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传统思想在理论上寻求“文”和“武”之间的微妙平衡。“文”含有文明、文学、文化、文雅等意思，而“武”在不同语境中可指军事才能、武功、体力等。春秋时期最知名的兵家人物孙子（前 544—前470）主张“故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是谓必取”。这种发政施仁（文）和严刑峻

中国传统思想在理论上寻求“文”和“武”之间的微妙平衡。“文”含有文明、文学、文化、文雅等意思，而“武”在不同语境中可指军事才能、武功、体力等。春秋时期最知名的兵家人物孙子（前 544—前470）主张“故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是谓必取”。这种发政施仁（文）和严刑峻法（武）之间辩证关系的观点与古代阴阳辩证法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并对中国政治产生了深远持久的影响。

然而，由于儒家素来崇文抑武，在中国历史上的大多时候这一平衡总是滑向“重文”一方，费正清（J. K. Fairbank）就说，“武举制度、武将品级、武人官阶等，尽管与文官制是并行对应的，却为士大夫们视之犹芥的”。这一背后隐含着深刻哲学思想与意识形态因素的长期趋势，自宋以降，愈演愈烈。

自汉以来，“士”一直身居于社会的领导阶层，“文”较之“武”享有更高特权、更多优势。尽管历朝各代情形有别，但总体来说，文臣总比武将威望更高、尊崇更甚。事实上，历史上很多知名武将本身也是儒生文士，故美其名曰“儒将”。一般来说，目不识丁或未饱读经书的武士很难被提拔至统帅层的高阶军级。文学一直被视为传统中国里一种不可或缺的意识形态制度（institution），对其重要性最众所周知的烂俗表述就是“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对该现象作为古代中国文本权威的表现这一点，前文已有略述，这里进一步阐述儒家以德立国、德行天下的神话。

孟子曾说世上有两类人，“或劳心，或劳力”，故“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这种心/力二元论把脑力凌驾于体力之上，可被视为后世重文轻武倾向的理论基础，反映出儒家追求文明社会和德治政府的理想。概而言之，中国历史上的封建帝制对文教礼乐治国与思想体系教化的重视程度，远胜于武艺军备训练和穷兵黩武扩张，这一显著特征被费正清称为“深思熟虑后的和平反战主义”（a reasoned pacifism）。具有反讽意味的是，中国历史上的大多数王朝都是通过暴力战争而开基立业的，但开国皇帝却在天下初定之后都会不遗余力地培植忠顺文官体系，费正清将此归因为“文”和“武”背后不同的意识形态需求：

王朝建立之初都是尚武的，一俟江山初固、基业已定，官僚体制就转向文治了。……诉诸武力的开国之君信奉“天命”，荡平天下之后便要证明天命属己。朝中为官的文吏鄙薄武夫霸主，因为动用“武”力就是欠缺“文”德的表现。

崇文抑武之风气在宋代甚嚣尘上而到达某种新高，借用佐伯富（Saeki Tomi，1910—2006）的话来说就是“也被认为是士大夫文化”。中国古代文明在宋代臻于顶峰，由于宋朝经济繁荣、城市发展迅猛，所以这一时期被一些西方汉学家称之为“近代早期”（early modern），甚至“资本主义”中国时期。然而，较之16、17世纪的欧洲社会所不同的是，宋代中国在文化舞台上对传统的顽固坚守却令人费解。刘子健将这一现象概述为“转向内在”（turning inward）的文化潮流，“那些带有近代性特征的东西在死板的文化模板中变得僵化顽冥，尽管它们持续发展，但并不能衍生出全新的观念和技术，而是不断内部修正改良”。其最为突出的发展是儒学的复兴，以一种被称为“理学”的全新面貌呈现。刊刻印刷的发明使得书籍获取更易、成本更低，而后者又进一步推动了受教育阶层的发展。更重要的是，以儒家教义为纲的科举制度，特别是理学的经典诠释，“拉拢”（hailed）或“询唤”（interpellated）所有应举士子作为儒家思想体系的主体。伴随科举制度的极大成功，宋代朝政因此以完善老成但庞杂冗余的文治官僚机构著称。科举考试与官僚机制的制度化标志着“文”的绝对优势性，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形塑了中国男性气概的观念。

尽管官员选拔考试肇始于汉代、重立于隋文帝在位的589年，但直到宋朝才成为官僚机构举荐人才的主要制度。宋朝也完成了从豪门士族统治到应举选吏治理的过渡，包弼德（Peter K. Bol）把宋朝门阀士族的衰落与士大夫及文士精英的兴起描述成“中国古代史上的大主题之一”：

科举制的不断拓深，始自宋朝的 977年并在后世持续，这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与此同时，宋太宗采取行动取消其他通向文官职位的途径，并从整体上提升举子和文官的地位。

新兴的科举制度把儒学推到至高无上的地位，把儒生捧成声望日隆的职业，正如一句家喻户晓的俗语所说，“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经籍书卷的日渐普及与儒学思想的广泛传播，都有助于精英阶层和精英文化的繁荣兴旺。从北宋晚期开始，绝大多数的州县兴办起地方官学，使得接受教育比从前更容易。上至名门望族、大户人家，下及闾阎市井、殷富小康，天下男丁都把研习儒家经典视为入仕的不二法门（the only profession）。莘莘学子通常要耗费十年光阴记诵儒家经典及理学集注，还必须掌握如何依照科举规定的儒家正统典则来赋诗作文。如果举场折戟、场屋受困，学子只能孜孜矻矻、不废学业，以待来年应举；然而，不少举子终生应考仍无一中。学子在学业上投入大量时间，而古代贵族喜好的狩猎、射箭等传统运动则多被忽视。“学而优则仕”等观念盛行，读书应举几乎成了文人唯一正事，而三教九流、九行八业“皆列下品”。

文人身体的文学艺术表现与文士宦身行业之间的关系是不言自明的。雌柔化的书生形象在宋元时期开始流行也反映出这一职业的某些特点。科举考试不仅成为一种政治体制，而且也渗透融入了文化的方方面面，更重要的是，它还极大地重塑了大众流行的男性气质建构：一个好男人就该是“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以此光宗耀祖、福孙荫子。正是在这一历史时期和文化语境之下，“才子”成了文学与艺术中的一种流行形象。男子气概的表现风格在宋代经历了深刻变化，而使得纤弱的书生形象蔚然成风，不仅在这一时期的绘画作品中多有所见，而且也出现在话本这一繁盛于12、13世纪的民间口头文学文类的书生形象里。伊沛霞（Patricia Buckley Ebrey）对这种肇始于科举文化的文化转型如此评论：

学界久已留意到宋代是男性气概典范普遍转向文人书生型的转折期。这一文化转向在很多层面都有彰显：从用轿乘轿的增多，到集古癖好（包括古玩古董、精美瓷器）的盛行，再到狩猎之风的衰减。典型的文人书生应该是文雅化、书卷气、好沉思或艺术性的，并无须身强力壮、身手敏捷或身当矢石。文人书生形象的流行无疑是受益于印刷术的推广、教育的普及、科举制在人才选拔上的成功以及儒学的复兴，此外还应该受到四夷之邦的影响。宋朝统治阶级精英男性把自己塑造为精雅文士的形象，意在强调中土汉民与北方胡虏之间形成对比，突厥人、契丹人、女真人和蒙古人都偏于尚武形象。悄然把文人的生活方式视为优越也就等于说断定汉人文化要优于非汉民族的文化。

这种男性气质建构依据福柯所说的“驯柔身体”的概念可以理论化：作为知识与文明的能指，文弱书生的形象和“文”的身体修辞在一个倡行培养循吏、顺民的社会里，成为男性身体的支配性主流版本。“士”的职业身份特征带来了他们身体上的转变，而文学与艺术中对这类男性身体的赏鉴偏爱也有助于建构男子气概的儒家范式，文本和文本权威由此成为理解“才子”文弱的关键。此外，霸权支配性权力通过对身体的操控实现对社会的管治，文人书生理想化的身体对帝制君权而言是最为安全放心的，因为它总与驯柔、文职相关联，而与叛乱或逾矩相去甚远；因此，对身体的操控有益于维系一个稳定而传统的“文”化社会，并在中国历史上绵延数千年。这或能部分解释在近代早期欧洲出现类似社会特征的同时，中国社会何以转向内在。

福柯的“规训”代表着与前现代时期欧洲对身体严酷管制旧模式的决裂，以及现代时期对身体重塑定位新模式的转向。这是否适用于宋元时期语境中的中国，是一个需要斟酌的问题。这一问题或许应该结合如中国现代性的早期或然性（early possibilities of modernity）等更广泛的因素来加以检视。大醇小疵的科举制度仍被誉为那个时代的最优选择，选拔人才是根据品德文章而非裙带关系（如家族、政治等）。社会各层的每一位学子，都有机会通过自己的勤学苦读而攀升至权力阶层体系的顶端，这是史无前例的。在这层意义上，每位个体至少在表面上是平起平坐的。可以肯定地说，同时代的文明社会都不如宋朝那样“公平”与开放。事实上，宋元人把“文”作为文明的象征来讴歌颂赞，而崇“文”抑“武”也归因于他们自身之于武力征服中土的“夷狄胡虏”的文化优越感。借用福柯的观点来说，中国社会

的早期“现代性”在于实现“规训”的主要手段不是惩戒责罚、以儆效尤，而是赋予中举学子独属于士绅阶层的名望优遇，以及鼓励落第者继续寒窗苦读、“卷土重来”。因此，文化精英至尊至贵的身份为“规训”开启了一套激励机制。正是通过“文‘化’”（civilized）教育和考试制度，权力全面控制了男性的身与心。

值得留意的是，仪式在对身体的这种中国式操控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科举制度本身就是一种身体“规训”的仪式化技艺，服从的仪式始终位居于驯柔的政治主体培养的核心位置，尤以授予荣耀的身份地位为最，譬如状元在京师风光游街、进士还乡时官方报捷等。

这些仪式彰显出官方主权的赋名权力。安德训（Ann Anagnost）曾指出：“的确，中国人很愿意借‘正名’（rectification of names）之说应用于任何典型‘中华式’的权力建构中名垂青史的某事某物。”她还认为权力运作是通过其所谓的“类分策略”（classificatory strategies）来实现的，也就是说，权力“通过赋名与类分把人纳入基于道德秩序的等级类属中”。这不仅表现在受过良好教育的文人精英与社会中其他阶层之间的基本区别上，而且显露于科举制度分级考试里及第者的“名衔”体系中，比如进士、举人、秀才等。“士”的身份意味着特殊的社会与法律特权，甚至还能通过服饰衣着予以甄别。各类等级与名衔标志着一个人在社会中享有的地位，能为其光耀门楣、显祖扬宗。因此，类分与“赋名”将个体置于权力的全方位监控中，而这种“制造臣服”的过程与福柯定义的规训式国家的运作机制，在某些方面可能存在一些类似之处。

现代性的早期或然性也表现在科举制场域两相背离的方向中：一方面，该制度作为一种规训式的技术手段在培养驯柔身体方面发挥作用；另一方面，它也依照理学体系的典范理想来塑造身体。这难道不是一种现代与反现代之间的拉锯吗？这一问题相当复杂，值得再作另文详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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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近现代史论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