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前几天和几位老同学小聚，大家又说起了当年到平度县插队落户的往事。每次提及在平度插队落户的经历，同学们总会取笑我一番，因为当年我是知青小组的组长，差点做了队长家的女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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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和几位老同学小聚，大家又说起了当年到平度县插队落户的往事。每次提及在平度插队落户的经历，同学们总会取笑我一番，因为当年我是知青小组的组长，差点做了队长家的女婿。
有关我的知青往事和情感生活经历，听我慢慢给大家讲述。
1968年12月下旬，人民日报和山东日报等多家报刊在头版显著位置刊登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社论，再次把“上山下乡”运动推向了高潮。我虽是高中毕业，可也不好安置工作，街道干部就到我家做工作，希望我到广阔天地接受再教育。
当时有句口号叫：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里吃闲饭。看看初中毕业的学生都积极报名到边疆去、到农村去接受再教育，我和几名高中同学也到街道报了名。街道干部说我们街道有去平度县插队落户的名额，就建议我们去平度县农村插队落户。因为平度县离青岛很近，回家来也方便，我们就听取了街道干部的建议。
只有短短的三天准备时间，母亲刚给我套好了被褥，原本计划再给我做一件海军蓝棉大衣，当时特别时兴海军蓝大衣。因为时间紧，还没来得及去扯布料，我们就动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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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的冬天也很寒冷，那天吃过早饭，我穿好棉衣，背起行囊，父母一起送我到集合点集合。虽然青岛离平度不远，只有不到三百里的路程，可和父母分别的时候，母亲还是抹起了眼泪。
我们插队落户在平度县崔家集公社，那天在公社革委会食堂吃过午饭，等候在大院门口的乡亲们就把我们的行李装在独轮车上，用绳子绑紧，我们紧跟着帮我推行李的老乡，步行十几里路，半天夕（下午三点多）的时候，来到了我们插队落户的目的地—刘家庄大队，我们十一名青岛知青被分派在刘家庄大队第六生产小队，大家临时分散开借住在老乡家中。
刘家庄大队地处胶莱河沿岸，那里地势较为平坦，土地相对比较肥沃，人均耕地面积也不少，只要是风调雨顺的年景，一年收下的粮食两年都吃不完，乡亲们的生活水平还是不错的。
我和于明祥暂时借住在小队会计刘培勤大叔家，也和他家一起搭伙吃饭。刘会计家两个孩子，大的是闺女，当年十六岁，叫刘玉芳，长得特别漂亮。小的是儿子，当年十二岁，叫刘振海，在读小学四年级。我和于明祥住在了刘会计家的西厢房里，西厢房一共两间房，外间是厨屋（做饭的地方），里间是火炕，炕上能睡三个人，刘振海也和我俩一起住，我俩正好能指导他学习，帮他检查作业，他不明白的问题随时都可以问我俩。
当时正是冬季农闲，地里也没什么要紧的农活，张队长偶尔安排我们知青到牛棚帮着挑土垫牛圈或帮助饲养员铡草料，有时也到大队部开会学习，队里没啥事，我们就在家看看书或帮着刘会计家扫扫院子或挑两趟水。我和于明祥每次去挑水，刘婶（刘会计的媳妇）都不让我俩去，她说让玉芳去挑水就行，玉芳十四岁就能挑水了。
晚饭后的时间，张队长也常到刘会计家来串门，和我们一起唠家常，给我们说一些生产劳动的事情。张队长是个大老粗，不识字，那天看我在辅导刘振海写作业，他就笑着对我说：“你们不忙的时候，也教我认识几个行吗？我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好的队长，现在我就教你写名字。”我说完，拿出纸和笔来，写下“张明诚”三个字，张队长的名字叫张明诚。
别看张队长也四十岁的年纪了，可他的记性很好，一会就学会了写自己的名字，学会了写刘家庄大队。
自那以后，张队长天天晚饭后都来刘会计家串门，让我教他识字写字，他给我们讲刘家庄的一些趣事。有时张队长家的闺女也来刘会计家串门，她来找刘玉芳玩，两个人一起纳鞋底绣鞋垫。
张队长家的大闺女叫张春红，和刘玉芳同岁，也是十六岁，她俩是小学同学，都是小学毕业。张春红长得比刘玉芳还漂亮，乡亲们都说张春红眉眼俊秀，就像仙女一样。于明祥也说张春红比刘玉芳还漂亮，长到十八岁，他是第一次见到这么俊俏的姑娘。
在刘会计家借住期间，我认识了张春红，也渐渐和她熟悉起来，有时她也和她爸一起到我们居住的厢房里来看我教她爸识字写字。我问她为什么不教她爸识字写字，她说她爸没说过要学写字，再说了，她也不好意思教她爸。
春耕备耕生产开始以后，地里农活开始忙了，我们知青也和社员们一样，天天早出晚归往地里运送土杂肥，准备春耕。社员们虽然都早出晚归，可大家的劳动积极性都不高，挑粪的迈着四方步，走起路来不紧不慢，土篮子里装的土杂肥也不满，有的人只挑两半篮子土杂肥，纯正是磨洋工混工分。推独轮车的社员也是如此，劳动效率很低。
那年春天刘玉芳和张春红也参加生产劳动了，她俩都是第一年参加生产劳动。别看她俩的岁数比我们小，可她俩都会推独轮车，干活也实在，比男社员推的土杂肥都多。可评工分时候，刘玉芳和张春红一天的工分只有六分工，比我们男知青还少二分工。当时我觉得不合理，就跟记工员提意见。记工员说队里就是这个规定，女社员刚参加生产劳动，一天最多就给记六分工，跟干活多少没关系。
当天收工后，我和于明祥去找张队长反映这个不合理的问题，张队长说队里一直是这个规定，干活多少也没啥标准，反正就是实诚人吃亏。
吃过晚饭，张队长又来到刘会计家，我们又说起工分不合理的事情，刘会计问我们有什么好办法，我说干活多的工分就应该高一点，出力少的社员工分就得少一点。张队长和刘会计合计了一下，说让我担任副队长。我说我一个毛头小子，连独轮车都不会推，更不会当副队长，我婉言谢绝了张队长和刘会计的信任和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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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天早出晚归忙碌了将近两个月，才算忙完了春耕春播，要是社员们都抓紧点，都不磨洋工，也不至于误农时。别的生产队播种的高粱都出苗了，我们生产队才播种完棉花和高粱。
等地里的苗都出齐了，间完苗锄完头遍地，又到了麦收时节。天天起早贪黑，天天都有干不完的农活。经过了一点时间的劳动实践，我们才真正体会到了农村生活的艰辛和农民伯伯的不容易。
麦收开始了，又迎来了新一轮农忙。第一天跟着社员们去割麦子，我那是第一次近距离走进麦田，一望无际的麦田野草丛生，夹杂在麦子中间的蒿草比麦子还多，麦垄中间是一片一片的蒺藜秧子，还有一些叫不上名字的野草，但还是数蒿草最猖獗，有的蒿草比麦子还高。乡亲们管那种蒿草叫米蒿，米蒿是麦田最常见的一种植物，对麦子的收成影响很大。
男社员蹲在地头抽了一袋烟，张队长开始分派任务，男社员一次割四垄麦子，女社员一次割三垄麦子，谁先割到地头谁先歇着。张队长还有要求，倒伏的麦子要割干净，割下的麦子要捆成麦个子（捆成小捆）。
我们青岛知青那可是第一次割麦子，原本就不会割麦子，还要在蒿草中挑拣着割麦子，难度可想而知。社员们割到了地头，我们知青连一半还没割完。手上磨起了水泡，汗水顺着脸往下淌，回头看看被我落在后面的女知青，我心里替自己悲哀更替她们着急，啥时候才能割到地头啊？
就在我愁眉苦脸地直起腰来捶打腰部时，猛然看到张春红正在对面替我割麦子，刘玉芳在替于明祥割麦子，张队长和刘会计割完自己的麦子，也回头替女知青们割麦子。坐在地头歇着的社员们也不好意思了，都起身替我们知青割麦子。乡亲们的这一举动，令我们很温暖很感动。
那个麦收，张春红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她帮我割麦子，帮我磨镰刀，教我捆麦个子，还偷偷给我送过几个煮鸡蛋，我发自内心地感激他。
麦收结束后，刘会计统计了一下，我们生产队的小麦平均亩产不到三百斤，略高于往年，社员们人均分配一百九十斤小麦，足够吃半年白面馍馍的。
那年秋天也是风调雨顺的好年景，社员们分的口粮虽然足够吃，可高粱玉米的产量都很低，主要是锄地不及时地里闹草荒导致庄稼大幅减产。我们生产队人均耕地确实不算少，但只要大家都不偷懒耍滑磨洋工，地里就不会闹草荒。
秋收秋种结束后，我和于明祥去其他公社和生产大队了解了一下小麦和秋粮的平均亩产斤数，也到人家地里转了一圈，算是实地调研和考察吧。
过了几天，我们队里召开了全体社员大会，队长让我给大家讲几句。我不好推辞，就站起发表了自己的意见。我主要强调了以下几点，一是出工劳动不能磨洋工，干活少工分就少，工分由大家评定，女社员如果干活多，一天也可以挣十分工（当时队里的规定是男社员劳动一天最高十分工，女社员最高七分工）。二是越冬小麦要加强管理，就算不吃饭也要控制住地里的米蒿和蒺藜，尽量提高小麦产量。三是秋季庄稼也要加强田间管理，大家都早点出工劳动，晚点收工回家，说啥也不能让地里闹草荒。最后我又说利用冬季农闲平整土地兴修水利和夏季沤肥的想法，这些都是从别的公社学来的经验，我也是现学现卖。
那年冬季，乡亲们基本都没闲着，给越冬小麦追了土杂肥，挖了一条排水沟，防止雨季内涝。还选好了位置，计划修建一条引水渠，天旱的时候可以引水灌溉，确保旱涝都能保证粮食的收成。
第二年麦收时，麦田里虽然还有一些蒿草，但麦子的长势明显好了很多，产量至少能提高了两成。秋季的庄稼长势也很好，高粱地和玉米地都没闹草荒，棉花的长势也明显好了很多。因为一个月评定一次工分，社员们很少有人再偷懒耍滑，大家的劳动积极性都被调动起来了。夏季沤肥是分组进行的，量土方算工分，公平合理，社员们都没意见。
一晃就到了1973年，我们生产队的夏粮和秋粮产量都有了大幅增产，那两块坡地也平整了差不多有三分之一的面积，平整后的耕地粮食产量明显增长，上一年的那场大雨也没照成内涝，我们挖的那条排水沟发挥了主要作用，确保了1972年秋季粮食的丰收。在刘家庄插队落户生活了四年多，我们青岛知青和乡亲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我们生产队是全大队变化最大的一个生产小队，没有社员再偷懒耍滑了，麦田里再也没有成片的米蒿和蒺藜秧子了，社员们分的口粮一年比一年多，这一切功劳张队长都归功在我们青岛知青身上。
经过了四年的朝夕相处，张队长特别看好我，他多次提出让我担任六队的队长，还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要让我做他家的女婿。我也明显看出张春红对我特别好，只是我一直惦记着回城，我始终没下定扎根农村一辈子的决心。
那年秋天，我们刘家庄大队得到了一个工农兵学员的推荐名额，经过社员群众和大队干部的推荐和选拔，我成了刘家庄大队第一个工农兵大学生。
离开李家庄那天，乡亲们都来为我送行，到了村口，张春红才依依不舍地和我挥手道别，看着她抹着眼泪转身离去，我心里说不出是啥滋味。张春红对我那么好，我却辜负了她的一片痴情。张队长和乡亲们都那么器重我，我却让大家失望了。
带着不舍和留恋，我离开了插队落户生活了近五年的刘家庄，回到青岛踏进了高校的大门。等我再次回到刘家庄时，于明祥已经是镇上的干部了。当年他娶了刘会计家的女儿刘玉芳成了留守知青，担任了五年村支书后来调到镇上工作，刘玉芳也享受了知青家属待遇，招工到粮管所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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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过去了这么多年，年轻时经历的好多事情已经渐渐淡忘，唯独当年在刘家庄插队落户的那段知青生活经历我还记忆犹新，就像发生在昨天的事情一样。感恩乡亲们当年对我们知青关爱照顾的同时，我也心存愧疚和不安，当年要是也像于明祥一样留在刘家庄，多为乡亲们做点事，我也就不这么愧疚和不安了。特别是想起当年离开刘家庄时张春红抹着眼泪离去的背影，我心里就很难受。
知青岁月已渐行渐暖，当年乡亲们给予我们的温暖和关爱，我们将永远记在心间，永远心存感激。第二故乡和第二故乡的乡亲们，我们永远都不会忘记。
作者：草根作家（讲述人：王鸿生老师）
来源：草根茶社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