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父亲是机械厂的老钳工，母亲在纺织厂当临时工，下面还有两个妹妹一个弟弟。

我叫王建军，1970年出生在北方的一个小县城。

我们县不大，一条主街，几家国营商店，街尾就是县机械厂。

我家住在厂区后面的平房区，三间砖房，挤着一家六口人。

父亲是机械厂的老钳工，母亲在纺织厂当临时工，下面还有两个妹妹一个弟弟。

那时候日子过得紧巴，每月发工资那天，母亲都要精打细算地分配：粮票、油票、布票，一分一厘都得算计着用。

我穿的衣服永远是哥哥们穿剩下的，补丁摞补丁，但好歹能蔽体。

初中毕业那年，我考高中的分数差了两分。

班主任来家访，说可以交"议价"继续读，但一年要多交八十块钱。

父亲蹲在门槛上抽了半包"经济"烟，最后拍板："去读技校吧，学门手艺，早点挣钱。"

就这样，我进了县里的技工学校，学的是钳工。

那时候，能进国营厂当工人就是端上了"铁饭碗"，比啥都强。

我们班三十多个学生，有一半是像我这样的工人子弟，还有一半是农村考来的，都想靠这个跳出农门。

技校三年，我学得格外认真。

每天天不亮就起床，骑那辆父亲淘汰的"永久"自行车去学校。

最宝贝的就是学校发的工具包，里面装着锉刀、卡尺、扳手，我每天都要擦得锃亮。

教我们实操的李师傅常说："建军这孩子，手上活细，是个好苗子。"

毕业分配时，我如愿进了父亲所在的县机械厂。

报到那天，父亲破天荒地请了假，亲自带我去人事科。

他粗糙的大手拍着我的肩膀，对办事员说："这是我儿子，以后就拜托各位多关照了。"

那一刻，我看见父亲眼里闪着光。

刚进厂那会儿，我每月工资四十二块五。

虽然不多，但比种地强多了。

记得第一次领工资，我全部交给了母亲。

她抽出五块钱塞回我手里："大小伙子，也得有点零花钱。"

我用这钱给父亲买了包"大前门"，给妹妹们买了水果糖，自己一分没留。

在车间，我从最基础的打磨零件做起。

带我的张师傅是父亲的徒弟，对我格外严格。

有次我加工的零件差了0.5毫米，他当着全车间的面把我骂得狗血淋头。

晚上回到家，父亲却笑着说："严师出高徒，这是你的福气。"

就这样干了两年，我慢慢从学徒熬成了三级钳工。

能独立操作车床了，工资也涨到了五十六块。

厂里分给我一间单身宿舍，虽然只有八平米，但总算有了自己的空间。

我把墙上贴满了机械图纸，床头放着《机械加工手册》，梦想着有朝一日能像张师傅那样，当上八级工。

那会儿我22岁，家里开始操心我的婚事。

母亲托人介绍了纺织厂的女工、供销社的售货员，甚至还有农村的民办教师。

可相亲了几次，总觉得差点意思——纺织厂的小赵太木讷，售货员小刘爱打扮，民办教师又嫌我文化低。

母亲急了，有天晚上纳鞋底时对我说："建军啊，你爸像你这么大时，你都满地跑了。

咱家条件就这样，找个踏实过日子的比啥都强。"她指着窗外，"你看隔壁老李家，儿子娶了纺织厂女工，现在孙子都会打酱油了。"

我嘴上应着："知道了妈，下次一定成。"

心里却想着：我可是正经国营厂工人，怎么也得找个像样的。

机会来得突然。

那是个周五下午，我正在车床边忙活，厂办的刘师傅神秘兮兮地把我拉到更衣室。

他四下张望，压低声音说："建军，给你介绍个对象咋样？宣传科的林晓梅，播音员，长得那叫一个水灵！"

我手里的扳手差点掉地上。

林晓梅谁不认识啊！厂里文艺汇演的主持人，每次广播里放《东方红》前，都能听见她清脆的声音："县机械厂广播站，现在开始播音..."

去年国庆汇演，她穿件红裙子报幕，台下小伙子们的眼睛都看直了。

"人姑娘眼界高，本来不想见。"刘师傅挤挤眼，"我说你是咱厂技术骨干，父亲还是老劳模，这才松口。下周日厂休，公园见，成不？"

我激动得手心冒汗，连连点头："见！必须见！谢谢刘师傅！"

那天下班，我蹬着自行车飞快往家赶。

夕阳把影子拉得老长，我哼着《咱们工人有力量》，心里像揣了只活蹦乱跳的兔子。

经过百货商店时，我特意停下车，对着橱窗玻璃理了理头发——镜子里的小伙子穿着藏蓝色工装，浓眉大眼，倒也算精神。

"国营厂正式工，技术三级，父亲是厂里的老劳模..."

我在心里默念着，突然觉得，或许真能配得上那个广播里的"金嗓子"姑娘。

第一次见面，我特意收拾了一番。

那天早上天还没亮，我就醒了。

躺在床上翻来覆去，脑子里全是待会儿见面的场景。

宿舍的闹钟还没响，我就轻手轻脚地爬起来，生怕吵醒同屋的老李。

我从箱底翻出那件只在过年穿的白衬衫，这还是去年厂里发劳保用品时用布票换的。

衬衫有些皱，我学着母亲的样子，倒了杯开水当熨斗，小心翼翼地烫平每一道褶子。

镜子前比划了半天，总觉得少了点什么，又跑去隔壁宿舍，硬是把小张新买的"三接头"皮鞋借了过来。

"你小子行啊，连鞋都借？"小张叼着牙刷打趣道，"见的是天仙吧？"

我没接话，只是往头上抹了半瓶发蜡，把头发梳得油光水滑。

临出门前，一咬牙，去厂区小卖部买了盒"大前门"。

这可是两块五一盒的好烟，顶我小半天的工资。

老板娘笑着问："建军，这是要去见老丈人啊？"我的脸一下子烧了起来。

见面地点约在厂区后面的小公园。

这个公园我们叫它"螺丝公园"，因为形状像个大螺丝。

平时都是些退休老工人在这儿下棋，周末就成了年轻人约会的地方。

我提前半小时就到了，坐在正对大门的长椅上，手里的烟盒都被汗水浸软了。

远远地，我看见一个蓝色的身影从厂区方向走来。

阳光透过梧桐树叶，在她身上投下斑驳的光影。

她走路的样子很特别，像是踩着广播里的节拍，马尾辫在脑后一跳一跳的。

"是...是林晓梅同志吗？"

我站起身，声音比平时高了八度。

她走近了，我才看清她的样子。

淡蓝色的连衣裙衬得皮肤特别白，眼睛比广播室里隔着玻璃看到的还要大。

她身上有股淡淡的香味，像是茉莉花，又像是雪花膏。

"王建军同志是吧？"她微微点头，"刘师傅跟我说过你。"

我紧张地递上那盒大前门。

"听...听说林叔叔抽烟，这个..."我的胳膊伸得笔直，像个正在敬礼的士兵。

她愣了一下，突然笑了："我爸去年就戒了。"

那笑声很好听，但让我手里的烟盒突然变得千斤重。

我们在长椅上坐下，中间隔着一人的距离。

我偷偷在裤子上擦手心的汗，生怕弄脏借来的裤子。

公园里的知了叫得人心烦，远处有几个小孩在追着玩，尖叫声一阵阵传来。

"你...平时喜欢干啥？"我终于憋出个问题。

她转过头，阳光在她的睫毛上投下一小片阴影："最近在看《红楼梦》，广播站新到了本《诗刊》，我也常翻翻。"她顿了顿，"你呢？"

我的脑子突然一片空白。

总不能说昨天还在车间跟老李他们打扑克，输了五毛钱吧？

"我...我最近在研究车床的数控改造..."这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了。

厂里那几台老掉牙的车床，哪有什么数控改造。

接下来的二十分钟，是我这辈子最难熬的时间。

她说到最近广播站要搞诗歌朗诵会，我只能点头；她问我看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没有，我支支吾吾说看过连环画；她谈起想去省城看画展，我连"画展"是什么都要反应半天。

终于，她轻轻叹了口气："建军同志，我觉得咱们可能不太合适。"

这句话像是一记闷棍，打得我耳朵嗡嗡响。

我看见她的嘴唇还在动，说些什么"共同语言"、"精神世界"之类的话，但都变成了模糊的背景音。

"哦，那...那行吧。"我听见自己干巴巴的声音。

她起身时，带起一阵微风。

那股好闻的香味又飘过来，但这次只让我鼻子发酸。

我盯着手里的烟盒，包装上的天安门城楼已经皱得不成样子。

我在长椅上坐了很久。

直到太阳西斜，公园里的老工人都收拾棋盘回家了，我才慢慢站起来。

借来的皮鞋不知什么时候沾了块口香糖，我蹲下来用树枝一点点刮掉，突然想起这双鞋还得还给小张。

回宿舍的路上，我绕到厂区后面的小河沟，把那个皱巴巴的烟盒用力扔进水里。

看着它打着旋儿漂远，我突然想起母亲常说的话："多大的脚，穿多大的鞋。"

那晚，同宿舍的工友都看出我不对劲。

老李递过来半瓶二锅头："咋的？姑娘没相中？"我摇摇头，仰脖灌了一大口，辣得眼泪都出来了。

"没事，"老李拍拍我的肩膀，"厂里姑娘多的是。

明天我给你介绍个更好的，食堂的小刘，颠勺那叫一个利索..."

我没说话，只是盯着墙上那张已经发黄的先进工作者奖状。

月光从窗户斜斜地照进来，把奖状上的金字映得忽明忽暗。

回家后，我闷头睡了一天。

推开家门时，母亲正在院子里晾衣服。

她一眼就看出不对劲，湿漉漉的手在围裙上擦了擦："咋这个点儿回来了？不是说去公园吗？"

我没搭话，径直钻进里屋，把借来的皮鞋往床底下一踢，整个人重重地砸在床板上。

被子还是母亲早上刚晒过的，有股阳光的味道，可现在闻着却格外刺鼻。

外屋传来父母压低的说话声。

"怕是没成..."父亲的声音混着旱烟味飘进来。

"这孩子，心气儿太高..."母亲长长地叹了口气。

我拉过被子蒙住头，可那声叹息还是钻进了耳朵。

被窝里热得透不过气，可我就是不想出来。

林晓梅那句"不太合适"在脑子里转来转去，像台坏了的留声机。

傍晚时分，母亲轻轻推门进来。

她手里端着碗鸡蛋面，葱花漂在清亮的汤上。

"一天没吃了，起来垫垫。"她把碗放在床头柜上，顺势坐在床沿。

我慢吞吞地坐起来，面条的热气熏得眼睛发酸。

"妈，我是不是...太不知好歹了？"

母亲粗糙的手摸了摸我的头发，发蜡早就板结了，摸上去扎手。

"儿啊，"她的声音很轻，"找对象就像买鞋，光好看不中用，走不了远路。"

我捧着碗，热汤顺着喉咙滑下去，胃里终于有了点热气。

父亲不知什么时候站在了门口，手里拿着我的工具包："明天还去车间不？张师傅说新到了一批毛坯件。"

"去。"我抹了把嘴，"活不能耽误。"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

我比以前更卖力地干活，车间的灯总是最后一个灭。

张师傅看在眼里，把看家的手艺一点一点都教给了我。

厂里季度评比，我破天荒拿了先进，奖状拿回家那天，母亲特意炒了两个菜。

转眼到了中秋节。

邻居张婶拎着月饼来串门，身后跟着她家秀兰。

秀兰穿着件浅粉色的确良衬衫，手里抱着个搪瓷盆，盆里是刚蒸好的枣糕。

"建军啊，"张婶嗓门洪亮，"我家秀兰非说要给王叔王婶送点枣糕，这孩子，打小就懂事！"

秀兰低着头，耳朵尖红红的。

我这才注意到，她的睫毛很长，在灯光下像两把小扇子。

等她们走后，母亲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秀兰这孩子，实诚。去年冬天我腰疼，她天天来帮着挑水。"

父亲磕了磕烟袋："老张家祖传的木匠手艺，家里五个闺女，就秀兰学了个八九不离十。"

过了两天，张婶正式来提亲事。

"建军，秀兰你也熟，"张婶拉着我的手，"那丫头打小就爱跟你后头跑。你要不嫌弃..."

我眼前突然闪过很多画面：小时候秀兰帮我捡滚进沟里的玻璃球；去年厂里发电影票，她悄悄把自己的票塞给我；上个月我感冒，家门口总出现装着姜汤的保温瓶...

"婶，我想跟秀兰处处看。"这句话说出来，心里那块堵了很久的石头突然落了地。

和秀兰处对象的日子，像老棉鞋一样舒服。

她不会说漂亮话，但总在我加班时，让弟弟送来热乎乎的饭盒；我衣服扣子掉了，第二天总能发现它好好地钉在原处；最让我吃惊的是，她居然能看懂我的机械图纸，有次还指出了一处尺寸标注的错误。

那年冬天特别冷，车间里哈气成霜。

我手上生了冻疮，秀兰不知从哪弄来偏方，熬了猪油拌蜂蜜，每天晌午准时出现在厂门口，非要亲手给我涂上。

工友们起哄，她就红着脸躲到我身后，可第二天照样来。

开春的时候，我向秀兰求了婚。

没有鲜花，也没有戒指。

我在她家后院帮她爹打衣柜，刨花飞溅中突然说："秀兰，要不...咱俩过一辈子吧？"

秀兰手里的墨斗线抖了一下，轻轻"嗯"了声。

她爹在隔壁屋大声咳嗽，也不知道听见没有。

结婚那天，全车间都来了。

秀兰穿了件红色的确良外套，我别着大红花，骑着借来的三轮车把她接回家。

张师傅送了我们一套德国进口的扳手，说是给徒弟的贺礼。

秀兰悄悄跟我说，她攒了三年的布票，够给我们做两床新被子。

日子就像车床上的零件，一个个被加工成型。

我升了班组长，秀兰在纺织厂当了小组长。

九十年代厂里不景气，好多工友下岗，我们靠着精打细算，硬是撑了下来。

最困难的时候，秀兰白天上班，晚上接缝补的活，眼睛都熬红了也不吭声。

厂子改制那年，我们做了个大胆的决定。

用全部积蓄加上断工龄的钱，在机械厂后街盘了个小门面。

秀兰辞了工作，我们挂出"建军修理铺"的招牌。

她管账目接待，我负责维修，闲时就帮我递工具、打下手。

有次修一台老式纺纱机，我折腾半天找不到毛病。

秀兰蹲在旁边看了一会儿，突然说："是不是这个齿轮咬合有问题？"我拆开一看，果然如此。

那天收工后，我盯着她满是油污的手看了很久，突然想起母亲说的"买鞋"的话。

现在，我们的修理铺已经开了二十多年。

玻璃柜台里摆着我和秀兰的结婚照，相框边沿有些发黄。

每天清晨，秀兰还是会给我煮一碗葱花面，就像当年那个相亲失败的傍晚一样。

有时候我看着她在柜台前记账的背影，会突然想：要是当年真跟林晓梅成了，现在会是什么光景？

但这个念头总是一闪而过。

就像我工具箱里最顺手的那把扳手，用得久了，连磨损的纹路都恰到好处。

那是腊月二十三，小年夜的傍晚。

修理铺关得比平时早些，我拎着刚买的年货往家走。

街上张灯结彩，到处是赶着置办年货的人。

路过老百货公司时，我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正在擦橱窗玻璃。

那人穿着褪色的蓝棉袄，头发胡乱扎在脑后，正踮着脚够高处的玻璃。

她转身拿抹布时，我猛地怔住了——那双眼睛，虽然添了皱纹，但还是像三十年前一样大。

"林...晓梅？"我试探着叫了一声。

她手里的抹布"啪"地掉进水桶，溅起的水花打湿了裤脚。

我们隔着三步远站着，谁都没先开口。

她眼角有了深深的鱼尾纹，曾经乌黑的长辫子变成了枯黄的短发，脖子上还挂着"保洁员"的工作证。

"王建军？"她终于认出我，下意识拉了拉皱巴巴的衣角，"好久不见。"

寒风吹得人鼻子发酸。

我听说机械厂改制后，广播站第一批被裁撤。

后来听说她嫁了个供销社主任，再后来...就没了消息。

"你...在这上班？"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了。

她胸前的工作证明晃晃的，问这个太伤人。

"嗯。"她低头用鞋尖蹭着地面，"百货公司承包给私人后，留我们几个老员工做保洁。"

她突然抬头，"听说你现在自己当老板了？"

我点点头，想说修理铺的事，却看见她冻得通红的手指关节肿得像胡萝卜，指甲缝里全是黑泥。三十年前那双在广播室翻书页的手，现在正局促地往袖子里缩。

"你..."她突然压低声音，"能借我二十块钱吗？儿子学校要资料费，我工资还没发..."

我赶紧掏钱包，抽出一张五十的塞给她。

她接钱的手在发抖，我这才注意到她手腕上还有道疤，像是被什么烫的。

"谢谢。"她声音哽咽，"我...我下个月..."

"不用还。"我打断她，"老同事了，应该的。"

远处有人喊她名字，她像受惊的兔子一样把钱塞进口袋，拎起水桶快步走了。

背影佝偻着，完全看不出当年那个穿着蓝裙子、走路带风的厂花模样。

回家的路上，我特意绕到熟食店。

买了秀兰最爱吃的酱肘子，又去糖果称了半斤大白兔。

路过服装店时，看见橱窗里挂着件枣红色羽绒服，想起秀兰那件穿了五年的旧棉袄拉链都坏了。

"这件，给我包起来。"我指着羽绒服对店员说。

推开家门时，炖肉的香味扑面而来。

秀兰正在厨房忙活，听见动静头也不回地说："洗手吃饭，今天蒸了你爱吃的腊肠。"

灶台边的收音机里放着《难忘今宵》，声音有些失真。

"今天咋回来晚了？"她端着菜出来，看见我手里的袋子愣住了，"又乱花钱！"

我把羽绒服往她身上比划："试试，暖和。"

她手上还沾着面粉，在我催促下才小心翼翼地套上，对着镜子转来转去，眼角笑出深深的纹路。

"贵不贵啊？"她摸着袖口的刺绣，突然凑近闻了闻，"你抽烟了？"

我一愣，想起林晓梅接钱时，我确实闻到她身上的烟味。

"路上碰见个老同事，聊了两句。"我转移话题，"对了，儿子说哪天回来？"

秀兰的注意力果然被带偏，絮絮叨叨说起儿子要带女朋友回来的事。

我帮她盛饭，突然发现她鬓角有了白发，在灯光下像撒了层盐。

晚饭后，我主动去洗碗。

透过厨房窗户，看见对面楼里新搬来的小两口在吵架，女的把抱枕摔了一地。

秀兰端着茶进来，顺着我的目光看了看："年轻人都这样，等过些年就懂了。"

我接过茶杯，碰到她粗糙的手掌。

这双手给我补过袜子、熬过姜汤、数过修理铺的零钱，现在正轻轻拂去我衣领上的头皮屑。

电视机里在放《金婚》，演到老头给老太太洗脚的情节。

秀兰笑着摇头："净演这些虚的。"可我看到她偷偷用围裙擦了擦眼角。

临睡前，秀兰突然说："今天厂里老刘打电话，说林晓梅在百货公司做保洁。"

我正摘手表的手顿住了。

"听说她丈夫前年喝酒中风了，儿子在上中专。"

秀兰铺着床单，语气平常得像在说明天的天气，"我寻思...过年要不要给她家送点年货？"

我望着妻子弯着的背影，突然明白她早就猜到了。

三十年的夫妻，有什么瞒得过呢？

"你定吧。"我钻进被窝，冰凉的脚碰到她温暖的小腿，她"嘶"了一声却没躲开。

窗外开始飘雪，秀兰很快发出均匀的呼吸声。

我轻轻把她散落的头发别到耳后，想起当年相亲失败回来，母亲说的话："多大的脚，穿多大的鞋。"

现在想来，母亲错了。

不是脚去适应鞋，而是鞋会慢慢长成脚的模样。

就像我和秀兰，早就在柴米油盐里长成了彼此最舒服的样子。

第二天一早，我们提着米面油去了百货公司。

远远看见林晓梅在拖地，秀兰整了整衣角就要上前。

我拉住她，把新买的围巾塞给她："你去吧，我...我去买包烟。"

站在马路对面，我看见秀兰把东西递给林晓梅，两人说了些什么。

林晓梅突然捂住脸蹲了下去，秀兰也跟着蹲下，轻轻拍着她的背。

阳光照在她们身上，像给旧照片镀了层金边。

我摸出根烟点上，突然觉得，这大概就是幸福最实在的模样。

来源：好好爱讲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