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我家门口站着这么多人?"我站在巷口,目光所及之处,是一片黑压压的人群。
"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我家门口站着这么多人?"我站在巷口,目光所及之处,是一片黑压压的人群。
心里一沉,那种不祥的预感像黄河的洪水,瞬间淹没了我。
1986年春天,我结束了在南方城市的三年求学生活,如愿分配到省会一家设计院工作。
那时的工作单位像母亲的怀抱,一进去就是一辈子的事,有了"铁饭碗",我算是有了安身立命的资本。
父亲在信里说:"小宋啊,别的不说了,能有个落脚的地方,爹妈也就放心了。"
他那饱经风霜的手写出的字,像是刻在木板上一样有力,却又透着一股子柔情。
我在省城安顿下来,给家里寄了第一个月工资的一半,那时候五十块钱对农村的父母来说,比金子还贵重。
剩下的钱我买了一台半导体收音机,每天晚上听着戏曲入睡,《梁祝》《红灯记》轮番上演,耳机里流淌出的旋律是远离家乡的我唯一的安慰。
单位宿舍住的是六人间,大家都是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晚上常常围在一起喝着廉价的二锅头,聊着天南海北的事情。
"小宋,听说你是农村来的?你爹娘还在种地啊?"老赵是个北方汉子,说话直来直去。
我点点头:"是啊,我爹一辈子务农,我娘在公社食堂做饭,挺辛苦的。"
"那你可够孝顺的,第一个月工资就往家寄,不像我,全拿去买了一身衣服。"老赵咧嘴一笑,露出一口大黄牙。
日子过得不紧不慢,像父亲做的那口老水缸,不漏不满,就这么稳当当地过着。
"我要你这当儿子的,好好在城里站稳脚跟,将来把爹娘也接过去,别再让你娘受乡下的罪了。"父亲在信中写道,字迹依旧刚劲有力。
就在我以为生活会这样平静地流淌下去的时候,一封家书改变了一切。
父亲的笔迹依然清晰有力,却比往常多了几分凝重:"你娘这阵子咳得厉害,一到晚上咳个不停,吃了不少药都不见好。"
"医生说要做检查,我们先不告诉你,怕你分心。"信纸上有一个模糊的水渍,我知道那是什么。
"现在已经确诊,是肺部有些问题。你工作要紧,别急着回来,等放假的时候再说。"落款是四月二日,信封上的邮戳显示是四月四日寄出的。
我当时就急了,那夜在宿舍辗转反侧,怎么也睡不着,脑海中全是母亲忙碌的身影,她总是起得最早,睡得最晚。
第二天一早,我就请了假,向科长说明了情况,他拍了拍我的肩膀:"家里的事要紧,去吧,注意安全。"
坐了十二个小时的硬座火车回老家,车厢里挤满了人,有带着大包小包回乡的工人,有说着外地方言的商贩,还有抱着孩子的年轻母亲。
那是一个春寒料峭的日子,站台上寒风刺骨,我只穿了一件薄夹克,被风吹得直打哆嗦。
车站离我家有十多里地,没有公共汽车,我走了大半天才到家门口。
冬麦在田野里铺展开来,绿油油的一片,像母亲织的毛衣,暖和却扎手,照着乡亲们的说法,这是个丰收年。
村口的大槐树依旧苍翠,树下是我儿时玩耍的地方,几个放学的孩子追逐打闹,看见我这个陌生人,好奇地打量着。
"是宋家的儿子回来了!"不知谁家的老人认出了我,喊了一声,孩子们更是好奇地围了过来。
到家时,院子里的老柳树已经抽出了新芽,绿色的嫩叶在风中摇曳,像是在欢迎我的归来。
母亲坐在炕上剥花生,听见院门响,抬头看见我,愣了一下,手中的活计停住了:"你这孩子,怎么回来了?也不提前说一声。"
我注意到她的脸色比往常苍白,腕骨也突出得明显,嘴唇没有了往日的红润,反倒是一层干皱的死皮。
"娘,我回来看看你。"我故作轻松地说,把背包放在一旁的小凳子上。
"你这孩子,工作不要紧吗?"母亲边问边从炕上下来,动作有些吃力。
我赶紧上前扶住她:"没事,请了假。"
父亲从外面进来,脸上的皱纹比我记忆中深了许多,眼角有了深深的鱼尾纹:"你这孩子,来就来了,好好的工作扔下算怎么回事?"
"爹,我不放心,想回来看看。"我看着父亲布满老茧的手,心里一阵酸楚。
我知道他们在怪我不该回来,但我更知道,他们是怕我担心,怕我为他们操心,反而耽误了工作。
那一晚,母亲蹒跚地去了厨房,坚持要给我做一顿丰盛的饭菜,我跟在后面,看着她干瘦的背影,心如刀绞。
"娘,歇着吧,我来做。"我上前想接过她手中的铲子,却被她轻轻推开。
"你会什么啊,还是让娘给你露一手。"母亲的声音虽然虚弱,却依旧带着那股子倔强。
那顿饭,有我最爱吃的红烧肉和炖鸡汤,母亲一直看着我吃,自己却只动了几下筷子。
"娘,你也吃啊。"我把一块肥瘦相间的红烧肉夹到她碗里。
母亲笑了笑:"娘吃不了太油腻的,你吃你的,看着你吃,娘就高兴。"
饭后,我帮着收拾碗筷,然后坐在堂屋的小桌旁,翻看着我小时候的课本和奖状,那是父母精心保存的宝贝。
"爹,娘到底怎么了?"趁着母亲去厨房的空当,我低声问道。
父亲沉默了一会儿,点燃一支烟,深深地吸了一口:"县医院说是肺部有个阴影,可能是肺癌,但还不能确定,需要去市里的大医院再检查。"
"那就赶紧去检查啊!"我有些着急地说。
父亲叹了口气:"你娘不肯去,说是花钱太多,要等你下次回来再说。"
我心里一紧:"明天我就带娘去市里!"
那段日子,我陪母亲去市人民医院做检查,一连住了一周,跑了好几个科室,做了许多检查。
母亲每次做检查都说不疼不痛,可我看得出来,她只是不想让我担心,那紧皱的眉头和咬紧的嘴唇出卖了她。
最后的诊断结果出来了,是早期肺癌,医生说还有治疗的希望,需要尽快手术,然后配合化疗。
我把所有积蓄都拿了出来,父亲也借了些钱,还找了村里的干部帮忙办了特困补助,母亲开始了漫长的治疗。
手术那天,我守在手术室外,看着父亲来回踱步,手里的劣质香烟一根接一根地点燃又熄灭。
"爹,别抽了,对身体不好。"我说道,却得到父亲一个无奈的苦笑。
"这辈子没求过人,这次为了你娘,求了多少人啊。"父亲的眼睛红红的,像是风吹了沙子进去。
手术很成功,母亲被推出来时,脸色苍白得吓人,但医生说情况比预想的好。
接下来的化疗异常艰难,母亲的头发一把一把地掉,瘦得只剩下皮包骨,但她依然坚强地挺着,每次见到我都笑着说:"没事,娘挺得住。"
一个月后,单位来电,说再不回去就要辞退我了,科里的项目缺人手,急得很。
母亲坚持让我回去:"孩子,你的工作要紧,那是你的饭碗,断不得。"
她躺在病床上,用干枯的手抚摸着我的脸:"我这病没那么严重,你爹在家照顾我就行,你放心回去吧。"
我不得不回到省城,每个月都寄钱回家,有时还托人捎一些药品,那时候的进口药很贵,我省吃俭用,就是为了给母亲买最好的药。
单位的同事们知道了我的情况,经常接济我一些生活费,科长甚至私下给我塞过几次红包,说是加班费,但我知道那是他的心意。
父亲的信渐渐少了,从一周一封变成了半个月一封,再到一个月一封,我心里不安,再次向单位请了假。
"小宋啊,你这情况特殊,但单位也有难处啊。"科长为难地说,"这次给你批三天,往返路上的时间也算在内,你自己看着安排吧。"
这一次回家,母亲瘦了一圈,眼睛却亮得出奇,像是两颗黑宝石。
她坐在院子里的柳树下,春风拂过她花白的头发,那是化疗的副作用,曾经乌黑的头发现在像霜打过的草一样。
"娘,你今天气色不错。"我在她身旁坐下,握住她的手,感受着那皮肤下的骨头。
她握着我的手说:"娃啊,人这一辈子,能看着你有出息,我就满足了。"
她的目光望向远处的田野:"你看那麦子多好,再过一个月就能收了,到时候打的新面,蒸的馒头最香。"
我在家里住了三天,临走时,母亲塞给我一个布包:"这是我做的鞋垫,你穿着暖和。"
我打开一看,是一对精致的千层底鞋垫,针脚细密,一针一线都是母亲的心意。
"娘,你身体这样,还做这个干啥?"我心疼地说,眼眶有些湿润。
母亲笑了:"没事,就是打发时间。这鞋垫垫着舒服,你那上班的皮鞋垫上正好。"
说实话,那鞋垫我一直没舍得用,放在行李箱的最上面,每次翻到它,就像是看到了母亲的笑脸。
回到省城后,我每天都给家里写信,可回信越来越少,就算有,也多是父亲写的,只是简短地说母亲情况稳定,让我安心工作。
我开始怀疑父亲有所隐瞒,但电话又打不通,那时候农村通电话还得去邮电所,父亲不识字母,根本不会拨号。
两个月后的一个雨夜,一封电报从天而降——"速回,母危。"署名是村支书王大伯。
我像疯了一样冲出宿舍,连夜去了火车站,买了最早一班的火车票,坐了整整一夜的硬座,心里像是有无数只蚂蚁在爬。
我请了丧假,带着一颗沉重的心回到了家乡,村口的白杨树依然高大,却多了几分萧索。
到家时,院子里站满了人,都是村里的乡亲们,他们看到我,纷纷让开一条路,我看到院子中央摆着一口薄皮棺材,父亲坐在一旁,像是一夜间老了十岁。
"爹!"我喊了一声,声音嘶哑得不像自己的。
父亲抬起头,眼中满是血丝:"回来了,你娘等不到你了。"
我跪在棺材前,掀开盖着的白布,看到母亲的脸,安详得像是睡着了,只是再也不会醒来。
母亲走了,走得很平静,像她一生的为人一样,不声不响,不惊动任何人。
葬礼很简单,来的人不多,大多是乡亲邻居。
父亲告诉我,母亲在我上次离开后没多久就住进了县医院,情况一天比一天差,最后甚至不能下床。
"她不让我告诉你,说是怕你分心,影响工作。"父亲声音哽咽,"她最后一句话是,告诉小宋,我等不到他结婚了,让他找个贤惠的姑娘,比我对他还好的那种。"
父亲坐在堂屋的椅子上,一夜间似乎老了十岁,他递给我一个盒子:"这是你娘留给你的,说等你结婚的时候再打开。"
那是一个老式的木盒子,上面雕刻着简单的花纹,我没有打开,而是把它放在了心口,感受着那份沉重与温暖。
葬礼结束后,我不得不回到省城,工作还在等着我,那是母亲用生命换来的"铁饭碗",我不能丢下。
临走前,父亲坚持要送我到村口,我们沿着曾经无数次走过的小路,一路无言。
"爹,你一个人在家,我不放心。"我终于打破了沉默。
父亲摆摆手:"我这把老骨头死不了,你好好工作,别让你娘白疼你这么多年。"
我没有打开那个盒子,而是把它放在了我城里的床头柜上,每次看到它,我就想起母亲的眼睛,想起她坐在柳树下的样子。
接下来的日子,我常常打电话回家,问父亲的情况,最初是每周一次,后来是每月一次。
他总是说:"没事,你忙你的。"有时候,我能听到背景里收音机播放着京剧,那是父亲最爱听的,特别是《霸王别姬》那一段,每次听到,他总会跟着轻轻哼唱。
单位里的工作越来越忙,我被提拔为组长,负责一个小型水利工程的设计,每天加班到深夜,回到宿舍就倒头睡去。
有时候,我会梦见母亲,梦见她在厨房忙碌的身影,梦见她给我缝鞋垫的样子,醒来时,枕头总是湿的。
一年后的春天,单位分了新房,我搬进了三十平米的单身宿舍,虽然小,但总算有了自己的空间。
那时候认识了同事马淑芬,她是会计科的,一个温柔内敛的姑娘,做事细心,说话轻声细语,像极了年轻时候的母亲。
我们在单位食堂常常一起吃午饭,有时候下班后,我会送她回家,路上聊聊天,说说工作上的事。
一次偶然的机会,淑芬看到了我床头柜上的木盒子,好奇地问:"这是什么?看起来很旧了。"
"是我母亲留给我的,她说等我结婚的时候再打开。"我轻声说。
淑芬的眼睛亮了一下,然后又黯淡下来:"你母亲一定很爱你。"
"是啊,她是世界上最好的母亲。"我的声音有些哽咽。
那一刻,我看到淑芬眼中的温柔,那是一种理解与共鸣,是对生命与亲情的尊重。
我们相处得很好,没多久就确定了关系,同事们都说我们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当我向父亲提起这件事,他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然后说:"好事啊,你娘要是在,肯定高兴。"
他的声音有些哽咽,我知道他是想起了母亲,想起了他们年轻时的样子。
"你娘生前最大的心愿,就是看到你成家立业,可惜她等不到了。"父亲的声音透过电话线,显得格外沧桑。
我和淑芬商量好,清明节带她回家,见父亲,给母亲上坟,完成这个人生中的重要仪式。
"小宋,你真的决定好了吗?"我朋友老赵听说我要结婚,有些担忧地问,"你父亲一个人在农村,将来怎么办?"
我笑了笑:"我和淑芬商量过了,等我们安顿好,就接父亲过来一起住。"
老赵拍拍我的肩膀:"好小子,有情有义,你母亲在天有灵,一定会保佑你的。"
我提前给父亲打了电话,他听起来很高兴,说会准备好一桌菜等我们,还特意提到要杀只鸡,炖汤给未来的儿媳妇喝。
然而就在清明前一周,我接到了村支书王大伯的电话,那是我第一次听到他的声音通过电话线传来。
他说话吞吞吐吐的,一开始我还以为是信号不好:"小宋啊,你爹...你爹去了,前天晚上,睡着了就没醒过来。"
我感觉世界在那一刻坍塌了,电话那头的声音变得遥远又模糊,像是隔着一层厚厚的棉被。
王大伯还在说:"你爹走得安详,没有痛苦,医生说是心脏病突发,睡梦中走的,一点儿都没受罪。"
"他前一天还在院子里收拾东西呢,说你要带对象回来,他要把家里打扫干净,让人家姑娘有个好印象。"
我挂了电话,坐在办公室里发呆,同事进进出出,却没人注意到我的异常,直到淑芬来找我。
她一眼就看出了我的不对劲:"小宋,怎么了?脸色这么难看。"
我木然地告诉她电话的内容,她的眼睛立刻湿润了,什么都没说,只是握着我的手,陪我坐了很久。
第二天一早,我和淑芬踏上了回乡的路,这一次,我不是为了见证新生活的开始,而是为了告别过去的最后一个亲人。
火车慢悠悠地前行,窗外的景色从城市变成了乡村,油菜花开得正盛,金黄一片,像是铺了一地的太阳。
淑芬一路上都紧握着我的手,像是怕我会突然崩溃,她不时地擦去眼角的泪水,虽然从未见过我的父亲,但她能感受到我的悲痛。
到了村口,我看到一群人站在我家门前,他们穿着朴素的衣服,神情凝重,有的抽着烟,有的低声交谈。
看到我们下了公共汽车,有人快步走来:"小宋回来了!"
我像是被按了暂停键,呆呆地站在那里,双腿像是灌了铅,迈不开步子。
"走吧,我们进去。"淑芬轻声说,搀扶着我向前走。
我们刚走到院门口,就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从里面走出来——父亲!
他穿着那件褪色的蓝布上衣,脚步有些蹒跚,却是活生生地站在我面前:"孩子,你回来了。"
我愣住了,使劲揉了揉眼睛,以为自己看错了,可父亲确实就站在那里,头发比上次见面白了不少,但精神还算不错。
我看看周围的人群,又看看父亲:"这是怎么回事?王大伯不是说..."
"王大伯?"父亲疑惑地问,"什么王大伯?"
围观的村民七嘴八舌地解释起来,原来,昨天村里接到一个陌生人的电话,说我父亲去世了,我今天要回来。
消息一传十、十传百,全村人都知道了,都来送别,却不想看到了"死而复生"的一幕。
"可是电话是王大伯打来的啊!"我困惑地说,思绪一片混乱。
这时,村支书王大伯从人群中挤了出来:"小宋,不是我打的电话啊!我昨天一整天都在县里开会,根本没打电话给你。"
王大伯的声音和电话里听到的确实不一样,那个打电话的人模仿得再像,终究还是有差别的。
父亲拉着我的手:"先进屋再说吧,大家伙儿都散了吧,是有人恶作剧,闹了个笑话。"
乡亲们半信半疑地散去,不时回头看看我们,仿佛还在确认眼前的一切是否真实。
我和淑芬跟着父亲进了家门,屋里收拾得很整齐,炕上铺着新被褥,桌子上摆着几盘菜,还温着呢。
"刚做好的,你们来得正是时候。"父亲笑着说,看向淑芬,眼中满是赞许,"这就是你对象?长得可真俊。"
淑芬有些拘谨地打招呼:"叔叔好,我是马淑芬,在小宋同一个单位工作。"
"好好好,快坐,别客气,就当自己家一样。"父亲忙着倒茶,上菜,那股子劲头,像是年轻了十岁。
"我听说你要带对象回来,昨天就开始准备了,杀了只鸡,炖了汤,还和隔壁李婶子借了点香菇,做了个蘑菇炒肉。"父亲边说边往我们碗里夹菜。
淑芬帮着整理东西,我和父亲坐在堂屋里,试图理清这个谜团,到底是谁打的那通电话?
"会不会是有人恶作剧?"父亲说,"这年头,什么人都有。"
我摇摇头:"那个声音像极了王大伯,连说话的方式都一样,如果是恶作剧,也太过分了。"
父亲沉思了一会儿,突然问道:"你打算什么时候结婚?"
被这么一问,我愣了一下,看了看厨房里忙碌的淑芬的背影:"我和淑芬商量过,想明年春天,到时候请您去城里参加婚礼。"
父亲点点头:"那正好,你母亲的生日也是明年春天,正月十五,她最喜欢元宵节了。"
提起母亲,我鼻子一酸:"我总觉得,她走得太突然了,那时候我在省城,连最后一面都没见到。"
父亲望向窗外,眼神悠远:"是啊,谁能想到呢。她一直说要等着看你结婚,可惜..."
我看着父亲略显佝偻的背影,心中五味杂陈,他这一年来独自一人,该有多寂寞啊。
晚饭时,淑芬帮着端菜上桌,她做的醋溜白菜脆嫩可口,父亲连连称赞:"手艺不错,比你娘年轻时候做的还好吃。"
父亲看着淑芬的背影,小声对我说:"不错,像你母亲年轻时候的样子,温柔贤惠,是个好姑娘。"
饭后,淑芬主动收拾碗筷,父亲拉着我去了院子里,从怀中掏出一个皱巴巴的信封:"这是你母亲留给你的信,她说等你要结婚的时候再给你。"
"我知道你一直没打开那个木盒子,你娘临走前交代我,说要是你要结婚了,我就把这封信给你。"
我接过信封,手有些发抖,拆开来,里面是一张泛黄的纸,母亲的字迹工整清秀:
"宋儿:
当你读到这封信的时候,妈已经不在你身边了。妈这一生没什么遗憾,就是没能看到你成家立业。希望你找的姑娘,善良贤惠,能陪你走过风风雨雨。妈给你留了一点东西,不多,是我陪你爹这些年的积蓄。你爹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好,你要多回来看看他。记住,不管你在哪里,妈妈永远爱你。
永远爱你的妈妈"
信的背面,还贴着一张存折复印件,上面的数字让我吃惊——那是六千多元,在1987年,这几乎是一个普通工人五六年的工资了。
"你母亲生病那段时间,一直瞒着你。"父亲叹了口气,"她不想让你担心,说什么也不肯让我告诉你病情恶化的事。"
"她知道治不好了,就开始准备这些,说是要给你攒一笔结婚的钱。"父亲的声音哽咽了,"她最后那段日子,疼得睡不着觉,还惦记着给你做鞋垫。"
我握紧了手中的信:"那您的身体呢?昨天那个电话说..."
父亲摆摆手:"我能有什么事?就是腿脚不太利索,心脏也不太好。医生说要保养,我听着呢。"
他掏出一小包药,"这是降压药,每天都按时吃,能活一天是一天,好歹要看到你娶媳妇,抱孙子啊。"
第二天是清明节,我和淑芬陪父亲去了母亲的坟前,父亲特意带了一瓶茅台酒,那是母亲生前最爱喝的。
"你娘生前最爱这口,过年过节的,我总要给她倒上一小杯,她喝了就脸红,像个小姑娘一样。"父亲边说边给坟前的小杯里倒了酒。
春雨绵绵,滋润着新栽的柳树,父亲蹲在坟前,絮絮叨叨地说着家常,像是母亲就在眼前:"老伴啊,你看,孩子带对象回来了,跟你年轻时候一个模样,温柔贤惠,你放心吧。"
淑芬跪在一旁,双手合十,默默地祈祷着什么,我知道,她是在向素未谋面的母亲承诺,会好好照顾我。
回家的路上,父亲突然停下脚步,指着路边一棵老槐树说:"看见没,我和你母亲年轻时候,就在这棵树下约会。"
"那时候村里管得严,我们只能趁着放工的时候,在这儿说说话,偷偷牵个手。"父亲的眼中闪烁着回忆的光芒。
"你娘十六岁就嫁给了我,一辈子没出过远门,最远去过县城,你考上大学那年,我带她去看了你,那是她这辈子最开心的一次。"
"她一直说,要是能活到看你结婚生子,她这辈子就值了。"父亲的声音里带着遗憾。
我从未听父亲说起过这些往事,心里又酸又甜,原来父母之间也有这样美好的回忆。
晚上,父亲早早睡下了,我和淑芬坐在堂屋里,借着昏暗的灯光聊天。
"小宋,你仔细想想,那个奇怪的电话,真的会是有人恶作剧吗?"淑芬轻声问。
"不会吧,谁会做这种恶作剧?"我皱着眉头。
淑芬犹豫了一下:"会不会是...会不会是你母亲?"
我一愣:"怎么可能?我娘已经..."
"你想啊,"淑芬认真地说,"那个电话说你父亲去世了,结果你急急忙忙回来了。如果没有这个电话,你会在清明节回来吗?"
我沉默了,计算着日子,如果不是那个电话,我和淑芬可能会选择五一劳动节再回来,毕竟清明只有一天假期,来回奔波太辛苦了。
"而且,"淑芬继续说,"你不觉得奇怪吗?为什么那个人知道你要带对象回来?你说过你只告诉了你父亲这件事。"
我心头一震,确实,我只在电话里告诉了父亲,要带淑芬回来见他,没有告诉任何其他人。
"你说...会不会是冥冥之中有什么安排?"淑芬小声说。
深夜,我辗转反侧,想起母亲送给我的那对鞋垫,突然,我想起了什么,翻身下床,轻手轻脚地来到堂屋,打开了那个一直没舍得碰的盒子。
借着月光,我看清了盒子里的东西——一对精致的千层底鞋垫,和母亲生前给我的那对一模一样。
我把鞋垫拿出来,发现下面还压着一张纸条,母亲的字迹依然工整:"宋儿,鞋垫穿一年就该换了,这是新的。妈妈永远爱你。"
纸条下面还有一张合影,是我和母亲的合照,那是我上大学前拍的,母亲穿着她最好的衣服,笑得那么灿烂。
那一刻,我鼻子一酸,泪水夺眶而出,我仿佛看到了母亲在月光下,一针一线地缝制着这对鞋垫,想象着它们会温暖我的脚,就像她的爱一直温暖着我的心。
"娘,你还在看着我,对吗?"我轻声问,泪水滴在了鞋垫上。
清明过后,我和淑芬要回省城了,临走时,父亲站在门口,依依不舍,他塞给我们一个布包,说是乡下的一些土特产。
我突然问道:"爸,您真的没事吧?您的心脏..."
父亲笑了:"能有什么事?就是希望你们早点结婚,我好抱孙子。"
我看着父亲的眼睛,那里面有掩不住的疲惫,却也有期待,我决定,不管怎样,要尽快办婚事,让父亲高兴。
回到省城后,我和淑芬加紧筹备婚礼,每次给父亲打电话,他总是说:"不急,慢慢来,我等着呢。"
但我知道,他是在等着,等着看我结婚,完成母亲未竟的心愿。
我们商议着婚期,决定在来年春天,也就是母亲的生日那天结婚,到时候接父亲来省城,风风光光地办一场婚礼。
单位里的同事们知道了我们的计划,都很支持,科长甚至承诺给我们批特殊假期,好让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准备婚事。
然而,命运似乎总爱开玩笑,就在春节前夕,我接到了村里的电话,这次是真的王大伯打来的:"小宋,不好意思,是我...你爹昨晚走了,心脏病突发。"
我的手机掉在了地上,砸碎了屏幕,但我顾不上那么多,呆呆地坐在那里,仿佛世界在一瞬间变成了黑白色。
淑芬闻声赶来,看到我的样子,什么都明白了,她默默地把手机捡起来,放到我手中:"我们回去吧。"
清明节那天,我和已经是我妻子的淑芬,再次站在了家乡的土地上,这一次,家门口真的站满了人,他们是来送别我父亲的。
王大伯告诉我,父亲走得很安详,就像睡着了一样,晚饭后坐在院子里听了会儿收音机,上床后就再也没醒来。
"医生说是心脏骤停,没有受罪。"王大伯说,"你父亲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能看到你结婚。"
清理父亲的遗物时,我在他的枕头下发现了一个小本子,翻开来,是他的日记,里面大多是些琐碎的家常,记录着每一天的生活。
"今天,去看了你,带了你爱喝的酒。五月的风吹得人眼睛疼,你要好好的。"
"小宋来信了,说工作上又有了进步,你知道吗?我们的儿子有出息了。"
"今天看到邻居家的小孙子在院子里跑,真想让小宋早点结婚,我也能抱上孙子。"
最后一页写着:"今天去看了你,带了你爱喝的酒。宋儿要结婚了,对象是个好姑娘,你要是在,肯定喜欢。我想你了,老伴,盼着早点见到你。"
日期是在那个清明节的前一天,就是我们回来的前一天。
我合上日记本,泪水模糊了视线,那一刻,我好像明白了清明节那个神秘电话的意义。
或许,那真的是母亲的声音,她知道父亲时日不多,想让我回来,多陪陪他,让他看到我和淑芬在一起的样子,让他放心。
又或许,那只是巧合,是命运的捉弄,让我们有了最后相处的时光。
但无论如何,那个电话让我和父亲有了最后相处的时光,让我带着淑芬见到了他,让他看到了我即将成家的喜悦。
这已经足够了。
父亲的葬礼很简单,按照他的遗愿,我们把他葬在了母亲的旁边,那棵柳树下,阳光透过树叶,在地面上投下斑驳的影子。
我想象着父母年轻时在那棵槐树下约会的样子,想象着他们一起生活的点点滴滴,想象着他们现在,是否又在某个地方重逢。
回到省城后,我和淑芬还是举办了婚礼,尽管父母都已不在,但我们知道,他们在天上看着我们,祝福着我们。
婚礼当天,我把母亲的木盒子和父亲的日记本放在了礼桌上,那是他们的见证,也是他们的祝福。
如今,我和淑芬在省城有了自己的小家,还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她的额头和眼睛,像极了我母亲,笑起来的样子,又像父亲。
每年清明,我们都会回到老家,带着女儿一起,去看看爷爷奶奶。
站在他们的坟前,我会告诉女儿:"爷爷奶奶很爱很爱你爸爸,就像爸爸妈妈很爱很爱你一样。"
女儿似懂非懂地点点头,小手放上一朵野花,稚嫩的声音说着:"爷爷奶奶,我爱你们。"
我始终相信,爱是不会消失的。
就像母亲做的那对鞋垫,虽然已经泛黄破旧,却依然温暖;就像父亲写的那本日记,虽然字迹模糊,却依然清晰地述说着思念。
有时候,我会梦见那个清明节,梦见站在家门口的人群,梦见父亲从人群中走出来的样子。
每当这时,我就会醒来,在黑暗中微笑。
因为我知道,无论天堂多远,爱永远不会缺席。
它可能会以我们意想不到的方式出现,但它总会回来,就像候鸟总会在春天归来一样。
而那个神秘的电话,或许就是爱的声音,穿越生死,为我们带来最后的团聚。
来源:恋过的美丽风景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