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南宋以来，士的地方化趋向明显，思想地方化是其重要的构成与鲜明的表现。以范浚、吕祖谦、唐仲友、陈亮等为代表的婺学诸子通过开馆讲学，深度参与地方科举教育、社会公益等活动，不仅加快了婺州社会士人化的进程，也使自身学术思想得以在地方社会传播、赓续和实践。婺州发达的工商

感谢赵瑶丹老师赐稿

原文载《东岳论丛》2025年第5期，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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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地方化：南宋婺学与婺州地方社会的互动

文 / 赵瑶丹 夏悦

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摘 要：

关键词：南宋婺学；地方社会；思想地方化；富户士人化；士商互动

南宋中期，兰溪范浚（1102-1150）的“性理之学”、金华吕祖谦（1137-1181）的“性命之学”、永康陈亮（1143-1194）的“事功之学”、金华唐仲友（1136-1188）的“经制之学”，注重实事实功，强调经世致用，兼重经史，形成了以学者家乡命名的，具有区域特色的，有一定学术规模的儒家学术思想体系——婺学 。南宋婺学诸子在婺讲学，育人传道，深刻影响、塑造了婺州地方社会，对促成“礼义修明，风俗淳美” 的婺州之风具有举足轻重的贡献。自1980年代开始，学界从思想史角度对吕祖谦、唐仲友、陈亮的学术思想进行了诸多讨论 。“士的地方化” 是讨论南宋史的一种阐释模式，由此延伸出家族史、思想史、文化史、慈善史以及民间信仰等诸多议题 ，影响颇大。分析思想与地方社会的关联，亦是“士的地方化”的题中之义和研究取向 。对婺州士人与地方社会互动的讨论，以美国学者包弼德（Peter K.Bol）为代表 。以南宋婺学为中心，探讨其如何地方化，成为讨论思想地方化议题的典型案例。一方面，通过考察婺学诸子的谋生方式、人际交往、学术交流、在地方教化和公共事务中的作为，讨论他们的思想如何在地方社会中沉淀并发挥持续影响，如何推动金华地方社会的士人化进程。另一方面，金华社会发达的工商环境又是如何丰富婺学内涵，推动儒学发生新的转向。从分析婺学如何地方化与地方社会如何思想化两个维度，探索思想史与社会史的融合研究。

一、婺学下沉到婺州地方社会

南宋时期，科举制度造就了大量的士人群体，加之“官多阙少”的问题愈发突出，使得大量官僚、士人长期居乡，史浩曾感叹当时“贤大夫从官者，居官之日少，退闲之日多” 。在婺州，以范浚、吕祖谦、陈亮、唐仲友及其门人为代表的一大批士人长期居乡，共同组成了生成和传播婺学的核心群体。他们的居乡生活并非安分平淡，而是积极参与到婺州的社会教化、社会交往与公共事务当中。婺学也随着婺学诸子的社会活动下沉到地方社会当中，使本地民众，尤其是地方富户加快了士人化的进程。

（一）讲学授徒

宋代是一个属于典型的尚官社会，“对于科举出身的士大夫，朝廷十分尊重，社会也寄予厚望” ，官私学都十分发达。但在南宋初期，伴随国家政治权力的一时失控，以官学为重心的国家教育机制陷入颓废与衰落，而从北宋中期就兴起的民间私学则迅速发展。南宋士大夫在各地积极开办书院，填补国家权力衰退后的空白。由此，南宋的教化重心开始从官方控制向民间社会下移，教化对象和渠道也从州县府官学士子向民间大众转化、延伸 。开办学馆、书院等私学，是婺学诸子社会教化活动的主要载体。婺学诸子多以“以道业诲人”的儒师形象出现在历史场景中，范浚、吕祖谦、陈亮几乎一生以传道授业为己任，在乡办私学，开展民间教化活动。有“婺学先声”之称的范浚，在兰溪香溪南山之北开设香溪书院，聚徒讲学，因书院东傍宝惠寺，又称宝惠书院 。范浚门人高栴记录了乃师讲学时的盛况，“四方从游之士，必教以孝弟忠信之行，物理性命之学。自远负笈而至者，不胜枚举” 。吕祖谦于乾道六年（1170）八月，集众会讲于金华城西的“丽泽堂”。此后吕祖谦除了往临安短暂居官外，至去世为止，前后大约十年居乡讲学大多集中于此。吕祖谦声名大噪，远近慕名来学者络绎不绝，叶适回忆道：“近世大儒吕公出，而人以理著，四方英俊，岁常数百千人” 。据田浩统计，吕祖谦所教学生总数至少上千人，他称其是孝宗乾、淳年间最杰出，最受欢迎的教师 。唐仲友早年官运亨通，被朱熹弹劾后，奉祠归乡。此后“遂不出”，只在乡讲学为事，“从游尝数百人” 。据明人郑柏《金华贤达传》载，唐仲友开席授徒，至多时“学者云集至四百余” 。他实际招收的学生应超过这一数量，说明他在婺州颇受欢迎。陈亮于乾道八年（1172）参加礼部试失败，加之“贫日甚”，只得退居家乡永康龙窟，设立保社，“欲托于讲授以为资身之策” ，以开馆教书来谋取生计。不多久“学者多归之” 。他在家开馆授徒长达十余年，门生遍布金华、永康、义乌、浦江、兰溪、缙云、东阳、黄岩诸县。在当时婺州从事授徒讲学的士人中，以吕祖谦、唐仲友、陈亮的影响力最为显耀。他们与兰溪人徐畸（1127-1210）并称，“于时婺中之以师道兴起后进者，曰东莱，曰同甫，曰说斋，曰先生（徐畸）” 。

除了婺学诸子外，其门人亦积极参与开馆讲学的活动。吕祖谦的门人不仅继承乃师的衣钵，亦有仿效乃师聚徒讲学并闻名于当时。金华人叶邽“受业吕成公之门”，以其得于吕祖谦者，教授后来的南宋名臣、朱子高足徐侨 。金华人叶秀发“师事东莱”，著《论语讲义》以教训诸弟子，“一时钜儒皆相器重，愿与之交” 。东阳赵彦稢，与弟彦秬师事东莱，其父公藻为子弟举业，在乡创友成书院，特地延聘东莱到此讲学 。唐仲友弟子义乌人傅寅学识渊博，能调和唐氏与其他学者的分歧。在唐仲友逝世后，傅寅曾接受过吕祖俭的邀请，为丽泽书院的学生授课 。傅寅门人傅芷，淳熙五年（1178）进士，精于经史之学，“从游之士极盛” 。唐氏再传吴儒宗“通群经，精举子业，文尚理致，经其指授者，多占魁选” 。婺学诸子及其传人的授徒讲学活动，成功促成婺州社会的好学之风，对加快婺州社会士人化进程起到关键作用，为婺州能“名儒蔚兴，踵武相接，天下称为小邹鲁” 奠定扎实基础。

婺学诸子在婺州如火如荼的教育活动，是南宋科举制度对地方社会产生强烈影响的写照。丽泽书院能在婺州乃至整个南宋发挥巨大影响力的最主要原因，就在于吕氏极擅举业教学。吕祖谦不仅不排斥讲授举业，并且还编撰了大量供士人应试的科举教材。吕祖谦得到婺州本地士人和富户家族的青睐，纷纷将子弟送到东莱处问学。其门人中，婺州籍士人过半，陈傅良提到，东莱讲学，“天下之士靡然从之，而其所居乡诸生能自表见者为多” 。有学者统计，东莱门人有明确籍贯者近166人，婺州籍者98人，占比超过六成 。在吕氏的讲授调教下，其婺州门人有33人进士及第，中举率超过三成。若按吕祖谦生前十五年的教学生涯（1167-1181）来统计，其间共开科5次，婺州有39人中举，属吕祖谦门人的有9人，占到23.1%。也就是说，在这十五年间，婺州平均4个进士中就有一个是吕祖谦的门人。这样的成就，是当时其他私学无法比拟的。据李兵统计，在南宋四大书院中，以东莱门人的进士及第率最为出彩，远远高于其他三家 。吕氏婺州门人中举后，大都进入仕途，其中不乏政坛显宦，治世之臣。如东阳人乔行简、葛洪都官拜宰相。义乌人毛炳、朱质亦位极人臣。无怪乎真德秀如此称赞吕祖谦：“成公所传，中原之文献，其所阐释，河洛之微言也。扶持绝学，有千载之功；教育英才，有数世之泽。”

婺学诸子的讲学活动虽以科举应试为主，但他们亦将此作为传播自身学术的重要途径。在当时理学家看来，以科举应试为目的的读书太过功利，颇为朱熹、张栻等知名道学人士所斥。吕祖谦亦表示“科举之习，于成己成物诚无益。” 但他清楚地知道，若办书院不讲习科举，几乎不能招到学生。朱熹就曾因只讲经学，导致“此间来学者少”，吕劝他不如“放此接之”，但为朱熹婉拒 。与排斥科举教学的朱熹不同，吕祖谦认为，士大夫大可以利用科举讲授，来传播理学思想。在《左氏博议》的序言中，吕氏就曾吐露真实想法，“假课试以为媒，借逢掖以为邮” 。他将举业教育视为“中介”，以其为载体，达到传播学术，扩大理学影响的目的。包弼德就指出，吕祖谦“已经跨越了一些理学家认为不应跨越的界限”，他相信要有效地推广理学，就需要在课程中增加科举的内容 。吕祖谦使用这种灵活的手段，因势利导，传播其学术思想。在实践上，他亦是以此为指导思想。在其授课内容的规划中，科举时文占比并不重，更多则以经、史为纲，“一经一史为常课，而以诗文之类为余课” 。吕祖谦较为重视学生的课余生活，将之视为儒学道德仪礼日用化的载体。他严格要求学生的行为举止、道德素养与待人接物。其《乾道六年规约》对学生提出了七条禁止入学要求，如不孝、犯律、游荡不检点等，并要求诸生不可传习私录讲说的文本，专注经史古籍 。乾道九年（1173），他又推行《乾道九年直日须知》，申论学生若逢同窗丁忧应当如何，包括出资助葬及凭吊礼仪等 。淳熙八年（1181），他又编订《宗法条目》，要求学生在课中学习礼法 。这些措施大都与举业无关，而是理学家正己修身的道德实践。吕祖谦创建的丽泽书院虽“因学校科举而成之” ，但更以培育极高修养的理学之士为培养目标。这些面向吕氏家族子弟及其门生的道德规范，亦影响以婺州为中心的地方士人群体。通过这一群体，吕氏“一道德”“肃风俗”的教化理想得以在婺州社会生根发芽。正是吕祖谦的教育实践，使道学大张于婺州，金华从此名士班班，逐渐成为知名的文献之邦。

（二）与婺州本地家族的交往

婺学诸子将思想下沉到地方社会的方式，除了开办书院讲学授徒外，与婺州本地家族交往，经营自己在地方的社会关系网络也是重要途径之一。婺学诸子本身就是数代生活在本地的士人家族，因他们居乡日多，常与本地士、商家族交往，相互讲习、唱和，由此将自身学术思想传递到婺州其他家族之中。根据婺学诸子的交往情况来看，他们虽然保持与中央官僚的交往，如范浚与潘良贵、郑刚中，吕祖谦与张栻、韩元吉，陈亮与周葵等，但长期居乡的他们，交往对象主要是婺州本地家族，尤其是巨商豪富之家。这些富户积极与婺学诸子交往，以求子弟的举业能够取得成功，实现阶层的跨越，抬高家族的政治文化地位。婺学诸子也乐意与之交往，通过对他们子弟的儒学教育，为他们的商业活动正名，对本地富民的士人化起到了关键的推动作用。范浚的弟子高栴，其家为兰溪豪富，致富后一直在寻求身份的提升。其父高廉一直未能中举，后出钱资助朝廷，补太庙斋郎，调授迪功郎。高廉笃于训子，曾作斋馆，架群书于其间，厚礼求文儒之师教导，亲自送高栴往范浚求学。高栴不负乃父所望，持身务学，姁姁谨顺，成为范门高弟，在绍兴二十一年（1151）进士及第 。

吕祖谦的兰溪弟子时澜兄弟所在的时氏家族本是兰溪清溪里的富户 ，自追随吕祖谦后，其社会地位便发生变化，可谓是南宋普通富民通过举业之路实现阶层跨越的一个缩影。时氏祖先为开封人，五代中原战乱，南迁避居于婺州兰溪清江里，至南宋时，通过经商治产致富，成为当地望族，所谓“婺之群室，以地系姓者，皆其闻家。清江之时，盖其一也” 。致富后，时氏家族举族来从吕氏学，“往时东莱先生讲道金华，吾宗人尊老翕然从之” 。通过吕祖谦的举业教学，时氏家族中时澜、时沄、时淇兄弟相继中举。通过吕祖谦的交友圈，时氏家族得以与薛季宣、叶适等永嘉诸子，及朱熹、陈亮等结识并交往。“每休日，则永嘉人憬集□□叶公正则（叶适）始介陈公同甫以来，已而戴公肖望、钱公□□□徐公居厚最后来，而刘公茂实、蒋公行可、陈公顺刚则又往来其间，薛公士龙访先生，留数月。……吾宗人是时皆饶于财，夙戒世毳，候诸公至，争先迎致之” 。时氏子弟积极问学当时最为知名的学者，从治生求富的富户跻身士人阶层，成为婺州知名的理学家族。时澜（1156-1222）为淳熙八年（1181）进士，官至台州通判。他在学术与诗文方面颇有成就，在东莱殁后，又增补《东莱书说》，完成先师遗志。其子时少章（1199-？字天彝），亦以文学称于世，继承了吕祖谦经、史并重，博综百家的特质，又与朱学再传“北山四先生”之何基、王柏交好，常相互唱和。由此，时氏家族在南宋婺州学术发展的高潮阶段中占据一席之地，成为婺学传承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明初王袆评价说：“宋南渡后，东莱吕氏绍濂洛之统，以斯道自任，其学粹然一出于正。……而香溪范氏（浚）、所性时氏（少章）先后又间出，皆博极乎经史，为文温润缜练，复自成一家之言。” 清人黄宗羲在《宋元学案》中将时氏两代三人（时澜、时沄及澜子少章）列入《丽泽诸儒学案》，并称“时氏家学” 。

陈亮与义乌本地家族亦有深厚的情谊，其中首推其妻族何氏。何茂宏善于治生，为当时义乌首富。陈亮自幼家境贫寒，但其才学却得到何茂宏弟茂恭的赏识。何茂恭认为陈亮他日在科举上必有所成，力劝其兄嫁女给陈亮，再三坚持撮合下，陈亮娶何茂宏次女。何氏的众多子弟亦纷纷拜师陈亮。陈亮妻弟何大猷（少嘉）便拜在其门下求学。二人关系也因此最为密切，后来陈亮被诬系狱，何少嘉倾力营救，“浙江风涛之险，一日往返两涉之，几至覆溺” 。在妻族的支持下，陈亮得以与义乌更多士人家族交往。当时义乌有工于诗文的四君子，“乌伤固多士，而称雄于其间者，余熟其四人焉，盖非特乌伤之雄也”，即何茂恭、陈炳、喻良能、喻良弼兄弟。其中，喻良能、喻良弼兄弟亦为义乌富户家族。与喻良能兄弟二人同辈的还有陈亮的挚友义乌喻夏卿，尤善经商，致富后便寻求子弟的功名之路。他将“一子三孙” （可考者喻民献、喻偘、喻南强）皆送到陈亮门下。喻偘“登庆元己未（1199）进士第” ，成功跻身士人阶层。喻氏子弟得其师功利之学，身体力行之余，面对其他学派的指责，颇能维护师说。史载乾、淳间，“朱、张、吕、陆四君子皆谈性命而辟功利，学者各守其师说，截然不可犯” ，而陈亮倡谈王霸、功利，“人多疑其说而未信”，喻偘“独出为诸生倡，布磔纲纪，发为词章，扶持而左右之，使同甫之门，恶声不入于耳，皆其功也” 。喻民献（原名汝方，喻偘的从父），“以学问自见于乡里” ，不仅自己“首从同甫”，而且“群从数十人偕焉” ，带动亲族向陈亮问学，扩大了陈亮之学在义乌的影响力。

一般来讲，一个士人家族的社会关系网络主要包括官僚关系、婚姻关系、师友关系等，其中前两者最为重要，且婚姻关系一般从属于官僚关系。因官僚关系指向中央，故而作为从属的婚姻关系也是指向社会上层。陈寅恪先生就曾指出：“唐代社会承南北朝之旧俗，通以二事评量人品之高下。此二事，一曰婚。二曰宦。凡婚而不娶名家女，与仕而不由清望宦，俱为社会所不齿。” 到南宋，这一情况发生了剧烈变化。官僚关系在士人家族的社会关系网络中，重要性大为降低，其师友关系得到显著提升，婚姻关系也不再要求高门显宦，而主要在师友、本地家族、经济富裕者中选择，从属性降低。从婺学诸子的社会网络可以清晰地看到这种变化。他们虽还在与活跃于中央的官僚交往，但已不占其社会关系网络的主要地位，而更多的是在师友、本地家族之间展开。其婚姻也基本是在师友与本地家族之中选择，并且二者常常是重合的。从上述吕祖谦、陈亮等人的社会交往可见，他们的门生大都是本地家族的子弟，并且也多是在自己门生中选择婚嫁对象。婺学诸子与本地家族的师友、婚姻关系，是其社会关系网络的核心组成，而他们的学术思想也多由与本地家族结成的师友、婚姻关系网络扩散开去。因本地家族长期扎根于婺州，婺学得以在本地传播赓续，经久不衰，被之后历代婺州士人反复褒扬。

（三）公益活动

庞大的地方士人阶层，包括乡居的官僚、在乡准备应试的士人，都是地方社会的精英。他们虽出身不同，但他们拥有相近的生活模式和文化基础，在生活方式和文化活动上表现出趋同性，有强烈的士人身份的自我认同感。他们彼此联系，相互交游援引，结为师友、婚姻关系，长期居乡也使他们对于乡里有着共同的关怀。他们或个人或群体，在乡里排忧解难、调解纠纷，制定家礼乡约等规范，从事诸如慈善救济、公共建设等社会公益活动，成为乡里长者，扮演着主持和稳定地方社会秩序的主要角色 。正如黄宽重所说：“经由士人间的合作所形成的地方意识，超越个人与家族，其所发挥济世理念的群体意识，正是南宋基层社会的一大特色。” 他们在地方社会拥有一定的文化权力，通过关心地方公共事务、公益等活动，在乡构建起自己的“文化权力网络”（culture nexus of power） ，并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道德价值“濡化”地方社会，试图达到“移风易俗”的目的。

在地方公共事务和社会公益方面，婺学诸子及其门人表现积极。范浚七兄范洵之子范端杲（字元章，号杨溪），与从兄范端臣同学于范浚门下，香溪殁后，“无意于世用”，居乡著书为事。“因乡民苦桔槔之艰，浚溪流，凿澳堰，灌田数千亩，田以常稔” ，乡民感念其恩惠，“尸祝之，名其堰曰杨溪，建祠其上，子孙祀焉。” 陈亮致富后，广置田产，并能推己及人，设法为佃客排忧解难，借贷粮食，“乡间大旱，家间所收不及二分。岁食米四百石，只得二百石，尚欠其半，逐旋补凑，不胜其苦” 。陈亮在《谢郑侍郎启》中谈及“阖门六十口” ，实际上，亮夫妻二人及五儿二女共九口，其余五十一人当为陈亮家的佃客和僮仆。“逐旋补凑”乃是替佃户借贷粮食，说明陈亮能够优待佃户。吕祖谦弟子潘景宪在淳熙二年（1175）四月，随吕祖谦至福建崇安五夫访朱熹，观看了朱熹社仓赈贷，欲归后聚集士友，自出谷物，赈恤乡民 。淳熙八年（1181），正是吕祖谦去世这一年，浙东大饥，朱熹赶到婺州时，已是饿殍枕藉，为此感慨：“向使伯恭父之志得行，必无今日之患。” 他本想在婺州恢复社仓，但因罢归作罢。淳熙十二年（1185），潘景宪继承其父“务赈恤，乐施予”之志，深入了解朱熹社仓之法后，在婺州建立社仓，从而完成了乃师吕祖谦的遗愿。朱熹回忆十年前吕祖谦来访观看五夫社仓的情景，赞扬潘景宪“以承先志，以悦亲心，以顺师指” 。

二、婺州地方社会对婺学的影响

婺学以鲜明的经世致用、实事实功思想为底色，其产生和发展与南宋以来的社会条件以及婺州特定的地域环境密不可分。南宋以来，婺州官私学蓬勃发展，文教发达，加之大批文人士大夫随宋室南迁，南北学术思想得以交流会通，使婺州成为一时名士荟萃之所。婺州地处浙中交通要道，人口繁密，手工业和商品经济发达，影响了婺学诸子对商业态度的变化及对传统义利观的重新省思，为婺学涂抹上地域色彩。

（一）婺州商品经济的发达与士商关系的变化

在宋代，商品经济得到空前的发展，“坊市”制度被打破，城市经济职能增强，大城市繁华，市镇不断兴起，各个区域市场逐渐形成，国内和海外贸易发达，商税开始在国民经济中占据更大的比重，成为田税外朝廷主要的财政来源。宋代两浙路在唐、五代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农业生产的发展、手工业的发达、商业的繁荣、海外贸易的兴盛，皆居于全国领先地位，许多方面还居于世界前列。当时的浙东地区也是全国商业最繁华的地区之一，先后涌现出明州、越州、温州、婺州、台州等商贸城市。位于南宋政治、经济腹心区域的婺州，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生产经营条件极佳。南宋婺州商业、手工业极为发达，商品交换十分频繁。金华县城“民以织作为生，号称衣被天下，故尤富” 。婺州属下的浦阳县（今浦江县）“俗善织，凡补吏者，指此邑为膏润。其空囊而来盈装而归者，前后或相继” 。在婺学诸子的交游圈中，就有众多治生有道、“积累至巨万”的富商巨贾，甚至出现了远洋商人。婺州商业之繁荣可见一斑。

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财富的膨胀，商人开始向士人阶层靠拢，力争由商而士，试图进入国家统治阶层，实现集“富”与“贵”于一身。学界对中国古代士商互动的讨论主要从明清史研究展开 ，若将眼光向前延伸，可发现中国古代的士商互动在明清之前的宋代便已悄然开启。清人沈垚认为，“古者四民分，后世四民不分；古者士之子恒为士，后世商之子方能为士。此宋、元、明以来变迁之大较也” ，士、商阶层的转化，实由宋开始。郭学信就宋代士商关系的变化指出，中国古代长期的贵儒贱商，士商分隔的状态，在宋代逐渐松动，士、商阶层开始相互渗透、融通，两者关系日渐加强并且可以相互转化，士人“弃儒从商”和商人读书仕进成为普遍现象 。宋代士商关系的松动和互通，还体现在科举制度向商人阶层开放 。英宗治平元年（1064），即准许贡院“进纳及工商杂类有奇才异行者，亦听取解” 。商人入仕，士人从商，士商兼作在宋代中期以后已成为相当常见之事。宋中叶以后，北宋初年“仕宦之人粗有节行者，皆以营利为耻” 的士、商关系发生剧烈的转变，士、商的阶层界限亦日趋模糊。

婺州显然是一个士、商阶层互相渗透、融通的社会。尤其到了南宋，婺州社会中商人通过修儒业、求功名跻身士人阶层，或者士人从事商业，甚至士、商兼作的案例十分常见。在婺学诸子的身边，就有不少治产致富的富户寻求通过业儒仕进和士人结成师友、姻亲等方式，积极向士人阶层靠拢、转换的现象。范浚高徒高栴，从高祖高之胜起，四代人“以赀豪于邑”，其父高廉累积巨万，晚年悠游家居，“饰园宇，日与客衔觞高会” 。但一直不能仕进，只得出钱补为太庙斋郎。吕祖谦弟子张垓，其父张协早年家贫，父母俱丧，只得寄食于姻戚。后决心从商求富，他“不持一钱，掉臂出门，周旋四方，頫拾卬取，数航海历交阯、勃泥诸国” ，成为远洋商人，最终发家致富。归乡后，即“买田婺州郭外，教其子以学” ，谋求后代能够业儒仕进。时澜、时沄兄弟，其家为兰溪富户，其宗人“皆饶于财”，为求仕进，举家从东莱学，东莱殁后，又有子弟从朱熹学。时氏家族本为地方籍籍无名的富户，在师从东莱，追求仕进后，成功进入士人阶层，以学术和诗文在婺州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吕祖谦弟子何逮为东阳富户，积资至巨万，与姐夫巩嵘一同求学于东莱。陈亮的义乌朋友喻夏卿，善于营生，勤劳经商致富，到去世时已然是“卒亦几至于千亩” 的大富翁。喻家富裕之后，便寻求读书仕进。他们将族中子弟喻偘、喻南强等人送到陈亮门下，之后喻偘成功进士及第，其家族由此跻身士人阶层。

除送子弟到士人门下求学外，富户亦可通过与士人联姻进入士人阶层。士、商关系的变化，亦导致宋人择偶观的变化。门第不再是婚姻中的主要择偶标准，士人婚姻不重“阀阅”而重财礼和富民主动与士人联姻的现象普遍存在。这种婚姻关系进一步促进富民与士人的广泛融合。陈亮妻何氏，其家族就是义乌首富，其叔何茂恭之所以瞧得上当时家境贫寒的陈亮，并在家族中力排众议，将侄女嫁给他的缘故，便是陈亮从小才华横溢，十八岁时作《酌古论》二十篇，受到时任婺州知州周葵的赏识，前途不可限量，因此受到何茂恭的鼎力投资。其后，果如何茂恭所料，陈亮不仅高中状元，并且教导何氏子弟，助力何氏举业。

此外，士人从商、士商兼作的现象在两宋社会亦十分常见。宋代取士虽全然不问门第，但科举对平民来说，无疑需要承担巨大的经济成本与时间成本。参加科举的子弟，不仅可能丧失治生能力，还因长期在外求学，会大量消耗家庭财富。再则宋代的录取名额有限，导致科举的成功概率太小，一次中举绝非易事，需要多次尝试。故而，科举对于民间普通家庭来讲，风险太大，收益无法保障。南宋时人常常感叹“贫无资者常厄于就试之费” ，于是许多士人选择从事商业活动。绍兴年间，士子“多鬻酒醋为生” ，以至于当时有民谚云：“若要富，守定行在卖酒醋。” 《梦粱录》载：“科举试三年一次，到省士人不下万余人，骈集都城。铺席买卖如市，俗语云‘赶试官生活’，应一时之需耳。” 众多士子通过经商致富，支持自己的应举之路。对此，婺学诸子中，应是陈亮最有体会。陈亮早年家境贫寒，乾道元年至三年（1165-1167）间，母亲、祖父母相继去世，三丧在殡却无力安葬，只得与弟弟一家寄宿于道旁小舍，穷困潦倒，陷入窘境。不得已，只得从事经商与放债，不久便发家致富 。他曾在给朱熹的信中吹嘘自己的屋宇田产状况，亭台楼阁鳞次栉比，花草水池不下百亩，一派“楼台侧畔杨花过，帘幕中间燕子飞” 的景象。致富后，陈亮亦不忘求取功名，终在绍熙四年（1193）状元及第。他能够在士与商的阶层中做到身份随时切换，说明当时婺州社会结构已然相当开放，社会阶层之间流通日速，今日为商，明日为士，是稀松常见之事。唐仲友在台州知州任上，于台州、金华一带经营织造、印染作坊、彩帛铺、鱼鲞铺、刻书铺等，可以说是士、商兼作。可见，当时包括婺州在内的地方社会，士、商界限日趋混淆。

在以国家权力为主导的专制时期，一旦科举成功，就意味着其身份由平民转变为官僚，不仅能获得实际的“富贵”，拥有各种特权与司法、赋役上的优遇，还能“光宗耀祖”，给家族带来莫大声誉。若没有中举，亦可以通过与本地名儒贤宦交往，在本乡赈济孤贫，从事兴修学校、桥梁、义仓等公共事业，赢得地方士人群体的好评，成为地方上有一定影响力的精英。由此，地方富户士人化 的倾向也在南宋社会悄然发生。婺州地区通过经营工、商业而致富的富户众多，当这些富户在拥有大量财富后，追求通过业儒，跻身士人阶层，实现社会阶层的跨越，便成为他们迫切的需求。从婺学诸子自身以及门人的景况来看，在南宋婺州，地方社会富户的士人化趋势已经相当明显，这对影响婺学的思想内涵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婺学的新转向

从地方社会对婺学的影响角度来看，在婺州商品经济的繁荣，士、商关系变化和地方富户士人化的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婺学诸子，为儒学思想增添了许多新的因素，使儒学出现新的转向。正如上文所述，婺州社会士、商之间界限日趋模糊，士人经商，商人业儒，士商兼作成为普遍现象。唐仲友、陈亮虽是士人，但也善于经商。陈亮与婺州本地巨商富户普遍交好，其岳父何茂宏是义乌首富，其师友永康孙天诚、陈良能、胡航，义乌人喻夏卿、何大猷、何恢，东阳人何坚才、郭彦明、郭德麟，浦江人方允修、方超等皆是腰缠万贯“积累至巨万”的富商大贾。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婺学诸子重视工商，重新审视传统“重义轻利”的思想才能正大光明地向社会宣扬出来。

首先，婺学诸子对传统的“重义轻利”“厚本抑末”“重农抑商”等观念提出大胆的批评和挑战，明确提出“抑末厚本，非正论也” 。陈亮一再强调“商籍农而立，农赖商而行” ，承认士农工商地位的平等，并无贵贱之分，批判传统“为富必不仁”的观念，倡导“义利双行”。他强调要正确看待商人的社会作用，朝廷也应采取有利于发展商业的政策、措施，保护商人利益，提高商人地位，维护商业繁荣。在陈亮看来，只有百姓富裕，社会财富保持繁荣和增长，国家财政收入才能得到保障，“足以应朝廷仓卒之须” 。当然，婺学之中，虽然有浓厚的重商思想，主张功利的成分，亦保留着传统士大夫耻谈“市利”，坚持“义利之辨”的成分，只不过存在或多或少，各有消长的特点。范浚比较坚持传统的义利之辨，曾指责家乡部分富民在教育子弟的过程中，只顾“倚市门，坐贾区，頫取仰拾，争锥刀之末，以滋贮储”而不许读书的情况 。不过在现实中，范浚并不歧视富户，他接受富户子弟在门下求学，并赞扬富户在本乡推行的公益事业。吕祖谦出自宋代著名的仕宦世家，是较为传统的士大夫，不仅自己避谈经商治产，还曾写信委婉劝导陈亮放弃经商，专心儒业。但吕祖谦思想中亦有肯定致富，重视功利，主张不能把义利完全对立起来的成分。他提出“‘利者，义之和也’，老苏之说，不合分利、义为两途。盖义之和处即是利也，苟有徒义、徒利之辨则非矣” 。显然，他并未将义、利看成完全对立的事物，而是主张进行良好的结合与统一。吕祖谦也常赞扬那些有心于公益事业的富户，松阳富绅潘好古捐置学田，“以钱百二十万赎归之，学以复兴”，吕祖谦称其为“善富” 。海商张协远航至交阯、勃泥诸国贸易，致富后归婺，“同宗有漂泊江、浙者，往来必周其乏。女无归者，或为资遣。故人以穷归，君忻然发橐无纤啬态” ，吕祖谦赞扬其有一技之长足以发家自足且能慷慨资助穷困同宗。吕祖谦对待逐利且富有道德的富民持肯定态度，这与他的务实主张是相一致的。

其次，婺学诸子重视工商，主张功利，倡导义利相合、实事实功的思想，亦需要通过自身以及婺州地方富民在地方社会中展开实践。前文提到，以陈亮、唐仲友为代表的婺学诸子，不仅重商、褒商，也亲身从事商业实践。此外，婺学也得以依托当地富户士人化过程中的社会实践来实现。陈亮不仅通过经商自救，还与婺州本地许多商贾富户交好，并赞扬他们的经商行为、致富的勤劳和智慧，更称赞他们在致富后能够施行仁义，在本乡积极从事社会公益等事业，是实现实事实功、义利双行、为富且仁等婺学思想的重要推手。从婺学诸子为婺州富户书写的墓志可见，许多富户主动投身于平乱、赈灾，兴建桥梁、学校、义仓等公共设施的活动，做到很多科举士大夫，甚至官府应做而做不到之事。不仅如此，富户还能以儒家修身齐家的道德涵养来要求自己，无论是在吕祖谦笔下，还是在陈亮的描述中，婺州的富户都具有为人谦厚方正、急公好义、乐善好施的品行，在家族中能做到孝顺友悌，在乡里能周济乡人，扮演好“长者”角色。高栴之父廉，平素“好施予，凡道路乏绝，若亲故叩门，率赒之不靳。岁荒，作糜饘以活饿人，或倒廪赈贷。有逋租负钱，多折券不责偿，乡人称之” ，在家族中更能析产以平二兄的争执，维护家族团结，俨然一副长者形象。陈亮对义乌巨富喻夏卿的道德品行大为感服，说他“友爱子侄，而计较秋毫之心不萌动矣”“慈恤里闾，而豪夺力取之事不行焉”，因而其在乡中能够“人人常信之”，这样一个人怎么能说“为富不仁”“为仁不富”呢？陈亮特大声疾呼：“‘为仁不富’之论，盖至夏卿而废矣。” 在吕祖谦笔下，义乌人徐文献，其家为义乌右族，居家常有善行，“比邻竞者平之，病者药之，负责（债）不能偿者已之” ，又“天大寒，视并舍茕独困殍，日赋之食，至于春乃罢，帅以为常” 。金华人汪灌，在乡组织发起义役 ，不仅效果出众，并且持续“几三十年”，受到婺州知州吴芾的表彰，此法后来得到朝廷认可，向全国推广 。这些既能富甲一方，又能在富裕后，对内敦亲睦族，对外惠及地方的富户俨然是儒家道德教化的社会践行者，从而赢得以婺学诸子为代表的士大夫的广泛赞誉和认同。

由于科举名额的限制，富户的业儒仕进之路，并不是坦途，许多富户并不能仅通过投身科举就实现阶层转化。故而婺州社会士人化的转向，尤其是富户的士人化需要通过另外的途径与模式。即通过自身的财势，一方面附庸风雅，涵养品行；一方面积极投身“敦亲睦族”和公益事业当中，补充士大夫和官府在地方社会教化和公益方面的失位，从而赢得士大夫阶层的认同，以此实现自身身份和阶层的转化。这里面虽然有富户想要在士大夫政治环境中赢得身份地位提升的目的，但同时也是婺学诸子想要推行的一种“濡化”地方的道德治理模式。可以说，婺州富户士人化的过程也是婺学根植地方社会的过程，这是婺学诸子论证农商相籍、义利相合，讲求实事实功的现实源泉与基础。正是在这种思想与社会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过程中，婺州的士人社会逐渐被塑造和建构起来。不仅如此，士人化的富户因长期扎根于地方社会，和士人拥有相同的文化自觉和对乡里的关切，进而在南宋以及之后的元明清时代，成为积极彰显、构建婺州士人社会和乡里传统的一分子，使婺学作为一种地方性学术体系不断地被整合、重塑和加强，并对浙东学术产生巨大影响 。

南宋时期，以范浚、吕祖谦、陈亮、唐仲友等为代表的拥有名儒声望的婺学诸子，长期退闲乡居，多从事社会教化活动，左右甚至主导地方公共事务。婺学诸子以婺州本地家族子弟为中心，不仅开展社会教育活动，亦与本地家族形成师友、婚姻关系，构建起他们在本地的社会关系网络，在介入地方文化活动、公共事务中甚至起到主导作用。婺学诸子及其子弟的系列活动，为地方社会的发展和富户士人化的加快奠定重要基础。婺学的核心思想主张是讲求实事实功，经世致用，义利相合。从以往对婺学的研究来看，婺学并未逃脱开儒学的思想体系，但相较于传统的儒学，显然增加了诸多新时代的阐析，渗入了南宋工商业发展的诸多内容，从而呈现儒学新貌。婺学倡导工商发展的主张，深受婺州社会重商的氛围、士商关系的转变和富户士人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富户士人化不仅为儒学思想融入更多重视工商、倾向功利的元素，还因为地方富户有稳固的地方势力，容易形成群体自觉，他们试图构建本地士大夫社会和学术谱系，彰显本地乡学传统，地方社会得以反哺婺学的发展与演进。婺学因婺学诸子及其门人的长期居乡而下沉到社会基层，并得到传播、实践和传承。婺州社会发达的工商业和富户阶层的崛起与士人化又推动了婺学进一步向讲功利、求实事、重工商的鲜明主张倾斜。婺学与地方社会相互影响、互相融合，推动了婺学地方化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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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宋史研究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