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1854年的西征行动中，太平军就要和湘军这个死对头作战了，本章我们就提前说一下湘军的诞生史。从阶级构成上讲，湘军与太平军都来自社会中下阶层。而湘军成分更单一一些，其领导人多是中小地主阶级出身或者说多是寒门出身，其士兵则以有家有业的普通农民为主。太平军的成分更

第十五章 湘军诞生（一）

在1854年的西征行动中，太平军就要和湘军这个死对头作战了，本章我们就提前说一下湘军的诞生史。从阶级构成上讲，湘军与太平军都来自社会中下阶层。而湘军成分更单一一些，其领导人多是中小地主阶级出身或者说多是寒门出身，其士兵则以有家有业的普通农民为主。太平军的成分更复杂一些，其领导人是农民、小商小贩、中小地主阶级、商人等士农工商皆有，而其士兵则是普通农民、破产农民、饥民、流民、灾民等的混合物。我们把湘军定义为封建地主武装，把太平军定义为农民起义武装，因为前者维护清王朝统治，而后者要推翻这一统治。前者之所以要维护，是因为后者造反既破坏了封建统治秩序，也破坏了他们作为中小地主阶级——或者说更广义地说是中小私有阶级——的利益。后者之所以要推翻，因为他们被这一统治压制、压迫，没有改变命运，出人头地的机会。不过，有一点他们是共同的，那就是他们身处社会中下层，都渴望人生逆袭，跻身社会上层，只是实现的方法手段不一样罢了：太平天国要通过推翻旧统治建立新统治，实现封建统治大洗牌，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而湘军集团通过镇压造反者，为保住旧统治建立了不世功勋，从而跻身封建上层，也有也许改变封建统治的功效。

因此，从本质上讲，太平天国和湘军集团有诸多相似之处，但是他们却走到了对立面上。我想，原因有二：一是清王朝还没有腐朽到极点，对社会中下阶层还有些吸引力；二是太平天国终究是一场草根运动，其领导者的见识和胸怀欠缺太多，无法把封建社会更多的力量吸引到自己这边来，特别像湘军这样的优秀集团。

我们的介绍就从湘军的最高首领曾国藩说起。曾国藩于1811年（嘉庆十六年）出生于湖南湘乡，其家族虽非缙绅豪富之门，但经过几代人经营，在县里也是有名望的大地主。其家族属于典型的耕读之家，即一方面努力经营，扩大产业，一方面加强下一代人的诗书礼仪教育，保持家族的封建正统思想，维护家族的文化素养。因此，家族的家风较好，始终保持一种朴素向上的精神面貌。当然，既然耕读为业，追求功名利禄自是这个封建家族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不过，在这方面家族一直没有突破，始终是白衣之身，直到1838年（道光十八年），曾国藩成功考取进士，担任京官，家族才第一次跻身官宦之家。曾国藩晋升很快，所谓“十年七迁，连跃十级”，1847年即中进士的九年后，就荣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二品大员，此时他虚三十七岁，如此岁数就身居如此高位，在清王朝的湖南尚属首次。后来他先后在礼、工、兵、刑、吏部担任侍郎，直到回乡参加镇压太平军行动，从此人生走上了一条新路。

曾国藩这个人，后人研究最多，著作汗牛充栋。他的学术思想，他的为官治军，他的为人处世，他的修身养性，为人们所推崇；他沉稳谨慎，他的脚踏实地，他的认真专一，他的坚韧不拔，为人们所乐道。太平天国的气质是爱动不爱静，善攻不善守，喜欢四处游荡，自由散漫，心无定止；而曾国藩的气质是求稳求实，勤于谋划，善于坚守，始终如一。作为儒家中人，在几十年的京城宦海生涯中，曾国藩为官上谦虚谨慎，认真负责，官做得越大，越时刻提醒自己不要妄自尊大；生活上勤俭节约，严格要求自己，保持良好习惯，绝不纵情声色，铺张无度；思想上继续苦读深研，广泛涉猎，磨炼儒家品行，开阔思想认识；为人处世上广泛交友，结交了一批志同道合之人，大家讨论学问，关心时政，砥砺品行，共同进步。曾国藩更是一个讲求孝道之人，著名的《曾国藩家书》是一部宣扬父慈子孝、兄弟和睦的杰作。曾国藩经常向父母汇报近况，经常劝诫兄弟们要谦虚谨慎，祝愿他们在仕途上也有所成就。

曾国藩来自社会中下层，自是了解当前社会问题，而作为经世致用中人，也不时向朝廷提出改革朝政的一些建议。从道光三十年以来，他就接连上奏十余次，大都紧扣时政。在《议汰兵疏》、《备陈民间疾苦疏》和《平银价疏》等奏折中，列举了军政败坏、经济凋敝、民生困苦等问题，并强调了民心向背问题，要求朝廷顺民心，纾民困，解民忧，重新固结民心，不要再做损害民心的事情。太平天国起事后，他就如何镇压叛乱也提出了一些军事、经济、人事方面的建议。

特别是咸丰元年（1851年），他趁咸丰帝登基不久，上奏《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一折，提出几条尖锐意见，劝诫咸丰帝警惕和戒除“琐碎”“文饰”“骄矜”三端流弊。关于“琐碎”，曾国藩说朝廷虽然要重视礼仪，但也不能太过，最近许多官员因执礼不佳而受到处分，这导致官员们谨小慎微，“谨于小而反忽于大”“于国家之大计必有疏漏而不暇深求者矣”，比如最近朝廷在对付广西造反者方面就存在诸多弊病。

关于“文饰”，曾国藩说最近皇帝下诏求言，许多大臣建言献策，但皇帝或以“无庸议”三字了之，或表面褒奖而疏之万里之外，或先是优旨以答，而后斥为乱道之流。这显示是“鲜察言之实意，徒饰纳谏之虚文”。近年来，“朝士风气专尚浮华，小楷则工益求工，试律则巧益求巧”，文章取士重书法工整和形式精巧，而轻深学真识。选拔人才要“崇实而黜浮”。皇帝要“明示天下以敦崇实效、不尚虚文之意。风声所被必有朴学兴起，为国家任栋梁之重”。

关于“骄矜”，曾国藩继续就着皇帝下诏求言说事。最近皇帝下诏宣称人事黜陟大权乃皇帝专有，别人不容置喙，显然与下诏求言本意相违背。用人决定权皇帝可以独享，但如何用人皇帝却要与大臣们共同商量。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皇帝用人可能出以公心，但若不听大家意见，就未必明智。皇帝若一味拒听良言，大臣们三缄其口，必会造成趋炎谄媚之风，必会打压风骨刚正之气，造成大臣们不敢任事，不敢担当，而关键时刻没人敢站出来替君分忧。

好了，曾国藩这番言论可谓是直击要害，这既是劝谕皇帝，也是揭皇帝的短。据说咸丰帝看了这份奏折后大为火光，宣称要治曾国藩的罪，在大臣们一番劝说下，才隐忍不发，只在上谕里批驳了几句。但曾国藩知道后很后怕，虽然自己一片赤诚劝诫皇帝，而自己的敢于直言也在好友中获得一致好评，但好心未必得好报，这种试探皇权底线的事以后还是不做为妙。

1852年，曾国藩放任江西乡试主考官，顺便准备回家省亲。这里需要注意，曾国藩外放不是皇帝对他有意见，而是属于正常的人事安排，他之前多次获得过这种外放机会。其实，这种下去担任主考官是一种肥差，一般当地的学子们都会给主考官送礼，主考官以此大捞一笔。曾国藩虽然一再标榜自己清廉，但也很渴望得到这种肥差。他虽官居二品，但光凭那点俸禄很难维持京城生活，经常还会借债。当然这种送礼当时已经约定成俗了，已经不认为是贿赂了。其实，曾国藩整体来说在皇帝那里印象还是不错的，所以才不会因说错一点话而治罪。曾国藩正是凭着办事精明才被前任皇帝道光帝和军机大臣穆彰阿所赏识，而获得如此快的晋升。

不过，曾国藩在赴任的路上惊闻母亲去世，于是省亲变成了奔丧，主考官的任务也无法履行了。9月下旬，他匆匆赶回了老家湘乡，开始操办母亲丧事。此时太平军正在围攻长沙，湖南本地的造反者也借着太平军的东风四处骚扰，湘乡自然也不例外，于是它也组织了自己的地主武装——湘勇，而湘勇就成了曾国藩未来组织湘军的基础，曾国藩也因这次回家省亲迅速走上了镇压太平军的人生之路。

谈到湘勇，我们就要介绍一下湘军的另一位创建者——罗泽南。罗泽南1807年（嘉庆十二年）出生于湘乡，与曾国藩是同乡，比曾国藩大四岁，他的出身不太好了，自小家贫，世代务农，无人为官。他的祖父看他聪明好学，决定节衣缩食，供他上学，希望将来考取功名，出人头地。不过，他的人生之路非常坎坷，首先是参加科考，和洪秀全一样，十几岁就开始考，考了十几年，都屡屡不中，不过他比洪秀全有耐力，终于在虚三十三岁（1839年）考上了秀才，又过了九年，在虚四十二岁（1848年）获得乡试资格，之后他的人生之路随着参加镇压太平军而发生巨大转折。

之前介绍洪秀全时我们说了，古代贫苦家庭根本供养不起一个有志于科考的读书人，罗泽南同样一边刻苦攻读，一边为生计四处奔波，靠私塾讲学或被有钱人聘为西宾维持生计，薪资微薄，自然是有上顿没下顿，于是道光五年到十五年（1825-1835年）期间，包括母亲、祖父、兄嫂、侄儿、儿子等十位亲人撒手人寰，离他而去。他遭遇巨大打击，陷入巨大悲痛。不过，他没有像洪秀全那样走上造反之路，对封建的人世间还是信念满满，还是要通过自身的努力改变命运，应该说，经历这么多人生磨难，他也历练得更加坚强成熟。

他虽未在科举上取得成功，但在儒学研究上却有所成就。步入科考之路后，他先后就读于湘乡的涟滨书院、双峰书院，长沙的城南书院等，而人生方向也从醉心于科举功名转向沉浸于程朱理学的研究，并著书立说，对理学思想有新的阐发。在几个书院学习特别城南书院学习期间，他还结交了诸如陶澍、贺长龄、唐鉴、贺熙龄等一批湖湘理学名家，与左宗棠、曾国藩及其兄弟子侄或有同窗师生之谊，或有书信往来，交往密切。大家经常讨论学问，关心时政，激励品行，提升思想。经历这么多学术和思想的历练，他已经成长为一位有声望的湖湘理学大师。人有了声望，有了地位，财富也就跟着来了。湖南许多名门望族、富贵之家经常延聘他为西宾，教授自己的子弟，他身价倍涨，生活也在改善，虽不是大富大贵，但起码衣食无忧了。同时，他在湖南也是桃李满天下，后来许多湘军名将早年都曾受教于他。

年近半百的罗泽南对功名利禄也渐渐淡薄了，虽然每年还参加科考，但实际上不那么用功了。他已经决心做一个专心于学术研究的醇儒了。不过，咸丰帝登基那年（1850年），开了一次恩科，下诏各地举荐“孝廉方正”，也就是说士子们不用参加科举考试，只要有地方官举荐，就能获得功名（六品虚衔），如果经吏部考察，就能授予实职。当然，历朝荐举颇多冒滥，多为有权有势者把持，寒门士子很难获得举荐。不过，湘乡知县倒也公正，竟然举荐了罗泽南，从此罗泽南也有一个六品顶戴在身。而后他参加镇压太平天国，为朝廷建功立业，功名利禄滚滚而来，科举考试这一关算是彻底越过。

也许读者有个疑问，科举考试考的是儒学思想，而罗泽南是儒学大师级别的人物，他为什么屡试不中呢？科举考试及其八股文虽然取材于儒学经典，但不等同于儒学思想。从明朝开始，科举考试就以八股取士，而到了清朝，八股取士制度已经发展到登峰造极的程度，科举考试对八股文的段数、字数、平仄押韵、对偶排比等皆有详细规定。人的思想本质上是自由灵活的，必然要求一个自由灵活的文体来表达自己。而八股文体完全追求形式格律，毫不考虑思想的自由灵活性，靠这样的文体写出的文章必然是文不对题，毫无思想性可言，即使是当时已经腐朽的儒学思想也无法通过这种死板格式获得合理准确表达。因此封建统治者用八股取士本质上不是选拔人才，而是束缚思想。也许像洪秀全和罗泽南这样的真性情者根本不善于用这样的文体表达自己的思想。

八股取士制度早就为当时人们所诟病，经世致用派批判清王朝压抑人才，同样也把八股取士纳入批判范围。当时人们把学问分三大端，即义理之学、词章之学和考据之学。义理之学就是探究学问道理，提升思想认识，学以致用，这是经世致用派所倡导的。词章之学就是雕词琢句，讲求平仄押韵，追求文章的形式美，这就是八股文所需要的学问。考据之学就是以名物、训诂、考证等方法注释整理古代典籍的学问，这是清朝大兴文字狱，人们远离现实，躲进小楼里搞的学问。词章之学和考据之学发达，而义理之学贫乏，这是清王朝文化压制政策的产物。

对于科举的弊端，罗泽南更是深有体会：“就传受业之后，惟汲汲于诵读词章之学，工文字，讲声律，以为登科之具……一旦得志，朝廷之政事皆懵然而不辨，惟听之胥吏之所为，而私意物欲又时时扰于方寸之间……”“学问之道，至今日卑陋极矣。词章之士，奉对偶音律之文以为拟科名之利器……修己治人之道，全不留心……要皆从功利上起见，是以所见日陋，所行亦日卑。”

所以，他要做一代醇儒，那就不能不远离科举功名。当然，罗泽南所做的学问也非关注现实的，无非是重复程朱理学的陈词滥调，对理学的理、气、性、心、情等哲学概念再阐发一遍，论证一下封建统治的合理性，依旧是空洞无误的东西。罗泽南能够走上镇压太平军的战场，为清王朝建功立业，靠的自然不是程朱理学，靠的是他的军事造诣。他研究理学的同时，也深入研究了军事和地理，熟读各种兵书战策，还写了一本《皇舆要览》的军事地理著作，对中国的山川地形乃至外藩、远海形势进行了深入介绍，并绘制了大量地形图，并讨论了水利、财政、军事方面问题，还根据过去镇压叛乱的经验，特别讨论了对付国内造反者的问题。此书是一部典型的经世致用著作，罗泽南的真才实学真正体现在这里。

当然，光凭军事学识也不可能带兵打仗，军事生活本质上是实践生活，全靠实践磨炼走向成熟。但成熟速度的快慢又取决于你之前的学识是否深厚和建功立业的积极性如何。像罗泽南这样一位起于微末，历经磨难，而学识较高的人物，一旦获得建功立业的机会，他会很快成长起来。他的人生只差一个机会。

这里我们还需要说说湖湘学派。湖南作为理学的发源地之一，一直保持着理学研究传统和经世致用传统。历代许多理学名家在这里讲学授业，著书立说，研究和传播理学，也为这里注入了关照现实，学以致用的传统。不管世人如何醉心于词章之学，不管康乾盛世许多人如何把聪明才智消费于考据之学，这里一直保持着自己的传统。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罗泽南等这些后来者在这种传统的熏陶下成长起来，他们有共同的思想信念，他们内部又有同窗、师生、亲朋、故旧等各种关系，他们都渴望建功立业，于是他们迅速结成了一个集团，来对付太平军。他们的思想认识在当时的世界范围内也许不是什么先进东西，但对付太平军还是可以胜任的。在基本同等条件下，有学识总比没学识强，学识高的总比学识低的强。

当1852年太平军进军湖南时，湖南各地自然是造反遍地，烽烟四起，湖南各地照例组织了团练，其中干得最好的就是曾国藩家乡湘乡。湘乡知县朱孙诒早就开始干团练这个事了，不过一直效果不佳，团练作为地主民间武装，有事出战，闲时为农，其组织纪律性、训练战斗水平肯定不咋地。此时朱孙诒已经有了组织一支较有战斗力的常备武装的想法，而协助朱孙诒搞团练的很多都是罗泽南的学生故旧（王鑫、易良幹、罗信东、刘蓉等），而罗泽南的孝廉方正头衔也是朱孙诒举荐的，于是他自然就想让罗泽南主持湘乡团练事业。此时罗泽南还在长沙开馆授课。面对朱孙诒的邀请，他也许想到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他有责任保卫本乡统治阶级的安宁，也许想到了建功立业的机会来了，因为同为湖南人的江忠源不是正干得风生水起吗？

于是，他欣然应允，要回乡干一番事业了。此前还是高雅的儒学大师兼教书匠，如今变成了粗俗的团练首领，此前还大讲儒家的仁义道德和理气性心，如今却讲起了兵家的慈不掌兵。罗泽南迅速转换角色，而他在家乡也是有声望的，学生故旧们也都佩服他的学识和见识，服从他的指挥安排。而行动方针就是围绕组建一支专业化常备地主武装，选将挑兵，制定规矩，明确纪律，展开训练，提升组织性和战斗力，可以应对像太平军这样的强大造反者。

而具体行动就是仿照明朝戚继光的做法。在选将挑兵方面一开始就贯彻一个原则：兵归将选，兵为将有。罗泽南自然选择自己的学生和故旧作为自己的营官，这些人也是本地的头面人物。而营官们也会选择自己的亲信之人作为的哨长和什长，哨长和什长也会选择自己的宗族之人作为自己的士兵。这个体系一开始就为各种关系网凝结在一起，大家或有师生之谊，或有同窗之谊，或为亲朋故旧，而这些关系网最终归结为封建宗法关系。乡土社会，宗法为大；选将挑兵，亲亲为大。而大家都是来自中小私有阶级，或多或少都有建功立业、出人头地的渴望。两者结合起来，这支队伍的凝聚力就强了不少。这就是兵归将选，兵为将有的威力所在，自家人选自家人，志同道合者选志同道合者。绿营和八旗兵就缺乏这样的制度基础，将不知兵，兵不知将，再加上形形色色的腐败，战斗力大打折扣就无需多言了。

将和兵都选好了，下面就是确立编制。湘勇以营为基本编制，一个营360人，目前只创立了三个营，一千余人。三个营的营官王鑫、易良幹、康景晖都是罗泽南的学生。另外还有人负责后勤、兵械和劝捐，劝捐就是向本县地主要军饷，这是地主阶级自办军队，只能由本地地主阶级供养了。而落得实处，就是有的地主愿意交钱，有的不愿意，不过不要紧，一是有知县在上面镇着，二是包括曾国藩家族在内的本县大地主出面支持，其他人也就不敢有二话了。

每营设四哨，一哨85人，设正副哨长管辖。哨下设八队，一队12或14人，设什长、伍长、副伍长等管辖。内部有严密分工，有管令旗的，管吹喇叭的，管斩首刀的，哪些人持刀矛作战，哪些人持枪炮作战，哪些人负责炊事，如何指挥协调，如何统一进退，皆有相应规定。营官是一营之核心，作战、后勤、军饷等大小一切事务皆归他管，他选的将，他选的兵，他就负责一切，统领一切，别人包括他的上司一般不会干涉他的权力。事实上，从营官到勇丁，形成一个严密的金字塔结构，层层负责，层层归属，封建宗法那一套搬到了军队内部。不过，湘勇设立初期，营官大概还讲一些民主，定期会和下属共同讨论营务，不敢太过专断。

至于湘勇的武器装备，则是冷热兵器皆有，刀矛、弓箭、火罐、火箭、抬枪、鸟枪、劈山炮等样样俱全，应该是不亚于八旗绿营正规部队。

至于湘勇的训练，自是不同于过去。过去是有事出战，没事农忙，捎带搞点训练，现在是有事出战，没事训练，训练常态化。湘勇的训练主要仿戚继光，展开所谓练胆气、练耳目、练手足等方面的训练，培养士兵服从指挥，统一行动，身手矫健，敢于攻杀，善于进退等素质和能力。通过这一番正规训练，湘勇士兵初步实现从民到兵的转换。

加强训练又是和严明纪律联系在一起。当年戚继光的部队极为重视纪律，赏也是重赏，罚也是严罚，用严酷的纪律锻造一支强硬的虎狼之师。罗泽南同样效仿戚继光，一开始确立章程，强调纪律，明确奖惩。天下的队伍其实都差不多，搞好一支队伍没有什么高明招数，无非是确立编制，明确分工，加强训练，严明纪律，把这些事情做好了，这支队伍也就带好了。湘勇和湘军不同于八旗绿营无非是，它是一支新队伍，确立了不同以往的制度基础，大家也有一些积极向上的心思，于是做好这些事情也就相对容易一些。

另外，搞点儒家仁义礼智教育，搞点忠君报国教育，也是训练湘勇的一项内容，罗泽南及其弟子都是儒家出身，自是少不了这项内容。湘军一贯标榜自己是“儒学治军”或“理学治军”，大概就源于此。

罗泽南及其弟子们一面训练湘勇，一面也布防于湘乡要点上，防止太平军攻击，同时展开了一些小规模行动，镇压了一批本乡本土的造反者，湘乡这个地界相对安宁一些。

来源：历史那些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