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下面是一个单独的故事，故事都是完结篇，没有连载，来源于生活，为了方便大家阅读，本文采用的第一人称书写，人物姓名都是化名，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下面是一个单独的故事，故事都是完结篇，没有连载，来源于生活，为了方便大家阅读，本文采用的第一人称书写，人物姓名都是化名，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他给我跪下了。

就在我那间木屑纷飞的旧工坊里。

为一个爹。

那个偷走我人生的爹。

我等了四十年。

真的，整整四十年。

等的不是报复。

也不是一句道歉。

等的是一个答案。

可他儿子带来的，却是一个要我命的请求。

我叫耿建民，今年六十有五，是个跟木头打了一辈子交道的老木匠。街坊邻里都说我脾气好，手艺好，活得像院子里那棵老槐树，不争不抢，沉默安然。他们不知道，我这心里，埋着一根拔不掉的刺，一疼就是四十多年。

那天下午，阳光正好，我正拿着刨子推着一块上好的椿木，木花卷着香气儿翻出来，我这心里头啊，就跟这刨子一样，舒坦。我老伴儿许秀莲在院里择菜，嘴里哼着老掉牙的曲儿，日子过得就像这午后的阳光，暖和、平静。

突然，工坊的门“吱呀”一声被推开，挡住了光。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冲了进来，“扑通”一声，就跪在了我面前，满地的木屑都被他膝盖蹭开了。

我吓了一跳，手里的刨子差点没拿稳。这谁家的孩子？怎么行这么大的礼？

“耿大伯，求求您，求求您救救我爸！”他抬起头，一张满是泪痕的脸，写满了绝望。

我愣住了，脑子“嗡”的一声。他爸？他爸是谁？

他哽咽着，从牙缝里挤出三个字：“我爸是路承志。”

路承志……

这三个字，像一把生了锈的钥匙，猛地插进我尘封了四十年的记忆里，用力一拧，霎时间，所有被锁住的愤怒、不甘、委屈和心酸，全都翻江倒海地涌了出来。我的手开始发抖，不是因为年纪大，而是因为恨。

我一辈子没恨过几个人，路承志，算一个。

故事，得从1977年的那个夏天说起。

那一年，国家恢复了高考。这个消息，对我们这些在乡下“修理地球”的知识青年来说，不亚于一道惊雷，把所有人心里的那点儿火苗子，全都给炸亮了。我们那个公社，几十个年轻人，一下子全都疯了。白天拼命干活挣工分，晚上就凑在煤油灯下，用快拿不稳笔的粗糙大手，重新捡起那些被扔掉的课本。

我叫耿建民，那时候刚满二十。我家里穷，弟妹多，爹娘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老实人，一辈子最大的愿望，就是我能“吃上公家饭”，跳出这农门。高考，就是我们全家唯一的指望。

路承志是我最好的朋友，也是我最大的竞争对手。我们俩从小在一个村里长大，一起光着屁股下河摸鱼，一起偷生产队的西瓜挨揍，感情好得跟亲兄弟似的。他脑子活，嘴巴甜，会来事儿，就是家里条件比我好点，他爹是村里的会计，在那个年代，也算是个“人物”了。

我们俩约定好了，要一起考出去，考到大城市去，去看看天安门。

那段日子，现在想起来都觉得苦。白天在田里累得像条狗，晚上回来，草草扒拉两口饭，就着昏黄的煤油灯看书。蚊子嗡嗡地在耳边叫，爹娘心疼我，就拿着蒲扇在旁边给我扇风。我娘总说：“建民啊，你可得争口气，咱家祖坟冒不冒青烟，就看你这一回了。”

我不敢不争气。我把所有的希望，都压在了那几本翻得卷了边的复习资料上。路承志也一样拼。我们俩常常凑在一起，讨论一道数学题能争得面红耳赤，然后又互相抄写对方整理的笔记。那时候的我们，眼里都闪着同样的光，对未来充满了最质朴的向往。

考试那天，我爹硬是借了邻居家的自行车，骑了三十里地把我送到县城的考场。临进去前，他攥着我的手，那双满是老茧的手，抖得厉害。他说：“建民，别紧张，考成啥样是啥样，爹不怪你。”可我从他通红的眼睛里，看到了他所有的期盼。

考完了，我感觉自己发挥得不错。跟路承志一对答案，我俩的分数估摸着都差不离，上个好点的专科，甚至本科都有希望。

接下来的日子，就是熬。一天天，一月月，村里的广播，邮递员的绿色自行车，都成了我们最牵挂的东西。

终于，榜下来了。村里的大喇叭喊着，我们公社考上大学的人名。第一个，就是我，耿建民！分数高得吓人，是我们全县的第三名！第二个，就是路承志，他的分数也够上一个不错的专科。

那一刻，我爹激动得当场就哭了，抱着我，一个劲儿地捶我的背，嘴里念叨着：“祖宗保佑，祖宗保佑啊！”我娘跑回家，杀了家里唯一一只准备下蛋的老母鸡，说要给我好好补补。整个村子都轰动了，我们家那破旧的土坯房，一下子成了全村最热闹的地方。路承志也跑来恭喜我，他抱着我，高兴地说：“建民，我就知道你行！咱们兄弟俩，以后就是城里人了！”

我沉浸在巨大的喜悦里，感觉自己的人生就要从此不同了。我开始想象大学的生活，想象穿着白衬衫走在校园里的样子，想象毕业后分配工作，把爹娘接到城里享福的场景。

可是，我等啊等，路承...

可是，我等啊等，路承志的录取通知书都来了，是一所省城的师专，我的通知书却迟迟没有踪影。

开始，我们都以为是邮递员路上耽搁了。我爹一天跑八趟村口，眼巴巴地望着那条通往镇上的土路。可一天天过去，路上的尘土扬起又落下，就是没有我家的那封信。

村里开始有了一些风言风语。有人说，是不是我的政审出了问题？我爹娘吓坏了，赶紧去找公社领导问。领导查了半天，说我的档案清清白白，没任何问题。

那问题出在哪儿了？

直到有一天，一个在县招生办有亲戚的邻居，悄悄把我爹拉到一边，说了一句话，像晴天霹雳一样，把我们全家都打懵了。

他说：“老耿啊，你家建民的通知书，怕是被人顶了。”

顶替？我爹一辈子老实巴交，连这个词儿都没听过。邻居解释说，就是有人冒用了建民的成绩和名额，去上大学了。

我爹不信，我也不信。这怎么可能？谁有这么大的胆子？又是谁有这么大的本事？

我爹带着我，揣着家里仅有的几块钱，坐着拖拉机去了县城，又从县城辗转换了几趟车，去了省城的大学。我们想去问个明白，我耿建民的录取通知书，到底发给谁了。

在大学门口，我们被拦住了。我们说要找招生办的老师，门卫爱答不理。我爹急了，就给人家跪下了，求人家让我们进去。门卫看我们可怜，才松了口。

在招生办，我们终于查到了那一年的新生名册。老师翻开那本厚厚的册子，指着一个名字，对我们说：“耿建民，不是已经来报到了吗？”

我凑过去一看，那个名字，确确实实是“耿建民”。可档案上贴着的那张一寸照片，却不是我。

那张脸，我再熟悉不过了。

是路承志。

我的脑子“嗡”的一下，一片空白。我爹在旁边，死死地盯着那张照片，嘴唇哆嗦着，一个字也说不出来。怎么会是他？怎么可能是他？那个和我一起长大，说好要一起当城里人的好兄弟？

老师似乎看出了什么，又调出了更详细的档案。家庭住址，是我家的地址。父母姓名，是我爹娘的名字。但唯独那张照片，还有档案里的一些个人信息，被巧妙地换掉了。而最关键的录取通知书，也寄往了一个我们不知道的、由他父亲路会计经手的地址。

一切都明白了。这是一场处心积虑的偷窃。路承志的父亲，利用职务之便，买通了关系，在档案投递的环节动了手脚，用路承志的档案，套上了我耿建民的成绩，把他送进了本该属于我的大学。而路承志他自己，也成了这个阴谋的同谋。

我爹当场就瘫了下去，坐在地上，像一尊泥塑，眼泪无声地往下流。我冲了出去，我想找路承志问个清楚，我想揪着他的领子问他为什么！

可我们怎么可能在偌大的校园里找到他？

回家的路上，我爹一句话都没说，一夜之间，他的背更驼了，头发也白了一大片。我知道，他心里的那点光，灭了。

回到村里，我疯了一样冲到路承志家。他家大门紧锁。他爹路会计，也请了长假，说是去省城看儿子了。

我去找村干部，找公社领导。他们有的含糊其辞，有的劝我“算了”，说人家关系硬，我们小老百姓，胳膊拧不过大腿。那个年代，信息闭塞，我们连个说理的地方都找不到。我爹是个老实人，斗大的字不识一筐，除了叹气和流泪，什么也做不了。

这件事，就像一块巨石，把我全家都压垮了。我爹从此一蹶不振，身体越来越差。我娘整天以泪洗面。而我，那个曾经对未来充满希望的年轻人，一下子成了全村的笑话。

我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不吃不喝。我恨路承志，恨他爹，也恨这个世界的不公。我甚至想过，揣把刀子去省城，跟他同归于尽。

是我爹，拖着病体，踹开了我的房门。他没骂我，只是红着眼对我说：“建民，咱不念了。大学不念了，人还能死了不成？你得活下去，你活得比他好，就是对得起我，就是最大的报复！”

我看着我爹那张苍老绝望的脸，心如刀绞。我不能死，我死了，这个家就彻底塌了。

从那天起，我把所有的课本都烧了，跟着村里的一个老木匠学手艺。我把所有的恨和不甘，都用在了斧子和凿子上。别人学三年出师，我一年就自己接活了。我要挣钱，我要养家，我要活出个人样来，给我爹看，也给那个偷走我人生的贼看。

后来，我娶了许秀莲。她是个好女人，不嫌我穷，不嫌我没文化，就图我人老实，手艺好。我们结婚那天，我爹拉着我的手，笑了。那是他病倒后，第一次笑。

再后来，我爹还是走了。临走前，他拉着我的手，断断续续地说：“建民，别……别恨了。好好过日子……”

我知道，他是怕我心里揣着恨，过不好这一生。

我答应了他。可我知道，我做不到。那根刺，已经扎得太深了。

四十年来，我再也没有见过路承志。听说他大学毕业后，分到了一个好单位，当了干部，步步高升。听说他娶了城里姑娘，生了儿子，过得风生水起。他的每一次“听说”，都像一把盐，撒在我那从未愈合的伤口上。

而我，耿建民，成了一个守着工坊，满身木屑的木匠。我靠着这门手艺，拉扯大了孩子，盖了新房，日子也算过得去。我努力让自己活得平静，活得像我爹希望的那样。我把那段往事死死地压在心底，从不跟任何人提起，包括我的妻子秀莲。

我以为，这辈子，我和路承志的人生，就会像两条永不相交的平行线，他走他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直到我们都化为一抔黄土。

可我万万没想到，四十年后，他的儿子，会以这样一种方式，闯进我的生活，跪在我的面前。

“耿大伯，我求求您了！” 路晓峰，也就是路承志的儿子，哭得泣不成声，“我爸……他得了尿毒症，晚期了，医生说，只有换肾才能活命。”

我站在原地，一动不动，心里说不出的滋味。报应吗？这是老天爷的报应吗？那个偷走我光明前途的人，如今要走到生命的尽头了。我应该高兴，应该拍手称快才对。可奇怪的是，我心里没有一丝快感，只有一片麻木的荒凉。

老伴儿许秀莲听到动静，从院里走了进来。她看到跪在地上的路晓峰，又看看我铁青的脸，大概猜到了几分，连忙去扶那孩子。

“孩子，你这是干啥，快起来，有话好好说。”

路晓峰却不肯起，他仰着头，看着我，眼神里是溺水之人抓住最后一根稻草的恳求。

“我们家人都配过型了，我妈，我姑姑，我叔叔……没有一个合适的。我爸他……他快撑不住了。”他哽咽着，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化验单，双手举过头顶，“大伯，医生说，我爸是Rh阴性血，就是那种熊猫血。他说，当年在村里体检的时候，全村就两个人是这个血型，一个是他，另一个……就是您。”

我的心，猛地一沉。

Rh阴性血。我记得这事。那是高中毕业前学校组织的体检，我还因为这个稀有血型，被老师多嘱咐了几句，说以后要多注意。没想到，路承志也是。

“所以，你们找到我，是想让我……给他捐肾？”我几乎是咬着牙说出这句话。

空气仿佛凝固了。许秀莲扶着路晓峰的手也僵住了，她难以置信地看着我，又看看那孩子。

路晓峰重重地磕了一个头，额头撞在水泥地上，发出“咚”的一声闷响。

“耿大伯，我知道，我爸他对不起您。我知道我提这个要求有多过分，多无耻！但是……但是为人子女，我不能眼睁睁看着我爸就这么去了啊！我求求您，只要您肯救我爸，我给您当牛做马，我这辈子给您养老送终，我给您磕头了！”

他一下一下地磕着头，每一次，都像磕在我的心上。

许秀莲终于反应过来，她一把将路晓峰拉了起来，眼圈红了，声音也带了怒气：“孩子，你起来！你这叫什么话！你知道你爸当年对我们家老耿做了什么吗？那不是一句对不起就能过去的！那是一辈子的事！”

她转过头，看着我，满眼都是心疼：“老耿，咱不理他！让他走！我们不欠他们家的！是他们家，欠了我们一辈子！”

是啊，我不欠他的。是他，是他们一家，毁了我的人生。如果不是他，我也会上大学，当干部，过上和他一样，甚至比他更好的生活。我的父亲，可能也不会因为抑郁成疾，早早离世。

凭什么？凭什么他偷走了我的人生，现在病了，还要我豁出性命去救他？天底下哪有这样的道理！

我的胸口剧烈地起伏着，四十年的委屈和愤怒，在这一刻，找到了一个宣泄的出口。我指着门口，对着路晓峰，几乎是吼了出来：

“你给我走！马上走！回去告诉你那个好爹，就说我耿建民死了！就算全世界的人都死绝了，我也不会救他！让他等着吧！让他自己去跟阎王爷解释他这辈子造的孽！”

我的声音，在不大的工坊里回荡，震得刨花都在颤抖。

路晓峰被我的怒火吓住了，他愣愣地看着我，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他没有再说什么，只是深深地看了我一眼，那眼神里，有悲伤，有绝望，还有一丝我看不懂的复杂情绪。然后，他默默地转过身，一步一步地，走出了我的工坊。

他走后，我像被抽空了力气，一屁股坐在了木料上。

许秀莲走过来，抱着我的胳膊，眼泪也下来了。“老耿，你别气，别气坏了身子。这种人，不值得。我们不救，谁也说不出咱们一个‘不’字。天理公道，都在咱们这边。”

我点点头，没说话。可心里，却乱成了一锅粥。我以为把他骂走，我就会痛快。可为什么，我的心里，反而更堵了？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

四十年前的一幕幕，像放电影一样，在我脑子里过了一遍又一遍。我想到我爹临终前拉着我的手，让我“别恨了”；我想到路承志那张曾经和我称兄道弟的年轻脸庞；我又想到路晓峰跪在我面前，那绝望无助的样子。

为人子女，他有什么错呢？他只是想救他的父亲。如果今天躺在病床上的是我，我的儿子，是不是也会像他一样，抛下所有的尊严，去给仇人下跪？

这个念头，让我感到一阵心悸。

第二天，我照常开工，可手里的活儿，却怎么也做不顺。刨子推出去是歪的，凿子落下去是偏的。满脑子都是路承z...

满脑子都是路承志那张苍白的脸，和路晓峰那双通红的眼睛。

许秀莲看我心神不宁，叹了口气，说：“老耿，你是不是……心软了？”

我把手里的工具一扔，烦躁地说：“我软什么心！我巴不得他早点死！”

话是这么说，可连我自己都知道，这不过是嘴硬。恨，是真的。但四十年的光阴，也足以磨平最锋利的棱角。更何况，那是一条人命。

接下来的几天，路晓峰没有再来。我的生活似乎又恢复了平静。可我知道，有什么东西不一样了。那根扎在我心里的刺，被他这么一搅和，开始发炎、化脓，疼得我坐立不安。

一个星期后的傍晚，我刚收了工，正准备吃饭，路晓峰又来了。

这一次，他没有跪下，只是站在门口，人瘦了一圈，眼窝深陷，看起来憔悴不堪。他的手里，抱着一个陈旧的木匣子。

“耿大伯。”他声音沙哑，“我知道您恨我爸，您有权恨他。我今天来，不求您救他了。我只是想……想让您看看这些东西。看完之后，您是骂他也好，是唾弃他也好，都随您。”

说着，他把那个木匣子放在了我们家的八仙桌上，然后对着我和秀莲深深鞠了一躬，转身就走了。

我和秀莲对视了一眼，都从对方眼里看到了疑惑。

我走上前，轻轻打开了那个木匣子。里面没有金银财宝，只有一沓沓泛黄的信纸，和一个已经磨破了皮的日记本。

那日记本的封面上，写着三个字：路承志。

我的手，又开始抖了。

许秀莲在我旁边轻声说：“老耿，要不……咱别看了？”她怕我看了，又勾起伤心事。

我摇了摇头，坐了下来，颤抖着手，翻开了那本属于路承志的日记。

日记的第一页，日期是1977年9月。正是他冒名顶替我去上大学的日子。

字迹很青涩，带着那个年代特有的烙印。

“1977年9月3日，晴。 我终于坐上了去省城的火车。爹说，以后我就是城里人了，是大学生了。可我一点也高兴不起来。火车开动的时候，我好像看到了建民的脸。他应该比我更高兴才对，这是他的大学，不是我的。我偷了他的梦。爹说，这是为了我好，为了我们家好。他说建民一个泥腿子，就算上了大学也没出息。可我知道，建民比我聪明，比我能吃苦。我成了小偷，一个卑鄙无耻的小偷。这大学，读着还有什么意思？”

“1977年10月1日，阴。 今天是国庆节，学校很热闹。同学们都去逛公园了，我一个人待在宿舍。我不敢去，我怕热闹，我怕看到别人开心的笑脸。他们的开心是真的，我的开心是假的。晚上，我梦到建民爹来找我了，他什么也没说，就那么看着我，看得我心里发毛。我给他跪下，他一脚把我踹开了。我吓醒了，一身冷汗。我欠他们家的，这辈子都还不清了。”

我一页一页地往下翻，我的心，也跟着那一行行字，一点点地往下沉。

日记里，记录了他大学四年的生活。他成绩优异，是学生干部，是老师眼中的好学生。可是在日记里，他却把自己描述成一个活在面具下的人。每一次被表扬，对他来说都是一种煎熬；每一次拿到奖学金，他都觉得那是偷来的赃款。他不止一次地写道：“我多想把这一切都还给建民。”

他还写到，他曾经偷偷跑回县城，想去我们村里看看，可到了村口，他又退缩了。他没脸见我，更没脸见我爹娘。

毕业后，他被分配到了市里的一个机关单位。工作顺利，领导器重，他很快就结了婚，娶了现在的妻子，一个城里长大的、单纯善良的女人。然后，有了路晓峰。

在外人眼里，他路承志是人生赢家，从农村一步登天，家庭事业双丰收。

可是在日记里，我看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路承志。

“1985年6月10日，雨。 今天，儿子晓峰问我，为什么我从来不带他回乡下老家。我怎么说？我能告诉他，他的父亲是个贼，连回家的路都不敢走吗？我骗他说，老家已经没有亲戚了。妻子也劝我，说我应该回去看看。她不知道，那个生我养我的地方，有我最对不起的人。我这辈子，大概都回不去了。”

“1992年3月5日，晴。 今天在街上，我好像看到了建民。他穿着一身沾满油漆的工作服，正在给一家店铺装门窗。他比以前黑了，也壮了，但那眼神，还是一样的倔强。我当时就愣住了，想上去跟他说话，可我的脚像灌了铅一样。我能说什么？说对不起？太轻了。我看着他熟练地干着活，汗水浸透了他的背心。我心里像刀割一样。他本该坐在宽敞的办公室里，喝着茶，看着报纸。是我，把他推到了脚手架上。”

看到这里，我的眼睛湿了。我记得那一天，我在给一家新开的饭馆赶工，确实感觉有人在看我，但回头又什么都没看到。原来，是他。

除了日记，那个木匣子里还有一沓汇款单的存根。从八十年代初开始，每一笔钱，数额有多有少，收款人的地址，都是我们村。但收款人的名字，却千奇百怪，有叫“耿向前”的，有叫“耿富贵”的。我明白了，他是想用这种方式来弥补，却又不敢写我耿建民的名字。这些钱，我们家一分都没收到过。想来也是，我们村姓耿的就我们一家，村里人看名字不对，地址也模糊，自然就退回去了。

他不是不想补偿，只是他的懦弱和愧疚，让他连补偿都做得如此笨拙。

许秀莲在我旁边，也看完了那些日记，她沉默了很久，最后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作孽啊……”她低声说，“他这一辈子，活得也不轻松。偷来的人生，就像一件不合身的衣服，看着光鲜，穿在身上，处处都硌得慌。”

是啊，不轻松。我耿建民这四十年，是明明白白的恨，是看得见的苦。而他路承志，却是背着一个沉重的秘密，在谎言和愧疚的泥潭里，挣扎了四十年。我们俩，就像一个硬币的两面，都被那一次偷窃，牢牢地钉在了命运的十字架上。谁，又比谁好过呢？

我爹临终前那句“别恨了”，又在我耳边响起。以前，我以为那是他老人家心善，不想让我背负仇恨。现在我才明白，他或许早就看透了，恨，是相互的。我恨他，这份恨意也同样在折磨着他。我们俩，都被困住了。

那一刻，我心里的那块坚冰，开始融化了。恨意还在，但已经不再那么锋利，反而多了一丝复杂的怜悯。

我对秀莲说：“明天，你陪我去一趟医院。”

秀莲愣了一下，随即明白了我的意思。她没有反对，只是点了点头，红着眼圈说：“好。去看看也好。不管怎么说，那也是一条人命。”

（五） 病床前的相见，迟到四十年的对不起

第二天，在路晓峰的带领下，我和秀莲走进了市人民医院的肾内科病房。

一股浓重的消毒水味扑面而来，让我感到一阵不适。走廊里，来来往往都是面色凝重的病人和家属。生命的脆弱和无常，在这里被展现得淋漓尽致。

在病房的尽头，我看到了路承志。

他躺在病床上，身上插着各种管子，整个人瘦得脱了相，蜡黄的脸上布满了皱纹和老年斑。如果不是路晓峰指认，我根本无法将眼前这个虚弱枯槁的老人，和记忆中那个意气风发的年轻人联系在一起。

岁月，真是个不留情的东西。

我们的到来，显然让他很意外。他浑浊的眼睛里，先是闪过一丝茫然，然后是震惊，最后，是无尽的羞愧和慌乱。他挣扎着想坐起来，却被路晓峰和他妻子按住了。

“你……建民……你怎么来了？”他的声音，嘶哑得像破了的风箱。

我没有说话，只是静静地看着他。四十年的恩怨，在这一刻，仿佛都凝固在了我们对视的目光里。我想过无数次我们重逢的场景，我想过要怎么质问他，怎么羞辱他。可真到了这一刻，我却什么都说不出来。

看着他那副被病痛折磨得不成人形的样子，所有的恨，都显得那么苍白无力。

病房里一片死寂。

还是路承志的妻子，一个看起来很温婉的女人，先开了口。她走到我面前，眼泪一下子就流了下来。

“耿大哥，对不起，真的对不起。承志他……他跟我说过当年的事了。是我们家对不起你，我们对不起你一辈子。”她说着，就要给我下跪。

我赶紧和秀莲一起扶住了她。“弟妹，别这样，都过去了。”

一句“都过去了”，让我自己都愣住了。我是真的，想让它过去吗？

路承志在病床上，看着我们，老泪纵横。他费力地喘着气，对路晓峰说：“晓峰，扶……扶我起来。我要给建民磕个头。”

“爸，您别动！”路晓峰急了。

“让我起来！”路承志固执地喊道，声音里带着哭腔，“我欠他的！我欠他一辈子！这一跪，我早该四十年前就跪了！”

我走了过去，按住了他的肩膀。

“承志，你别这样。”我叹了口气，“你我兄弟一场，事情都过去这么多年了，还提这些干什么。”

听到“兄弟一场”这四个字，路承志的情绪彻底崩溃了。他像个孩子一样，嚎啕大哭起来。“建民！我对不起你啊！我对不起耿大叔啊！我不是人！我偷了你的人生，我还让你爹……我听说耿大叔走得早，都是我害的，都是我害的啊！”

他的哭声，充满了悔恨和绝望，听得在场的人无不动容。我心里也是五味杂陈。

我对他，真的没有恨了吗？不，恨还在。只是，当我看到一个曾经的“仇人”以这样卑微的姿态，在生命的尽头向我忏悔时，那份恨，已经被一种更深沉的悲悯所取代。

他毁了我的人生，可他自己，又何尝不是在这份罪孽里，被囚禁了一生？

我拍了拍他的肩膀，说：“承志，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你现在要做的，是好好治病。”

他抬起头，用一种近乎乞求的眼神看着我：“建民，我知道，我不配求你。但是……我还想活下去。我想看着晓峰结婚生子，我想……我想有机会，能堂堂正正地回村里，去你爹娘的坟前，磕个头，认个罪。”

我的心，被他这句话狠狠地刺了一下。

我沉默了片刻，然后对路晓峰说：“去办手续吧。我同意做配型检查。”

路晓峰愣住了，随即反应过来，脸上露出了狂喜的表情。他对着我，又要下跪，被我一把拉住。

“小子，别动不动就跪。你爹我还没原谅呢。我做检查，不全是为了他。也是为了我自己，求个心安。”我板着脸说。

我不想让他们觉得，我的原谅来得如此轻易。我更想弄明白，我这四十年的坚持，和此刻的心软，到底哪个才是真正的我。

配型检查的过程很复杂，抽血、化验、做各种身体评估。结果出来得很快。

医生把我叫到办公室，表情有些严肃，又有些欣喜。

他说：“耿师傅，恭喜你，也……有个情况要跟你说一下。”

我心里“咯噔”一下，以为配型不成功。

医生却说：“配型非常成功，你们的HLA位点匹配度很高，是理想的供体和受体。但是……”

他顿了顿，指着我的一张CT片子，对我说：“我们在给你做全面身体检查的时候，在你的左边肾脏上，发现了一个小小的阴影。”

**（六） 命运的玩笑，偷走人生的他救了我的命**

“阴影？医生，是什么意思？”我心里一紧，许秀莲也紧张地抓住了我的胳膊。

医生推了推眼镜，语气尽量放缓和：“耿师傅，您先别紧张。这个阴影非常小，从影像学上来看，高度疑似一个早期的肾脏肿瘤。但是，我要强调，是极早期！甚至连一期都算不上，我们称之为‘偶发性肾癌’。”

“癌？”我和秀莲都惊呆了。这个字，对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说，就等于死亡判决书。

医生看我们脸色都白了，赶紧解释道：“别怕，别怕！我刚才说了，是‘偶发性’和‘极早期’！这是不幸中的万幸！这种早期的肿瘤，没有任何症状，发展也极其缓慢。如果不是这次为了做肾移植供体，进行了如此精密的全面检查，您可能在未来五到十年内都不会有任何感觉。等到出现血尿、腰疼这些症状的时候，往往就已经是中晚期，治疗起来就非常棘手了。而现在……”

医生指着那个小小的斑点，语气里带着一丝庆幸：“现在发现它，简直是天大的好运气！我们只需要通过一个微创手术，将这个肿瘤连同它所在的肾脏一并切除，您就等于被彻底治愈了！对您未来的生活质量，几乎没有任何影响！”

我的脑子嗡嗡作响，半天没反应过来。

我得了癌症？ 可是，我又因为这个检查，在癌症还是个“婴儿”的时候就发现了它？ 如果……如果路晓峰没有来找我，如果我没有动那一丝恻隐之心，如果我没有来医院做这个该死的配型检查…… 那后果……

我不敢再想下去，后背瞬间就被冷汗浸透了。

许秀莲反应过来，她抓着医生的手，声音都在发抖：“医生，您的意思是……要不是为了给路承志捐肾，我们家老耿这个病，就发现不了？”

医生重重地点了点头：“可以这么说。肾癌被称为‘沉默的杀手’，就是因为它早期毫无症状。这次的移植前筛查，无意中救了耿师傅一命。”

救了我一命……

救了我一命的人，竟然是我恨了四十年的路承志？

我坐在椅子上，感觉整个世界都颠倒了。这是怎样一种荒诞的黑色幽默？命运跟我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四十年前，他偷走了我的人生；四十年后，他却用这样一种方式，把我的命给“还”了回来。

医生接下来的话，更是让我彻底愣住。

“不过……耿师傅，这样一来，您那个肾移植手术，就肯定做不了了。”医生有些遗憾地说，“您的左肾必须切除，剩下的右肾是您自己保命用的，绝对不能再捐出去了。”

不能捐了。

这意味着，我救不了路承志了。

我走出医生办公室的时候，整个人都是恍惚的。许秀莲扶着我，嘴里不停地念叨着：“老天爷有眼啊，老天爷有眼啊……”

在病房门口，我们碰到了焦急等待的路晓峰。他看到我们出来，立刻迎了上来，满怀期待地问：“耿大伯，医生怎么说？”

我看着他那张年轻的脸，张了张嘴，却不知道该如何开口。

是许秀莲，她拉着路晓峰的手，眼泪流了下来，把医生的话，原原本本地复述了一遍。

路晓峰听完，整个人都傻了。他先是愣了足足有半分钟，然后，脸上的狂喜和期待，一点点地褪去，变成了震惊、茫然，最后，是无尽的悲凉和……一丝释然？

是的，我没看错，是释然。

他看着我，嘴唇动了动，许久才发出声音：“耿大伯……您……您没事吧？”

他关心的第一件事，竟然是我的身体。

我摇了摇头：“没事，医生说，是极早期，能治好。”

“那就好……那就好……”路晓峰喃喃自语，他那高大的身躯，像是被抽走了骨头，靠在了墙上。眼泪，顺着他的脸颊，无声地滑落。

这不是失望的眼泪，更像是一种……赎罪后的解脱。

病房里，路承志也听到了我们的对话。

我走进去的时候，他正躺在床上，静静地看着天花板。他没有哭，也没有闹，脸上反而有一种前所未有的平静。

看到我，他虚弱地笑了笑。

“建民，”他说，“你看，老天爷，是公平的。”

我没说话。

他继续说：“我偷了你的东西，老天爷现在用另一种方式，让你拿回去了。你拿回去的，比我偷走的，更金贵。这是你的命。我……我这就算是，还清了。”

他的声音很轻，却像一记重锤，敲在我的心上。

还清了？用我的健康，换他心安理得地去死？这算哪门子的还清？

可看着他那坦然赴死的眼神，我却一句反驳的话也说不出来。

他毁了我，他又救了我。 我恨他，可我……也因为他，捡回了一条命。 这笔横跨了四十年的恩怨账，该怎么算？ 我算不清了。

我的手术安排得很快。进手术室那天，路承志一家人，都等在外面。路承志是坐着轮椅被推过来的，他坚持要送我。

我们两个白发苍苍的老人，一个躺在移动病床上，一个坐在轮椅上，在医院的走廊里，相对无言。

最后，他抓住了我的手，那只曾经在田埂上跟我掰手腕的手，如今干枯得只剩下一把骨头。

“建民，”他说，“好好活下去。连我的那一份，一起活下去。”

我的眼泪，终于没能忍住，掉了下来。

我的手术非常成功。肿瘤被完整切除，病理结果也证实是早期，后续连放化疗都不需要，只需要定期复查。我恢复得很好，一个月后就出院了。

出院那天，我去看了路承志。

他的情况，越来越差了。因为没有合适的肾源，他只能靠着透析维持生命。每一次透析，对他来说都是一次巨大的消耗。他瘦得不成样子，说几句话就要喘半天。

我坐在他的病床边，给他削了一个苹果。就像很多年前，我们还在一个被窝里睡觉时，他给我削苹果一样。

“味道怎么样？”我问。

他咬了一小口，慢慢地嚼着，点了点头：“甜。”

我们聊了很多，聊小时候偷西瓜，聊当年在煤油灯下做的那个大学梦。我们谁都没有再提那件改变了我们一生的事。仿佛那件事，从来没有发生过。

可我们都知道，它发生过，并且，将永远横亘在我们之间。

三天后，路承志走了。

是在一个深夜里，很安详。据路晓峰说，他走的时候，脸上是带着笑的。

他的遗愿，是把骨灰撒在我们村前的那条河里。他说，他想回家了。

路承志的葬礼，我去了。我以一个“老同学”、“老朋友”的身份，送了他最后一程。

站在河边，看着路晓峰将他父亲的骨灰撒入河中，我的心里，空落落的。

我恨了他一辈子。 我以为我会等到他的报应，看到他凄惨的下场。 可最后，我等来的，却是他用自己的“死”，换了我的“生”。 我成了他生命最后乐章里，一个被动接受了“馈赠”的人。 这份馈赠，太过沉重，让我无法心安理得地接受，也无法拒绝。

这算什么呢？是命运的慈悲，还是残忍的玩笑？

我不知道。

路承志走后，路晓峰像是变了一个人。他辞去了城里体面的工作，回到了我们这个小县城，开了一家小小的设计公司。

他隔三差五就来看我，不空手，有时候拎点水果，有时候带点他自己公司接的活儿，说是有个木工的创意，想请我这个“耿师傅”帮忙参谋参谋。

他不再叫我“耿大伯”，而是跟着我儿子，叫我“耿叔”。

我老伴儿许秀莲说：“这孩子，是想替他爹，还债呢。”

我知道。

有时候，他会陪我在工坊里待一下午，帮我打打下手，学着辨认各种木料。阳光透过窗户照进来，照在他年轻的脸上，也照在我苍老的、布满疤痕的手上。那一刻，我常常会感到一阵恍惚。

我仿佛看到了四十年前，我和路承志，也是这样，在阳光下，勾肩搭背，畅想着未来。

只是，我们的未来，都被命运，开了一个谁也想不到的玩笑。

如今，斯人已逝，恩怨已了。可留在我心里的，却不是大仇得报的快感，也不是全然原谅的轻松，而是一种难以言说的“意难平”。

我常常会想，如果当年没有发生那件事，我们俩的人生，会是怎样一番光景？我们会不会成为一辈子的好兄弟？

又或者，如果我没有发现那个肿瘤，我会不会真的把自己的肾，捐给那个偷走我人生的仇人？

我没有答案。

人生，没有如果。

如今的我，每天依旧在我的工坊里，与木头为伴。刨子的声音，依旧那么悦耳。院子里的老槐树，又绿了一年。日子，好像又回到了从前的平静。

只是，我知道，有些东西，永远地改变了。我身体里，少了一个器官；我心里，也放下了一段仇恨。我用一种我从未想过的方式，与我的过去和解了。

这或许，就是我爹希望看到的吧。好好过日子，比什么都重要。

我常常会把路承志的那本日记拿出来看看。那里面，记录了一个小偷的忏悔，也记录了一个普通人，在时代洪流中的挣扎和软弱。

他不是一个纯粹的坏人，我也不是一个完美的圣人。我们都只是，被命运推着走的，凡人而已。

最后，我想问问大家：

如果命运给你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让你失去了一切，但多年后，又以另一种让你意想不到的方式补偿了你，甚至救了你的命。这份迟来的“公平”，我们是该欣然接受，还是该永远记着当初的那份恨呢？人与人之间的恩怨，真的能一笔勾销吗？

来源：杨洋洋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