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碾庄的夜很安静，刘镇湘坐在掩体边，手里握着那份空投的密令，他想不通黄百韬为什么说要撤，他也没打算撤，七兵团要死，就死在碾庄。

文|避寒

编辑|避寒

《——【·前言·】——》

碾庄的夜很安静，刘镇湘坐在掩体边，手里握着那份空投的密令，他想不通黄百韬为什么说要撤，他也没打算撤，七兵团要死，就死在碾庄。

刘镇湘不信命，只信自己。

他是黄埔五期，粤系出身，身上带着广东军人常有的那股“拧”，抗战时，他带人炸日军碉堡，脸被弹片割过两次，不打麻药缝的，他说怕疼就别打仗。

有人记得他在南口失守后，被围困十天，最后穿伪军衣服逃出来，背上挨了两枪，他骂军需：“不给钢盔，等着挨脑壳？”

问题也在这，他会打但不会变，战法是死的，人是活的，他不信后撤，也看不起那些讲“机动作战”的指挥官。

1948年，他被调去接替被罢免的李玉堂，接管第七兵团，黄百韬不放心，亲自把他叫去徐州军部谈了一夜。

黄说得很明白：“华野已经南下，碾庄是凹口，不宜久守。”刘镇湘点头，回头就把工事全翻修了。

“就打碾庄。”他说，“工事是李弥当年留下的，固若金汤。”

黄百韬本想让他退到宿迁，与李延年合兵，但刘镇湘坚持不走，他翻出地图，指出碾庄是个“制高点”，可以掩护东线。

他还讲了个理由：“土山不能放，那是关羽降曹的旧址，气数不吉。”

这话说出口，参谋都愣了，黄百韬没有立刻反驳，只是说：“七兵团不该像去年在孟良崮的整编七十四一样。”

刘镇湘回了句：“黄团长，不是每一个‘七’都会倒霉。”

蒋介石空投来的手谕成了转折点。

那是48年11月2日，手谕让黄百韬“坚守待援”，称“第六兵团正南下救援，命第七兵团全力牵制中共主力，稳定战线。”黄百韬气得摔了茶杯：“救命令要我去死！”

可刘镇湘却笑了：“这就是军令，我看黄团长可以在徐州指挥，我来守碾庄。”

黄百韬那晚没说话，只让作战科备下紧急补给线，转天调拨了一个加强团给刘。

碾庄，成了七兵团的坟场。

华野打碾庄，是连夜打，打狠仗，不讲情面。

从11月6日夜开始，粟裕集结了十五万兵力，集中攻打黄百韬兵团外围，碾庄外围村落，黑石、杨庄、瓦房、姜楼，全都成了肉场子。

刘镇湘看着图纸，调兵守村，“这几个村子一丢，主阵地就是死胡同。”他亲自上前线，三天内开了四次小会，布防都写在钢板上。

营长问：“空投补给何时来？”他说：“死守，十日为限。”

黄百韬看情势不对，想调七兵团南撤，派通信兵进碾庄，结果人刚出杨庄就被埋伏，全连覆灭。

11月9日凌晨，华野第六纵从西南方向突破三线防区，碾庄外围成了空壳。

刘镇湘没动，他坐在地堡里，命工兵引爆南路地雷阵，他相信碾庄能守。

他对副官说：“粟裕是打不过的，他不敢来硬的。”

副官低头，不敢接话。

11月12日，华野从三个方向全面围攻碾庄主阵地，火力覆盖密度达到抗战后期水平，一个团驻守的土山岗，十五分钟后只剩十九人。

“撤吧。”副官劝他，他摇头，把旧军礼服穿上，佩戴二级八卦勋章。

“这仗，要打得像样。”

11月14日凌晨，七兵团试图突围，目标是西南方向的高滩镇，刘镇湘亲自带队。那天夜里下雨，泥地陷马，突击车陷壕，没走出五公里就被第九纵反包围。

五分钟，第一梯队全灭，刘镇湘腿部中弹，被抓时还把帽子掸了掸，说：“我军官，别动我肩章。”

同一时间，黄百韬在东南线跳进防空壕，引爆了身上两颗手榴弹，尸体被炸得认不出，只靠军帽识别身份。

战后清点，七兵团伤亡总计8.2万人，全部被歼。

“我是下了命令死守的，战败不是我一个人的责任。”

这是刘镇湘在战犯交代书中写下的第一句话，他用钢笔写，字很硬，看的人都说，这人没服输。

起初，他拒绝承认战略误判，他说：“蒋委员长命我守，我就要守，若不是空投失败，救兵延误，碾庄不至于失。”

有人问：“你是不是低估了共军围歼战法？”

他答：“我不是低估，我是太信任工事了。”

后来他改口，那是在功德林关押第三年，他主动写了一份反省材料，在上面写道：

“我错在自负，错在不听团长意见，错在用老办法打新战争。”

这份材料留档时，有改造干部写下评语：“尚有执念，但已有悔意。”

功德林监狱的门不是铁做的，是人心封的，刘镇湘封得最死。

刚被关进去那年，他穿着旧军服，袖章没摘，口袋里还有一块断裂的怀表，管教让他脱，他不肯。他说：“军人死要面子，衣服是身份，不是罪证。”

第一年，他谁都不理，连话都不多讲，别人听广播、写交代，他写兵棋图。

有一次，改造干部问他：“你认不认罪？”

他说：“兵败不是罪。你把拿破仑也关进来？”

后来发生了“煤山之战”。

那是1951年，日军战犯小林一郎在号里炫耀自己参与过南京扫荡，说“中国军人像羊一样被赶着走”。

刘镇湘听见，什么也没说，第二天吃饭时，他用饭盒打破了小林的鼻梁。

“我不是给中国人报仇，我是给七兵团出气。”

小林被送去医治，刘镇湘被关禁闭五天，饭菜减半。

他不说后悔，只说：“就他那种人，活着丢人。”

从那以后，刘镇湘在功德林的外号叫“最硬骨头战犯”，交代材料永远写不满，反省永远不彻底，他在笔记本上写：“我打败仗，不认怂。”

到60年代后期，他开始写家书，每封信都短，只有两三句话，内容无非是问老家还在不在，父母埋哪了，妻子再没来信。

他儿子回了一封：“爹，妈走了，我一个人把房顶补了。”

他没回，直到1975年，名单下来，最后一批战犯获释，他在看守面前低头了，说：“服从安排，重做百姓。”

他不再说“七兵团”，也不再提“碾庄”。

他被安排在广西政协做资料员，每天抄文稿，办公室有风扇，有茶水，他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像石像。

1986年冬天，他病逝于南宁，去世前半小时，他对床位上的老干部说了一句话：

“兵不该死在泥地里。”

刘镇湘从没说自己错了，他说自己“判断有误”。

这中间差了一层东西，他不肯承认，是他逼死了七万人。

战争结束后，各种材料开始流出，有人说他太倔；也有人说，如果没有那份空投的“坚守令”，碾庄根本守不住。

黄百韬的亲信曾回忆：“碾庄战役开始前，团长已决定弃守，但刘镇湘反对得很硬，他拿命压团长，说‘再退一里，就是败军之将’。”

还有一次会议记录，明确写着：刘建议“以碾庄为盾，拖延共军主攻节奏。”这一建议最终被采纳。

“谁都想赢，没人想输在地图上。”

评价刘镇湘，很多史家说是“人格刚烈”，还有人用“军人精神”，但细看战场选择，他是把个性放进战略里了。

“一个人走得太快，就会忘了后面有人跟。”

兵团不能靠一腔热血活下来，兵要打仗，更要能活。

在功德林期间，刘镇湘曾写下这样一句话：“兵要听指挥，但指挥不能信自己信到只听自己。”

这是他关了十年才写出来的东西，后来看管的老干部说：“他明白得晚了，但好在他明白了。”

关于战犯改造制度，他是特例，不是最重的罪行，但是最晚释放的人之一，因为他不认，死不改，连认错都用“战术失衡”来代替。

改造干部说：“他是个好军人，但不是个合格的战败者。”

他最后一次在公开场合讲话，是政协年终总结，他拿着话筒，说了一句：“战争不是比胆，是比局。”

来源：健康陪伴丁医生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