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18年，12岁的周启恒是江西南昌一所小学六年级的学生。平日里他性格乖巧，成绩不错，喜欢画画和踢球。本来，这一年对他来说应该是轻松又期待的——小学最后一年，马上就要迎来初中新生活。然而年初，家里突然传来消息：父母决定离婚。

2018年，12岁的周启恒是江西南昌一所小学六年级的学生。平日里他性格乖巧，成绩不错，喜欢画画和踢球。本来，这一年对他来说应该是轻松又期待的——小学最后一年，马上就要迎来初中新生活。然而年初，家里突然传来消息：父母决定离婚。

从那以后，周启恒的生活像是被拧紧的水管，先是一点一点变形，后来干脆崩断。他变得沉默，不再爱说话。上课时眼神飘忽，总是看着窗外发呆。语文老师让他读课文，他总是卡壳；数学小测，他经常忘记带橡皮、做错题。老师找他谈话，他也只是低着头，沉默不语，眼神空空的，像没有聚焦的镜头。

5月26日上午，科学老师在讲声音的传播，但周启恒坐在第三排，头埋得低低的，眼神一动不动地盯着草稿本。他没有听进一个字，只是用铅笔在纸上反复画着一圈又一圈的方格，像是某种逃避现实的仪式。他能感觉到背后同学在窃窃私语，声音隔着空气钻进耳朵里，像蚊子嗡嗡地扰着他的神经。他用力咬着嘴唇，连笔头都被他按弯了。下课铃响起时，他整个人像被从水里猛然拉起，心头一紧，汗湿的手心松开笔杆才发现，整节课一题没听，一字未记。同桌提醒他交作业时，他愣了几秒，才回过神来。他盯着讲台上的作业框，却怎么也回忆不起老师布置了什么，只觉得脑袋里嗡嗡响，像被棉花堵住了一样。

而到了中午，爷爷炒了他最爱吃的豆角炒肉，可当热气腾腾的饭菜端上桌时，周启恒只是低头盯着碗，一动不动。他用勺子轻轻拨弄着米饭，把豆角挑来挑去，最后还是推开饭碗，就转身回房了。关上门后，他把自己埋进枕头里，耳朵贴着床单能听见父母在客厅里大声通话的声音。父亲的声音越来越高，母亲的语气哽咽刺耳，手机开着扩音，像是故意让他听。他抱着膝盖坐在床头，被子裹住肩膀，却无法挡住那些碎裂的词句。

他试图强迫自己去写作业，可每写一个字手都在抖。眼泪模糊了作业本，他却一声不吭，只是把纸揉成团塞进抽屉。晚上十点，他关上灯躺在床上，但大脑像机器一样停不下来。父母的争吵像回音一样在脑海里一遍遍播放。他闭上眼，却越闭越清醒。一直到凌晨两点，他才在一种麻木的疲惫中昏昏沉沉地睡去。

当晚，父母因为离婚细节又在电话里吵了起来，手机开着外音，母亲的哭声和父亲的怒斥隔着客厅传得很远。周启恒坐在客厅一角，一言不发地捧着作业本，眼神落在书页上却什么都没看进去。他轻轻关上房门，缩进被窝里，蒙住头，闭上眼，却无法入睡。直到半夜，他才在父母争吵渐息后迷迷糊糊睡去。

时间来到6月10日，这天是学校的月考。那天是月考，教室里静得只能听见笔尖划过纸面的声音。数学试卷发下来没多久，周启恒只写了前面几道选择题，后面的大题一个都没碰。他盯着空白的答题卡，脑子像陷入一滩泥里，越用力思考就陷得越深。他轻轻把笔放下，头靠在桌子上。他感觉自己像一个缩在角落的影子，全身仿佛被抽了骨头一样软塌塌的，眼神空洞，连思考的力气都没有。

监考老师走近时，注意到他左手袖口微微往下滑，露出一段淡红色的痕迹。那是一道细长的割伤，约有半指宽，边缘微微结痂。老师轻轻拉起他的袖子，周启恒条件反射般缩了一下，低声说：“不小心刮的……”声音低得像蚊子哼。老师蹲下来，望着他的眼睛，那一瞬间，他明显看见那双原本亮亮的眼睛像玻璃罩起雾一样，空白、迟钝、没有焦点。老师心头一沉，立刻联系了班主任。

老师立即通知班主任。很快，周启恒被送到了医院。在医生与心理科会诊后，他被安排了多项评估。汉密尔顿抑郁量表儿童版得分为22，自评抑郁量表标准分为70，睡眠质量评分13，BMI仅为15.8，已明显偏瘦。结合情绪低落、进食减少、学习能力下降与自伤倾向，最终被确诊为中度抑郁症。

医生解释说，中度抑郁在儿童中并不少见，尤其是遭遇重大家庭变故的孩子，由于心理尚未成熟，极易出现过度情绪反应和认知失衡。若不干预，可能逐步发展为重度抑郁甚至产生自杀行为。接到通知后，周启恒的父母立刻赶到医院。医生严厉指出：你们的冲突和忽略，是孩子情绪崩溃的导火索。并建议两人停止争吵，把精力集中在照顾孩子情绪上。老师也在一旁补充说：“这孩子成绩本来很稳定，现在一落千丈，说明他情绪问题很严重，再不管，可能会更危险。”

医生为他开具了低剂量舍曲林，并安排定期心理干预。这是一种常见的儿童抗抑郁药物，作用于脑内5-羟色胺系统，可改善情绪和睡眠状态。父母也开始配合治疗，努力营造安静的家庭氛围，定期带他去医院进行心理辅导，逐渐地，周启恒的状态有所好转。他开始恢复对画画的兴趣，也慢慢重新和同学交流，脸上也多了一些笑容。

但到了2015年3月，情况却再次出现波动。进入春季，离小升初只有三个月时间，周启恒的成绩起伏越来越大。他每天强迫自己坐在书桌前复习到深夜，台灯下，草稿纸铺了一桌，但字迹潦草，内容重复。手指经常在握笔时发麻，眼皮跳个不停，心跳时快时慢。有时候他坐着写题，突然会觉得空气稀薄，嗓子发紧，一阵恶心感袭来。可他没有说出来，只是默默跑到厕所洗了把脸，又回到书桌前继续埋头。

周启恒开始怕考试，怕被提问，怕同学看他。他不敢抬头看老师的眼睛，回答问题也总是磕磕巴巴。有一次语文小测，他答完后竟然把卷子撕掉了一角，老师问他为什么，他只是愣愣地说：“写得太烂了，不想给别人看到。”每天上学前，他都在镜子前发呆，看着自己越来越瘦的脸、越来越大的黑眼圈。他试着对自己微笑，却怎么也笑不出来。那笑像挂在脸上的贴纸，一动就掉。

3月27日傍晚，周启恒吃了晚饭后背上书包，对妈妈说了句“我去上晚自习了”，声音平静如常，甚至比以往还更主动些。妈妈没有多问，只让他记得带伞。可那一晚，他并未出现在教室。他在小区门口转了几圈，之后沿着小道缓缓走到废弃公园的池塘边。那是小时候他经常和爷爷去钓鱼的地方。他坐在水边的石凳上，鞋子脱掉整整齐齐放在脚边，袜子湿了也没在意。

他低头望着水面，月光投下他的影子，晃动得很轻微，像他这段时间的情绪——一触即碎。他在心里一遍遍地念着自己这段时间的努力：吃药、听话、安静、学习……可每样都没有结果。他不明白，为什么自己已经这么乖了，还是摆脱不了这种痛。水波轻轻荡开，他闭上眼，终于觉得，脑子不再嗡嗡作响了。

凌晨两点半，周启恒父母在小区附近的一个废弃公园水池边找到了他的鞋子。天亮后，救援人员找到了周启恒的遗体。看到那双湿透的小布鞋，母亲一下跪倒在地，几乎哭断了气。

几日后，父亲悲愤地回到医院，拽住医生的白大褂怒问：“我们听你的话，药也吃，辅导也做，争吵都停了，怎么还是没救回来？你们不是说，这药能让他好起来吗？”

医生沉默。他翻出之前的就诊记录与服药情况，一条条梳理。终于，他在家属填写的生活细节表上发现了问题。医生叹了口气：“不是你们没做，是做错了。舍曲林不是万能的，它也不是‘一直吃就没事’的药。你们犯了两个严重的用药错误。很多孩子正是因为这两点没做好，最后一步步陷入了绝境。”

医生久久没有回应，而是低头翻阅着病历夹里那些密密麻麻的记录。随着视线一行一行下移，他的眉头越锁越紧。良久，他从文件夹中抽出一张“患者服药与日常配合调查表”，用笔在表格两处圈出红圈。这个动作像某种判决，空气仿佛也随之凝固。医生终于开口：“你们的问题，不是不配合，而是……配合的方式，出了偏差。”而接下来揭示出的两个关键用药误区，正是许多家庭在“努力配合”的过程中最容易忽视的盲点。

自从接受治疗后，周启恒确实“乖”了许多：不再频繁哭闹，不再拒绝上学，吃药也不抗拒，心理辅导也会照约参加。医生回访时，父母总是带着几分欣慰地说：“他现在情绪稳定多了，也愿意听话了，看来药效挺好。”可问题恰恰出在这份“稳定”之中——他们误以为情绪安静就代表心理好转，忽视了抑郁症患儿最复杂的心理机制之一：部分患者在抑郁状态加重时，外在表现反而变得更加顺从和寡言。

药物的作用，确实可以改善焦虑、失眠与情绪激荡等表现，但这不意味着孩子内心的认知模式就随之转变。尤其是像周启恒这样因家庭冲突诱发抑郁的儿童，其根本困境在于：自我价值感破碎、对爱与稳定缺乏信任。如果家属仅凭“看起来不再哭闹、不再抵抗”来判断病情是否好转，就极有可能陷入一个危险误区——将“压抑自我”误读为“恢复健康”。

从家属提供的生活记录来看，自服药第六周起，周启恒的行为表现趋于“稳定”：按时吃药、准时起床、作业完成率高达90%以上。但与此同时，他的体重下降持续加剧，睡眠结构无明显改善，课堂反馈显示他在小组讨论中几乎不发言，回避与同龄人视线接触。这些现象本该引起警惕——因为在儿童中度抑郁的发展过程中，“症状表象趋于平静”很可能是一种“封闭防御”机制的启动信号。

心理科医生指出，抑郁患儿在无法通过行为表达内心痛苦时，往往会将情绪内化，表现为“努力变乖”。他们害怕父母担心，也担心自己“惹麻烦”，因此通过压抑来获取短暂的家庭和谐。这种状态下，药物确实能在生理上稳定情绪波动，但它无法解决认知层面的扭曲——尤其是自我评价过低、对未来绝望、对爱不再信任等深层困扰。

周启恒的家属也犯了同样的错：他们在孩子“情绪看似好转”后，停止主动观察他的微表情与日常行为变化，甚至在孩子表达“我还是会睡不着”“我最近老是肚子痛”时，轻描淡写地归为“成长反应”或“肠胃问题”，殊不知，那些“非典型抑郁症状”恰是孩子病情进展的另一面镜像。用“安静”等同于“康复”，实际上是一种危险的自我安慰。

在整个治疗阶段，周启恒坚持服用了医生开具的抗抑郁药物，并定期复诊。在父母看来，只要药物按时服、睡眠能维持，治疗就是“在轨的”。但医生在回顾记录时发现，自第八周起，原本每周一次的认知行为干预课程被家属多次主动取消，理由包括“孩子功课太紧”“老师说最近状态还可以”“时间不好协调”。到了治疗中期，认知干预几乎只剩每月一次，形式也变成“电话简短回访”，缺乏系统性结构化支持。

这是第二个关键错误。现代精神心理治疗领域早已达成共识：对于青少年中度抑郁症，药物与心理干预必须“并驾齐驱”，缺一不可。药物能调节神经递质水平，缓解焦虑与情绪低落；而认知行为疗法（CBT）则负责“重建思维结构”，帮助患者逐步识别、替换自我贬低的思维，训练他们看待问题的方式与应对压力的路径。

周启恒的心理评估档案中，曾清晰记录他存在“认知隧道现象”——即将生活中偶发的失败无限放大，并错误归因为“我很差”“我总是做不好”，继而产生“未来也不会好”的结论。这种模式一旦形成，即使药物缓解了表层情绪，也极容易在下一次外部压力来临时复燃。而认知干预的意义，就在于用一套系统训练，逐渐替代他头脑中那些“习惯性自我攻击”的程序。

但遗憾的是，家属将“吃药”作为治疗核心，而把心理干预当作“可选补充”。他们未能意识到，药物提供的是“情绪通道的通畅”，而心理干预建立的是“通道后的交通系统”。前者缓解症状，后者改变模式。只有二者协同，才能防止“好转—崩溃—再治疗—再崩溃”的反复循环。

在周启恒病情回落的三个月里，医生记录中多次出现“个体对学习压力自评为极高”“作业完成意愿明显强于身体耐受度”“自我评价持续偏低”等字样。若此时有结构化的CBT训练介入，帮助他重塑对失败的容忍度、增强自我肯定能力，结局可能完全不同。但由于心理干预环节缺失，他的认知陷阱始终未被打破，反复陷入“努力—失望—绝望”的恶性闭环。

医生合上记录本，眼神悲悯地望着面前的父亲：“你们的确做了很多，但这不是‘努力不够’的问题，而是方向偏了。药物固然重要，但不能单独承载‘治愈’的全部期待。”站在医院走廊尽头的父亲，脸上已经没了愤怒，只剩下沉沉的悔意。他明白了：这不是药的错，也不是医生的错，而是他们误解了“配合治疗”的真正含义。

周启恒的故事，或许只是无数抑郁症青少年中一个冰冷的注脚。但希望在他离开之后，能让更多父母明白——真正的治疗，从来不止吃药那么简单。它是一场全方位的协作：医生的介入、家庭的理解、心理结构的重建，三者缺一不可。如果少了认知干预的牵引，药物就成了孤军奋战的士兵；如果只盯着表面平静，而不直面孩子内心深处的迷雾，再多的“吃得准时、睡得规律”，也只是表面功夫。

治愈，从来不是压抑症状的过程，而是重建希望的旅程。而这场旅程，需要时间、需要耐心，更需要一双始终注视孩子情绪深处的眼睛。愿每个正在挣扎的孩子，都能被温柔地看见，也愿每个爱他们的大人，都能学会用对的方式，陪他们一起走出那条看似无声，却极其漫长的黑夜。

内容资料来源：

[1]吴联凤,王娟,张倩.鼓圈音乐治疗联合舍曲林对伴非自杀性自伤青少年抑郁症的干预效果研究[J].中国疗养医学.

[2]申贵玉,黄焱,谢清芳,等.舍曲林与帕罗西汀治疗脑卒中后抑郁症对患者神经递质功率及抑郁情绪的影响比较[J].医学临床研究.

[3]程方烁,钟怡,刘晓妍.舍曲林联合重复经颅磁刺激对伴童年创伤青少年抑郁症的疗效观察[J].中国药物应用与监测.

（《12岁男学生吃舍曲林缓解抑郁，1年后走了，医生：或因这2个误区

》一文情节稍有润色虚构，如有雷同纯属巧合；图片均为网图，人名均为化名，配合叙事；原创文章，请勿转载抄袭）

来源：向日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