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思录｜郑永年：最不坏的特朗普与世界秩序的未来

摘要：郑永年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理事长，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公共政策学院院长、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主要研究领域：国际关系、外交政策、中美关系、中国内部转型及其外部关系等。

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GIG）立足湾区，服务国家，面向未来。研究院由著名学者郑永年教授担任理事长。

郑永年 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理事长，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公共政策学院院长、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主要研究领域：国际关系、外交政策、中美关系、中国内部转型及其外部关系等。

PREFACE

第19录编者按

当地时间5月10日至11日，中美双方在瑞士日内瓦举行中美经贸高层会谈。5月12日，双方发布《中美日内瓦经贸会谈联合声明》。双方在联合声明中达成多项积极共识，大幅降低双边关税水平。多家外媒指出，此次会谈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不仅有利于中美两国经贸往来，也有利于全球经济发展，意义重大。

郑永年指出，特朗普的“异类”特质——民粹主义根基、利益导向思维及反意识形态立场——不仅颠覆了美国传统政治范式，更暴露了西方自由主义的内生危机：意识形态固化导致的思想贫瘠、内部失衡引发的民粹与民族主义浪潮，以及把一切原因归诸于外部的霸权逻辑。面对反复无常的特朗普，中国应当跳出简单的“谁赢谁输”或者“谁赢得多谁输得多”的简单思维，而是以理性务实的态度把追求国家利益和追求国际利益结合起来。

中美经贸高层日内瓦会谈取得实质性进展，会谈达成《中美日内瓦经贸会谈联合声明》，全世界企业界和商界对此一片叫好。然而，西方媒体却是一片叫骂声，它们把这场谈判描述成为美国的“全面失败”和中国的“全面胜利”。《纽约时报》发文说，“中美贸易休战凸显特朗普关税策略局限性”；《华尔街日报》发表评论说，“特朗普败了，更像是投降”；德国媒体说，“中美关税谈判，特朗普远非中国的对手”；法国媒体说，“贸易战中中国是如何让特朗普屈服的？”诸如此类的标题充斥着这几天的西方媒体。相比之下，美国前财长萨默斯的态度比较能反映出企业界和商界的声音，他说，“显然特朗普先退一步，虽然尴尬但有用”。不过，此前，当特朗普发动“对等关税”战争的时候，同样遭受一片骂声，骂声不仅来自媒体，而且来自商界。

对这种结局，特朗普大概率已经习以为常了，因为其所代表的MAGA运动的民粹主义本质就已经把自己和美国的精英阶层对立起来了。特朗普的一个特点就是他做着自己认为是“应当”做的事情，根本不在乎西方主流媒体对他的批评和攻击。和高度依赖大众传媒的美国传统政治人物不同，特朗普有能力对抗美国的大众传媒，因为他几乎是通过自己的社交媒体来即时传达自己观点，并和自己的支持者沟通的。

中美经贸高层会谈在瑞士日内瓦举行（图源：路透社）

持不同立场的美国人对特朗普自有不同的看法。但对中国或者世界其它国家来说，西方媒体的这种反应则从一个侧面传达出诸多重要的信息来。西方媒体对特朗普的叫骂最直接地反映出了西方自由主义的本质。对西方自由主义来说，特朗普这样做简直就是对中国的直接“投降”。西方自由主义者最痛恨特朗普的地方在于，他们认为特朗普不仅没有能够拯救摇摇欲坠的“自由国际秩序”，反而给予它最后一击。至少二战以来，西方就是依靠这个“自由国际秩序”主宰世界的，一旦这个秩序解体，那么西方就不再能够主宰世界了。

再者，这个“自由国际秩序”的基础是美国霸权，因此一旦美国遇到挑战，哪怕是来自西方内部，那么美国就有千万个理由来打垮任何挑战者。很显然，这个“自由国际秩序”打垮了作为外部挑战者的苏联，也打垮了来自内部的挑战者，包括日本、德国和法国。在苏联解体之后，西方自由主义的核心要务就是要打垮被其界定为新的敌人的中国。所以，凡是和中国作对的，自由主义就支持；凡是被视为是有利于中国的，那么自由主义就反对。在拜登执政时期，拜登把中美关系界定为“美国民主”与“中国专制”的对立，西方媒体一边倒支持拜登。尽管拜登政府恶劣的对华政策并没有使得美国更加强大，但在自由主义看来，只要拜登的目标是打败中国，什么样的代价西方都是可以付出的。拜登本人就认为，中国能够被西方打败，也必须被打败。

01 西方世界的共同敌人

正是其所信仰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

为一个已经被证明失败了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而战是今天西方自由主义最显著的特征。今天西方的危机是内生的。美国副总统万斯早些时候到欧洲，把欧洲人“教训”了一通。万斯认为，欧洲的敌人不是俄罗斯，而是自己。欧洲人对此气愤至极，认为特朗普政府出卖了欧洲。不过，何止欧洲呢？万斯的观点也适用于美国本身，即美国的敌人不是中国，而是自己。但不管是欧洲还是美国，他们共同的敌人就是自己一直所信仰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从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古典自由主义到费里德曼和哈耶克的新自由主义，西方经济理论犯了一个同样的错误，即把本来互相嵌入的经济与社会割裂开来，把经济视为是一个“自治”和“独立”的领域，这就导致了一个国家内部经济和社会之间的不均衡发展和最终的高度失衡；同样，内部的失衡必然导致外部国际经济的失衡。内部高度失衡必然导致民粹主义的崛起，而外部的失衡则导致国家间的民族主义的对立，再加上政治人物把内部问题外部化，最终导致国际冲突。一战和二战都说明，一旦内部民粹主义和外部民族主义相遇，最终必然导向国际冲突。

尽管这样，但西方并不准备放弃这个已经失败了的意识形态。原因也很简单，因为这个意识形态是整个资本主义体系的思想基础，一旦没有了这个意识形态，资本主义也就失去了其思想基础。因此，一旦遇到内部的困难，西方国家总是首先会把内部问题外部化，把原因归诸于外部的挑战，而非内部的困境。从这个角度来说，团结起来绞杀外部挑战必然是西方自由国际秩序的终结目标。西方世界曾团结起来绞杀了苏联，而美国又通过广场协议绞杀了日本，现在他们又想团结起来绞杀中国。

这种状况更说明了西方思想的堕落和与之相关的国际格局的堕落，反映出来的是西方的衰败文化心态。尽管西方依然想主导全球，但它已经没有了“全球视野”。没有了像二战期间能够超越意识形态的罗斯福那一代，也没有了像尼克松那样能够从国际角度来考量美国利益的一代。二战之后之所以能够确立人们后来所看到的国际秩序，和那个时代的具有世界格局的政治领袖有关。尽管德国是一战的战败国，在巴黎和会上任人宰割，但也出现了像凯恩斯那样的思想人物，主张从长远利益出发，对德国实施宽容的态度。由于出现了凯恩斯等思想家，二战国际秩序才得以确立，并且为世界所接受。

但今天人们所能看到的，却都是那些把自己关在特定意识形态牢笼之内的极端自私的政客。1960年，时任哈佛大学教授丹尼尔·贝尔出版了题为《意识形态的终结：50年代政治观念衰微之考察》（The End of Ideology: On the Exhaustion of Political Ideas in the Fifties）之后，西方似乎没有了任何有意义的思想。如果把贝尔这里所说的“意识形态的终结”理解成为“意识形态的固化”似乎更为合理。今天人们所看到的可以称得上是“思想”的东西都是在1960年代之前产生的。如果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这个现象并不难解释，那就是，一旦当人们把自己置于一个特定的意识形态牢笼之后，那么就不需要自己思考了，什么都可以诉诸于意识形态，最后就没有能力做有意义的思考了。法国总统马克龙近年来一直在指责北约的“脑死亡”，但“脑死亡”的何止是北约，整个西方都是如此。

法国总统马克龙3月2日采访时表示，由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立场，欧洲国家变得孤单，无法再像以前一样依赖北约（图源：俄罗斯卫星通讯社）

02 特朗普的“异类”民粹主义特质

较之西方传统政治人物，被视为是西方自由主义反叛者的特朗普无疑是“异类”。特朗普的“异类”性质首先和他作为企业家和商人的背景有关。特朗普几乎把白宫等同于公司，把公司总裁和国家总统等同起来了。如同经营公司，特朗普在白宫的表现为集权、专制、政治忠诚、喜怒无常、“及时止损”（可解读为“随机应变”）等特征。所有这些已经使得其足够异类了，但更为重要的，也是西方传统政治人物所更不能接受（至少表面上如此）的是，无论是作为企业家还是商人，特朗普做什么都是赤裸裸地以利益为导向。传统政治人物也追求利益，但总是把自己好好包装一番，或者比较隐蔽。但特朗普则是一个赤裸裸的利益追求者。他并不如同罗斯福那样超越意识形态，而是对意识形态毫无兴趣；他也不像尼克松那样能够具有“全球利益观”，而是对全球利益毫无兴趣。特朗普追求利益的方式使其成为类似马基雅维利的人物，他甚至不能对私人利益（或者家族利益）的追求和对国家利益的追求区分开来，而是毫不掩饰地利用其职位来追求家庭利益。因为这些诟病，特朗普不仅成为美国和西方传统精英怒骂和嘲笑的对象，而且也为全世界大多数领袖所鄙视。

反意识形态的实用主义

但正是因为其对利益追求的“异类”性质，他的所思所作撬动着美国内外政策的变化。变化是多方面的，但主要表现在两个层面。一是意识形态层面。无论是对内部还是外部事务，特朗普毫无意识形态意识。对内部，尽管他厌恶和反对激进的左派，尤其在文化层面（例如“觉醒文化”和LGBTQ性别文化），但他并不反对采用在美国往往被视为是具有社会主义色彩的政策。例如，特朗普已经下令制药公司大幅度降低美国药品价格，主张提高对富人的税收，加强对哄抬物价行为的打击等等。共和党党内的一些人也往往不认同这些政策，但特朗普并没有困难接受这些政策。特朗普的行为被视为为其选举服务，但这样做也符合MAGA运动的目标，即政府要照顾美国劳工阶层的利益。

在国际层面，特朗普也没有意识形态色彩。这充分表现在特朗普对欧洲、俄罗斯、中国和其它问题上的态度和政策意向。对欧洲，特朗普并没有美国传统政治人物那样的“西方”或者“盟友”情感。对欧洲，万斯对欧洲的讲话已经表明了特朗普对欧洲的态度。特朗普知道，欧洲总是捧着“共同的价值观”和“盟友”之类的话术来迎合美国，但除了“搭便车”免费使用美国所提供的“国际公共品”之外，欧洲不仅自己在堕落，更在拖垮美国。这是美国决意要改变同盟政策的深层次原因。在这次关税问题上，尽管欧洲有能力反制美国，但没有意愿，而且犹豫不决。欧洲恐惧的是被美国抛弃，因此竭力讨好美国，对美国表示，欧洲可以和美国站在一起来共同对付中国的“产能过剩”。但特朗普似乎根本不吃这一套，而是先和中国在关税问题上进行谈判并达成了诸多共识。特朗普甚至表示，在贸易问题上，“欧盟比中国更恶劣”。

无论是前苏联还是普京的俄罗斯，在过去一直被美国视为“敌人”。然而，特朗普并不在意这些，无论是他本人还是他团队的人，都对俄罗斯表现出友好态度。尽管在俄乌问题上，特朗普并没有像他所吹嘘的那样很快结束战争，但他的新政策既没有结束战争，也没有恶化这场战争。在特朗普的支持者看来，特朗普尝试和平的各种努力，不管其结果如何，总比拜登的鼓动战争并使得美国卷入战争要好。

在中国问题上，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执政，美国一直以意识形态来定义中美关系。最典型的便是拜登总统，他把中美关系界定为“美国民主”和“中国专制”之间的关系，并且组织了一个所谓的世界“民主峰会”来围堵中国。特朗普在其第一任期期间，还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时任国务卿蓬佩奥称呼中国为“共产中国”，回到了冷战时代的政治话语。但是，自其第二任开始，至少迄今特朗普还没有使用过意识形态的语言。

在几乎其它所有问题上，特朗普的外交语言的核心都是利益。他想要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州，其论点是经济利益；把巴拿马纳入美国控制，其论点是经济利益；要控制格林兰岛，其论点是经济利益；在中东，他关切的是投资贸易，而非传统的民主和人权，甚至对中东加沙地带，特朗普要把其转化成为一个房地产项目，也是经济利益；在东亚，尽管日本和韩国竭尽全力讨好特朗普，但特朗普并不认为这满足了他所界定的美国利益，因此也没有把两个东亚盟友放在眼里。

“反战”思维与经济利益优先

二是厌恶战争。这也是从经济利益考量的。在特朗普那里，一切似乎都可以转化成为经济利益，用经济手段可以解决的问题没有理由要诉诸于战争的方式。特朗普批评美国的中东政策，认为美国已经把中东轰炸了几遍，花费了美国多少钱，但中东得到什么，美国得到什么？他思考结束俄乌战争的方式也是从经济利益出发的，至少体现在美国和乌克兰签署能源开发协议上。通过合作能源开发，美国可以继续支持乌克兰，但美国要得到乌克兰能源的回报。

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桑特（左）与乌克兰副总理尤莉亚·斯维里登科（右）签署矿产协议（图源：BBC）

03 特朗普政策的脆弱性

与国际秩序的未来

特朗普的异类性质也表明特朗普本人及其政策的脆弱性质。

注意特朗普道德正当性的缺失与多变性

可能带来的变化

对美国传统政治人物看来，特朗普本身的追求利益的行为缺少道德正当性。道德正当性的缺失随时会成为美国政治攻击特朗普的工具，而这又会对特朗普的执政基础造成毁灭性的影响和冲击。可以预见的是，如果特朗普成功了，那么历史是成功者的历史；但是如果特朗普失败了，那么他有可能成为美国历史上最惨的总统。

特朗普本人的多变性质也是一个原因。尽管特朗普迄今不信意识形态，不信战争，但如果其今天所采用的经济方法失效，达不到其所设定的目标，那么特朗普是否会转过头去回归到西方“自由主义”的传统？如果特朗普没有足够的时间或者能力来改变美国，那么无论是民主党重新掌权，还是共和党的意识形态派掌权，美国政治就会回归到传统局面，美国的外交政策也会随之回归到传统。

不可轻视特朗普基于“实事求是”

而非意识形态之上的政策影响

这对中美关系尤为重要。中美这次能够从不断升级的关税战争中迅速降温，并且在很短时间内达成诸多共识，实属不易。在对华政策方面，尽管特朗普团队普遍表现为强硬，但即使这样，强硬派也可以分为两派。一派是好战派，认为“如果不是现在，那么就没有以后了”(Now or Never)。这派认为，现在是美国能够打败中国的最后一次机会了，如果放弃了这次机会，那么以后再也没有机会了。同样，民主党政治人物大都持这种观点。另一派是特朗普和万斯所代表的现实主义派，这一派承认中国已经崛起，美国没有能力打败中国，美国应当直面问题，和中国进行竞争和交往。这次中美能够达成一些共识，表明现实主义派暂时占了上风。

迄今，尽管特朗普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今天美国所面临的困境并非特朗普造成的，而是此前传统政治人物政策的产物。至少特朗普本人和他的支持者是这样认为的。对特朗普的支持者来说，既然其他政治人物已经使用了各种方法来拯救美国的衰落，但不仅没有见效，反而加快了国家的衰落，那么为什么不容许特朗普试一试其它方法呢？因此，至少到现在为止，特朗普还是得到其支持者支持的。人们没有任何理由轻视特朗普基于“实事求是”而非意识形态之上的内部政策对美国内部发展的影响。

既不能向特朗普投降，

但也不能放弃其所带来的任何机遇

人们既不能对特朗普抱任何幻想，但也不能忽视特朗普；既不能向特朗普投降，但也不能放弃特朗普所能带来的任何机遇。

对其它国家来说，既然专注于意识形态并且好战的传统美国政治人物已经塑造了一个今天人们不喜欢和不能接受的世界，那么也应当对特朗普的方法抱一种“拭目以待”的态度。这样做并不是向特朗普投降，而是实事求是地看待特朗普。如果人们认为特朗普做错了，那么就加以有力的反击和反制；如果觉得特朗普做对了，那么就应当抱着开放的态度。在今天的国际局面下，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独自有能力构建一个新国际秩序。即使一个国家有能力这么做，但通过一个国家向另一个国家投降的方式而确立的任何国际秩序是不牢靠的，最终会出现致命的问题而倒塌。新国际秩序的理性不是来自任何一个人，也不是来自任何一个国家，而是各国的互动与参与。

对中国来说，不管是否喜欢特朗普，可以确定的是，特朗普是人们必须交往的对象。人们既不能对特朗普抱任何幻想，但也不能忽视特朗普；既不能向特朗普投降，但也不能放弃特朗普所能带来的任何机遇。作为第二大经济体，我们应当跳出简单的“谁赢谁输”或者“谁赢得多谁输得多”的简单思维。我们不仅要追求国家利益，也需要追求国际利益。只有把追求国家利益和追求国际利益结合起来，中国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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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思录》

第19录（总录第62录）

对中国来说，不管是否喜欢特朗普，可以确定的是，特朗普是人们必须交往的对象。人们既不能对特朗普抱任何幻想，但也不能忽视特朗普；既不能向特朗普投降，但也不能放弃特朗普所能带来的任何机遇。

——郑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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