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制造“杭州六小龙”？一文读懂杭州模式的底层逻辑

摘要：近几年里，每年都会诞生一座“爆款城市”。前年是淄博，去年是哈尔滨，到了今年，则是杭州。与前两者不同的是，杭州走红靠的并不是文旅。从游戏科学到DeepSeek再到宇树科技，人们惊讶地发现，这座以西湖、阿里和直播带货为名片的“网红城市”，竟已悄然成为站在中国人工智

近几年里，每年都会诞生一座“爆款城市”。前年是淄博，去年是哈尔滨，到了今年，则是杭州。与前两者不同的是，杭州走红靠的并不是文旅。从游戏科学到DeepSeek再到宇树科技，人们惊讶地发现，这座以西湖、阿里和直播带货为名片的“网红城市”，竟已悄然成为站在中国人工智能领域尖端的“科创之城”。“杭州六小龙”，人们给杭州的六家头部企业冠以这样的称呼。许多人特地来到杭州，只为造访这些企业，打卡、考察，还有更多人在发问：“为什么xx诞生不出‘杭州六小龙’？”从官方到民间，类似的话题被反复热议。最近，中信出版集团围绕这一热门议题，先后出版了三本深入解读之作：《杭州模式：DeepSeek与中国算谷》《有为与有效：解码“杭州六小龙”背后的科创生态》以及《科创与中国：为什么是杭州，如何不仅是杭州》。围绕同一议题，三本著作各有侧重。《杭州模式》通过丰富的田野调查资料，构建了一个“三元互动”的决策发展模式。《有为与有效》的作者周国辉曾任浙江省科技厅厅长，以亲历者的视角还原杭州科创崛起之路。《科创与中国》则将话题延伸到更广阔的空间：“杭州模式”在何种意义上具有可复制性？通过这三本著作，我们能找到一条清晰、生动的杭州脉络。接下来，让我们将视角转向这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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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六小龙”，从现象到模式DeepSeek的总部，坐落在环城北路169号的一栋写字楼里。这里毗邻武林广场，是寸土寸金的杭州市中心。透过大落地窗向下望，大运河横卧在视野中央，著名的中河立交纵贯其上。以这座立交桥为中心，两条快速路朝四方延展，将下沙、滨江、余杭等新城区串联在一起。西起群山环抱之中的青山湖，东到钱塘江滩围垦而成的大江东，杭州城绵延六七十公里，车流如梭，人声如沸。放在90年代之前，这是难以想象的事情。中河立交开工于1988年，彼时，杭州仍然蜷缩在钱王筑就的“腰鼓城”中，是全国建成区面积最小的省会之一。杭州大厦才刚刚建成，是浙江省首座百米高楼。在运河以北，除了紧挨着的朝晖片区，再也找不到像样的住宅区，只有一座接着一座的国营工厂，杭氧、杭锅、杭钢，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经历风雨。“美丽的西湖，破烂的城市”，时人流传这是尼克松访华时给杭州作下的评语，时隔多年，杭州的城市规划仍然在“要风景”还是“要工业”之间举棋不定。但同样是在这一年，一些更具象征意味的事情正在发生。鲁冠球以1500万元的天价从宁围镇政府手中买断了萧山万向节厂的股权，随即开始股份制试点，成为乡镇企业改制的典范。宗庆后的娃哈哈推出了自己的第一个产品儿童营养液，广告一炮而红。记者钟睒睒从《浙江日报》辞职下海，远赴海南寻求创业机会，种蘑菇、摆地摊，什么都干。刚从大学毕业的马云被分配到一所高校当讲师，耐不住性子的他一有空就跑到西湖边，给外国游客当翻译，后来索性搞起了“英语角”，他的第一个创业项目“海博翻译社”正是脱胎于此。四个年龄、出身各不相同的杭州人，在这个时间点上不约而同地做出了相似的选择。他们走过匮乏的年代，一心只想改变自己的命运。但恰恰是他们的决心，最终改变了杭州。

1993年，位于下沙的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成立。1996年，西兴、长河、浦沿三镇组建设立滨江区。2011年，未来科技城横空出世。2016年，城西科创大走廊概念正式提出。支撑杭州城市扩张的，是这些星星点点的产业新城。推动这些产业新城落地生根的，是涵盖各行各业、数以万计的民营企业。而引领这些民营企业勇立潮头的，是一代又一代杭州人、新杭州人从未衰减的创业情怀。据统计，杭州现拥有企业超100万家，其中民营企业占比超过90%。而在全国工商联公布的“2024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单中，杭州更以36家的数量连续22年蝉联全国城市之桂冠。可以说，杭州是名副其实的中国民营经济标杆城市。如果说一座城市曾短暂出现过创业热潮，但此后却又迅速沉寂，那也许离不开时代的特定背景和机遇。如果说一座城市虽有创业龙头，却组不成梯队、形不成“雁阵”，那可能也得归功于少数创业精英的过人才智。如果说一座城市的创业潮无法转化为城市格局的拓展、面貌的更新、设施的优化、能级的提升，并回过头来吸引更多人前来创业，那么它终究还是浮于表面，未能成为城市的内生动力。持续、广泛、深入，这是衡量一座城市是否具有创业基因的三大维度。能同时做好这三点，那么创业创新就绝不只是一种现象，而足以称得上是一种模式。“杭州六小龙”成功的背后，正是成熟的杭州模式。

有为政府：做创新生态的园丁在《杭州模式》中，作者这样归纳其中的逻辑：杭州模式突破了政府与市场的二元对立思维，提出“有效市场、有为政府与有机社会三元互动”的协同治理模式，强调有效市场提供基础性的激励和资源配置机制，有为政府提供必要的制度保障和战略引导，有机社会则提供多元化的关系网络和自组织能力。三者相互支撑、相互制约、相互促进，形成了一个动态平衡的协同系统。在三大要素当中，“有为政府”是被舆论提及最多、也最受各地考察团青睐的一点。在作者看来，所谓“有为政府”，其实质是杭州政府完成了从传统管制型政府向现代服务型政府的角色转型，形成了“无事不扰，有事必应”的服务风格，从而降低了企业的制度性成本，为市场活力与企业创新能力打开了空间。这并非新鲜概念。早在2004年，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就已明确提出“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的改革目标，但二十多年过去，真正能将这一目标转化为高质量实践的地方却为数寥寥，甚至就在今年，还发生了地方官员强令商铺更换招牌颜色的荒唐事件。这一落差暗示出不少地方对“服务”概念的空洞理解。那么，杭州是如何进行“服务”的呢？我们似乎可以从一些细节中看出端倪。自从“杭州六小龙”爆火之后，前来拜访它们的各路人马络绎不绝，办公楼下、会客大厅常常人满为患，让本就人员精干的“六小龙”们疲于应付。为了让他们能够潜心科研，各级政府主动出面，在企业办公地点周边设置专门的展厅，代替企业进行访客接待。看上去，这并非地方公务员们的本职工作，但从服务视角出发，既然企业有困扰，这种困扰又难以通过企业内部解决，那么政府的介入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有创业者将杭州政府的这种思维称为“想企业所想”，甚至“想在企业前面”。类似的案例还有很多，比如有一家企业的产品是消防用无人机，可以为高达300米的建筑物灭火，但想要给客户演示起来十分困难。问题反馈给园区负责人后，对方仅用了10分钟就回电说没问题。这并非坐在会议室里拍脑袋的10分钟。园区负责人接到电话后，立马驱车赶到了消防中队，请求中队派出消防车予以支持。对方也爽快地答应了，甚至主动安排了适合演示的地点。在这些部门的配合下，展示会大获成功，有一家外国客户甚至一口气订购了40架无人机。

这些案例的背后，是政府服务意识的系统性转变。早在2016年底，浙江就提出“最多跑一次”的改革目标，对行政审批流程进行了大幅优化。这并非对审批事项进行简单的合并或削减，而是通过统一的政务数据共享平台，打通不同部门间的信息壁垒，并引入第三方服务机构，形成了涵盖人才、金融、法律等多领域的全方位服务体系。政务改革的核心，是创造一个信息透明、可预期的政策环境，降低信息不对称给企业带来的风险，从而构建稳定高效的市场信任机制。2023年初，浙江省发改委在全国范围内率先发布了《营商环境无感监测规范指标体系》，将减少行政干预转化为具体可测的300个指标，里面甚至涉及电表安装手续、跨境贸易进箱时长等极为细碎的内容。作为浙江改革实践的亲历者，周国辉对此作出了一个精妙的评价：“政府要做创新生态的园丁，而不是园丁手里的剪刀。”剪刀的存在只是为了修剪，而园丁要考虑的，是趁着春光烂漫，让鲜花满园盛开。

有效市场：政府出资撬动社会资本“杭州六小龙”之所以备受关注，一个重要原因是它们踏中了第四次技术革命的浪头，成为整个中国新质生产力发展创新的代表。这些企业集体涌现于杭州，其实是一件颇为出人意料的事。一方面，杭州在传统科创产业，如新能源汽车、光伏、半导体等方面的产业积累明显不足，同深圳、苏州等城市差距明显。另一方面，无论是大模型还是具身智能，人工智能产业的回报周期要远长于一般制造业和互联网服务业，而前期又往往需要海量的研发资金投入。这就意味着，“杭州六小龙”不仅是超越产业自身发展周期的突破，更是对城市产业结构更新周期的一次突破。毋庸置疑的是，想要突破周期，至关重要的要素，就是资金。如何让资金流向真正有潜力、有未来的企业，是资本市场永恒的主题。关于资金，宇树科技的王兴兴有过一次切身经历。那是在2018年初，宇树刚刚推出第一款商用四足机器人不久，随即遭遇了资金链濒临断裂的危机。不仅产品无法交付，就连员工的工资都发不出来。王兴兴停发了自己的工资，掏出个人家底维系公司运转，但即使如此，依然是杯水车薪。危急关头，政府担保基金出手相助。仅用了3天，基金就完成了尽调，7天放款2000万元，帮助宇树度过了这场燃眉之急。王兴兴事后回忆，政府基金放款的速度和额度“在其他城市难以想象”。之所以难以想象，是因为大多数地方政府都将国资创投平台的首要考核指标设定为保值增值。许多地方不但难以承受长线投资带来的资金压力，更不愿意接受这样的投资可能带来的未知风险。到最后，这些产业基金大多流向了成熟的行业和大企业，最终被产业周期所牢牢支配。但仅有政府投资是远远不够的，政府基金也不可能为数以万计的初创企业兜底。在杭州，资本市场从来都是“双主角”：政府基金负责“搭台”，社会资本负责“唱戏”。据统计，杭州政府每1元出资能撬动5元社会资本，总服务中小型科技企业数量超过12000家次。

周国辉长期关注社会资本在科技企业创新中的贡献。在《有为与有效》一书中，他指出了杭州乃至整个浙江的社会资本的几个重要特征。首先，这些社会资本大多脱胎于浙商群体的原始积累。以浙江首家民营创投公司华睿创投为例，创立时注册资本仅60万元，四年之后就募得2000万元。在其背后，是数百个浙江本地的民间天使投资人，出资额从几百万到数千万不等。有一位造牙刷的余姚企业家，每年的利润不过千万元，其中大部分利润都投入了华睿旗下的科创基金。毫不夸张地说，只要华睿创投在投资者群里发条消息，一个小时之内就能募集到一亿元资金。其次，这些社会资本呈现出高度市场化的运作模式。它们有着极为灵敏的投资嗅觉和风险意识，决策链条更短，反应更敏捷，完全以项目价值和市场前景为导向。以云深处科技为例，创始人朱秋国在本科期间就展露出机器人方面的天赋，从而获得了一家叫做银杏谷资本的创投公司的关注。在朱秋国率团队在机器人世界杯击败卡内基梅隆大学之后，银杏谷资本当机立断，给他开出了天使轮投资的支票。最后，这些社会资本大多深耕本地产业链条，熟悉技术转化路径，能给初创企业提供“投资+资源”的赋能体系。还是以云深处科技为例，在赛智伯乐对其进行投资时，不仅提供了资金支持，还派驻了产业顾问团队，帮助其对接电力系统客户，甚至协调海外技术合作。这种“陪跑式”投资在杭州蔚然成风。充足、高效的资金支持，是包括“杭州六小龙”在内的科创企业们发展壮大的源头活水。坊间时常调侃，说滨江或者未科的一间咖啡馆里，聊的动辄就是几个亿的项目。以浙江资本市场的运作效率和热情，此言大抵非虚。

有机社会：关系网络与社区生态筑巢之后，便是引凤。所谓“凤”者，就是优质的创业团队。在浙江，创业者们素有四个主流的“派系”：浙大系、阿里系、海归系、浙商系。不同的出身、背景，构成了各具特点的关系网络，从客观资源和主观信任两个层面帮助创业者茁壮成长。几大派系之中，影响力最大的莫过于浙大系。在“杭州六小龙”的各个核心创始人中，浙大毕业者就有三位：DeepSeek的梁文锋、云深处科技的朱秋国、群核科技的黄晓煌。其中，朱秋国更是从浙大副教授的任上创办了企业，可谓是高校技术成果转化的典范。事实上，早在2003年，浙大就提出要学习“斯坦福模式”，推动产学研的深度融合与转化。其高考录取分数最高的“竺可桢学院”以“学科交叉+场景驱动”为教学理念，使人工智能得以在医疗、金融等垂直领域快速应用落地，黄晓煌即毕业于这一学院。而校友网络则是浙大系的另一利器，上面提到投资了云深处科技的银杏谷资本，创始人同样也是浙大出身，而在发掘朱秋国之前，他已经投资了朱秋国的老师，和老师的老师。如今，浙大校友掌控着300多家上市公司，总市值可与福建省GDP匹敌。浙大也连续多年蝉联国内高校毕业生创业率的桂冠。

强脑科技的故事，则是海归系的缩影。2016年，韩璧丞团队还在美国波士顿一家公寓的地下室里办公，这里毗邻他的母校哈佛大学。某一天，门口突然走进来几个中国面孔，邀请他们回国创业。原来，来访者是杭州市余杭区政府的招商团队，辗转打听到韩璧丞等人正在研究国内尚属冷门的脑机接口，便飞了一万多公里到美国，亲自登门拜访。双方聊了三四个小时。除了政策、补贴这些常规事项，让韩璧丞等人尤为惊讶的是，招商团队对脑机接口的认识颇为深刻。最终，他们被对方的诚意所打动，决定将回到国内发展。没有成熟的海外关系网络，余杭政府根本无从知晓韩璧丞团队。反过来说也是如此，后者正是依靠这一网络才和杭州牵上了线，并最终在这座城市闯出了天地。至于阿里系、浙商系，则是长期以来杭州创业者的中坚力量。被称为“杭州第七龙”的灵伴科技，其创始人祝铭明就曾是阿里员工。后来他出来单干，给他投出第一笔钱的，正是阿里的CEO吴泳铭。在“小龙”们与浙江千丝万缕的关系当中，冯骥是唯一的例外。这个毕业于华中科大的荆州小伙在腾讯度过了早期职业生涯，而游戏科学获得的早期投资，也是来自北京的英雄互娱。怎么看，他的创业史都和杭州没什么关系。但他最终还是将公司迁往了杭州，落脚在转塘的象山脚下。在采访中，冯骥这样描述了自己这一决定的原因：就是喜欢这座城市的氛围，杭州的人才环境非常适合做游戏的艺术设计，因为这里有中国美院，而且整座城市的动漫氛围和人才基础非常好。对于对技术和审美都有高要求的游戏科学来说，“三面湖山一面城”的杭州确实是比深圳更具长远价值的选择。在其办公地象山艺术公社，一座座黑白相间的低层小屋错落分布其间，整个园区空旷、宁静，丝毫没有城市的喧嚣与压抑。向北，是西湖连绵的群山，向南，是“风景独绝”的富春江。古朴沉郁的《黑神话：悟空》，就诞生于这青山绿水之间。这是被杭州的创业者们悉心维护、倍加珍视的社区生态。在未科、在滨江、在良渚，类似的生态一再地被构建。良渚的年轻人会在露天广场上轮流分享自己的思考和经验，这周讲AI，下一周讲机器人，讲来讲去，讲的都是科技与创新。有时候讲着讲着，灵感会突然迸发出来，也有的时候，素昧平生的听众会主动联系主讲人，双方一拍即合，开始了一段新的创业之旅。不论各个社区的讨论重点是人工智能还是互联网，是艺术还是金融，它们的基底总是一致的：开放、平等、共享。而这也是杭州吸引年轻创客的“软实力”。

如何不仅是杭州？自从“杭州六小龙”走红以来，除了“为什么”，也不断有人在发问：“如何成为下一个杭州？”在《科创与中国》作者看来，将杭州的经验推广到更多城市，事关整个国家的未来。最重要的，是政府在产业规划和城市规划上，要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切不可受外部影响而“一哄而上”。前几年“元宇宙”概念流行之时，全国各地一下子冒出无数个元宇宙产业园区，但实际入驻企业跟元宇宙大多毫不相关，严重浪费了地方政府的招引资源。现如今，类似的局面还在低空经济、新能源、人工智能等产业里发生，甚至一些人口严重净流出的城市也要赶这个风口，实属盲目。其次，产业规划不能空喊口号，要与时俱进，持续完善体制机制。以浙江为例，省政府已将数字经济增加值和核心产业增加值“双倍增”的目标纳入各级政府的考核指标当中，并对这一目标实施年度分解，让行政机构能更清晰、更明确地执行总体规划，而非一头雾水，南辕北辙。

再次，要有敢于“共担风险”的政策扶持。从整体样本来看，中国个人创业的成功率不到5%，地方政府若因此挑挑拣拣、畏手畏脚，势必将错过真正有潜力的创业项目。杭州的经验是，对于各类企业，在创业初期就给予“雪中送炭”式的无偿资助，而非做大做强后的事后奖励。事实上，早在马云选择杭州而非上海时，杭州政府就已经拥有了这样的觉悟。最后，要做好“店小二”式的服务，无事不扰，随叫随到。许多企业经常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各部门轮番登门“调研”，企业需要花费许多精力接待陪同，但发展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却往往得不到解决。另外，政府为了显示对企业的扶持，大搞评选、示范，一张张报表甩到企业面前，有的甚至需要重复填写多次，占用了企业不小的经营资源，最终得不偿失。诚然，杭州的产业结构并非完美，“六小龙”为代表的科创企业的未来也多有未知。但从一个旅游观光城市，一跃成为互联网创业高地，再到如今新质生产力井喷式发展的“创新之城”，杭州的崛起足够让人惊喜，也足够给人以启迪。面向未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在加速演进，新质生产力终将引领下一个时代。读懂“杭州模式”，勇立时代潮头。▼点击卡片，即可购买▼↓我们还有下面这些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