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正元元年（254 年）十月，曹魏政权经历了自高平陵之变以来最剧烈的权力震荡 —— 大将军司马师以 "荒淫无度" 为由废黜魏少帝曹芳，随后于当月丁丑日颁布诏令："东海王霖，高祖文皇帝之子。霖之诸子，与国至亲，高贵乡公髦有大成之量，其以为明皇帝嗣。"（《三国志・少

《三国志·少帝纪》丁丑，令曰："东海王霖，高祖文皇帝之子。霖之诸子，与国至亲，高贵乡公髦有大成之量，其以为明皇帝嗣。"

一、事件背景：高平陵之变后的皇权真空与继承危机

正元元年（254 年）十月，曹魏政权经历了自高平陵之变以来最剧烈的权力震荡 —— 大将军司马师以 "荒淫无度" 为由废黜魏少帝曹芳，随后于当月丁丑日颁布诏令："东海王霖，高祖文皇帝之子。霖之诸子，与国至亲，高贵乡公髦有大成之量，其以为明皇帝嗣。"（《三国志・少帝纪》）这一事件标志着曹魏皇位继承体系的第二次重构，也是司马氏专权以来对皇权合法性的首次系统性重塑。

（一）曹芳被废与皇权合法性危机

曹芳自景初三年（239 年）以幼主身份继位，在 "曹马共政" 格局中始终处于傀儡地位。正始十年（249 年）高平陵之变后，司马懿诛灭曹爽集团，司马氏以 "辅政" 名义掌控中枢。曹芳成年后试图通过拉拢李丰、夏侯玄等士族对抗司马师，却因计划泄露导致大批亲曹势力被清洗。嘉平六年（254 年）九月，司马师联合公卿上奏太后，称曹芳 "亵近倡优，沈漫女德"" 不可以承天绪 "，最终废其帝号为齐王，送归私第。

曹芳被废引发了严重的合法性危机：一方面，司马氏作为顾命大臣违背托孤遗诏，以武力废黜皇帝，打破了东汉以来 "大臣无废君" 的政治伦理；另一方面，曹魏皇室自曹丕以来确立的 "禅让合法性" 体系出现裂痕，急需通过新的继承安排重建统治正当性。

（二）宗室谱系与继位人选的有限性

曹魏自明帝曹叡无子，先后收养曹询、曹芳为嗣，但均非直系血缘。曹芳被废后，皇位继承人需从曹操直系后裔中选取。东海王曹霖是曹丕庶子、曹叡异母弟，其长子曹启、次子曹髦均属高祖（曹丕）一脉。据《三国志・三少帝纪》记载，曹髦 "少好学，夙成，齐王废，公卿议立帝"，其 "大成之量" 的评语虽含政治包装，却反映出司马氏对宗室成员的精心筛选 —— 既需具备合法继承权，又不能有强大的政治班底。

二、继位过程：司马氏主导下的礼法重构与权力博弈

（一）礼法程序的严格遵循与政治表演

司马师在拥立曹髦时，刻意遵循东汉以来的 "大臣议立" 制度：首先请示郭太后（明帝皇后），以 "皇家正统" 名义发布策命；其次召集三公、九卿、中书监令等重臣，以 "亲亲尊尊" 原则论证曹髦继位的合法性；最后举行隆重的即位仪式，强调 "昔明皇帝继世，乃迎立圣德"（《魏氏春秋》），将曹髦继位包装为对明帝嗣统的延续。

这种礼法表演的背后，是司马氏对舆论的高度控制。据《晋书・景帝纪》记载，司马师在废立过程中 "率群臣诣太后，具奏其事"，表面尊重皇室权威，实则通过垄断信息传播渠道，将曹芳塑造成 "失德之君"，而曹髦则被赋予 "中兴之主" 的人设。

（二）曹髦的政治定位与权力边界

曹髦继位时年仅十四岁，虽 "才同陈思，武类太祖"（《三国志》注引《汉晋春秋》），却面临着明确的权力限制：司马师保留 "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 职衔，继续掌控禁军与地方都督；中书省、尚书省等中枢机构仍由司马氏亲信把持，如傅嘏、钟会等；地方军事重镇如扬州、荆州都督区，已形成以王昶、毌丘俭等为代表的司马氏军事集团。

这种权力结构决定了曹髦从继位之初便处于 "虚君" 地位。史载其 "车驾驻止，过繁昌，使执金吾臧霸行太尉事，以特牛祠受禅坛"（《三国志・少帝纪》），通过祭祀曹丕受禅坛，司马氏明确要求曹髦承认 "魏晋革命" 的合法性，断绝其复兴曹氏皇权的幻想。

三、政治动机：司马氏的合法性建构与曹魏宗室的末路

（一）司马氏的三重政治考量

1. 血缘合法性补完：曹髦作为曹丕之孙、曹霖之子，属于 "高祖直系"，相较曹芳（明帝养子，生父不明）具有更清晰的宗法谱系。司马师在策命中强调 "礼，大宗无嗣，则择支子之贤者"，正是利用儒家宗法制度，将司马氏的废立行为转化为 "拨乱反正" 的正义之举。

2. 士族舆论的安抚：高平陵之变后，司马氏与士族的合作关系出现裂痕。曹髦继位诏书中 "亲贤并用，共弘治道" 的表述，实为向夏侯玄、李丰等被诛士族示好，同时通过重用王肃、陈泰等礼法派士族，构建 "君臣共治" 的政治图景。

3. 军事权威的强化：曹髦继位次月，司马师即 "遣建威将军诸葛诞、征东将军胡遵等率军讨毌丘俭、文钦"，将新皇帝的首次政治亮相与司马氏的军事胜利绑定，形成 "皇权依赖军权" 的权力逻辑。

（二）曹魏宗室的结构性困境

曹髦的继位，本质上是曹魏宗室从 "权力核心" 到 "政治符号" 的彻底异化：

1. 宗藩制度的失效：曹丕继位后，为防止宗室内斗，实行 "虚封制"，诸王 "食邑千户，置军吏百人"，无实际军政权力。曹霖作为东海王，其封地仅为象征性存在，无法形成地方支持势力。

2. 嫡庶之争的延续：曹髦为曹霖庶子（《三国志》注引《魏氏春秋》载其 "少好学，夙成，齐王废，公卿议立帝"），在宗法制度中本无优先继承权。司马氏选择庶子继位，正是利用曹丕一系嫡脉断绝（曹叡无子，曹芳被废）的困境，打破 "立嫡以长" 的传统，凸显权臣对继承制度的操控。

3. 礼法工具化的后果：当 "亲亲" 原则被异姓权臣滥用，宗室成员的继位不再是皇权自然传承，而成为权臣合法性的装饰品。曹髦继位诏书中 "有大成之量" 的评价，与汉献帝禅位诏中 "聪睿明哲，天姿有大美德" 的套语如出一辙，标志着皇权合法性论述的彻底工具化。

四、历史影响：从 "虚君" 到 "殉道" 的悲剧性转折

（一）曹髦的抗争与司马氏的应对

曹髦继位后，试图通过 "兴学行礼"" 亲祀孔子 "等文化举措重建皇权权威。正元二年（255 年），他亲率群臣至太学论辩，" 问诸儒曰：' 圣人幽赞神明，仰观俯察，始作八卦，后圣重之为六十四，立爻以极数，凡斯大义，罔有不备，而夏有连山，殷有归藏，周有周易，易之书，其故何也？'"（《三国志》注引《帝纪》）这种对儒家经典的深入探讨，实为对司马氏" 以孝治天下 " 口号的隐性挑战。

面对曹髦的文化抗争，司马氏采取了刚柔并济的策略：一方面以 "大将军司马景王薨于许昌" 为由，迫使曹髦任命司马昭为大将军，完成司马氏权力的平稳过渡；另一方面通过 "封爵劝进"，将邓艾、钟会等寒门将领纳入司马氏阵营，削弱曹髦对军方的影响力。

（二）高贵乡公之死与曹魏皇权的终结

甘露五年（260 年），曹髦不满 "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率僮仆数百人讨伐司马昭，最终被成济弑杀于南阙。这一事件成为曹魏皇权的最后绝响：

1. 礼法秩序的彻底崩塌：皇帝被权臣部将公开弑杀，打破了自汉武帝以来 "天子不可杀" 的政治禁忌，标志着东汉以来的儒家礼法体系在现实权力斗争中的失效。

2. 司马氏的合法性重构：司马昭在弑君后，迅速处死成济兄弟，以 "临时工背锅" 的方式切割责任，同时迫使郭太后下诏称曹髦 "情性暴戾，日月滋甚"" 欲因际会，举兵入西宫 "（《三国志・少帝纪》），将弑君事件转化为" 皇帝谋反被诛 " 的正当防卫。

3. 魏晋禅代的加速：曹髦之死使司马氏意识到，仅靠 "虚君" 无法维持统治，必须通过 "受禅" 仪式完成政权合法性转换。五年后（265 年），司马炎效仿曹丕故事，接受魏元帝曹奂禅让，建立西晋王朝。

（三）对后世皇权继承的警示

曹髦继位事件深刻影响了中国古代皇权继承制度：

1. "权臣立君" 模式的定型：从霍光废昌邑王到司马师立曹髦，权臣通过控制皇位继承来垄断权力，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政治常态。

2. 宗法制度的工具化：当皇权衰落时，"亲亲尊尊" 原则不再是维护继承秩序的保障，反而成为权臣废立的合法性借口。这种现象在南朝宋齐梁陈的更替中反复上演。

3. 虚君政治的开端：曹髦继位后 "政由司马氏，帝不能制"（《三国志》），开创了皇权与相权彻底分离的虚君模式，为东晋 "王与马共天下" 的门阀政治奠定了制度基础。

五、结语：在历史裂缝中寻找真相

高贵乡公曹髦的继位，是一场精心编排的政治戏剧：司马氏通过礼法包装，将废立行为转化为 "匡扶社稷" 的正义之举；曹魏宗室在嫡庶断绝的困境中，不得不接受庶子继位的现实；而年轻的曹髦，则在皇权象征与政治傀儡的矛盾中，选择了以生命对抗命运的悲剧结局。

这一事件折射出魏晋之际的深层历史逻辑：当皇权失去军事与经济基础，当士族门阀成为政治主导力量，任何试图复兴皇权的努力都将化作历史的尘埃。曹髦继位诏书中的 "大成之量"，最终变成了 "司马昭之心" 的注脚，而司马氏则在皇权合法性的废墟上，搭建起属于自己的权力大厦。

从更宏大的视角看，曹髦事件标志着中国古代政治从 "强君政治" 向 "权臣政治" 的转型完成。当 "禅让" 成为改朝换代的标准程序，当 "伊尹霍光" 成为权臣的自我期许，历史的车轮已悄然驶入了门阀政治的漫长黑夜。

来源：笑看三国风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