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周大强，你再敢拿泥巴砸我，我就告诉你妈！＂小芳站在街头，扎着两根羊角辫，眼睛里盛满愤怒的泪水。

邻家玩伴

＂周大强，你再敢拿泥巴砸我，我就告诉你妈！＂小芳站在街头，扎着两根羊角辫，眼睛里盛满愤怒的泪水。

她的脸蛋被我砸中，沾了一大块黄泥巴，像是贴了块难看的膏药。

那是1965年的夏天，北方小城的街道上尘土飞扬。我家与李小芳家只隔着一条窄窄的胡同，从我记事起，我们就是最好的玩伴。

我们家住在一排砖瓦平房里，门前有棵老槐树，夏天乘凉，冬天挡风。门口时常放着我爹修鞋的小凳子和工具箱。

她家是旧社会的小杂货店主，成分不好；我家是工人家庭，在那个年代算是＂根正苗红＂。我爹在钢铁厂做工，是个有名的劳动模范，胸前别着闪亮的奖章，经常被请去开表彰大会。

＂你快别砸了，再砸我妈要骂我了！＂小芳抹了一把脸上的泥巴，却把脸蹭得更脏了。

我嘿嘿一笑：＂谁让你说我捏的坦克不像呢？＂

我们常在放学后一起玩泥巴、过家家。小芳有一双灵巧的手，能把普通的泥巴捏成栩栩如生的小动物。

＂看，这是小兔子，这是小猫咪。＂她总是骄傲地向我展示她的作品。

我则喜欢用泥巴砌城墙，说要保卫祖国。那时候的快乐，就是这么简单纯粹。

＂大强，你说我们长大了会做什么呀？＂有一次，小芳突然这样问我。

＂我要像我爹一样，在钢铁厂当工人，为国家建设出力。＂我拍着胸脯说道。

＂我想当老师，教小朋友们认字、读书。＂小芳眼睛亮晶晶的。

那时候的我们，对未来充满了天真的想象，不知道生活会有多少弯弯绕绕。

文革开始那年，我十三岁，小芳十二岁。街道上的大字报越贴越多，高音喇叭整天播放着激昂的口号。

＂打倒资本主义走资派！＂＂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这些口号充斥着我们的耳朵。

小芳家的门窗被贴了封条，她爸爸被批斗。我有一次远远地看见李叔叔戴着高帽子被游街，低着头，肩膀垮着，像是一下子老了十岁。

＂大强，别看了，回家！＂我爹发现了我，一把将我拉回家。

＂可是李叔叔他——＂

＂闭嘴！你还小，有些事不懂。以后不要和小芳来往了，她家是资本主义的尾巴，会影响你的前途。＂我爹严厉地说。

我家里人告诫我不要与＂黑五类＂的孩子来往，但每当看到小芳独自一人低着头走过胡同，我都会偷偷塞给她一块糖，或者一个煮熟的红薯。

＂这是我娘蒸的窝窝头，你拿回去吃吧。＂我把用报纸包着的窝窝头塞给她。

＂大强，你不怕被人看见吗？＂她总是这样小声问我，眼睛里闪烁着泪光。

＂怕什么，我们是玩伴啊。再说了，我是工人子弟，谁敢说我什么？＂我故作豪横地说，心里却也忐忑不安。

有一次，我正偷偷和小芳说话，被居委会王大妈看见了。

＂周大强，你爹是劳模，你咋能和黑五类的孩子混在一起？想让你爹丢人现眼啊！＂王大妈尖声叫道。

回家后，我挨了爹的一顿痛打。他用皮带抽打我的腿，嘴里不停地说：＂不听话的孩子，长大了会误入歧途！＂

我疼得直哭，心里却暗暗想：小芳怎么就是歧途了？她不过是和我一样的孩子罢了。

1969年，我们都下乡了，却分到了不同的生产队。知青生活苦，从城里来的孩子普遍吃不消农村的辛苦劳作。

我被分到了大队养猪场，每天和猪粪打交道，皮肤裂口子，手上全是老茧。早上天不亮就得起来喂猪，晚上还要加班加点打扫猪圈。

农村的夜晚漆黑一片，没有路灯，只有星星和偶尔的月光。知青宿舍里有人偷偷听＂敌台＂，被抓到就要挨批斗。

一个雨天，我在公社食堂排队打饭，前面站着的竟是小芳。她变得瘦了，脸上的稚气消失了，但眼睛里的倔强依然如故。

＂小芳？真的是你？＂我惊喜地喊道。

她回过头，先是一愣，然后露出了久违的笑容：＂大强！＂

那一刻，仿佛黑白的世界突然有了一抹亮色。

我们一起被分配到食堂工作，每天清晨四点起床生火，搬运沉重的米袋和面粉，准备全大队人的早饭。白天还要下地劳动，晚上收工后还要洗几大锅又黑又重的锅灶。

＂小芳，你的手都裂了。＂我看着她被开水烫得通红的双手，心疼不已。

手上的口子被辣椒水一碰，那种痛简直钻心。但小芳从不喊苦，总是默默忍着。

＂你的也好不到哪去。＂她笑着递给我一块缝了又缝的毛巾，＂我用草药泡了，敷上去会好些。＂

那块毛巾散发着一股淡淡的草药香，用在手上，确实舒服了不少。

＂你从哪学的这一手？＂我好奇地问。

＂我奶奶以前是给人看病的，会一些土方子。我小时候经常看她配药。＂小芳轻声说，＂只是后来……＂她没有说下去。

我知道她在想什么。她奶奶被说成是＂旧社会的巫婆＂，被批斗后不久就去世了。

食堂工作虽然辛苦，但比起下地干农活要好很多。最重要的是，能多分到一些粮食。那时候，肚子能填饱就是最大的幸福。

＂大强，你说咱们能回城吗？＂有一次，小芳小声问我。

＂肯定能！我爹说了，这是锻炼，不会一辈子呆在农村的。＂我斩钉截铁地说，心里却没有那么确定。

农村的日子一天天过去，我和小芳常常在劳动间隙偷偷说几句话，或者趁打饭的时候多给对方一勺菜。这些小小的关心，在那个艰苦的环境里，如同久旱的甘霖，滋润着我们干涸的心田。

有一次，小芳发高烧，浑身滚烫，却硬撑着要去干活，怕被说成＂偷懒＂。

＂你这样会出人命的！＂我急得直跺脚，＂躺下！我去给你找药。＂

我跑了十里路，从大队医务室拿来了仅有的几片退烧药，又煮了一锅稀粥。看着小芳痛苦的样子，我心如刀绞。

＂大强，谢谢你。＂小芳虚弱地说，＂如果没有你，我在这里真不知道怎么活下去。＂

＂别说这丧气话，咱们一定能熬到回城那天。＂我握着她滚烫的手，坚定地说。

那段日子，我们相互扶持，在困境中找到一丝温暖。虽然物质贫乏，精神上却从未感到孤独。

后来知青返城，我回到了钢铁厂，她去了纺织厂，两地相隔甚远，通信也渐渐断了。钢铁厂在城东，纺织厂在城西，没有直达的公交车，要倒两次车才能到达。

我在厂里当了车工，每天面对轰鸣的机器，双手磨出了厚厚的茧子。车间里油腻腻的，衣服总是洗不干净，但那时候只要有份稳定工作就很知足了。

爹妈开始张罗着给我找对象，相亲的姑娘一个接一个，却没有一个入了我的眼。

＂大强啊，刘师傅家的闺女多好，人勤快，家里条件也不错，有台缝纫机呢！＂我娘絮絮叨叨地说。

＂我没那心思。＂我敷衍着，心里却总想着小芳的影子。

也不知道她过得怎么样？有没有对象了？在纺织厂累不累？这些问题在我脑海里盘旋，却没有答案。

1980年初春，我被厂里派去纺织厂交流经验。那时候刚开始改革开放，各个厂子之间开始有了技术交流。我心里暗暗激动，终于有机会见到小芳了。

纺织厂比钢铁厂干净整洁，但噪音更大。车间里机器轰鸣，我一眼就认出了操作织布机的小芳。她头戴白色工作帽，双手在飞梭间穿梭，动作娴熟而优雅。

＂李小芳，还记得我吗？＂

她转过头，愣了一下，眼里闪过惊喜：＂周大强？真的是你？＂

那一刻，时光仿佛又回到了我们玩泥巴的日子。她的笑容依然那么明亮，只是眼角已经有了一丝细纹。

＂你怎么在这儿？＂她惊讶地问。

＂厂里派我来交流学习。＂我说着，眼睛却舍不得离开她的脸。

＂下班后一起吃个饭？＂我鼓起勇气问道。

＂好啊。＂她爽快地答应了。

下班后，我们去了厂附近的小食堂。八毛钱一碗的阳春面，一块钱一份的小菜，简单却香气四溢。

＂你这些年过得怎么样？＂我一边吃面一边问。

＂还行吧，回城后分到了纺织厂，有份工作就不错了。＂她轻声说，＂你呢？＂

＂在钢铁厂当车工，跟我爹一个厂子。＂我说，＂你...有对象了吗？＂

我紧张地等待着她的回答，心跳如雷。

＂没有呢。＂她低头笑了笑，＂厂里倒是有几个想追我的，可我总觉得...缘分未到。＂

＂我也是！＂我激动地说，＂我娘总给我介绍对象，可我一个都看不上。＂

那顿饭吃得格外香甜。离别十年，重逢时却感觉无比亲切，仿佛昨日才分开。

后来的日子，我开始频繁往返两个厂子之间。虽然路途遥远，倒车麻烦，但只要能见到小芳，再远的路也值得。

一来二去，厂里的同事都开始起哄：＂大强谈对象了！整天往纺织厂跑！＂

我也不避讳，大大方方地承认：＂对，我喜欢纺织厂的李小芳！＂

我父亲知道后大发雷霆：＂李家的闺女？那个开杂货铺的李家？你疯了吧你！她家的成分你不是不知道，找对象也要找个根正苗红的！＂

＂爹，现在都什么年代了，还讲这个？＂我顶嘴道，＂再说了，小芳为人多好，勤快、能干、善良，哪点不比别人强？＂

＂我不管！你要是执意要和她在一起，以后别说是我周建国的儿子！＂爹气得摔了茶碗。

娘则在一旁劝和：＂孩子大了，有自己的想法，你别太强硬了...＂

我一气之下，连夜搬出了家，住进了厂里的单身宿舍。六个人挤一间屋子，又吵又闷，但我宁可这样也不回家。

小芳的母亲也担忧：＂大强家是工人家庭，还有劳模爹爹，将来会有出息，你跟着他只会拖累他。要不...你还是找个条件相当的吧。＂

＂娘，我就喜欢大强，从小就喜欢。＂小芳坚定地说，＂如果因为怕委屈就放弃，那才是对感情的不负责任。＂

但我们并不在乎这些阻碍。改革开放的春风已经吹遍神州大地，人们的思想开始变得开放，我们也迎来了自己的春天。

有一天，我买了两张电影票，约小芳一起去看《庐山恋情》。电影院里黑漆漆的，我悄悄握住了她的手。她的手又软又暖，轻轻回握着我的。

＂小芳，我想和你结婚。＂散场时，我突然说道。

她愣住了，眼睛在昏暗的光线下闪闪发亮：＂你...是认真的吗？＂

＂当然！＂我坚定地说，＂我等这一天已经等了十年了。＂

＂可是...你爹不同意怎么办？＂她担忧地问。

＂天下父母都一样，只要看到我们幸福，他们会理解的。＂我信心满满地说。

我们的婚事就这样定了下来。为了能攒够结婚的钱，我开始接受厂里的加班，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小芳也积极参加纺织厂的生产竞赛，争取多拿些奖金。

经过半年的努力，我们终于攒够了两张结婚证的钱。1985年的春天，我们拿着单位开的介绍信，来到民政局登记结婚。

那天，阳光明媚，小芳穿着一件淡蓝色的确良上衣，配一条深蓝色的裤子，简单却整洁。我穿着发工资时新买的一套中山装，显得格外精神。

＂恭喜你们！＂民政局的工作人员递给我们两本红色的结婚证，笑着说，＂祝你们白头偕老！＂

婚礼很简单，只请了几个知青时期的老友。我爹最终还是没来，娘却偷偷带了两个红包塞给我们。

＂你爹脸面上过不去，心里其实是认可的。＂娘小声对我说，＂给，这是我偷偷攒的私房钱，和你爹的工资。你别嫌少。＂

我眼眶一热，知道爹娘心里还是爱我的。

小芳的父母则全程参加了婚礼。李叔叔已经平反，重新开了一家小副食店，生意还不错。

＂大强，我把女儿交给你了，你要好好待她。＂李叔叔握着我的手，语重心长地说。

＂叔叔放心，我会用一辈子对她好的。＂我郑重承诺。

新房是单位分的一间十几平米的平房，陈设简单：一张木板床，一个衣柜，一张桌子，两把椅子，还有一辆二八自行车，是我们的全部家当。

＂虽然简陋，但这是我们自己的小家了。＂小芳环顾四周，满足地说。

＂以后咱们一起努力，生活会越来越好的。＂我搂着她的肩膀承诺道。

婚后的日子平凡而充实。我们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坐公交车去各自的厂子上班。晚上回来一起做饭、洗衣服，有时还会围着煤油灯读书学习。

小芳特别爱看《人民文学》，我则更喜欢研究工厂里的技术材料。虽然生活简朴，但因为有彼此的陪伴，每一天都过得充实而有意义。

1986年，小芳怀孕了。我们的小家庭即将迎来新成员，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大强，你希望是男孩还是女孩？＂小芳摸着隆起的肚子问我。

＂都好，健康就行。＂我说着，却忍不住幻想未来孩子的模样，＂不过如果是女孩，希望她像你一样漂亮聪明。＂

小芳腼腆地笑了：＂如果是男孩，我希望他像你一样正直善良。＂

就在小芳怀孕七个月的时候，我爹突然找上门来。他站在我们简陋的小屋里，环顾四周，眼神复杂。

＂爹，您怎么来了？＂我惊讶地问。

＂听说要当爷爷了，我...来看看。＂他声音有些颤抖，目光落在小芳隆起的肚子上。

小芳赶紧起身给他倒茶：＂爹，您坐。＂

我爹愣了一下，缓缓坐下，接过茶杯，眼眶有些发红：＂你...你叫我爹？＂

＂您是大强的爹，自然也是我爹。＂小芳真诚地说。

我爹低头喝了口茶，沉默了一会儿，突然说：＂对不起，以前是我...思想太守旧了。＂

我和小芳对视一眼，都感到无比惊讶和欣慰。

＂行了，别站着了，坐下说话。＂爹摆摆手，＂你娘让我给你们带了些东西，都在楼下车上呢，待会儿搬上来。＂

原来爹娘早就原谅了我们，只是碍于面子没有主动来往。这次借着要当爷爷的机会，终于打破了僵局。

此后，两家人开始频繁走动。小芳的善良和贤惠很快就赢得了我父母的喜爱。而我的真诚和踏实也让岳父岳母放下了顾虑。

1987年初，我们的女儿出生了，取名周晓雨，意为＂新时代的晨露＂。她的到来，不仅为我们的小家带来了欢笑，也成为连接两个家庭的纽带。

看着襁褓中的女儿，我经常感慨万千。想起我和小芳从小玩伴到夫妻的历程，经历了那么多风风雨雨，终于迎来了属于我们的幸福。

如今站在八十年代的尾巴上，改革开放的春风正吹拂着神州大地。我和小芳一起看着电视里日新月异的变化，对未来充满了期待。

＂大强，你记得咱们小时候玩泥巴的事吗？＂小芳靠在我肩上，轻声问道。

＂记得，那时候你总嫌我捏的坦克不像，我就用泥巴砸你。＂我笑着回忆道。

＂谁能想到，那个总用泥巴砸我的臭小子，现在成了我的丈夫，我的依靠？＂小芳眼中闪烁着幸福的光芒。

＂大强，你说我们算不算命运眷顾？＂小芳继续问道。

＂不是命运眷顾，是我们从不放弃。＂我笑着亲吻她的额头，就像当年亲吻那块泥巴捏的小猫一样珍惜，＂世事再难，只要我们手牵着手，就没什么克服不了的困难。＂

晚风轻拂，窗外的槐树沙沙作响。我们的生活仍然平凡，却如同那街头的泥巴，经过岁月的捏塑，变成了坚实而有形的真情。

我握紧小芳的手，看着窗外正在崛起的高楼。这片土地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化，而我们，也将继续书写属于自己的故事。

＂大强，我想起一首歌。＂小芳轻轻哼唱起来，＂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

我也跟着轻声唱起来。摇篮里，女儿甜甜地睡着，嘴角挂着一丝微笑，仿佛在做一个美梦。

这就是我们的生活，平凡而真实，如同小时候捏的泥巴，质朴却充满无限可能。

来源：小马阅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