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自2018年美国发动对华贸易战以来，中美关系进入高度竞争状态。面对美国的遏制与打压，中国努力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推动经济增长模式从出口导向型向内需驱动型转变，同时积极推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深化区域经贸合作，实现出口和投资多元化，以此缓解外部压力。不过，

文章介绍

内容摘要：

关键词：大国竞争 贸易失衡 双循环 中美关系 开放经济圈

作者：刘洪钟，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来源：《国际展望》2025年第3期

引言

自2018年特朗普政府发动对华贸易战以来，世界再次步入激烈的大国竞争时代。在霸权思维驱使下，美国不仅在贸易、投资等传统经济领域对中国进行极限施压，还将遏制手段延伸至科技、金融以及规则制定等诸多领域，给中国和全球经济政治秩序带来了巨大挑战。

面对美国的遏制，中国主要通过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和推动出口与投资多元化加以应对。为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国政府努力推动经济增长模式转变，从投资和出口推动为主向国内需求拉动为主进行再平衡调整。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并将其列为九项重点任务之首。与此同时，中国努力通过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区域经贸合作等方式，推动出口和投资多元化，以此有效缓解美国贸易保护措施对中国经济造成的负面冲击。

然而，转型绝非易事。当前贸易保护主义与民粹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加速蔓延，地缘政治冲突此起彼伏、不断加剧，使得全球贸易与投资日益区域化和碎片化。受此种种不利因素的影响，近年来中国传统的对外经贸模式开始遭遇越来越多的挑战，特别是面对从中国的进口快速增加而出现的贸易逆差，部分国家试图通过征收反倾销税等方式来缓解这种贸易失衡。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再平衡的转型调整就显得更为急迫。为此，学界必须深入研究大国竞争、贸易失衡以及中国对外经贸合作格局重构三者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这对于新时期中国如何更好地应对外部挑战、稳定经济增长和提升国际经济地位，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贸易失衡的政治后果：理论与历史

长久以来，贸易与和平的关系在国际关系领域一直是一个被争论的话题。早在18世纪末，康德就提出了“贸易能促进国家间和平”的观点。这一理念成为此后欧洲一体化与贸易和平论的哲学基石。在自由主义学者看来，贸易主要通过加强国家间的相互依赖和互惠互利而促进和平，这种贸易和平假说也得到了许多实证研究的支持。与自由主义不同，现实主义学者则对国家间贸易相互依赖不断加强的结果持悲观看法，他们认为在国际体系处于无政府状态的情况下，一国对他国贸易依赖的增强会给本国带来脆弱性，进而有可能促使其发动战争或使用军事强迫手段，以达到肯尼思·华尔兹所说的“国家谋求控制它们所依赖的东西，或是减轻依赖的程度”。

然而，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现实主义，已有的实证文献大多是基于双边贸易总量进行分析，而忽略了总量背后的结构性特征。如果考虑到贸易非均衡发展的特定条件，已有的实证研究则主要支持“贸易可能导致冲突”的现实主义观点。正如一些学者的研究所表明的，贸易与和平之间的关系具有复杂性特征，贸易只有在相互依赖和平衡的情况下才有助于减少冲突，促进和平；而贸易失衡尤其是长期持续的贸易失衡，则可能因贸易双方的权力不对等而使弱势一方产生不满和怨恨，进而导致摩擦甚至冲突。

综合学者们的讨论，贸易失衡主要通过经济非对称依赖、权力竞争、国内政治压力等形式引发国家之间的摩擦或冲突。

（一）贸易不平衡、经济依赖和脆弱性

贸易不平衡是导致冲突的最广泛、公认的途径之一，其核心机制在于加剧经济依赖和脆弱性。非对称的贸易关系通常会带来两种结果。一是较弱势的贸易伙伴可能会认为自己处于被主导国剥削的不利地位，从而导致本国经济的脆弱性和权力失衡。这种不平等关系会加剧怨恨与战略竞争。当由这种贸易不平衡而产生的贸易依赖涉及关键资源或战略产业时，怨恨情绪会变得尤为明显。二是弱势一方因悲观预期（如可能出现贸易中断）而产生的不安全感，会促使其采取先发制人的强硬行动，甚至发动战争。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有助于解释这一现象的形成。大量研究表明，一战爆发是政治联盟、军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等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而作为一种结构性因素，贸易不平衡主要起到加剧这些因素的作用，从而创造出一种使冲突更容易爆发的经济和战略竞争环境。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德国的快速崛起使得全球经济力量平衡发生了重大变化。作为一个新兴大国，德国的制造业快速成长，并在钢铁生产、化工和机械等关键部门超过老牌世界经济霸主英国，出口的大幅增加为德国积累了巨额贸易顺差（见图1）。不过，作为殖民扩张的后来者，德国控制的殖民地有限，使其难以获得维持经济增长所需的资源和市场，因而越来越依赖欧洲贸易。相反，英国作为一个拥有庞大殖民地的老牌帝国，凭借其强大的海军力量和对关键贸易路线的控制，能够轻松破坏德国进入全球市场的路径。这种不稳定的贸易地位使得德国政府逐渐意识到本国经济的脆弱性以及可能遭遇贸易中断的风险，进而激发了其挑战现状的欲望。此外，英国与法国、俄罗斯为应对德国崛起而结成同盟，进一步加剧了德国的恐惧，因为其担心在被三个协约国包围的情况下，通过北海和地中海的重要贸易路线随时会被切断。在这种情形下，巴尔干半岛作为一个对贸易路线和资源具有战略重要性的地区，就成为德、英等大国竞争并最终点燃战火的一个关键地区。因此，总的说来，贸易失衡并非一战爆发的直接因素，但却是引发大国紧张关系不断升级、最后引爆战争的一个重要诱因。

图1 1880—1913年德国对主要国家净出口变化（单位：百万美元）资料来源：笔者根据战争关联项目贸易数据库（Correlates of War Project Trade Data）整理所得，参见：https://correlatesofwar.org/data-sets/bilateral-trade/。

（二）权力与地缘政治竞争

现实主义理论认为，对外贸易不仅是一种经济活动，而且是国家追求权力和安全的工具。在各国争夺全球市场主导地位的过程中，贸易失衡常常会加剧潜在的地缘政治竞争。贸易失衡本质上是一种依赖机制，其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家可以通过经济杠杆胁迫处于弱势的贸易伙伴，从而影响其政策和战略选择，处于弱势的一方则需要尽力维持其战略自主性。法雷尔（Henry Farrell）和纽曼（Abraham L. Newman）的相互依赖武器化理论为理解这种关系提供了一个有力框架。该理论突破了传统国际关系理论中“经济相互依赖促进和平”的观点，强调全球经济网络可以被武器化，成为大国竞争和胁迫的新工具。拥有网络核心地位的国家能够通过全景监控效应（panopticon effect）和瓶颈效应（chokepoint effect）两种方式，对他国进行经济胁迫和战略施压。

通常情况下，拥有贸易顺差的国家占据优势地位。例如，德国在欧元区的贸易顺差地位使其能够在欧债危机期间迫使希腊等具有较高赤字的国家采取紧缩措施。这些措施虽然旨在稳定欧元区经济，却加剧了欧元区内部的不平等和政治分歧。不过，顺差并非相互依赖武器化的必要条件，有时贸易逆差也能成为经济胁迫的工具。以20世纪80年代的美日贸易摩擦为例，作为逆差国的美国就援引《贸易法》“301条款”，迫使日本进行结构性改革以扩大国内需求，缩小对美贸易顺差规模。同样，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内，美国也以“对墨西哥贸易赤字给其国内就业和制造业造成巨大威胁”为借口，要求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并获得了更有利的条件，包括更严格的汽车原产地规则和劳工保护等。

历史上，贸易失衡加剧地缘政治对抗的一个典型案例是二战期间日美因资源竞争而引发的战争。日本经济自明治维新以后迅速增长，但其严重依赖进口石油、橡胶和其他重要资源来维持国内军工复合体的发展。到二战爆发时，日本约80%的石油和约75%的废铁都来自美国。这种贸易失衡使得日本经济存在巨大脆弱性。因此，当1931年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并于1937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引发美国对日本采取战略物资出口限制、经济制裁等措施后，直接触发了日本作出向东南亚军事扩张以确保重要资源替代来源的激进决定。事实上，1941年日本仅剩4300万桶石油储备，预计在战时条件下只能维持约两年。面对这一困境，日本领导人试图通过创建一个自给自足的所谓“大东亚共荣圈”，以减少对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的依赖，确保资源独立。而东南亚，尤其是荷属东印度（现在的印度尼西亚）因其丰富的石油储量，成为这一战略的核心目标。但这种扩张对美国在太平洋的利益构成了直接威胁，于是美国于1941年7月宣布对日本实施全面的石油禁运。这一措施对日本的工业和军事实力造成了巨大打击。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国内主张对美开战的军国主义者在与温和派的较量中最终胜出，并在1941年12月7日发动了对珍珠港的突然袭击，从而导致太平洋战争的爆发。

（三）国内政治压力与社会不稳定

贸易失衡还会造成国内政治压力和社会不稳定而加剧国际摩擦与冲突。大量研究表明，贸易自由化往往导致收益的非均衡分配，使精英阶层不成比例地受益，而低收入劳动阶层逐渐被边缘化。长远来看，这种经济两极分化必然会削弱社会凝聚力，引发民粹主义抬头，进而通过反向的社会运动对自由贸易产生巨大破坏。

20世纪80、90年代的美日贸易摩擦是这一现象的典型例证。受益于快速工业化和出口驱动增长战略，20世纪70、80年代日本对美出口大幅增加，导致美国对日贸易逆差持续扩大，尤其是在汽车和电子产品等领域。与此同时，美国工人的失业问题日趋严重。虽然有许多研究表明，美国经济的结构性低效，如创新投资不足、过时的制造工艺和劳动力缺乏培训，才是导致美国竞争力下降的主要原因。但在受影响企业、行业游说者等群体的蛊惑下，美国公众尤其是钢铁、汽车和电子等行业的工人，普遍认为是日本不公平的贸易行为（包括保护主义政策、货币操纵和市场壁垒等）导致了他们的失业。因此，民粹主义情绪迅速高涨，给里根政府带来了极大的压力，迫使其放弃自由贸易政策，转而开始对日采取一系列强硬的贸易保护措施，包括对日本汽车的自愿出口限制（VERs）、反倾销税等。然而，不断升级的贸易摩擦使美日关系持续紧张，却并未降低美国的对日贸易逆差。1985年，美国对日贸易逆差为461.5亿美元，到1995年，这一数字增加至591.4亿美元，2000年和2005年则进一步分别上升至815.6亿美元和833.2亿美元。可以说，美日贸易摩擦为全球相互依存时代的贸易政策提供了深刻教训：贸易保护主义非但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贸易失衡问题，反而可能进一步加剧国际关系的紧张局势，损害全球经济的稳定与繁荣。

从贸易战到大国竞争：中美经济与地缘政治博弈的双重逻辑

自2018年以来，美国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发起的对华贸易战和科技战，是经济、政治和战略等各种因素复杂交织、相互作用的结果，几乎涵盖了上述学者们讨论的所有因素。美国政府的一系列举措，不仅反映了其试图缩小对华贸易逆差的经济诉求，也体现了美国国内治理失衡（如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所带来的社会和政治后果。此外，随着中国崛起成为全球性大国，这些行动还揭示了美国维护其全球霸权地位的战略考量和权力博弈。

（一）经济逻辑

特朗普政府发起对华贸易战，从经济层面看，主要是因为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的持续增长，以及由此引发的美国社会内部部分群体的不满。截至2017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已达3750亿美元，随后在2018年达到历史最高值的4190亿美元。尽管许多经济学家研究表明，美国消费驱动型经济和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等结构性因素是导致美国对华贸易赤字不断扩大的主要原因，但美国政客并不这样认为。他们宣称，中国制造业的快速增长是美国制造业衰落和国际竞争力下降的主要原因。而中国之所以能够实现制造业快速增长、对美贸易顺差大幅增加，美国政客认为主要是由于中国国家主导的经济模式、“货币操纵”以及“不公平”的贸易政策等。

美国国内失业人数增加和国内收入失衡不断扩大而诱发的民粹主义，进一步激化了美国政客和社会的反华情绪，最终促使特朗普政府发动对华贸易战。1979—2018年，美国最富有的10%人群的收入占比持续上升，而中低收入人群的工资则停滞不前。如果从财富角度（总净资产而非年收入）观察，1989—2016年，美国最富有的10％家庭的财富占比从67％上升至77％；2016年，最贫穷的50％家庭仅占美国总财富的1％。虽然收入不均的主要因更多是技术进步，而非国际贸易，但在部分政治精英和媒体的鼓噪下，失落的中产阶级往往将其困境归咎于全球化，认为自由贸易有利于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而对美国等发达国家不利。中国由此成为美国民众的主要指责对象。而大卫•奥特尔（David Autor）等学者有关“中国冲击”的实证研究则进一步加剧了西方社会对中国的错误认知。

（二）政治逻辑

除了经济层面的原因，从战略和地缘竞争角度来理解美国对华贸易战和科技战同样重要。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美国长期以来在全球贸易和金融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并通过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中掌握关键决策权，进一步巩固其在上述领域的主导地位。然而，自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迅速崛起，2010年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在此后快速缩小与美国的差距；同年，中国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货物出口国。此外，中国在5G、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重要科技领域取得显著进展，初步具备了在科技领域挑战美国领先地位的能力。这些成就使美国感受到了越来越大的压力。在此背景下，2010年以来，中国制定的一系列经济发展与对外合作战略，比如“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国制造2025”，就被许多美国政客和学者视为不仅是一种经济政策，还代表了中国“企图侵蚀美国霸权地位、重塑国际秩序的努力”。由此，贸易战和科技战就成了美国两党达成高度共识的一种遏制中国崛起和压缩中国国际战略空间的重要手段。

为遏制中国崛起，从特朗普第一任期起，美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主要包括以下内容。其一，关税战和经济制裁。特朗普政府发动的贸易战旨在通过高额关税削弱中国的出口竞争力；拜登政府延续了这一策略，并更加重视与盟友合作，力图构建广泛的经济联盟，联手削弱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影响力；美国持续更新“实体清单”，近年来被列入美国实体清单的中国企业数量不断攀升。其二，技术封锁。美国政府试图通过限制高科技产品和技术对华出口来阻碍中国技术进步，尤其是在半导体、人工智能和量子计算等前沿领域。其三，供应链回流和重组政策。美国通过补贴、长臂管辖以及政策胁迫等手段，要求跨国公司将生产基地迁回美国或转移到其他友好国家，以此减少对中国制造业的依赖，进而削弱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战略地位。其四，外交和军事围堵。美国积极推进“印太战略”，通过联合军演和军事援助等方式，加强与亚太盟友的集体防御能力，试图在“印太”地区构建遏制中国的战略网络，对中国形成军事压力。其五，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领域打造反华阵营。拜登政府试图借助外交与宣传手段，在民主、人权和法治等议题上将中国塑造为“威权主义”代表，进而在国际社会孤立中国，维护美国的霸权地位。

经济再平衡与多元化进路：中国对外经贸战略转向及其挑战

面对美国的贸易霸权和肆意打压，中国政府和企业并未选择沉默或坐以待毙，而是采取积极反制措施，坚定捍卫本国利益和企业的合法权益；中国利用国际规则和法律手段，与美国的不合理行为展开坚决斗争。同时，中国加强了与其他国家的经贸合作，努力通过拓展多元化市场渠道，降低对美国市场的依赖。最后，中国提出了双循环发展战略，这也是最为关键的举措，力图通过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推动经济增长方式深刻转型，保障经济的安全稳定与可持续增长。

第一，经济再平衡与国内大市场的构建。2020年，中国政府推出“双循环”发展战略，从应对国际压力的角度看，这一战略的核心是在继续保持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同时，通过推动经济增长模式从出口导向型向内需驱动型的战略转变，实现经济的再平衡，确保中国经济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具有经济韧性和自主可控能力，进而最终实现经济高质量、可持续的稳定增长。

为促进国内大循环的畅通，中国把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作为一项核心战略加以推进。从历史上看，由于地方保护主义、各地监管标准的不一致性以及物流效率的低下，中国国内市场的经济结构呈现出一定程度的碎片化。这种市场分割阻碍了商品和服务的顺畅流动，抑制了生产力的提升，并对国内消费造成了不利影响。为消除上述障碍，加快建设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2022年3 月25日国务院发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具体从强化市场基础制度规则统一、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打造统一的要素和资源市场、推进商品和服务市场高水平统一、推进市场监管公平统一等五个方面提出了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总体要求、主要目标和重点任务。为推进《意见》的落实，2025年1月7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又发布《全国统

一大市场建设指引（试行）》，进一步细化了具体的操作指南和实施路径，为各级政府和各类市场主体提供了更为明确的工作指引和技术标准。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市场监管总局牵头，会同相关部门还建立健全了促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部门协调机制，负责统筹规划、组织协调和督促检查。在地方层面，各级政府也推出了诸多措施，例如，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四省市为加强区域协调，共同成立了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并于2024年7月25日发布《长三角地区一体化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4—2026年）》，明确了三年内要在交通、能源、科技、生态等领域合作实施的重点任务。

第二，关键第三方与中国对美贸易转移和再出口。随着中美贸易战的不断升级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的持续加剧，许多中国企业被迫调整供应链结构，寻求通过第三国间接进入美国市场的替代方案，以此减轻美国关税带来的冲击。东南亚和拉美地区是中国企业积极开拓的两个主要市场，而越南和墨西哥则是其中最大的受益者。相较于中国，越南具有明显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同时作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成员国，中越之间可以利用原产地规则降低成本；墨西哥则凭借其靠近美国的地理位置以及在《美墨加协定》（USMCA）框架下享有的优惠贸易政策，为中国企业提供了有利的市场进入条件。

自中美贸易战以来，中国的电子、纺织和家具等行业制造商纷纷将生产和组装业务转移至越南、墨西哥等国，在这些国家进行简单的组装和加工后，再出口到美国市场。这一贸易转移带来了两个主要结果。

一是美国从中国的进口大幅减少，而从墨西哥、越南等国的进口则显著增加。2017—2023年，美国对华进口从5258亿美元下降至4480亿美元，相应地，中国在美国进口总额中的占比从21.86%降至14.14%，落后于墨西哥的15.15%，中国也从美国最大的进口来源国下降到第二位。中国占比下降的同时，其他一些国家在美国进口中的占比则明显上升，其中墨西哥增长2.02%、越南增长1.74%、加拿大增长0.85%、韩国增长0.73%、印度增长0.65%。总体而言，中国减少的7.72%的市场份额被美国前八大进口来源国所填补。仅从东南亚地区看，中国通过东南亚国家向美国的出口实际上是新时期东亚“雁行模式”和“三角贸易”延续并出现结构性变化的体现，其结果是在东盟国家对美国贸易顺差扩大的同时，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也显著上升。2018—2023年，东盟国家对美贸易顺差从584亿美元激增至1436亿美元，而同期其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则从832亿美元增至1224亿美元。

二是在美国贸易转向的同时，美国进口市场中的中国的替代国也加强了与中国的联系。换言之，为了取代中国的出口地位，这些国家不得不从中国增加进口零部件，从而与中国建立起了全行业的供应链关系。以越南和墨西哥为例，2017年来自中国的商品占越南进口总额的比重为27.7%，到2023年这一比例上升至34.0%，增加了6.3个百分点；同期，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占墨西哥进口总额的比重从17.6%增至19.1%，上升了1.5个百分点。与此同时，中国对这两个国家的直接投资也出现了显著增长，2017—2023年，中国对越南的直接投资从7.6亿美元增至25.9亿美元，对墨西哥的直接投资从1.7亿美元增加至10.8亿美元。

因此，总的来看，尽管美国发动贸易战的目的是降低对中国的依赖，但是通过第三国的供应链重组，中美经济依然保持着紧密的相互依存关系。从直接贸易向间接贸易转变导致的结果是：按照传统方式计算的中国在美国进口总额中的占比持续下降，但以增加值出口计算的中国份额却并未减少。全球供应链的这一复杂特征凸显了单边贸易政策在解构全球供应链方面的局限性，换言之，追求成本效率和市场准入最终将超越政治干预的影响，成为塑造全球供应链韧性的关键驱动力。

第三，地缘战略取向的多元化伙伴关系网络的构建。为应对美国加征高额关税带来的压力，中国政府还积极鼓励企业采取出口多元化战略，以此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并分散外部风险。东南亚、非洲、拉丁美洲和欧洲等地区因此成为中国企业重点开拓的市场。推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和合作伙伴扩员、扩大和深化区域贸易合作等，则成为助力中国企业出口多元化的重要政策措施。

“一带一路”倡议通过构建广泛的国际合作网络，为中国企业出口多元化提供了支持。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方面，其成果尤为显著。例如，2021年12月正式通车的中老铁路，将中国昆明与老挝万象连接起来，显著缩短了两地之间的运输时间，降低了中国产品输往东南亚市场的物流成本。中欧班列则将中国与欧洲多个国家的主要城市连接起来，中国政府与沿线各国政府密切配合，不断简化通关手续，大幅提高了运输效率，为中欧贸易提供了极大便利并有效降低了成本。据统计，2018—2023年中国发往欧洲的班列次数从3696次增加到9343次，增长了1.5倍。此外，中国还积极推动数字贸易平台建设，通过改善贸易便捷性和提升供应链的韧性，减轻了贸易中断可能带来的影响。这些举措还为中小企业提供了更多进入全球市场的机会。据海关总署统计，2018—2023年中国跨境电商出口总额从561亿元大幅增加到1.84万亿元，增长了30多倍。

为提高市场准入和减少贸易壁垒，中国还积极参与区域贸易协定。在2024年10月10日举行的第27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上，中国、东盟领导人共同宣布，已实质性结束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谈判。该版本在九大领域实现了双方合作的扩大和升级。此外，中国还正式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等多边协议。这些措施将会有效促进中国与区域合作伙伴之间更加深入的供应链合作，增强中国进入多元化市场的机会。

上述战略调整的结果是美国在中国对外贸易中的地位下降的同时，中国通过对美国之外的国家贸易的大幅增加，确保了出口的稳定增长。2018—2023年，美国在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中的占比从13.7%降至11.2%；与此同时，如果将全球南方、欧洲和东亚各自视为整体，中国与它们的贸易额分别从2018年的2.25万亿美元、8540亿美元和2.03万亿美元，增加至2023年的3.07万亿美元、1.21万亿美元和2.49万亿美元。相应地，全球南方和欧洲在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中的占比也分别从48.6%和18.5%提升至51.7%和20.4%，东亚的占比虽然从38.5%下降至35.4%，但其作为一个区域，依然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

第四，中国对外经贸战略转向面临的挑战。中国出口多元化战略的实施，对于稳定出口、拉动经济增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在世界经济持续低迷、地缘竞争日趋激烈、国际秩序动荡不安的背景下，这一战略正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巨额贸易顺差的不可持续性。根据海关总署的统计，2024年中国货物出口总额为3.58万亿美元，进口总额为2.59万亿美元，由此产生的贸易顺差达到0.99万亿美元，打破了2022年0.83亿美元的历史纪录。从历史上看，中国创纪录的贸易顺差非常罕见。日本的贸易顺差曾在1993年达到955亿美元的峰值，按2023年的价格计算相当于1031亿美元，占当年全球GDP的0.37%；德国的贸易顺差则在2017年达到顶峰，为2520亿美元，按2023年的价格计算约为3038亿美元，占当年全球GDP的0.33%。与日本、德国相比，2024年中国近1万亿美元的贸易顺差将占全球GDP的0.9%，几乎是日本与德国的3倍。比较之下，只有美国在二战结束初期的贸易顺差占全球GDP的比重曾高于中国，但这一比例出现在全球经济遭受战争重创的特殊时期。当时美国经济一枝独秀，二战结束时其制造业和工业产值占到全球的一半。1947年，美国贸易顺差为116亿美元，是二战后至今的最高点，约占当年全球GDP的4.4%。通过与美、日、德的比较，可以认为，中国当前不断增长的贸易顺差将难以长期持续。

二是对美国之外的国家快速增长的贸易顺差开始引发越来越多的贸易摩擦。中美贸易战对两国贸易造成了巨大冲击，美国在中国对外贸易顺差中的占比从2018年的44.2%大幅下降至2024年的16.5%。然而，由于对美国之外的国家和地区出口的迅速增长，中国的对外贸易顺差依然持续增加。2018—2023年，中国对全球南方国家净出口额从1148亿美元增加至3698亿美元，对东亚地区从825亿美元增加至2643亿美元，对欧洲则从952亿美元增加至2137亿美元。

中国的贸易顺差主要来自制造业。根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的统计，2023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的比重达到31.6%，超过了排名第二至第五位的美国（15.0%）、日本（6.6%）、德国（4.6%）、印度（3.2%）的总和。除了北方国家，近年来全球南方国家已成为中国电子、机械和纺织等产品出口的重要市场。在这一背景下，与对华贸易逆差伴随出现的另一个问题是，中国与许多全球南方国家的贸易结构存在巨大差异。例如，从2000年到2022年，在非洲国家对中国的出口中有89%是石油和其他自然资源，而中国对非洲国家出口的主要是电子、机械等制成品，占其进口总额的94%。拉美的情况也类似，2020年在拉美国家从中国的进口中，机械和运输设备、其他制成品以及化工产品的占比高达95%，而在拉美国家对中国的出口中，矿石和金属、食品、燃料等三大类商品占比达到88%。

正如前述理论和历史经验所表明的，不平衡的贸易关系一直是经济摩擦的催化剂。对于中国而言，贸易战前的中美关系已经说明了这一点。中国通过对其他国家的贸易顺差替代对美贸易顺差，如果这一不对称现象持续，必然也会引发这些国家的担忧和不满，进而导致它们采取贸易保护政策。事实上，近年来我们已经看到贸易摩擦此起彼伏。以欧洲为例，近年来中国的大规模出口已引起欧洲国家对某些行业（尤其是汽车、钢铁和可再生能源等行业）去工业化的担忧。2019年，欧盟委员会以“不公平竞争”为由，对中国出口的电动自行车实施了反倾销措施，税率介于18.8%至79.3%之间；2024年欧盟委员会又以“不公平补贴”为由，对中国电动汽车加征17%至35.3%的反补贴税，期限为5年。直至2025年4月，中欧双方经过会谈，同意立即开展电动汽车价格承诺谈判，并讨论中欧汽车产业投资合作问题。

相比欧洲，印度尼西亚、土耳其、巴西等全球南方国家实施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更加令人担忧。作为新兴工业化国家，制造业的成长对这些国家至关重要，然而，由于国际竞争力弱于中国，中国产品大量涌入这些国家，使其对华出现高度的非对称贸易依赖。在这一背景下，部分国家开始对从中国的进口设置壁垒，试图以此减少中国产品对其市场的冲击。一个典型案例是印尼大幅提高对纺织品的进口关税。2024年6月28日，印尼贸易部部长祖尔基弗利·哈桑（Zulkifli Hasan）宣布，要对来自中国的产品征收高达200%的进口关税。他表示，“美国可以对进口陶瓷或服装征收200%的关税，因此我们也可以这么做，以确保我们的中小微企业能够生存和发展”。

针对哈桑的发言，2024年7月5日印尼对华合作牵头人、海洋事务与投资统筹部部长卢胡特（Luhut Binsar Pandjaitan）解释称，印尼要对进口的纺织品征收高达200%的保障性关税，此举并非针对中国等国家。然而仔细分析可以发现，2023年在印尼纺织品的进口中，中国所占的份额高达45.8%，因此印尼的这一行动显然主要是针对中国。除了印尼之外，巴西、智利、墨西哥、印度等国家也纷纷对中国进口发起调查或征收反倾销税，这些变化需要引起中国的高度重视。

三是部分国家将对美贸易摩擦的责任转嫁至中国，给中国的全球形象带来负面影响。根据前文所述，为应对美国对华高关税壁垒，许多中国企业通过对越南、墨西哥等第三国的贸易和投资，辗转进入美国市场。从理论上讲，这是市场选择的自然结果，各国都能从中受益。然而，为摆脱对中国的贸易依赖，美国开始对来自这些国家、具有中国成分的进口产品进行调查。比如，2024年5月美国商务部对东南亚四国（泰国、越南、马来西亚、柬埔寨）的光伏产品发起“双反”调查，并于2024年11月29日公布初步裁定结果，决定对来自这四个国家的光伏产品征收最高271%的反倾销税。针对这一事件，2024年12月2日马来西亚投资、贸易与工业部副部长刘镇东（Liew Chin Tong）公开表示，在对美中贸易战的担忧加剧之际，马来西亚已敦促中国企业不要利用该国作为基地对产品进行“重新贴牌”（rebadge）以规避美国关税，强调所有出口至美国的光伏产品必须符合马来西亚的法律要求，并且其原产地应当是真正的生产地。另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子是特朗普再次执政后，墨西哥政府为缓解美国对其的关税和移民政策压力而对中国进口采取的行动。2024年11月28日，墨西哥政府派出200多名执法人员对位于首都墨西哥城的一个以出售中国商品而闻名的购物广场进行突然检查，查获了超过26万件价值约为750万比索（约合37万美元）的所谓“问题商品”，这对中国企业造成了重大打击。

以上分析表明，全球范围内日益高涨的保护主义情绪和监管审查，已对中国的长期贸易发展构成重大挑战。为了与全球南方、欧洲和东亚国家建立更加平衡且持久的经贸合作关系，加快增长模式转型和对外经贸结构调整已成为中国亟须完成的战略任务。

基于全球贸易均衡视角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国的战略选择

面对不断增加的贸易摩擦，中国在推动双循环战略时面临更高要求。在加快推动国内大循环畅通运转、实现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的同时，我们还需要从促进全球贸易长期均衡发展的视角，更加深入地审视和理解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深刻内涵。换言之，中国必须将短期应对措施与长期发展战略有效协调，确保两者相辅相成，最终推动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协同共生、互利共赢，实现长期繁荣。

第一，坚定推进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构建，加快实现经济增长模式转型。对外贸易顺差的持续大幅攀升，凸显了中国国内需求不足和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的艰难。事实上，早在1998年，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政府就作出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战略决策，此后也不断强调这一决策的重要性。然而，由于国际贸易环境相对宽松，出口形势较为顺畅，这一决策一直难以有效落实。随着美国发动贸易战，国际环境急剧恶化，原有的增长模式难以为继。在此背景下，经济结构转型成为中国实现可持续增长的唯一选择。

中国政府显然已经深刻认识到增长模式转型的紧迫性和重要性，正如引言部分所述，2025年中国首次将扩大内需作为经济工作的头等大事。增长模式的转型，核心在于从侧重于“供给侧”产能扩张驱动，向以“需求侧”消费与投资拉动为主的转变。而关于如何有效扩大内需，学术界已有大量研究，概括起来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其一，通过税收改革、完善社保体系等措施，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以此提升居民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其二，深化经济社会体制改革，促进收入平等分配，推动构建长期有效的内需扩张机制。其三，加快服务业特别是高端服务业的发展，推动产业升级，鼓励消费需求从商品消费向服务消费转型。其四，加大对科技企业和绿色产业的支持，推动绿色消费和数字经济等新兴消费形式的发展，以满足多层次、多元化的消费需求。其五，大力推动乡村振兴，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建立提高低收入居民收入的长效机制。其六，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促进城乡消费融合，激发全社会消费增长潜力。

上述转型措施均涉及深层次的结构性改革，显然无法一蹴而就。然而，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都必须充分认识到，推动这些改革是确保中国经济未来可持续增长的唯一路径。因此我们必须下定决心，全力以赴实现这一转型。

第二，区域联动：三大开放、均衡“经济圈”的协同构建。在积极推进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同时，为应对出口多元化引发的贸易摩擦挑战，实现与全球南方、东亚以及欧洲等国家和地区经贸合作的可持续发展，未来中国还需要适当调整对外经贸合作战略方向。具体来说，就是要在保持出口稳定增长的同时，积极增加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进口，加大相互直接投资力度，推动双方构建更加紧密的供应链合作网络。以此为基础，最终形成贸易和投资协作共进、出口和进口均衡发展的开放性“经济圈”。

区域经济圈的概念并非一个新提法。早在1988年，日本政府为应对美日贸易摩擦以及欧洲和北美经济一体化的挑战，就提出了建设“东亚经济圈”的构想。其基本理念是，通过贸易、投资和货币“三位一体化”合作，由日本带头，“亚洲四小龙”紧随其后，东盟五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稳步推进，最终建立一个具有雁行发展特征的“开放性经济圈”。在这一构想中，日本扮演关键角色，按照日本著名经济学家渡边利夫（“东亚经济圈”构想提出者之一）的观点，就是基于本国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发展模式，从出口导向转向内需扩大的转型，实现日本在东亚经济圈中的角色变化，即在继续担任资金和技术供应者的同时，取代美国成为“亚洲四小龙”和东盟最终消费制成品的“市场吸收器”。然而，由于泡沫经济破灭，日本的构想最终未能成为现实，此后逐渐被人们所遗忘。

与日本提出的“东亚经济圈”类似，当前形势下提出中国与全球南方、东亚以及欧洲国家合作构建“经济圈”，并非意味着要形成严格意义上的区域一体化集团，而是强调双方合作的均衡性和可持续性。或者可以认为这是一种战略方向的指引。从性质上看，这种“经济圈”是开放、非排他性的；从调整方向看，中短期内中国需要做出更多的调整，但从长远来看，这将有助于推动双方合作的可持续发展；从实现的可能性来看，中国也具备强大的调整基础。2023年中国居民消费达到49.3万亿元，占GDP的39.1%；这一比重远低于56.5%的世界平均水平，因此具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如果提升至50%，将额外增加13.5万亿元（即1.9万亿美元），这对于解决当前近1万亿美元的贸易顺差问题是完全可能的。

为了增加进口，促进贸易平衡，中国可以采取多种对策，括降低甚至单边取消进口关税和非关税壁垒；进一步加强中国跨境电子商务和数字贸易平台建设，增强市场连通性和进口供应链的灵活性与响应速度；高质量实施《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通过更加互惠的市场准入和投资措施深化双向贸易流动；积极对标CPTPP、DEPA等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根据自身需要采取单边开放措施先行试点，彰显中国对外开放的信心和决心；同时，积极签订更多双边或多边自贸协定，扩大进口来源地和品类。这些措施不仅有助于中国加强区域经济联系，而且有助于降低未来发生贸易摩擦的风险，确保与全球南方、东亚及欧洲建立更具弹性和平衡的经济伙伴关系。

第三，“农村包围城市”：中美经济“再挂钩”的理性策略。通过拓展和深化与全球南方、东亚及欧洲国家和地区的经贸合作，中国可以有效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降低经济脱钩的风险。与此同时，除了这一直接效应，加强与美国之外国家的经济关系还将有利于对美国施加间接的经济压力，使其意识到与中国脱钩不仅无法阻止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而且还会因为孤立于中国参与的全球供应链而反噬本国经济。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美国在中国经济发展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从战略效果看，中国以进出口贸易均衡发展为导向，深化与全球南方、东亚及欧洲国家和地区的经贸合作，实际上具有“农村包围城市”的效果，迫使美国更加理性、客观地看待中国崛起，进而逐步放弃或放缓对华脱钩战略。

除了间接施压，中国还可以采取更为主动的方式，通过增加从美国进口等方式来缓解美国的担忧。随着特朗普重新执政，其“美国优先”政策可能给两国关系带来不确定性，但其重视商业合作的态度和个人主义外交风格，也为中美以务实、灵活方式修复两国经贸关系提供了可能和潜在的路径。在特朗普高度重视平衡贸易和制造业回流的执政理念下，通过增加美国产品进口，有助于平衡两国贸易关系，并展示中国具有解决结构性经济问题的意愿；同时，鼓励企业在识别和降低投资风险的前提下，增加对美直接投资，从而彰显中国作为经济伙伴而非战略威胁的重要性。此外，扩大民间交流和商业对话也有助于增进相互理解，建立信任，形成经济相互依存的基础，为中美经济“再挂钩”提供有益支持。

结束语

中美大国竞争既涉及深层次的经济利益博弈，也受到复杂多变的政治因素影响。这一竞争格局不仅深刻影响两国关系的未来走向，也将对全球经济秩序及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发展带来深远影响。面对美国对华脱钩的严峻挑战，中国积极推进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并实施出口多元化战略，以此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增强全球供应链的韧性，提升供应链拓展能力。践证明，这一战略有效推动了中国出口的稳步增长，为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然而，随着出口规模的快速扩张，中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摩擦也日益加剧，国际市场竞争日趋复杂严峻。这一变化凸显了中国加快增长模式转型、调整进出口贸易结构战略的紧迫性。通过缩小贸易顺差、深化互惠合作，中国不仅能够缓解外部压力，还能有效降低贸易摩擦，推动构建更加稳健、可持续的国际经济合作关系。

此外，缓和与美国的经贸关系对中国的长期经济稳定仍然至关重要。尽管中美竞争仍在持续，但两国经济的高度相互依存为建设性接触与互利合作提供了可能。特朗普再次执政后，尽管其政策方向存在诸多不确定性，但其重商主义理念和直接的外交风格也可能为修复中美关系带来新的契机。若双方能够抓住机遇，通过深化对话与沟通妥善管控分歧、缓解紧张局势，并共同致力于建立一个更稳定、更可预测的经贸环境，这不仅有助于推动两国关系的稳定发展，也将为全球经济的长期繁荣与可持续增长提供有力保障。

排版 | 程心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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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国政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