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大姑挎着个竹篮子进了院子，她用蓝格子手帕擦着额头的汗，笑眯眯地看着我：＂秀兰，明天跟我去趟杨家磨坊呗，家里的玉米该磨面了。＂

＂外婆，三十年前，你是怎么认识外公的？＂小雅托着腮帮子问我。

我笑了笑，望向窗外那片早已不见磨坊的空地，眼前仿佛又浮现出那个夏日的下午。

1985年的盛夏，热得连知了都懒得叫唤，我正在院子里的井台边洗衣服，手腕都搓红了。

大姑挎着个竹篮子进了院子，她用蓝格子手帕擦着额头的汗，笑眯眯地看着我：＂秀兰，明天跟我去趟杨家磨坊呗，家里的玉米该磨面了。＂

那时候，爹娘都在生产队干活，家里缺钱，我初中毕业就没再念书，在家帮忙。

大姑是我亲妈的姐姐，没有孩子，格外疼我，看我整天围着灶台和菜园子转，心疼得很，便总找些由头带我出门散散心。

＂不用了吧？爹说下周再去磨。＂我拧干手里的衣服，搭在绳子上。

＂哎呀，这热天的，面放久了容易生虫，趁早磨了安心。＂大姑走过来，接过我手里的衣服，压低声音，＂听说那儿新来了个年轻师傅，手艺好得很呢。＂

我脸一红，知道大姑又在打什么主意，我今年十八了，村里同龄的姑娘有的都订婚了。

第二天一早，我背着一袋玉米，跟着大姑顶着烈日走了半个多小时的山路。

汗水湿透了我的蓝底碎花衫，脚上的解放鞋也沾满了泥土。

远远望见磨坊时，我松了口气，加快了脚步，肩上的粮袋越发沉重。

＂慢点走，这路不好走，那磨坊又跑不了。＂大姑回头看我一眼，眼里满是关切，又带着点说不清道不明的笑意。

磨坊坐落在小镇西边，一条小溪从旁边流过，日夜不停地推动着那个巨大的水车。

磨坊已有些年头，木质的外墙被风雨侵蚀得发黑，但依然结实，门口挂着＂杨记磨坊＂的木匾，上头的漆已经斑驳。

推开吱呀作响的木门，扑面而来的是面粉的清香和水车转动的轰鸣声，混合着一股淡淡的、湿润的木头气味。

杨老板是个五十出头的中年人，脸上布满了岁月的细纹，但精神矍铄，腰板挺得直直的。

他操着浓重的本地口音，招呼我们放下粮食，说要等一会儿，前面还有两家在排队。

我和大姑就坐在磨坊外的石凳上歇息，石凳被磨坊客人的屁股磨得光滑，带着股温热。

大姑从随身的竹篮子里拿出两个煮鸡蛋和一个用报纸包着的白面馒头，掰成两半，递给我一半：＂趁热吃了吧，省得回去晚了，肚子饿得咕咕叫。＂

正当我剥着鸡蛋时，一个年轻人从磨坊里走了出来，手里还抹着块白毛巾。

他大概二十三四岁，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衬衫，头上沾着几点面粉，脸庞黝黑，眉目清秀，鼻梁上挂着副近视眼镜，显得很斯文。

他先是看了我一眼，然后似乎被什么惊着了，赶紧低头快步走进了屋后。

＂那是杨老板的儿子，杨长河，前年在县城技校学了机械，回来帮他爹。＂大姑看着那背影，压低声音对我说，语气里带着明显的赞许，＂听说很有出息，修得了拖拉机，还会装收音机呢，比咱村的小伙子有见识多了。＂

我不以为然，咬了一口馒头，想着家里还有一大锅猪食等着煮，院子里的青菜也该浇水了。

轮到我们时，杨长河亲自帮我们磨面，他站在磨盘旁，不时用手试着面粉的细腻程度。

他工作的样子很专注，手脚麻利，动作熟练，额头上渗出细密的汗珠，顺着脸颊滑下。

偶尔我们眼神相对，他总是迅速低下头，耳朵根一直红到脖子，手上的动作也变得局促起来。

磨好的玉米面散发着淡淡的香气，装进麻袋，我想背起来，杨长河却抢先一步。

＂我帮你送到路口吧，袋子有些重，小心闪了腰。＂他的声音有点抖，眼神却很真诚。

大姑一下子来了精神，笑得嘴都合不拢了：＂好啊，那就麻烦杨师傅了，你看我们姑娘瘦瘦小小的，这袋子她背着确实吃力。＂

出了磨坊，我总觉得背后有人看着，回头时，正好撞上杨老板若有所思的目光，他看见我回头，笑了笑，转身进了磨坊。

一路上，杨长河走在前面，不时回头确认我们跟得上，生怕把我们丢在后面似的。

＂你们村是荆竹村吧？我前年去那修过收割机。＂他终于找到了话题。

＂嗯，是啊，我家就在村口那棵大槐树旁边，青砖灰瓦的那户。＂我随口应着，心想着他怎么知道我们村的。

＂那可真巧，我修的就是你家邻居老李家的收割机，当时还在你家院子里歇过脚，喝了碗水。＂他的声音明显轻松了些。

到了分岔路口，他放下麻袋，抹了抹额头的汗，欲言又止，手指不自觉地绞着衣角。

＂姑娘，你叫什么名字啊？＂他终于开口，声音比蚊子大不了多少。

＂王秀兰。＂我低着头回答，也不知道为什么，心里突然有点紧张。

＂秀兰，好名字，像水一样温柔。＂他点点头，目光热切，＂以后有粮食要磨，可以直接来找我，我给你们做得细一些。＂

回去的路上，大姑不住地夸杨长河如何如何好，我只当耳旁风，心里却不由自主地回想他笑起来时眼角的细纹。

那以后，每隔十来天，大姑都找各种理由带我去磨坊，有时是磨面，有时是榨油，有时甚至只是借个簸箕。

杨长河总是特别热情地招待我们，有时还会送我们一些自己做的小点心，或者是刚从树上摘的水果。

大姑看在眼里，笑在心里，却从不挑明，只是每次回来都会意味深长地跟我娘嘀咕几句。

那年中秋前后，镇上举行了一场露天电影放映会，放的是新出的《牧马人》。

我和几个姐妹结伴去看，一路上说说笑笑，心情格外好，毕竟农忙完了，能看场电影是难得的享受。

没想到在放映场地边缘遇到了杨长河，他手里握着两张票，看见我时，眼睛一亮，像是看见了宝贝。

＂秀兰，巧了。＂他三步并作两步走过来，摘下眼镜擦了又擦，＂我爹给了我两张票，说让我找个朋友来看，可是我…我朋友都挺忙的。＂

我心里一阵悸动，却强装镇定，拿着团扇扇个不停：＂那你可以找你其他朋友啊，一张票也挺难得的。＂

＂我想请你陪我看。＂他直视着我的眼睛，难得地勇敢，像是下了很大决心似的，＂我爹还说，电影完了，小卖部有冰棍，他让我请你吃。＂

我的脸一下子热了起来，偷偷瞄了瞄同村的姐妹们，她们已经躲在一边偷笑了。

＂那…那我去跟她们说一声。＂我支吾着，心里却早已有了答案。

电影开始前，杨长河贴心地借了两个小马扎，放在视线很好的位置。

银幕上的故事感人至深，徐天夫和李秀芝的爱情让我流下了眼泪，杨长河悄悄递给我一块干净的手帕。

＂擦擦吧，别哭坏了眼睛。＂他的声音温柔得像春风拂过水面，＂不过你哭起来也好看。＂

放映结束后，他真的买了两根冰棍，我们坐在小镇的戏台边上，安静地吃着，看着夜空中的明月。

回家的路上，他壮着胆子对我说：＂秀兰，我想跟你处对象，我从第一眼看见你，就觉得你是那个对的人。＂

我心里早已有了答案，但还是故作矜持：＂我得回去问问我爹娘的意思，咱们农村人讲究父母之命。＂

他点点头，眼里满是期待：＂我会去你家提亲的，杨长河这辈子就认准你王秀兰了。＂

回到家，我硬着头皮把这事告诉了爹娘，爹沉默着抽了半晚上的旱烟，娘却又哭又笑，说我终于长大了。

父亲对杨家有些了解，知道杨老板为人正派，生意稳当，杨长河又有手艺，也不嫌我是个农村姑娘，就没有反对。

母亲却顾虑重重：＂人家是做生意的，咱是种地的，门不当户不对啊，你嫁过去会不会受委屈？＂

大姑为我们说了不少好话：＂杨家就杨长河一个儿子，杨老板老伴早几年就没了，将来磨坊是要传给儿子的。秀兰嫁过去，也算是找了个好归宿，不用再面朝黄土背朝天了。＂

我爹听了这话，点点头：＂只要女儿不受委屈，能过上好日子，我们做爹娘的就放心了。＂

一个礼拜后，杨长河和杨老板果真登门拜访，带了两条上好的烟，一瓶老白干，还有一包红塘和一袋上等大米。

见面的气氛有些拘谨，杨老板夸我是个好姑娘，我爹则说杨家是做生意的，不知道看不看得上我们家这个丫头。

＂叔叔阿姨，我是真心喜欢秀兰，我向你们保证，会一辈子对她好的。＂杨长河的声音不大，但很坚定。

两家约定了三个月的相处期，如果彼此都满意，就在1986年春节后完婚。

杨长河隔三差五就来我家帮忙干活，修理农具，帮着挑水劈柴，甚至下地帮忙收庄稼。

他的勤劳和体贴慢慢打动了我的父母，尤其是当他送来一台半新不旧的收音机，让我爹能每晚听新闻联播时，我爹对他是赞不绝口。

经过三个月的相处，父母终于完全同意了我们的婚事，只是临行前，母亲拉着我的手，眼里含着泪：＂嫁出去了，就是别人家的人了，受了委屈也要自己扛着，别往娘家跑，知道吗？＂

1986年春节过后，我嫁入了杨家，农历正月十五那天，是我们的婚礼。

婚礼很简单，但在当时的乡下已经算是风光了，杨老板特意宰了一头猪，请了全村人吃酒席。

村里的大喇叭放着喜庆的音乐，我穿着大红的新衣，头上盖着红盖头，坐在用红布装饰的三轮车上，被送到了杨家的院子。

杨长河穿着借来的西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手捧着一束塑料花，在院子中央等我。

他揭开我的盖头时，手都在抖，看我的眼神像是在看世界上最珍贵的宝贝，我的心一下子就踏实了。

可新婚的甜蜜没持续多久，现实的困难就接踵而至。

刚开始的日子并不容易，杨老板虽然没有明说，但我能感觉到他对我这个农村姑娘有些看法。

我不懂磨坊的生意，只能做些洗衣做饭的家务，连账目都不会记，杨老板眼里的失望有时让我夜里偷偷流泪。

杨长河心疼我，总是安慰我：＂慢慢来，不着急，万事开头难。我教你认识这些粮食，分辨面粉的好坏，学会了就好了。＂

杨老板的妻子早年因病去世，家里就他们父子两人，平时都是在镇上的小饭馆凑合一口。

我来了之后，杨老板终于吃上了热乎的家常饭，穿上了干净的衣裳，晚上也不用一个人在空荡荡的堂屋里听收音机了。

我每天早起晚睡，把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还学着做了些杨老板爱吃的家乡菜。

慢慢地，杨老板对我的态度有了变化，有一次我端着面条去他房间，正好听见他对来串门的老友说：＂这个儿媳妇勤快，有福气，是个旺家的。＂

我心里的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以后做事更加卖力，把磨坊和家里都打理得妥妥当当。

1987年冬天，我怀上了孩子，杨长河高兴得不得了，恨不得天天抱着我转圈，每天变着法子给我补身子。

杨老板更是乐开了花，原来他最担心的就是抱不上孙子，现在看到希望了，对我更是百般疼爱，变着法子让我吃好喝好。

有天晚上，他偷偷塞给我一个红纸包，里面是两个金戒指：＂这是你婆婆的，她临走前让我留着给儿媳妇，现在你给我传宗接代了，这就是你的了。＂

我感动得直掉泪，从那以后，杨老板成了我的＂爹＂，不再是客客气气的＂爹＂。

可好景不长，我怀孕七个月时，杨老板在磨坊忙活了一整天，回家吃过晚饭，正看着《新闻联播》，突然捂着头说难受。

等我和杨长河扶他上床，他已经说不出话来了，嘴角歪斜，眼神涣散。

乡村医生来看过，说是脑溢血，得赶紧送县医院，我们连夜用架子车推着他去了县城，可还是没抢救过来，就这么走了。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杨长河哭，他像个孩子一样趴在他爹身上，一声声地喊：＂爹，你醒醒，你还没抱上孙子呢…＂

杨老板走后，杨长河一下子扛起了全部责任，又要照顾我这个大肚子，又要打理磨坊。

那段日子，我常常看到他深夜里一个人坐在院子里抽闷烟，眼睛红红的，那模样让我心疼不已。

我心疼他，强撑着身子帮他分担，白天接待客人，晚上学着记账，渐渐也能分辨各种粮食的质量了。

杨长河看我这样，既感动又担忧：＂你别太辛苦，想想肚子里的孩子，他爷爷在天上看着呢，会心疼的。＂

怀孕八个月那会儿，有天夜里我突然发起高烧，整个人昏昏沉沉的，肚子也一阵阵地疼。

杨长河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半夜三更背着我走了五里山路，去请村里的老接生婆。

接生婆看了我的情况，皱着眉头说怕是胎位不正，建议送县医院。

杨长河顾不得太多，背起我就往公路边走，一路小跑，嘴里不停地说：＂秀兰，坚持住，别睡，咱们马上就到医院了。＂

到了公路边，眼看着过路的拖拉机都不愿意停，杨长河急得直跺脚，最后一咬牙，拿出平时舍不得花的二十块钱，总算拦下了一辆拖拉机。

一路上颠簸得我直想吐，到了县医院，医生说是早产征兆，得立刻手术。

杨长河连手术单都没看，就按了手印，然后在手术室外面跪下来，嘴里念叨着：＂只要人没事就行，只要人没事就行…＂

我迷迷糊糊中感觉自己走了很长一段路，看见了已故的杨老板，他笑呵呵地对我说：＂闺女，别怕，有我在呢。＂

再醒来时，杨长河正趴在病床边睡着，脸上的胡茬都冒出来了，眼睛下面挂着两个大大的黑眼圈。

护士告诉我，我昏迷了两天，孩子提前出生了，是个健康的男孩，就是有点小。

1988年5月，我们的儿子杨明出生了，小小的一团，皮肤皱皱的，但哭声洪亮。

杨长河抱着儿子，眼泪止不住地流：＂爹，你看见了吗？你有孙子了，他可壮实了，肯定随你。＂

有了孩子后，生活更忙碌了，杨明个小但很能吃，三个月就长成了个小胖墩。

我身体恢复得不错，很快就能帮着打理磨坊了，杨长河的手艺也越发精进，磨坊的生意在我们的努力下蒸蒸日上。

杨长河不仅磨面，还能修理各种农机具，慢慢地在镇上有了名气，乡亲们都说杨家找了个好儿媳妇，把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但我们没想到的是，时代的变化比我们想象的要快得多。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乡镇企业兴起，大型面粉厂开始进入市场，配备了先进的机械设备，效率高，成本低。

到了1992年，来磨坊的人越来越少，很多人选择直接去面粉厂买成品面粉，又省事又便宜。

我和杨长河的收入大不如前，杨明也到了该上学的年龄，各种开支越来越大。

有天晚上，杨长河握着我的手，眼神坚定：＂秀兰，我们得改变了，这条路走不长久了，不能再守着这个老磨坊了。＂

他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把磨坊改造成小型面粉加工厂，购进新设备，扩大规模，不但加工面粉，还要生产挂面和速冻馒头。

这需要一大笔钱，几乎是我们全部积蓄加上向亲友借的，还要跑银行贷款。

我犹豫了，心里像是打翻了五味瓶，担心这么大的投入万一赔了怎么办？

我们攒了这么多年的钱，好不容易有了点家底，要是赔光了，杨明的学费怎么办？

但看着杨长河坚定的眼神，想着这些年他的为人和能力，我还是点了头。

＂我相信你，无论如何，咱们一起面对，这日子是咱们两个人的，苦也一起苦，甜也一起甜。＂

改造工程进行得并不顺利，新设备到了，却发现场地不够，只好又买下隔壁的一块地。

贷款手续复杂，比预想的慢了一个月才批下来；技术工人请来了，但培训时间比想象的长。

我们的积蓄很快见底，生活变得拮据，杨明上学的书本费都成了负担，我心里着急，却不敢在杨长河面前表现出来。

最困难的时候，我卖掉了婆婆留给我的两个金戒指，还向娘家借了钱。

家里人担心我们，村里人更是风言风语，说杨家要败落了，说我们好高骛远，不守本分。

有时候，我也会怀疑自己的决定，夜深人静时偷偷哭泣，但白天还得笑着面对杨长河和杨明。

有天半夜，我起来上厕所，发现杨长河不在床上，找了一圈才在院子里找到他。

他坐在月光下，手里拿着一张报纸，我走近一看，是一篇介绍先进面粉加工技术的文章，被他看得起了毛边。

＂长河，这么晚了，还不睡？＂我轻声问他。

他抬头看我，眼神里是我从未见过的坚定：＂秀兰，我不能让你和杨明失望，我一定要把这个厂子办起来。＂

那一刻，我突然明白，这个男人不是为了自己的野心，而是为了我们这个家，就像当年我爹说的那样，我嫁对了人。

第二天一早，我主动提出跟他一起去银行，再争取一笔贷款，哪怕要多付些利息。

杨长河没有放弃，他跑遍了周边县市，学习先进的面粉加工技术；他日夜不停地调试设备，直到手上满是伤痕；他亲自上门拜访客户，争取订单。

我也不再是那个什么都不懂的农村姑娘，我学会了记账，学会了与人谈生意，甚至学会了开三轮车送货。

功夫不负有心人，1994年初春，我们的小型面粉厂终于正式投产，第一批面粉顺利出厂，质量出乎意料的好。

我们的产品因为保留了传统石磨工艺的口感，又有现代化设备的效率，很快就在市场上站稳了脚跟。

更让我们惊喜的是，我们生产的挂面因为用料实在，口感筋道，很快成了镇上最抢手的产品。

订单越来越多，我们不得不增加了工人，扩大了厂房，还添置了一辆小型货车，方便送货。

1995年盛夏的一天，杨长河开着我们的小货车回来，脸上的笑容比正午的太阳还要灿烂。

＂秀兰，好消息！县里的副食品公司看中了我们的挂面和馒头，要长期订购，每个月起码三千斤！＂

那一刻，我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这两年的辛苦没有白费，我们的选择是对的。

杨明上学后，我有了更多的时间投入到生意中，我负责采购和财务，杨长河负责生产和销售，我们配合得天衣无缝。

乡亲们的眼光也变了，从当初的不看好到如今的钦佩，甚至有人专门来找杨长河请教做生意的经验。

1998年，我们的面粉厂已经成为县里的知名企业，年营业额突破了百万，工人发展到了二十多个，成了镇上的＂小厂子＂。

那年夏天，我们搬进了镇上的新房子，是真正的砖混结构，有客厅，有卧室，还有单独的厨房和卫生间。

杨长河特意为我布置了一间小书房，墙上挂着我们的结婚照和杨明的各种奖状，让我每次进去都觉得心里暖暖的。

我们买了第一辆小汽车，是辆红色的夏利，杨长河开着它带我和杨明去了省城，那是我第一次住宾馆，第一次吃西餐。

杨明那年考上了省重点高中，将来有望上大学，这在我们村里可是头一份。

那天晚上，杨长河开车带我去县城最高的楼上吃饭，他举着酒杯，眼里含着泪花：＂秀兰，谢谢你当年选择了我，要不是你，哪有今天的杨长河？＂

我笑着白了他一眼：＂怎么，杨师傅，现在翅膀硬了，要感谢我了？当年可是你死皮赖脸追的我。＂

他握住我的手，很认真地说：＂秀兰，这些年辛苦你了。小时候我爹总说，男人的成功，离不开背后的女人。现在我才真正明白这句话的意思。＂

回首这十多年的历程，我不禁感慨万千，从一个懵懂的农村姑娘到磨坊的女主人，再到面粉厂的老板娘，我经历了太多的酸甜苦辣。

生活就像磨盘，不断碾过稻米麦粒，最终呈现出细腻的面粉；也碾过我们的青春年华，最终塑造了如今的我们。

磨坊虽然不在了，但那份情缘，那份坚韧，那份相濡以沫的爱，却永远铭刻在心，成为我生命中最珍贵的财富。

＂所以，外婆，你就这样成了磨坊的女主人，后来又成了面粉厂的老板娘？＂小雅好奇地问，眼里满是崇拜。

我摸了摸她的头，笑了：＂是啊，生活就是这样，你永远不知道下一步会遇见什么，重要的是，无论遇到什么，都要坚持自己的选择，勇敢面对。＂

窗外，夕阳西下，金色的光芒洒在院子里那棵我和杨长河当年一起种下的石榴树上。

那个曾经站在磨坊门口，害羞地望着我的青年，如今已两鬓斑白，但每当他看向我的眼神，依然如当年那般温暖。

磨坊已不在，但磨出的情缘，却越发醇厚，如同那陈年的面粉，历经岁月的沉淀，愈发香甜。

来源：天涯旧时光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