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雨点落在屋檐下，许秀芬拖着行李站在那扇熟悉的红漆木门前，手指几次抬起又放下。忽然，门开了，赵大山端着饭碗愣在那里，眼神仿佛穿越了三十年的光阴。

归来

雨点落在屋檐下，许秀芬拖着行李站在那扇熟悉的红漆木门前，手指几次抬起又放下。忽然，门开了，赵大山端着饭碗愣在那里，眼神仿佛穿越了三十年的光阴。

我叫许秀芬，今年六十有八，曾是纺织厂的女工组长。那个站在门口的男人是赵大山，我的前夫，如今依然住在我们当年的家。

时间回到一九七七年那个春天，彼时＂文革＂的余波仍在各处激荡。厂里的大喇叭整日播放着＂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车间里的＂忆苦思甜＂会也没有停过。

那时候的我，头上别着红星发卡，腰间系着蓝白条纹的腰带，是厂里出了名的＂积极分子＂。

赵大山则不同，他是车间的技术骨干，为人沉默寡言，总是埋头钻研技术。他说技术是硬道理，比什么都实在。

那年春天，全国上下正在讨论＂真理标准问题＂。我和赵大山在这个问题上起了争执。

他坚持认为应该＂实事求是＂，批判极左思潮；而我却固执地认为这是对毛主席的不敬。那时的我们，都将政治信仰看得比柴米油盐更重要。

＂老实说，难道实践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吗？＂赵大山气得拍桌子，茶碗里的水都荡出来了。

＂修正主义！你这是受了那些资产阶级右派的影响！＂我也扯着嗓子喊回去。

那天傍晚，我们争吵到最后，谁都没让步。我气得浑身发抖，拿起我爹娘当年给的那只铝制饭盒，装了几件换洗衣服，转身就走。

＂你要去哪儿？＂赵大山在背后喊。

＂去南方！去你够不着的地方！＂我头也不回地扔下这句话。

就这样，我离开了北方的家，南下到了广东的一家纺织厂。初到南方，我听不懂当地方言，吃不惯当地食物，每天晚上都偷偷哭。但那时的我，倔强得很，宁可咬牙忍着，也不肯回头。

日子一天天过去，南方的改革开放步伐比北方快许多。我渐渐见识了外面的世界，思想也慢慢有了变化。待到邓小平南巡讲话传开，我才恍然大悟——原来赵大山当年说的没错。那时候再想回头，却已是物是人非，我拿不出那个勇气。

三十年间，我从普通女工做到了车间主任，又赶上下岗潮被分流到了外资企业。打工、退休，一晃就是大半辈子。直到今年听说老厂区要拆迁，我才从邻居那里打听到赵大山的消息——他一直未娶，仍住在老房子里。

＂你……＂赵大山手中的搪瓷碗微微颤抖，那碗里装的是酱肘子，我曾最拿手的菜。

时间仿佛在这一刻凝固了。我望着他，他的头发已经花白，脸上的皱纹像是树皮上的纹路，深深浅浅地刻满了岁月的痕迹。

＂我听说你一直没娶。＂我的声音掺杂着雨水的潮湿。

赵大山沉默了片刻，喉结上下动了动，低声说：＂进来吧，外面下雨了。＂

院子里的老槐树依然粗壮，只是树皮上的沟壑比从前深了许多，像是岁月在我们脸上刻下的痕迹。角落里，那个用来堆放煤球的小土堆还在，只是如今已经长满了野草。

赵大山没说话，侧身让我进屋。跨过门槛的那一刻，一股熟悉的气息扑面而来——饭菜的香味，老旧家具的木头气息，还有那淡淡的烟草味。

堂屋里的陈设几乎没变，那张老式缝纫机还在角落，上面落了灰。八十年代的电视机摆在正中，周围是一些年画和奖状。墙上还挂着那幅我们结婚时照的黑白合影，已经泛黄了。

我的心突然揪了一下。这些年，他连照片都没有摘下来。

＂你喝茶不？＂他从瓷缸里倒出一杯浓茶，递给我。

＂好，谢谢。＂我接过茶杯，茶水是热的，温暖了我冰凉的手指。

这时，隔壁的王师傅探头进来，见到我后眼睛一亮：＂哎呀，这不是许组长吗？真的是你回来啦？＂

＂王师傅，您还认得我呐？＂我忍不住笑了。

＂怎么不认得？当年厂里谁不知道许秀芬？＂王师傅一脸诧异，然后又转向赵大山：＂老赵，元宵节不用再点两盏灯笼啦！＂

赵大山呵斥道：＂老王，管好你自己的事！＂但耳根已经红了。他摆摆手，示意王师傅离开。

＂点灯笼？＂我疑惑地问。

赵大山没有回答，只是转身去了厨房，嘴里嘟囔着：＂先吃饭吧，饭都凉了。＂

我心里一颤，原来这些年，他一直为我和他点着灯。旧时的习俗，元宵点灯为团圆，为离家的人照亮归途。三十年来，他一直没有放弃盼我回来的希望。

坐在饭桌前，我忍不住打量着这个熟悉又陌生的家。桌上的菜不多，除了那盘酱肘子，还有一碟炒青菜和一碗白米饭。简单，却温暖。

＂你还做酱肘子啊？＂我试着打破沉默。

＂嗯，隔三差五做一次。习惯了。＂他低头扒着碗里的饭，声音闷闷的。

吃完饭，赵大山打开了那台老式收音机，里面正在播放《在希望的田野上》。这首歌在八十年代初非常流行，每次听到，我都会想起北方的土地和人。

＂厂里的人都怎么样了？＂我问。

＂老王家的儿子当了厂长，不过现在厂子改制了，变成了股份制企业。老李退休了，在家看孙子。小张去了外企，听说混得不错……＂他一一道来，像是在念一份名册。

我点点头，心里又一阵酸楚。这些年，我错过了太多。

晚饭后，我从行李里取出一个旧皮箱，里面是当年我带走的东西：几张宣传画，我们的结婚证，还有一件褪色的蓝色工装。

＂这些，我一直留着。＂我轻声说。

赵大山默默地接过，手指轻轻抚过那张泛黄的结婚证，上面的我们笑得那样年轻。结婚证的一角已经磨损了，可以看出被翻看过无数次。

＂厂区要拆迁了，＂我继续说道，＂老宿舍都要拆掉。我想，也许可以回来看看，看看……你。＂

赵大山点点头，从柜子里拿出一个红色的存折：＂这些年，我把你的那份工龄补贴都存起来了。虽然厂子经历了改制，但是老职工的待遇还是保留了。这些钱，本来是准备等你回来再给你的。＂

我鼻子一酸。三十年啊，多少人早已重新组建了家庭，而他却一直留着我的那一份。

＂这些年，你过得怎么样？＂赵大山问，眼睛里有着说不出的关切。

＂还行吧。＂我强忍着泪水，＂刚去南方那会儿挺难的，听不懂广东话，吃不惯那里的食物。后来慢慢习惯了，也学会了他们的语言。工作上还算顺利，前几年退休了。＂

＂你……有没有再找过别人？＂他问这话时，声音明显颤抖了。

我摇摇头：＂没有。一个人也挺好的，自由自在。＂

实际上，这些年也有人追求过我，但每次想到赵大山，我就无法接受别人。也许在心底，我一直期盼着有一天能回到这个家。

夜深了，窗外的雨停了，月光透过窗户洒进来，在地板上留下一片银色的光斑。

＂你睡里屋吧，我打地铺。＂赵大山说。

＂不用，我睡外面沙发就行。＂我连忙说。

＂别客气，一路上你也累了。＂他没有多说，只是把被褥搬到了外间。

躺在熟悉的床上，我闻到了被子上淡淡的肥皂香。床头还放着一个小闹钟，是我们结婚时买的那个，居然还能走。时针分针在黑暗中发着微弱的光，一分一秒地走着，像是在计算这些年我们错过的时光。

第二天一早，我被窗外的鸟叫声吵醒。推开窗户，院子里的老槐树上有几只麻雀在跳跃。赵大山已经起来了，在厨房里忙活。

＂醒了？来吃早饭吧。＂他端出一碗热气腾腾的小米粥，还有几个刚出锅的肉包子。

＂你还记得我爱吃肉包子？＂我有些惊讶。

＂记得。＂他简短地回答，＂你最爱吃肉包子配小米粥，说这是北方人的早饭。＂

吃过早饭，赵大山说要带我去看看老厂区。我们慢慢走在熟悉的街道上，街道两旁的柳树已经枝繁叶茂，遮住了大半个天空。

＂记得那年你走的时候，正是四月，柳絮漫天飞。＂赵大山突然说。

我点点头：＂我记得，那天我气冲冲地走出家门，一路上被柳絮迷了眼睛，走到半路才发现自己忘了带钱。＂

＂我知道，我跟在你后面一直到火车站。＂赵大山轻声说，＂看着你在窗口买票，然后上了南下的火车。我想追上去，可是想到我们争吵的那些事，又停下了脚步。＂

我惊讶地看着他：＂你跟着我？我怎么不知道？＂

＂我就在远处看着，没敢靠近。＂他苦笑一下，＂那时候我们都太倔了，谁也不肯低头。＂

走到厂区门口，我们停下了脚步。曾经气势恢宏的大门如今已经斑驳不堪，上面的＂人民纺织厂＂几个大字已经掉漆了。门口贴着一张告示，写着拆迁的日期和补偿方案。

＂再过两个月，这里就要拆了。＂赵大山说，＂要建商品房和购物中心。＂

我们绕过大门，从后面的小路进入厂区。曾经热闹的车间如今空空荡荡，只剩下几台废弃的纺织机在角落里积灰。宿舍区还有一些老人在晒太阳，看到我们，纷纷打招呼。

＂这不是赵师傅吗？旁边这位是？＂一位老太太好奇地问。

＂这是秀芬，许秀芬。＂赵大山介绍道。

＂哎呀，是许组长回来了？＂老太太惊讶地看着我，＂我是李大娘啊，还记得我不？＂

我仔细看了看，才认出这是当年车间里的老李婶：＂李婶，您老还硬朗着呢！＂

＂硬朗什么啊，老胳膊老腿的，不中用了。＂李大娘笑呵呵地说，然后又意味深长地看了我和赵大山一眼，＂你们俩这是……和好了？＂

＂我们——＂我刚要解释，赵大山打断了我。

＂秀芬回来看看老地方，听说要拆迁了。＂他平静地说。

李大娘点点头，眼睛里却闪着了然的光：＂难怪这些年你一直守着那个家，原来是在等她回来。＂

我心里一震，看向赵大山，他却避开了我的目光。

离开李大娘家，我们走到了厂区后面的小河边。这条河曾是我们年轻时常来的地方，夏天的傍晚，我们会坐在河边乘凉，谈论未来的计划。如今河水依然清澈，两岸的柳树更加茂密了。

＂记得吗，那年夏天，我们就在这里说要一起去看大海。＂赵大山坐在河边的石头上，望着远方。

＂记得。＂我点点头，＂南方的海我去看过了，很蓝很广阔，但总觉得少了点什么。＂

＂少了我吧。＂他自嘲地笑笑。

我没有否认，只是轻轻地说：＂是啊，少了你。＂

走回家的路上，我们经过了那条记忆中的小巷。巷子里的砖墙上还留着当年的标语：＂抓革命，促生产！＂只是字迹已经模糊了。

＂那时候我们都太年轻太冲动，把政治看得太重。＂赵大山说，＂现在想想，不过是些口号罢了，值得我们为此分开一辈子吗？＂

＂当时我就是犟，认定了的事不肯回头。＂我叹了口气，＂等到明白过来，已经过去那么多年，我不敢回来了。＂

＂怕什么？＂

＂怕你已经有了家庭，怕面对当年的选择，更怕看到你过得不好。＂我老实承认。

赵大山摇摇头：＂我等了你三十年，就算你不回来，我也会等到老厂区拆完，等到我们这批老人都走了。＂

回到家，赵大山从柜子里拿出一个红色的铁皮盒子，里面整整齐齐地放着一摞信。

＂这些都是我写给你的信，从你走后的第一个月开始，一直到前年。每个月一封，从来没断过。＂他把盒子推到我面前，＂只是我不知道你在哪里，所以从来没寄出去过。＂

我小心翼翼地打开盒子，拿出最上面的一封信。信纸已经泛黄，上面的字迹却依然清晰：＂秀芬，你走了一个月了，厂里的柳树开始落叶……＂

泪水模糊了我的视线，我无法继续读下去。三十年的思念，三百多封从未寄出的信，这份情比山高比海深，我如何承受得起？

＂赵大山，你这个傻子！＂我忍不住哭出声来，＂你为什么不去找我？＂

＂我找了。＂他低声说，＂七九年我去了广州，打听到你在那边的纺织厂，但厂门口我站了一整天，没有勇气进去。八五年我又去了一次，那时候你已经调到了深圳。我在深圳转了三天，最后还是没能找到你。＂

＂那你为什么不寄信给我？＂

＂寄了，寄到广州的厂里，但都被退回来了。后来听说你改了名字，我就更不知道怎么联系你了。＂

改名字是真的。那时候我气不过，在南方厂里用了＂林秀芬＂的名字，把＂许＂改成了＂林＂。没想到这一改，竟然让他找不到我了。

晚上，我们坐在院子里的小板凳上，看着满天的星星。北方的夜空特别清澈，星星密密麻麻的，像是撒了一把碎银。

＂你还记得我们在这院子里种过向日葵吗？＂赵大山问。

＂记得，那年夏天开得可好了，一大片金黄色。＂我回忆道。

＂秀芬，当年的事，我想和你说声对不起。＂赵大山突然说。

＂该说对不起的是我。＂我摇摇头，＂我太固执了，不该那么冲动就走。＂

＂我们都有错。那时候的政治压力太大，每个人都不容易。＂赵大山叹了口气，＂现在回头看，那些争论有什么意义呢？我们都是普通人，只想过好自己的日子。＂

月亮从东边升起来，皎洁的月光洒在我们身上。院子里的老槐树在微风中轻轻摇曳，发出沙沙的响声。

＂赵大山，我问你个问题。＂我突然说。

＂你问。＂

＂这些年，你真的没有找过别人吗？＂

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轻声说：＂找过。八十年代中期，单位给我介绍过一个对象，是会计科的小李。我们处了半年，差点订婚了。＂

我心里一沉：＂那后来呢？＂

＂后来我去深圳找你那次，回来就分手了。我知道自己心里还放不下你，不能耽误人家姑娘。＂

我心中五味杂陈。原来他也曾试图放下我，只是最终还是选择了等待。

＂你真傻。＂我轻声说。

＂是啊，我就是个傻子。＂他自嘲地笑了笑。

第二天，我决定收拾旧房子。老厂区马上要拆迁了，总要把这些年的东西整理一下。赵大山二话不说，和我一起动手。

我们打开了许久没开过的箱子和柜子，里面是我们年轻时的物品：工作证、奖状、照片、还有一些信件和小物件。每一样东西都承载着一段记忆，像是在翻阅我们共同的历史书。

整理到下午，我在衣柜最底层发现了一件红色的毛衣。

＂这是……＂我拿起毛衣，惊讶地发现这是我当年亲手织的。

＂你走之前织的，说是送给我的生日礼物。＂赵大山解释道，＂你走后我才在柜子里发现的，一直舍不得穿，怕穿坏了。＂

我抚摸着毛衣上的花纹，那是我用心设计的图案，代表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如今再看，针脚稚嫩，图案也不够精美，但它却成了这三十年里最珍贵的礼物。

＂穿上试试？＂我把毛衣递给他。

赵大山摇摇头：＂早就穿不下了，那时候我还是八十多斤的瘦小伙子，现在都一百六了。＂

我们都笑了。是啊，青春已逝，我们都已不再年轻，但心里那份情却一直没有变。

晚上，我从赵大山找出了那台老式收音机，调到了经典音乐频道。《在希望的田野上》的歌声缓缓流出，让我想起了那个充满希望的年代。

＂那时候，我们总觉得未来会更好。＂赵大山感慨道。

＂未来确实变好了，只是我们错过了一起见证的机会。＂我说。

天色渐暗，东方的天空透出一丝亮色。赵大山站起身，说：＂我煮了饺子，还是韭菜馅的，你最爱吃的。＂

听到这话，我的眼睛又湿润了。三十年过去，他还记得我爱吃什么。这份情，值得我用余生去珍惜。

＂以后，我们就在一起吧。＂我鼓起勇气说，＂不管厂区拆不拆，我们都不再分开了。＂

赵大山的眼睛亮了起来，他握住我的手，轻声说：＂好，我们不再分开。＂

夜幕降临，老宿舍楼里的灯一盏盏亮起。这一次，我不会再离开了。在岁月的风霜中，我们终于学会了包容与理解，重新找回了那份简单而温暖的心安。

元宵节那天，赵大山照例挂起了两盏红灯笼，一盏为他，一盏为我。只是这一次，我就在他身边，一起点亮了归家的灯火。

＂往后余生，我们一起走。＂赵大山看着我说。

我点点头，握紧了他的手：＂往后余生，不再错过。＂

来源：一遍真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