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上古幽燕地区是中华文明起源与国家形成“多元一体”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传世文献、古文字和田野考古等多重资料所见“封建”来看，这一地区早期国家形成动力由于上古时期“封建”成熟度的不同，分别经历了虞夏以前前封建时期“神守”型古国、夏商早期封建时期“褒封”型古国和周
#我的宝藏兴趣#上古幽燕地区是中华文明起源与国家形成“多元一体”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传世文献、古文字和田野考古等多重资料所见“封建”来看，这一地区早期国家形成动力由于上古时期“封建”成熟度的不同，分别经历了虞夏以前前封建时期“神守”型古国、夏商早期封建时期“褒封”型古国和周代成熟封建时期“方伯”型为主导的古国。就早期国家演进路径而言，从早期分封到成熟封建，上古幽燕地区依次经历前封建时期原生型国家起源之路，至早期封建时期次生型与原生型兼具的国家形成之路，再到成熟封建时期以次生型为主导的国家演进之路。
一、前封建时期“神守”型幽燕地区古族邦
二、早期封建时期“褒封”型幽燕地区古族邦
三、成熟封建时期“方伯”型幽燕地区古族邦
关于中华文明起源与国家形成这一论题，学界近年多聚焦于从宏观层面探讨其产生的内在动力、演进路径及国家形态等方面；在具体研究对象上突破了传统学术所瞩目的中原地区，对中国古代国家起源过程中“满天星斗”的多个区域类型给予了较多的关注。尽管如此，学界对中国上古时期幽燕地区古族邦的国家形成及其与中原夏商周三代王权之间的关系，仍然较少关注。有鉴于这一学术史现状，本文尝试从传世文献、古文字与田野考古等多重资料所见“封建”，对中国上古幽燕地区国家起源与形成路径进行个案研究，希冀以之助益于学界对中华文明起源从“满天星斗”到“众星拱月”多元一体格局的深入认知，并运用中国本土概念解读国家起源与形成的演进模式。
一、 前封建时期“神守”型幽燕地区古族邦
虞夏以前，上古中国邦族林立。这些古族邦因人口增殖或征服兼并需要常存在“别生分类” 的现象。如《国语·晋语四》有“黄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为十二姓”，记载了黄帝支族增殖分衍情形。又如《郑语》记祝融支族自然分衍为己姓、董姓、彭姓、秃姓、妘姓、曹姓等族姓组织，皆为其例。此时，尚未出现以王权为主导的“封邦建国”式“封建”政治，各族邦之间也处于互不臣属的状态。因此，这一时期可称为前封建时期。
在虞夏之际王权产生以前的前封建时期，“神守”型古国是一种较为普遍存在的社会组织形态。《国语·鲁语下》记孔子之言：“昔禹致群神于会稽之山……山川之灵，足以纪纲天下者，其守为神；社稷之守者为公侯，皆属于王者。” 《鲁语》所载夏王权的肇创者大禹在会稽山会盟古族邦，即《左传·哀公七年》禹会诸侯于涂山时所谓“执玉帛者万国”之“万国” ，而《鲁语》谓其为“禹致群神”。所谓“群神”，应如三国韦昭注“主山川之君” 之说。
章太炎先生将其进一步界定为“神国”或“神守之国”，并总结“神守”型古国的三大社会特征是不守社稷、不设兵卫、不务农战。据先秦古书记载，“神守”型古国是王权产生前夕普遍存在的社会组织主要类型。《尚书·尧典》就记载，虞舜继唐尧首领之位后“望于山川，遍于群神” 。可见，“神守”型古国是尧舜部落联合体时期普遍存在的社会组织形态。
在虞夏之际早期王朝国家产生以后，“神守”型古国仍见于诸多古族邦。如《国语·鲁语下》中被大禹斩杀的群神之一“防风氏”和《论语·季氏》载东周时期为“东蒙主”的“颛臾”，皆是“山之神守”的例证。不唯如此，史书中还有“川之神守”的记载。如《左传·昭公元年》载：“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为玄冥师，生允格、台骀。台骀能业其官，宣汾、洮，障大泽，以处大原。帝用嘉之，封诸汾川。沈、姒、蓐、黄，实守其祀。今晋主汾而灭之矣。由是观之，则台骀，汾神也。” 据之，自虞夏以前至春秋时，作为台骀之后的沈、姒、蓐、黄诸国，一直为汾河之神守。可见，上古中国“神守”型古族邦遍及各地。
据传为虞夏之际禹、益所作《山海经》虽不可尽信，但其所记载的山川河流和神话传说存有上古时期诸多真实史影，已得到研究者普遍认同。其中，《山海经·五臧山经》就记载了前封建时期“山神之守”在各区域古族邦广泛分布的情况，幽燕地区古族邦也概莫能外。广义的幽燕地区包括今天河北北部、内蒙古东南部及辽宁一带。据谭其骧先生《五藏山经的地域范围提要》一文所考，《山海经》中《北山经》即为幽燕地区之山川记录。仅以《北山经·北次三经》为例，其文载：
自太行之山以至于无逢之山，凡四十六山，万二千三百五十里。其神状皆马身而人面者廿神。其祠之，皆用一藻、茝瘗之。其十四神状皆彘身而载玉。其祠之，皆玉，不瘗。其十神状皆彘身而八足蛇尾。其祠之，皆用一璧瘗之。大凡四十四神，皆用稌糈米祠之，此皆不火食。
据之，仅《北山经·北次三经》所载四十六山中，分别有“廿神”“十四神”“十神”。除了两座山无神灵保佑外，总计有四十四神。这表明上古幽燕地区与《尧典》《鲁语》所载其他区域普遍存在“群神”现象类同，是诸多山之神所在的“神守”型古国。《北山经》中这些“神守”型古国，应当包含先秦古文献所载幽燕地区的孤竹、山戎、东胡、貊、令支、屠何、青丘等古族邦。
根据考古实证，《山海经》中所载幽燕地区的“神守”型古国并非乌托邦式虚构。按照族群形成规律，幽燕地区史前文化遗迹与该区域古族邦先民密切相关。目前幽燕地区已发现诸多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其年代范围距今8000多年至4000年左右。如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小河西文化、兴隆洼文化、新乐下层文化、小珠山下层文化，中期的赵宝沟文化、富河文化、上宅文化、红山文化，晚期的小河沿文化、雪山二期文化、小珠山上层文化等，分布在燕山南北地区、下辽河流域、辽东半岛南部、鸭绿江入海口及千山东麓地区等若干个子文化区。红山文化是其中最为发达的一支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该文化晚期阶段的社会化复杂程度较高，形成了以玉为核心的礼制雏形、以祭祀中心为代表的社会分层以及较为复杂的聚落等级。某种意义上讲，红山文化是从考古学角度探寻三代王权产生之际，上古中国幽燕地区如何迈向文明时代与走上国家形成之路的关键线索。
整体而言，红山文化的社会面貌与文献中“神守”型古国特征相契合。从考古发现来看，红山人缺乏对军事的关照，尚处于粗放型原始农业阶段，但十分崇尚神权祭祀。它至少遗留有三处祭祀中心遗址，分别是辽宁省朝阳市的牛河梁遗址、东山嘴遗址和赤峰市敖汉旗境内的草帽山遗址。其中，牛河梁遗址为最高等级的祭司圣地，反映出对生育女神、地母、天神或祖神的祭祀和崇拜。这些祭祀圣地均位于山梁或丘陵台地之上，与《尧典》《国语》《山海经》等“神守”型古国居山的记载相类。同时，红山人葬俗也颇具神权色彩。《说文》释“巫”为“祝也，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又释“灵”曰“巫也，以玉事神，从玉。” 据之，“事神”“降神”是巫的主要职责，并与祭礼相结合。如此，红山文化形成了巫者“事神”“降神”，辅以玉制礼器为重要媒介的文化现象。牛河梁遗址随葬品不仅具有十分特殊的“唯玉为葬”特点，而且出土玉器中很多属于“事神”“降神”的玉制礼器范畴。如第十六地点中心大墓M4所出土的1件玉人，整体形象写实且呈现出一种十分虔诚的姿态，堪称红山人“事神”仪式乃至巫者的生动写照。
要之，虞夏之际王权产生前夕以红山文化为代表的幽燕地区古族邦，形成以神权为中心的社会组织形态。这类“神守”型古族邦，与文献所载其他上古中国地区类同。《国语·楚语下》以“民神不杂”“民神杂糅”和“绝地天通” 作为虞夏商周王权产生前夕的三个社会发展阶段。所谓“民神不杂”，应该就是“神守”型和“社稷守”型两种社会组织形态并存、但以“神守”型为主的前封建时期。随着“绝地天通”后中原王权逐渐形成，民事与神事皆为王权所垄断，包括幽燕地区在内的无论是“神守”型还是“社稷守”型古族邦，也随之成为夏商早期王朝国家复合制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早期封建时期“褒封”型幽燕地区古族邦
夏商时期，随着早期王权的形成，中国古史进入了以封建制形塑社会形态的王政时代。夏商早期王朝国家虽然由于“封邦建国”形成以王权为中心的内外服式复合制国家结构，但其“封建”形式呈现出显著的早期性。因此，这一时期可称为早期封建时期。
夏商早期封建时期，确立了“四土”边域地区古族邦国家形成路径及其与中原王朝之间的关系。一方面，王权自上而下的“封建”逐渐改变了前封建时期边域古族邦的原生型国家生成模式， 造就了夏商“天子之尊”乃为“诸侯之长” 的政治结构。这一时期，幽燕地区的孤竹、山戎、东胡、貊、蓟、令支、屠何、高夷、青丘等古族邦，处于夏商北土边域的外服地区，与夏商中原王朝形成从属关系。另一方面，王权初生使夏商王朝国家的“封建”具有早期性，其治理“四土”边域族群时只有少数授土授民的实封，多数是对旧有古族邦掌握领土与人口在形式上予以认可，以换取对方臣服与支持。古书中将这种类型的封建谓之“褒封”，东汉何休论曰：“有土嘉之曰褒，无土建国曰封。” 据之，“褒封”具有土著性，分封对象多是前封建时期古族邦中所谓有功烈者的后裔。以世居商代“西土”的“周”邦为例，其首领就常受到商王册封。如《逸周书·商誓》载周王与商人的对话：“在商先誓王明祀上帝□□□□亦惟我后稷之元谷用，告和，用胥饮食，肆商先誓王维厥故，斯用显我西土。” 即自古栖息在殷商西陲的周族邦首领，受商先王封赐而成为“西土”诸侯。又《左传·昭公七年》载卫襄公卒，“卫齐恶告丧于周，且请命，王使臣简公如卫吊，且追命襄公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余敢忘高圉、亚圉。’”杜注：“二圉，周之先也，为殷诸侯，亦受殷王追命者。” 《逸周书》及杜预所说周人先公曾受到商人册封应有所本。今本《竹书纪年》虽为晚出，但书中存有比较系统的商王册封周族首领的记载，具有一定参考价值。如其文载：“祖乙十五年，命邠侯高圉”、“盘庚十九年，命邠侯亚圉”、“祖甲十三年，命邠侯组绀”、“武乙元年，邠迂于岐周”、“武乙三年，命周公亶父，赐以岐邑”，皆为其例。早出的古本《竹书纪年》中亦有“周王季命为殷牧师也” 记载。其书虽佚且仅见一条商王册命周人的记录，但足见今本《竹书纪年》相关记载并非向壁虚构。此外，古书中还有商周之际文王昌被册命的记录。如《吕氏春秋》载，“命文王称西伯，赐之千里之地” 。又如《史记·殷本纪》中记载文王献出洛西之地后，“纣乃许之，赐弓矢斧钺，使得征伐，为西伯” 。以上诸例皆为传世古书所记商人“封建”周人的事件，并得到古文字资料的佐证。如周原甲骨有两条卜辞就记载了周人首领受商王册封的记录，其文曰：
H11:82：在文武丁[祼]，贞，王其诏帝□、天咸，
周方伯□□，囟正，亡左自□□□□□王受有祐。
H11:84：贞，王其祷侑大甲，
周方伯履，囟正，不左于受有祐。
论者多认为这两条卜辞与商王册命周方伯有关。周方伯作为夏商“西土”外服地区旧有古族邦，商王对其册封并无实质性的授土授民。可见，“褒封”并非实封，只是肯定旧有古族邦存立的合法性，以及对当下王权的服属。迟至晚商时期，商人“北土”直接控制区域应不超过藁城台西遗址（今河北省石家庄市以南地区）。因而，幽燕地区古族邦在夏商王权下的“封建”亦当属于上述“褒封”型。从传世文献、古文字和考古学等多重资料来看，夏商王权对处于北土边域的幽燕地区古族邦，主要有三种“褒封”模式。
第一种模式是夏商王权对前封建时期分布在幽燕地区同姓古族邦的“褒封”。这类古族邦作为中原王室的同姓族群，在上古时期由于人口增殖等因素作为“支族”而播迁栖息至幽燕地区。其在夏商王权产生之后，与中原王朝关系密切，以孤竹国为代表。它属于商人中的子姓支族，并掌握辽西古廊道，是商王朝控驭商“北土”边域族群的重要军事据点。《史记·殷本纪》载：“契为子姓，其后分封，以国为姓，有殷氏、来氏、宋氏、空桐氏、稚氏、北殷氏、目夷氏。” 据之，以契为始祖的商族至夏商自然增殖为有殷氏等多个支族，孤竹就是其分布于幽燕地区、族名为“目夷氏”的一支。所谓“目夷氏”是孤竹国地处东北边域后的称呼，其君则称“墨胎氏”。古书记载，孤竹作为古族邦至殷商建立之际获得商汤的分封。司马贞《史记索引》注解《史记·伯夷列传》时称孤竹是“殷汤三月丙寅日所封……其君姓墨胎氏” 。孤竹作为自虞夏传承至商的同姓支族，并无实质性授土授民，本质上仍是一种“褒封”。孤竹被封当是出于商人控制“北土”边域古族邦的需要。甲骨卜辞有40余例将孤竹记为“竹”，金文中始见“孤竹”。值得注意的是，甲骨文中有商王册封“竹侯”的记录。裘锡圭先生指出，侯的前身是一种经商王任命的武官，并驻扎在商代边境，称之“为王斥候”，且卜辞中的“侯”一般已经具有诸侯的性质。孤竹受封为“侯”表明其承担着重要的军事职责，其勤王助事的记录常见于卜辞。如《甲骨文合集》载：“丁丑卜，王贞，令竹求伐于卜（外），
（肩）由（堪）朕事。”（《合集》20333） 卜辞还有孤竹捕获“北土”边域敌对方国“召方” 作为商王祖先祭品的记录。如《小屯南地甲骨》 载：“己亥卜贞，竹来，以召方，于大乙朿。”（《屯南》1116）“□□卜贞，竹来，以召方……彘于大乙”（《屯南》4317），皆为其例。由此可见，孤竹是商王镇守“北土”边域以为“藩屏”的角色。除军事职责外，孤竹还与商王室保持着朝贡臣属关系，如“竹入十”（《合集》902）、“取竹刍于丘”（《合集》108）等辞例均为其证。此外，孤竹贵族还常在商王室担任地位很高的贞人、卜人，甲骨文中有“卜竹”（《合集》23805）、“丁丑卜，竹、争贞”（《合集》637）的记载，表明与商王朝关系之密切。正因为孤竹在商王朝经略“北土”和王朝政治中的重要角色，商王室常与其通婚来巩固关系。如“竹妾”（《合集》2863）、“妇竹”（《合集》5097）等均为孤竹的女子与王室通婚之例。经册封成为商之外服诸侯后，孤竹在政治、军事和礼仪等方面较为鲜明地体现出国家政权的特点。《帝王世纪》载，“汤特封墨胎氏于孤竹，后九叶，孤竹君二子伯夷、叔齐以让国去之” ，称商末幽燕地区的孤竹为“国”。应该说，孤竹早期国家演进模式除了“褒封”所具备的“土著性”外，还由于与商王室关系密切而受到中原地区外在因素影响。
第二种模式是夏商王权册封幽燕地区与中原王朝交好的异姓古族邦，以控驭周边土著族群的“褒封”。这种模式以“围坊三期文化”的北京平谷刘家河墓地为代表。它呈现出中原商文化与北方土著文化相融合的青铜文化特征。墓中随葬商文化风格的礼制容器主要由两部分组成，分别是二里岗上层二期风格的甗、斝、袋足封顶盉、球形腹长颈提梁卣和殷墟一期风格的小方鼎、饕餮纹圆鼎、鬲、罍、长颈提梁盉、瓿、卵底爵等器物。这些组合式商代礼制容器遗存，彰显了刘家河墓地墓主对中原商文化的认同。同时，墓中发现的铁刃铜钺，是中原商王朝与古族邦确认政治从属关系的标识性礼器。商王朝通过赐予交好的地方服属族邦首领以“钺”，赋予其征伐之权。值得注意的是，刘家河墓地出土的青铜礼器虽大多具有中原商文化特征，但少部分器物也具有燕山南麓的土著文化色彩，例如腹部施以连珠纹的云雷纹方鼎，三锥足、盖钮与提梁处有环套接的盉等。特别是独见于商周时期燕山山脉一线的金臂钏和喇叭口金耳环等装饰品遗存，表明了墓主人的文化认同和审美观念，其所代表的族群应属于冀北燕山南麓地区的一支土著族群。该墓葬所出的青铜礼器和铁刃铜钺反映了其与商王朝之间存在政治从属关系，这一支土著族群应受到商王朝的政治控制，接受商王的册命与赏赐。其考古学文化双重特征，彰显出早期封建时期“褒封”对土著族群的影响，并体现幽燕地区“在地”文化强大的生命力。
第三种模式是夏商王权对幽燕地区其他异姓古族邦的“褒封”。这类古族邦既不属于中原王室的同姓族群，也非交好的异姓族群，只是因一时震服于夏商王权而获得“褒封”。其与王权的关系比较疏远，常随中原王室实力强弱的变化而叛服无常，所属考古学文化遗存呈现出浓厚的幽燕地区本地“土著性”文化特征。如夏家店下层文化是夏商之际幽燕地区的一支重要考古学文化，其早期与晚期的社会组织形态差别迥异。早期阶段，夏家店下层文化尚未出现大规模筑城。但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人口增长，其逐渐形成了存在中心聚落和山顶型祭祀中心的聚落群。至晚期阶段，该文化形态的聚落数量大幅度增长，出现具有分区规划的墓葬群并涌现大批城址群，表现出早期国家的诸多特征。这与考古学界总结的国家起源“聚落三形态”演进理论——“大体平等的农耕聚落形态发展为含有初步不平等和社会分化的中心聚落形态，再发展为都邑国家形态” 基本一致。可见，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国家演进之路脉络较为清晰，凸显出“土著性”特点。尽管如此，夏家店下层文化出土的一些陶器、青铜器同时兼具本地风格和夏商中原文化元素。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大甸子遗址墓葬。它的年代跨度为公元前1735年至公元前1463年间，属于夏家店下层文化晚期阶段。大甸子遗址贵族墓葬中出土了与中原二里头遗址文化特征相似的陶鬶、陶爵，表明其与中原王权之间存在礼仪往来。而夏家店下层文化出土的杖首等属于权力标识的礼器也见于这一时期。由此推断，夏家店下层文化与夏商中原王朝关系最密切的时期正是其步入国家文明之际，并因“褒封”而加强彼此之间的交流与联系，起到“催化剂”作用。
要之，由于夏商早期封建时期幽燕地区属于中原王朝直接控制的“北土”边域之外，夏商早期王权对幽燕地区的“褒封”虽有多种类型，但该地区古族邦的早期国家形成模式均以王权“封建”和本地“土著性”双重影响的样态出现。总体而言，前两种与王权密切的“褒封”仅是据点式存在，第三种“褒封”模式才是夏商早期封建时期的主流。尽管如此，三种模式下的幽燕地区古族邦国家形成之路，都呈现出“原生型”与“次生型”杂糅的模式。
三、 成熟封建时期“方伯”型幽燕地区古族邦
商周鼎革后，王政时代迈入周代王权主导的封建时期。周公等周初政治精英基于“夏鉴”和“殷鉴”的史鉴意识，为实现“藩屏”周王室的目的，建立起以宗法制为核心、以“封建亲戚”为对象、以“授民授疆土”为内容的制度。这种针对同姓子弟和异姓功臣进行的实封，至成康时期最终建立起以姬姓族邦为中心、异姓族邦为同盟、庶姓族邦为辅翼且递为藩屏的天下治理体系。周人施行的“封建”，无论是分封的目的对象、内容体系还是藩屏实效，均有别于夏商早期封建时期以“褒封”为主的分封。因此，这一时期可称为成熟封建时期。
周代王权的成熟封建，使其经略“四土”时呈现出有别于夏商早期封建时期的新模式。它加强了周王室对“四土”边域地区古族邦的控制力，而且也影响到古族邦的国家形成路径。一方面，夏商早期封建时期的“褒封”模式被周人继承，“四土”边域所在的古族邦通过“褒封”方式，确认了封建从属关系。至西周末年，最终形成周王畿与四个方向封国连成一片的疆域面貌，即《左传·昭公九年》所载“我自夏以后稷，魏、骀、芮、岐、毕，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薄姑、商奄，吾东土也，巴、濮、楚、邓，吾南土也，肃慎、燕、亳，吾北土也” 的政治地理结构。另一方面，周代通过封建亲戚和异姓功臣，强化对具有战略意义的“四土”边域等地理要冲的掌控力度。《左传·昭公二十八年》记载：“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国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国者，四十人，皆举亲也。” 《荀子·儒效篇》也说，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 。王国维先生对此论断说：“逮克殷践奄，灭国数十，而新建之国皆其功臣昆弟甥舅，本周之臣子。而鲁卫晋齐四国，又以王室至亲为东方大藩，夏殷以来古国，方之蔑矣。由是天子之尊，非复诸侯之长而为诸侯之君。”
针对周代王权由“长”变“君”的事实，应包含有两层含义。其一，“四土”古族邦对王权具有更加明确的臣之职事“服”。包括北土幽燕地区在内的服属古族邦，根据对王权承担职事不同的“服”，分别被转化为宾服、要服、荒服 ，遂与王邦及其所建之“侯”构成了“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 的五服制。其二，“四土”古族邦与周代王权具有更为明确的臣属等级关系。周人所建“四土”之侯藩是由作为“四土”土著古族邦之长的“方伯”代理本区域周王王权，使周代封建形成了“周王-方伯-古族邦”三级等级制国家结构。近年新刊布的西周中期铜器士山盘揭示了相关内容，其铭文载：
唯王十又六年九月既生霸甲申，王才周新宫，王各大室，即立，士山入门立中廷，北乡，王乎作册尹册命山曰：“于入中侯，出，徵鄀、刑（荆）、方服，暨大籍服，履服，六孳服。中侯、鄀、方宾贝、金。”士拜稽首，敢对扬天子子不显休，用乍文考釐中宝尊盘盉，山其万年永用。
士山奉周王命令到中侯国巡视，并检查了南方蛮夷鄀、刑（荆）、方等国的“服”。所谓“服”，即指对周王朝的职贡。按照服制规定，服属的诸侯对周王有祭享、贡纳和服从等职事。士山检查各诸侯国“大籍服，履服，六孳服”等祀贡职事，应是周代服制存在的证明。士山巡视诸国过程中，先在中侯有所停留，当是中侯地位较高，为蛮夷古族邦之“方伯”的缘故。
类似例证还有陕西省武功出土的西周晚期铜器驹父盨，其铭载：
唯王十又八年正月，南中邦父命驹父即南诸侯，率高父见南淮尸，厥取厥服。至，尸俗（欲）坠，不敢不敬畏王命，逆见我，厥献厥服。我乃至于淮，小大邦亡敢不具逆王命，四月还至于蔡。乍旅盨，驹父其万年永用多休。
铭文记述了南中邦父命令驹父向淮夷索取职贡的过程。驹父途中亦经由南诸侯，且由其臣高父率同前往，所记与士山盘中“周王-方伯-古族邦”的国家结构类同。
这种周王主导的“方伯”型国家结构，使包括幽燕地区在内的“四土”古族邦的国家形成之路更多受到中原王权影响，而呈现出“次生型”特点。从传世文献、古文字和考古资料看，周代王权对处于北土幽燕地区古族邦的“封建”经略主要有两种模式。
第一种模式是周代王权对幽燕地区“土著”古族邦的“褒封”。这种分封与夏商早期封建时期一样并无实质性的封赐，仅是周王对这些古族邦归附后治理权合法性的确认。据记载，武王克商后，曾以追思先圣王的名义对幽燕地区的古族邦进行封建。《礼记·乐记》载：“武王克殷返商，未及下车，而封黄帝之后于蓟” ，蓟在今北京市广安门附近。这表明西周初期为了稳定幽燕之地，不得不“褒封”原来亲商的幽燕地区古族邦，予以怀柔安抚。至成王平定三监之乱后，周王室渐成广域王权，其“北土”边域也随之扩展至息慎附近（今长白山周边）。《史记·周本纪》载：“成王既伐东夷，息慎来贺，王赐荣伯作《贿息慎之命》。” 这说明西周“北土”自幽燕地区至长白山周边应皆为周人朝贡服属之臣邦。《国语·鲁语下》载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百蛮，使各以其方贿来贡，使无忘职业。于是肃慎氏贡楛矢、石砮，其长尺有咫。” 更为偏远的肃慎来朝，表明更近于周王畿的幽燕地区也应概莫能外。《逸周书·王会解》载，周成王时幽燕地区孤竹等古族邦曾以贡纳之“服”朝见周王的盛况：“北方台正东，高夷嗛羊；嗛羊者，羊而四角。独鹿邛邛距虚，善走也。孤竹距虚，不令支玄模，不屠何青熊。东胡黄罴，山戎戎菽。” 其中，孤竹、令支、高夷、屠何、东胡、山戎皆为幽燕地区的古族邦。它们分别贡献周王室“距虚”“嗛羊”“玄獏”“青熊”“黄罴”“戎菽”等地方特产，当是以贡纳形式对武王以来臣服关系传统的再次确认。在这种“褒封”模式下，幽燕地区古族邦向国家演进之路更多地受到以封建等级制为核心内涵的周礼文化影响。该地区古族邦归属由商代泛称的“外服”到周代则进一步细化为五服制下的宾、要、荒诸“服”，其国家演进之路也由于中原王权等外在因素的介入而呈现出更多“次生型”的特点。
第二种模式是周代王权以“实封”方式将四土经略的“周王-方伯-古族邦”三级制模式运用到幽燕地区。来自中原周王室的同姓支族作为“方伯”被封建至这一地区以控驭周边古族邦，呈现出与早期封建时期“褒封”不同的情形，即同时授土授民。文献彝铭表明，经过周初的三监之乱，周人在“褒封”幽燕地区古族邦基础之上，自南而北“封建”了卫、邢和燕。其中，国处“北土”最北的燕国，乃周初重臣召公的封国，属于姬姓支族。据周初金文太保簋“王伐录子圣，氒反，王降征令大保，大保克（敬）亡（谴），王（永）大保，易休土，用（兹）彝对令” 记载，成王赐太保“休土”，太保当即召公，金文中多称召公奭为大（太）保，也有直接称为“保”例证。周初三监之乱中召公北伐给予“北土”古族邦极大震慑，召公在北伐结束后被封于燕，但与周公封鲁一样，均“以元子就封”。北京房山琉璃河1193号燕侯墓所出克罍、克盉证实了古书记载召公之子就封的情况。两器同铭曰：
王曰：“大保，唯乃明乃心，享于乃辟。余大对乃享，令克侯于匽（燕），使羌、狸、虘（于）驭（御）髟”。克宅匽（燕），入土厥司，用作宝尊彝。
铭文主要记载了周成王与召公的对话。其开头直呼“大（太）保”，即召公，并册命大（太）保之子“克”就封燕国，这与《尚书·洛诰》中“王命周公后”的情形一致。周成王将幽燕地区的部分土著之民和土地划归燕国管理 ，这些所属之民应当构成了燕国立国的基础，可见燕国属于周王室经略“北土”的“实封”。燕国作为周王所封重臣召公藩屏“北土”的同姓封国，其立国途径属于周室“建侯”式的“次生型”。
周人上述封建的两种模式中，“褒封”主要发生在武王伐纣之后的周初，至成王时期北土情势已定。此后，建立同姓支族燕国管理土著古族群的“实封”不仅成为周人的自觉政治建制，而且成为周王权对幽燕之地古族邦监管的主要方式。换言之，周成王以后的周人对幽燕地区的经略随着燕国的封建形成了“周王-方伯（燕）-古族邦”的政治等级结构。其中，燕的方伯角色可比照《诗经》中周人北土另一封国“韩”，韩是周武王之子被封于北土担负重要军事职事的“侯”。《诗经·大雅·韩奕》载：
韩侯受命，王亲命之：缵戎祖考，无废朕命。夙夜匪解，虔共尔位，朕命不易。榦不庭方，以佐戎辟。……溥彼韩城，燕师所完。以先祖受命，因时百蛮。王锡韩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国，因以其伯。实墉实壑，实亩实籍。献其貔皮，赤豹黄罴。
据此所载，韩侯朝见周王被册命，命其继承先祖“奄受北国，因以其伯”的封建使命，继承其先祖作为“百蛮”“追”“陌”等“北土”古族群诸侯长的“方伯”身份，在北方区域建立城防，代理周王清理田亩，征收赋役以及贡献土产等，所谓“实墉实壑，实亩实籍。献其貔皮，赤豹黄罴” 是也。燕国与韩国均以周王室北土之“侯”受封，并筑城为都。燕国国都（今北京市房山区董家林古城）周边有山戎、东胡、孤竹、令支、屠何等土著古族邦环伺，其职当亦如韩侯代理周王一样，为诸侯长监管幽燕地区古族邦。
燕国作为周王封建在幽燕地区的古族邦之长，其方伯职责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其作为方伯有代周王监管幽燕地区古族邦之责。辽宁省喀左县发现的一批青铜器窖藏中，孤竹父丁罍载有“父丁，孤竹，亚髟” 的文字，器主是以亚髟为族徽的孤竹支族。前述克罍与克盉提及周人封燕“侯”，令其带领羌、狸、虘三族参与对髟族的统御，两铭之“髟”当即一族。团结附近方国共同抵御髟族入侵，这是燕侯作为周王室分封于幽燕地区作为古族邦之长的职责体现。不惟如是，清同治年间北京近郊出土的亚盉更是直接揭示了燕侯在幽燕地区古族邦之长的角色。其铭曰：“㠱侯亚，匽（燕）侯锡亚贝，作父乙宝尊彝。” 其中，㠱侯亚是族徽，其族是殷末周初幽燕地区土著古族。燕侯对其首领亚赏赐，显示了㠱侯亚族服事燕侯的一种上下主从关系。而西周末年，“蓟微燕盛，（燕）乃并蓟居之” ，相关记载也不失为燕之“方伯”具有军事征伐之权的又一旁证。直至春秋初期，山戎不听周王室及其封国燕国号令，燕国由此也中断了向周王的朝贡。而作为诸侯之长的霸主齐国擎起“尊王”旗号，北伐山戎，一并灭掉了山戎的两大盟友令支、孤竹。《国语·齐语》记载齐桓公：“遂北伐山戎，刜令支，斩孤竹而南归。”三国韦昭注曰：“二国（令支与孤竹），山戎之与也。刜，击也。斩，伐也。令支，今为县，属辽西，孤竹之城存焉。” 春秋霸主齐桓公代燕国行“方伯”之职，当是继承燕国在西周时期的旧职。另一方面，燕国对幽燕地区古族邦有诸如政治服属、军事监管和经济贡纳方面的职责，必须定期朝觐周王进行述职，彰显其作为“方伯”只是周代王权的代理角色。如周初金文燕侯旨鼎载：“匽（燕）侯旨初见事于宗周，王赏旨贝廿朋，用作又（有）姒宝尊彝。” 铭文说燕侯旨第一次到宗周朝觐王室，由于“见事”述职而得到周天子的赏赐，是燕侯作为“侯”，其见事当包括“方伯”之职按礼制定期朝见天子。
要之，周代成熟封建时期实行“褒封”和“实封”两种模式而又以“实封”为主导的封建。这体现了周代幽燕地区经略形成了以燕国这一“方伯”型为主、土著族邦为之从属的政治格局。这种格局使幽燕地区古族邦较夏商时期更多地受到周代王权和燕文化的影响，呈现出主导性的“次生型”特点。西周中前期燕山南北考古学文化为这种“次生型”模式提供了考古实证。不唯如此，这种格局还使幽燕地区建立起了一种以周代王权为中心的政治等级隶属关系。相较于商代以“褒封”为主导的“北土”边域实控之外的“据点式”族邦联盟关系，周代幽燕地区则通过燕国“实封”成为周人“北土”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
结语
综上所论，中国古代国家早期起源、形成与发展若以中国本土理论概念术语“封建”进行时段划分，可分为虞夏以前前封建时期、夏商早期封建时期和周代成熟封建时期三个阶段。从传世文献、古文字和考古资料来看，幽燕地区古族邦在不同时期以“封建”的成熟度作为国家形成的内在动力，分别经历了“神守”型、“褒封”型和“方伯”型等古国类型，呈现出原生型、杂糅型和次生型等不同类型的演进模式。夏商周三代“封建”尤其是周代的成熟“封建”，使得幽燕地区古族邦在政治体系上成为中原广域王权“北土”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不仅为东周王权式微后燕国设郡县政区并直接治理幽燕地区提供了历史渊源，而且成为中华文明从“满天星斗”式的区域起源向以中原王权为中心的“众星拱月”多元一体格局演进的典型个案。
来源：大明湖畔看今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