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法国大革命，特别是1793—1794年的“恐怖”之后，新政权的反对者大举流亡海外，总数约有18万人，他们越过边境来到科尔马（Colmar）、布鲁塞尔或伦敦。正是在这个时期，“移民”(émigré)一词开始频繁出现在法语以及其他语言当中。
法国大革命，特别是1793—1794年的“恐怖”之后，新政权的反对者大举流亡海外，总数约有18万人，他们越过边境来到科尔马（Colmar）、布鲁塞尔或伦敦。正是在这个时期，“移民”(émigré)一词开始频繁出现在法语以及其他语言当中。
这些人中有不少知识分子，其中著名的代表人物，如移居海德堡的博纳尔子爵（Viscount Bonald）和选择伦敦定居的夏多布里昂子爵（Viscount Chateaubriand），后者还在霍尔本区（Holborn）的一个阁楼里暂住过一段时间；移居瑞士后又前往英国的斯塔尔夫人（Madame de Staël）；还有先后在洛桑、卡利亚里和圣彼得堡避难的约瑟夫·德·梅斯特（Joseph de Maistre）。正如常常发生的那样，移民的流动总是伴随着思想的流动，至少对于其中一部分人而言，流亡就是一种教育形式，从爱尔兰到俄罗斯，他们在一路之上了解到欧洲的多样性，因而留下了满满一书架的旅行记录。如果认为他们对寄居国所产生的影响似乎并不太明显，这可能是因为法国的文化在当时早已享誉海外了。
波兰的情况则大为不同。在1789年或1793年之后，欧洲离散史的下一个重要时刻是1830—1831年，发生在波兰反抗俄国统治的斗争失败后。在波兰人所称的“大移民潮”（Wielka Emigracja）中，有7万多人离开波兰，主要目的地是巴黎。其中包括弗雷德里克·肖邦（Frédéric Chopin）、亚当·密茨凯维奇和约阿希姆·莱勒维尔。早已以诗人而闻名的密茨凯维奇，改行当了记者和法兰西学院的讲师，法国政府为他专设了一个斯拉夫语言和文学的教席。历史学家莱勒维尔就没有那么幸运了。1833年，莱勒维尔因从事政治活动而被勒令离开巴黎，步行来到比利时，在那里生活了近30年。密茨凯维奇和莱勒维尔都堪称波兰文化的大使，密茨凯维奇的授课讲义被结集为5卷出版，而莱勒维尔用法语所著的波兰历史于1844年出版。费尔南·布罗代尔曾将自己在国际上受到的推崇与他天才的波兰同事维托尔德·库拉（Witold Kula）之间的反差做对比，解释其中的原因是由于其所使用的法语在交流中较之波兰语更为有效。基于同样的原因，有学者认为巴黎也为大移民潮中的波兰反抗者们提供了语言、出版社和其他有助于其在欧洲各地传播思想观念的种种必需。
欧洲流亡历史上接下来的一个重要年份是1848年，也就是“民族之春”的年代，革命在法国、德意志各地、哈布斯堡帝国和其他地区风起云涌。随着1848年革命的失败，来自中欧各国的移民离散至世界各地。有的人远走美国，有的人去往南美（例如巴西或智利），但大多数人留在了欧洲境内相对和平的地区，定居在苏黎世、布鲁塞尔，尤其是伦敦（伦敦的部分地区曾一度被称为“小德国”）。当时的伦敦被形容为“可能是欧洲的难民之都”。
继在巴黎生活多年后，卡尔·马克思成为许多新伦敦人中最有名的一位，其他做出同样选择的革命知识分子，还有：路易·勃朗（Louis Blanc），基于在大英博物馆的研究他完成了其法国史的写作；东方学家西奥多·戈德斯泰克（Theodor Goldstücker），于1852年任伦敦大学学院的梵文教授；弗里德里希·阿尔特豪斯（Friedrich Althaus）翻译了卡莱尔（Thomas Carlyle）的作品，后来也成为伦敦大学学院的德语教授；艺术史家戈特弗里德·金克尔（Gottfried Kinkel）从施潘道监狱（Spandau）成功越狱后也来到了英国，任教于伦敦大学学院和贝德福德女子学院（Bedford College for Women），之后移居苏黎世；还有匈牙利人古斯塔夫·泽尔菲（Gustav Zerffi），他曾任民族主义领袖拉约什·科苏特（Lajos Kossuth）的秘书，来到英国后在位于南肯辛顿（South Kensington）的国家艺术培训学校（National Art Training School）教书。
这些流亡者以及其他客居者作为转介调和者的作用显而易见，不论是翻译卡莱尔等英国作家的论著，还是向英国人引介德国艺术史研究的新方法，都是如此。在自然科学方面，化学家奥格斯特·威廉·冯·霍夫曼（August Wilhelm von Hofmann）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阿尔伯特亲王（Prince Albert）的帮助下，他于1845年应邀来到伦敦担任新成立的皇家化学学院院长。霍夫曼在英国生活了20年，传播德国的科学研究方法，用英文发表文章介绍波恩大学和柏林大学的化学实验室。意大利人安东尼奥·潘尼兹（Antonio Panizzi）原是一名革命者，后成为大英博物馆的图书馆长，不仅使博物馆的意大利文藏书大为丰富，同时对编目进行了改革，帮助设计了新的阅览室，并促使英国政府为国家图书馆增加经费投入。
反过来看，至少也有一部分流亡者从他们的东道主那里得益良多。例如，有人认为，“法国的历史使得马克思转而思考革命的性质、政治改革的局限性以及经济因素在历史变革过程中的重要性”。同样，在英国长达34年的生活，马克思经历了伦敦博览会（1851年）、印度“土兵起义”（Mutiny）和反英起义（1857年）、兰开夏“棉荒”（1861—1965年）等事件，让他得以近距离地观察到资本主义、工业化和帝国主义的发展进程。
3位拉美人的海外经历，也再一次证明了流亡即教育的观点。1810年，安德烈斯·贝略受西蒙·玻利瓦尔的委派来到伦敦为独立运动筹措经费，一住就是19年。如其主编的刊物名称《美洲文荟》（Biblioteca Americana, Repertorio Americano）所示，在此期间，他开始将整个南美洲作为一个整体来思考，而不是局限于自己的家乡（即后来的委内瑞拉）。如1830年后生活在巴黎的波兰人一样，来到伦敦的贝略进入到一个当时主要的印刷出版中心，从而使其思想得以广泛传播开去。伦敦的出版商鲁道夫·阿克曼（Rudolf Ackermann）本人也是一名客居的德国侨民，也在这一时期决定在墨西哥、危地马拉、哥伦比亚、阿根廷和秘鲁等地开设书店，销售由居住在伦敦的流亡者翻译成西班牙语的教科书。
智利历史学家本杰明·维库纳·麦肯纳（Benjamín Vicuña MacKenna）在19世纪50年代流亡欧洲，有评论认为，海外岁月里“形成的重大问题，促使他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展开了深入的思考和研究”。哥伦比亚记者何塞·玛丽亚·托雷斯·凯塞多（José María Torres Caicedo）在19世纪50年代流亡巴黎和伦敦，正是在流亡期间，他创造了“拉丁美洲”（América Latina）一词。这个时间点说明，要将如此幅员辽阔的地区视为一个整体，凯塞多首先需要远离开去。
当然，关于1789年、1830—1831年和1848年这三次移民离散在知识领域所产生的后果，还有许多值得讨论的地方，但本章将集中在20世纪的两个案例上。第一个案例，是在十月革命后离开俄罗斯的知识分子。第二个且篇幅更长的案例研究，聚焦于被学者们描述为“20世纪30年代的大逃亡”，尽管从犹太人的角度来看，这是他们的第三次大逃亡，而劳拉·费米（Laura Fermi）则称之为“巨浪”。
选自彼得·伯克《16至20世纪知识史中的流亡者与客居者》（周兵译，商务印书馆2025年版）。感谢出版方授权刊登。
来源：近现代史论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