此之前，日本是否在中国进行过细菌战，一直处于非确定状态；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细菌战，一直没有历史定论。

日本立教大学历史学教授上田信在接受我采访时说：“在日本有些人是希望随着战争亲历者的年高辞世，这件事就翻篇儿，成为过去。”赶在当事者日日老去，将记忆带进坟墓——“历史窗口关闭”之前，把事实记录了下来就成为当务之急。崇山村的王晋悌，没有等到日本政府的道歉，但他和他的同伴调查出的1240人受害名单，已经雕刻在义乌细菌战受害者纪念碑上。纪念碑上的一个个名字，曾经是父亲、母亲、妻子、儿女，但却死于“日本人放的鼠疫”。细菌战第一次有了世界性的言说场合，有了“记忆场”。相比犹太人建造的战争受害纪念碑和记忆场，这虽然仅仅是一个开始，但却是一次对战争创伤的抚慰、宣泄和纾解，是一次战争创伤的集体治疗。

王晋悌人已不在，却留下了历史。

我的报道任务早已执行完，如今的写作是在执行我自己的任务。这是责任，也是使命，是一个记者无法推却、无法躲避的职业操守。

来源：北京日报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