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史视角的义渠都城地望再探

摘要：义渠都城地望是北方民族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学界基于传世文献记载、地理条件分析、遗址参照和出土文物支撑，对其提出诸多观点，但尚未达成一致见解。“宁县焦村乡西沟村”说受到多数学者赞同，却也存在传世文献运用不够严谨等问题。从区域史视角看，与疆域内其他城市的联系、与

江西地名研究

摘要：义渠都城地望是北方民族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学界基于传世文献记载、地理条件分析、遗址参照和出土文物支撑，对其提出诸多观点，但尚未达成一致见解。“宁县焦村乡西沟村”说受到多数学者赞同，却也存在传世文献运用不够严谨等问题。从区域史视角看，与疆域内其他城市的联系、与秦国关系转变导致的疆域变迁都可能影响义渠都城地望。义渠势力兴衰可能导致都城迁徙，前期都城应位于宁县西北，更加接近关中的米桥乡蒙家村，这里或许是后期都城所在。

关键词：义渠都城；秦国；区域交通；疆域变迁

战国时代的义渠是北方“戎狄”强国，直至昭王时才被秦国彻底征服，有关义渠历史的记载，主要见于《战国策》《史记》《后汉书》等传世文献。义渠疆域广大，据《括地志》载：“宁、原、庆三州，秦北地郡，春秋时为义渠戎国之地”。关于义渠地望，《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读史方舆纪要》《嘉庆重修一统志》等地理志中亦有提及。现今，疑似义渠都城的考古发现也屡见报道。

以传世文献、地理条件和考古发现为依据，对义渠都城地望提出诸多观点，多数学者定在马莲河及其支流附近的宁县周围，也有学者定于更加靠近关中的地区。相关考论几乎都认为“义渠都城只有一处”，然义渠势力强大，在与秦的战争中互有胜负，疆域必随战果变迁，从而可能导致都城迁徙。都城作为国家政治中心，应与疆域内其他城市有更便捷的交通联系。义渠都城地望研究，应关注与整体疆域的关系，宏观的区域史视角探索，或能就此得出新的见解。

一、义渠都城地望研究概说

对于义渠都城地望研究，尚少有学者进行详细总结与述评。汪受宽曾对义渠戎研究状况做简要综述，认为义渠都城应在宁县焦村，但未对其他观点做出评价，故此研究可作更加详实的整理述评。

如表1（见51页）所示，现代学者对义渠都城地望的研究观点主要有十种，判断依据大体分为传世文献、地理条件、遗址和出土文物四种。

表1 义渠都城地望研究梳理

传世文献指借助古籍对义渠都城地望做出的判断。班彪《北征赋》有“登赤须之长阪，入义渠之旧城”；《读史方舆纪要》宁州条载：“义渠城，在州西北”；乾隆《庆阳府志》宁州条载：“义渠故城，在州西北五十里”；《嘉庆重修一统志》曰：“义渠故城，在宁州西北”。据此，现代学者提出各自观点，如汪受宽据《北征赋》，提出焦村说；谭其骧可能是依据《庆阳府志》，将其标注在西峰附近；辛迪据《嘉庆重修一统志》，提出宁县西北说。

地理条件指建城应具备的地形和水源等地理方面的有利条件。如合水固城平坦开阔，地形险要；寨子河便于用水；蒙家村降水量丰沛，易于农耕。

遗址指在当地发现先秦秦汉时期与义渠都城有关的遗址。如彭曦分析瓦斜乡侯家遗址的时代应属战国至秦汉，很有可能是义渠郡遗址；薛方昱认为庙咀坪发现的古城墙遗址应是义渠都城遗址。

出土文物指用遗址出土的先秦秦汉文物判断该地为义渠都城。如西沟说依据的是出土周、秦、汉代灰土、瓦砾和陶器片，李仲立、刘得祯提到西沟村出土典型的春秋战国少数民族遗物。

学者对义渠都城地望的研究，大抵是从以上四方面进行考据，其中西沟说成为主流观点。

二、义渠都城地望研究评析

义渠都城地望研究，观点纷纭，学者间对彼此观点亦有评析，总体来看却各自存在疏漏或不足。

（一）传世文献运用不够严谨

首先，对《北征赋》的理解存在分歧。一方面是对迂回路线的分析，从《北征赋》行程路线看，班彪从长安出发，经郇邑、义渠旧城、泥阳、彭阳，最终抵高平。若依汪受宽和张耀民据《北征赋》提出的焦村说和西沟说，则其路线就呈现迂回形态。有学者对迂回路线做出推断，《六臣注文选》李善注：“《汉书》曰：班壹，始皇之末，避地于楼烦，故泥阳有班氏之庙也”，班彪迂回泥阳可能是在流亡前凭吊祖庙；也有学者认为班彪动身时三辅地区兵燹不已，重要的交通路线可能风险重重，其路线迂回是无奈之举。

另一方面是对“登赤须之长阪”的理解，汪受宽认为班彪是过赤须水，登赤须坂，进入义渠旧城；张耀民指出西沟古城东有一村名赤斜，疑为“赤须”声转，认为班彪是从宁县经焦村过赤斜入义渠旧城的。

因此，学界对这一路线的认识尚有分歧，以此来探讨义渠都城地望并不严谨。

其次，对《庆阳府志》运用有误。该志为乾隆时期庆阳知府赵本植所著，张绳武给予“以是为庆阳郡之信史”的高度评价，刘治立指出“该志史料丰赡可信······是研究乾隆以前（含乾隆）庆阳历史、地理、经济、文化很有参考价值的一本书”，古今皆对该志持认可态度。但该志宁州条下原本记载是“义渠故城，在州西北”，而西沟说依据的“义渠故城，在州西北五十里”出自《华池县志》编写组的手抄影印本，即二者记载存在差异，“五十里”的虚实有待考证。

最后，固城说依据《庆防记略》记载该城是“义渠国都所在地”，而校对《庆防记略》原文，记载的却是“固城即古义渠地”，只能说明固城在古义渠疆域内，不能衍生出“固城是义渠国都”之意。

（二）地理条件分析比较空泛

薛方昱指出庙咀坪“四水相汇，交通方便，土地平坦”；习生指出西沟村“有古道穿越南北，并有泉水可以供给城镇居民用水”。对比上文地理条件中提到的三个观点，其大多具备水源充足、地形平坦、交通便利等条件，然而上述地区的地理优势不具备特殊性，适合建城的地区未必是适合建都的地区。

习生以当时的县、州规模为例，指出西沟村的泉水可以供居民用水。然义渠作为战国时代北方“戎狄”中相当强大的一支，都城规模不能以普通县邑标准去判断，在义渠强盛时期，都城应有所扩大，只凭一处泉水供整个都城用水较为勉强。

（三）遗址参照有待考证

现代学者用到的西沟村古城遗迹、庙咀坪古城墙遗址、寨子河战国故城遗迹和米桥乡蒙家古城，检索《中国文物地图集》，均未发现相关城址词条。在其附近，可检索到焦村乡西沟村西的西沟遗址，新宁镇庙咀村东北的庙咀坪遗址，南义乡寨子河村的寨子河遗址，但词条中均未有古城墙遗迹的记载。

瓦斜说的侯家遗址，检索《中国文物地图集》，可能是瓦斜乡杨侯家村的杨侯遗址，名称上的差异说明《战国秦长城考察与研究》或《中国文物地图集》至少有一处记载有误。

徐龙国将北方长城沿线地带秦汉县邑城址按规模分为四类，大型县邑城面积约400~600万平方米；中型县邑城面积约120~300万平方米；小型县邑城面积约25~120万平方米；特小型县邑城长宽不到500米。史载，义渠先是“筑城数十，皆自称王”，又“自是中国无戎寇，唯余义渠种焉”，其能与强秦持久抗衡，直到昭王时才被灭国，都城规模或可想见。西沟遗址面积4.5万平方米，若为城址，仅对应特小型县邑城，其是否符合义渠都城标准尚待考证。

（四）出土文物支撑性不足

西沟遗址出土的瓦砾和陶器片很多，习生和李仲立等学者皆有提及，但这不能证明义渠建都于此。河南内黄县三杨庄汉代庭院遗址的第二处庭院遗存，分布密集的砖、瓦等遗物；辽阳三道壕西汉村落遗址的第一居住址一处黄土房基，分布大量石块、瓦片和陶片。可见，砖瓦陶片分布密集的遗址不一定是城址。《中国文物地图集》西沟遗址词条中标注的年代为周代，张多勇、李并成也指出其战国、秦汉遗物较少，因此，相关论证不充分。

薛方昱论证庙咀坪说，提到“出土的秦汉文物有：灰陶盆、罐、甑、云纹瓦当和‘万岁千秋’圆形瓦当”，参考《庆阳地区文物概况》记录的庙咀坪遗址，采集标本内含“新石器时代仰韶、齐家文化，也有周、汉遗存······汉代有灰陶盆、罐、甑、粗绳纹瓦、‘万岁千秋’圆形瓦当”；《中国文物地图集》对庙咀坪遗址文物的记录亦为出土汉代“千秋万岁”瓦当残片，说是“秦汉文物”并不严谨。

综上所述，学术界对义渠都城地望的研究成果虽然不少，但很多观点及依据却站不住脚，故对该问题的探究需进一步深入。

三、区域交通、疆域变迁与义渠都城地望

以往研究基本上就事论事，目光局限于所探讨对象自身，对义渠整体发展背景下的都城地望问题缺乏足够关注，因此，以更宏观的区域史视角考察义渠都城地望，或许会有新的启示。

（一）区域交通与义渠都城地望

从前文论述可知，学者们大多将目光放在宁县周围，观点集中在义渠鼎盛时期的中心区域。但必须考虑到的一点是，都城作为国家的政治中心，与疆域内城市的交通联系相较于其他地区应有优势。学者们鲜有把义渠都城置于宏观视角进行研究的，未能将其与义渠控制的其他城市进行联系，而这种交通关联有必要放入考虑范围内。

义渠鼎盛时期的疆域大致可划分为东、西两部分，中以今马莲河、环江为线，东至洛水，西抵清水河与泾水上游。以瓦斜乡、西沟村、焦村、西峰、庙咀坪、固城和寨子河为代表的宁县西北或宁县境内诸说，偏重马莲河流域的西部地区；相比之下，蒙家村距马莲河较远，属于东部地区，更接近关中。

图１义渠域内交通示意图

由图１可知，重要的交通线有两条：一是以泾水谷道为主干，连接平凉和固原，汇合清水河谷道；另一条以马莲河谷道为主干，连接宁县和庆阳，汇合柔远河和环江谷道。在这两条交通线上，固原（朝那）和庆阳（郁郅）是义渠鼎盛时期的两大战略要地。

宁县是义渠疆域内交通最为便捷的地区之一，可从泾水和马莲河谷道通达朝那和郁郅，宁县、朝那、郁郅呈三角形架构，为义渠南控泾水、北辖大河奠定基础。因此，在义渠鼎盛时期，都城可能建在宁县附近。

惠文王和武王时期，义渠在与秦战争中胜少负多，开始呈现疲软态势，疆域逐渐被秦蚕食。

《括地志》载：“乌氏故城在泾州安定县东三十里。周之故地，后入戎，秦惠王取之，置乌氏县。”学界普遍认为乌氏在宁夏固原东和甘肃平凉西北一带，且在秦穆公霸西戎时已臣服于秦，即到惠文王取其地置县时，秦已对乌氏进行长期统治。惠文王更元五年（前320），“王游至北河”，据说秦君此行“就是出萧关沿清水河谷至黄河岸边的”，可见，乌氏当时无疑属秦。

秦国控制清水河流域，为其东进马莲河流域奠定了基础。惠文王更元六年（前319），“秦伐义渠，取郁郅”，不排除由朝那遣军东进的可能。至此，义渠此前控制的朝那和郁郅两大战略要地已被秦国占领，三角形交通与政治地理结构随之瓦解。在此背景下，义渠被迫向东发展，疆域重心落到马莲河以东的洛水流域。宁县西北作为都城对整个疆域实行管控的意义不复存在，迁都势在必行。

（二）疆域变迁与义渠都城地望

传世文献有关义渠疆域的较早记载是《史记·陇以西有绵诸、绲戎、翟、䝠之戎，岐、梁山、泾、漆之北有义渠、大荔、乌氏、朐衍之戎。”穆公霸西戎后，秦的疆域“东距黄河潼关，南临秦岭，西及陇西，北抵平凉、泾川、延安附近，大略有今陕西省中、北部及南部的一部分，兼涉甘肃的东部”。两国疆域有所重合，义渠曾臣服于秦。《史记·六国年援”，可证义渠在较长时间段内为秦所征服。《后汉书·西羌传》载：“至周贞王二十五年，秦伐义此两国展开一百多年的漫长战争，拉开互有攻守的历史帷幕，时战时和的局面一直持续到义渠灭亡。

两国在频繁战争中互有胜负，义渠疆域随之变迁，进而影响都城地望。《战国策·秦策二》载义渠秦，大败秦人于李帛之下”。

对于“五国攻秦”，《史记·秦本纪》记载的是惠攻秦”。参与“五国攻秦”的北方民族，有义渠或匈奴之争。《秦本纪》《西羌传》记载，五国攻秦之前，惠文王七年（前331），秦趁义渠国乱，“遣庶长操将兵定之，义渠遂臣于秦”，十一年（前327）“县义渠”，更元六年（前319）“秦伐义渠，取郁郅”，义渠在十几年中受到秦的多次打击，很有可能配合五国对秦后方发动攻击。五国攻秦后，惠文王于更元十一年（前314）“伐取义渠二十五城”，可能是报李帛一战之仇。若这一北方民族是匈奴，他们南下攻秦很可能经过义渠疆域，似不合常理。

《秦本纪》将“义渠”记为“匈奴”，探其原因，有学者提出“匈奴即义渠也”，也有学者认为“义渠盖即匈奴部落之一”。从看似矛盾的记载中或可窥得义渠疆域变迁的线索，舒顺林指出匈奴的发祥地在河套阴山，马利清认为在春秋晚期到战国初匈奴文化因素在鄂尔多斯和阴山河套地区广泛传播，这一地区已非常接近义渠疆域，《秦本纪》中匈奴和义渠记载的混淆，或许说明在匈奴文化形成发展时义渠疆域也在向北扩张，不断接近匈奴。

从义渠王与公孙衍的交谈中，知义渠和魏国有联系。可如果在义渠和魏国间有强秦，并占领经营上郡某些地区，秦国不会允许义渠越过这些地区与魏建立联系。战国中期，黄河南流区域归属比较复杂，义渠可能与秦、赵、魏共同参与到该区域的争夺中。

秦“伐取义渠二十五城”，在《西羌传》中记载为“取徒泾二十五城”。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秩律》提及“徒涅”，整理小组注：“‘徒涅’疑为‘徒泾’之误，汉初属西河郡或上郡”，《战国政区地理》指出：“‘徒涅’即为‘徒泾’，《后汉书·西羌传》就作‘徒泾’，即《汉志》西河郡的领县徒泾”。《西汉政区地理》上郡条指出：“元朔四年，分东部及北部诸县置西河郡”，可知徒泾正处于黄河南流的区域，即秦取徒泾之前，义渠势力范围已经从洛水向东扩张至此。《史记·秦本纪》载惠文王十年记·魏世家》载襄王七年（前312），魏“尽入上郡于昭王三年置上郡治”，《史记·赵世家》载惠文王段时间里，秦、赵、魏和义渠对上郡地区进行激烈争夺，义渠疆域从洛水流域向东延伸至黄河流域。

《后汉书·西羌传》载，昭王时“义渠王朝秦，遂与昭王母宣太后通，生二子。至郝王四十二年，宣太后诱杀义渠王于甘泉宫，因起兵灭之，始置陇西、北地、上郡焉”，宣太后与义渠王私通期间，秦与义渠的关系又发生了变化。

昭王二年（前305），“庶长壮与大臣、诸侯、公子为逆，皆诛，及惠文后皆不得良死。悼武王后出归魏。”此次大规模内乱，必对秦的国力造成消耗，最高统治层想要稳定内部政局，需确保与关中戎狄的平稳关系，秦国向义渠投去橄榄枝。

昭王时期，秦国将大量精力用于与中原各国的战争，中原诸侯国联盟攻秦。如昭王九年（前298），魏国“与齐、韩共击秦于函谷”，十一年（前296），“齐、韩、魏、赵、宋中山五国共攻秦，至盐氏而还，秦与韩、魏河北及封陵以和”。为全力投入东出战争，秦需要采取与义渠交好之策来稳定后方。

秦国的示好未尝不是义渠恢复势力和发展壮大的契机。昭王伐残义渠后与范雎见面时说：“寡人宜以身受命久矣，会义渠之事急，寡人旦暮自请太后；今义渠之事已，寡人乃得受命。”这一方面说明解决义渠问题非常紧迫，另一方面反映出义渠势力不容小觑。武王伐义渠后，没有乘势再度进攻，给义渠喘息之机，国力有所恢复，昭王即位之初秦国大规模内乱，又给了义渠壮大国力的机会，疆域东扩。

在此背景下，义渠都城可能随疆域变迁而改变，靠近关中。甘泉宫作为秦国第二政治中心，是秦人北上经营草原地带的重要基点，当义渠东进向关中秦人施压时，便是两国交往碰撞的前沿地带。宣太后诱杀义渠王于甘泉宫，进一步证实了义渠新都与甘泉宫之间往来便利，两地距离应不远，蒙家村说存在合理性。

四、结语

综上所述，义渠都城地望研究观点众多，西沟说或是宁县周边的马莲河流域，为多数学者所认同，蒙家村说则相对靠近关中。已有研究在传世文献运用、地理条件分析、遗址参照、出土文物支撑等方面多有不严谨之处，区域史视角的宏观考察或可推动相关研究。春秋时代，义渠国力鼎盛、疆域辽阔，宁县西北可能是都城所在，与朝那、郁郅两大战略要地组成三角形地缘政治结构。后来，朝那、郁郅先后被秦占领，义渠采取东向发展战略，疆域进抵大河南流地段，同时通过迁都向秦关中施压，蒙家村可能是后期都城所在。

昭王四十七年（前260），长平之战爆发，影响秦的统一。《史记·匈奴列传》说：“伐残义渠，于是秦三郡的全面占领，反映出“伐残义渠”与秦人控制“大关中”的紧密联系。自此，秦国出关作战再无后顾之忧，为长平等一系列重要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