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同样，在辩论节目中，选手们的辩论也并非基于严密的证据和逻辑推理，反而更像是充满情绪煽动的抖音口播；带货主播只要能吟诵几句古诗或心灵鸡汤，即便内容空洞无物、缺乏逻辑，也会被追捧为“才子”“才女” 。

在当今社会，我们时常能观察到一些耐人寻味的现象。每年高考结束，高分作文都会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

然而，细细品读这些作文，会发现它们大多充斥着名人名言、古诗词的堆砌，以及华丽但空洞的排比句，结尾再对个人感受进行程式化的升华和赞颂。

这些作文之所以能得高分，并非因其具备文学创新或深刻思辨，而是精准契合了高考作文的形式主义要求。

同样，在辩论节目中，选手们的辩论也并非基于严密的证据和逻辑推理，反而更像是充满情绪煽动的抖音口播；带货主播只要能吟诵几句古诗或心灵鸡汤，即便内容空洞无物、缺乏逻辑，也会被追捧为“才子”“才女” 。

为何我们的社会如此重视形式与感受，却鲜少关注逻辑？这背后是否存在特定的文化基因在发挥作用？我们不妨从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中探寻答案。

中国文化中的形式主义与象征化特征

中国文化具有鲜明的程式化和象征化特征，这一特质渗透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千人整齐划一的震撼表演，到日常社交中的各种礼仪规范，无不体现出对形式和结构的重视。

在奥运会开幕式的唱歌环节，林妙可用漂亮的脸蛋在台前吸引目光，而真正贡献声音的却是幕后的另一个女孩，这种安排背后蕴含着我们对形式美感和统一性的特殊追求。

相比多样性带来的美，我们更倾向于一致性带来的美；相比于真实带来的感动，我们更注重形式带来的感动。

这种对形式的执着追求，在传统文化领域表现得尤为明显。以书法和礼仪为例，书法强调的是字形与笔法的美感，礼仪注重的是形式和流程的规范，它们都更侧重于外在形式的呈现，而非内在本质的创新。

再如中国古代的八股文考试，其形式极为复杂，从破题、承题到起讲、入手，再到八股，每个段落的字数、行距都有严格定式。江南才子唐伯虎屡试不第，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因为当时的统治者更看重文章的形式而非内容，这种形式主义背后带有强烈的权力象征意味。

在日常生活中，形式主义同样无处不在。北方聚餐时，吃饭要遵循长幼顺序、社会地位依次夹菜，聚餐座位安排要根据个人地位，与领导吃饭敬酒的顺序、言辞和酒量都有诸多讲究。

这些看似繁琐的规矩，实则是形式主义和象征性心理需求的体现。年轻时，人们可能会对这些规矩感到压抑，但一旦进入权力阶层，又会不自觉地维护这些形式规范，因为它们已经深深根植于我们的文化心理之中。

形式主义对个体主体性的抑制

这种程式化、象征化的思维模式，在社会上衍生出了各种服从性训练，严重抹杀了个体的主体性和思辨能力。

以舞蹈表演为例，一个需要上百人配合、每个舞者都有独立角色的舞蹈，舞者们必须积极思考如何展现个人特色，以及如何与其他角色进行配合和衔接，这有助于培养个体的主观能动性和对复杂环境的适应能力。

而整齐划一、如“豆腐块”般的舞蹈，则要求舞者严格遵循既定动作，不允许有任何额外发挥。在这种舞蹈中，个体被要求放弃思考和创新，只需要机械地执行动作，将自己嵌入统一的系统之中。

这种审美倾向不仅阻断了人们对权威的挑战，树立了对权威的敬畏，还使得人们在各种场合中更关注权力和形式，主动放弃了思辨过程。

在教育领域，这种对个体主体性的抑制更为突出。从小，我们的课堂教学就常常以总结感悟出道理为阅读教学目标，而不是注重推理过程的透明化和逻辑化。

阅读题中，常常会问学生作者的中心思想是什么，然而所谓的标准答案往往是固定且唯一的，甚至可能连作者在写作时都未曾思考过这样的“中心思想” 。

这种教学方式本质上是一种意识的催眠和同质化过程，是对学生思想的服从性测试。标准答案的权威性对孩子产生了思想恐吓效应，使得他们不敢自由思考，因为一旦思考结果不符合标准答案，就可能面临丢分的后果。

在自我探索欲望最为强烈的年纪，孩子们的大脑被紧紧束缚，被迫放弃独立思考，转而追求权威所认可的正确套路，逐渐远离了对真理的探索。

整体性思维对现代科学发展的限制

中国人在思考问题时，常常采用整体性的思维方式。在讨论身体健康时，我们会说体虚气虚、阳气不足、阴阳失调；在建筑设计和养生方面，强调天人合一；中医看病也是将人视为一个整体进行诊断和治疗。

这种整体性思维模式认为世界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不应被简单拆解为零部件。从某种角度看，这种思维方式有其可取之处，它能够增强我们灵性感知层面与外界环境的和谐，让我们从传统文化的表述中感受到独特的东方美感。

然而，这种整体性思维模式也存在明显的缺陷。在医学领域，由于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整体，一个药方很难适用于所有人，而且不同大夫对整体的看法也存在差异，这就导致对于特定疾病很难制定出具体、精准的治疗方案。

相比之下，西医将人看作是由各种不同零部件组成的有机整体，强调针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通过对人体特定部位的科学研究，寻找共性和差异，更容易找到普适性的解决方案。

在哲学和思想领域，中国文化中的一些核心概念，如“道”，始终处于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玄妙状态。“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虽然蕴含着深刻的智慧，但人们很难清晰准确地阐释其内涵。

儒家的天命和道家的无为思想，也都不主张对事物进行严格的理性分析。这种模糊性使得这些思想难以深入应用，无法形成系统的知识积累和完备的知识体系，也导致我们在面对复杂问题时，往往倾向于调和、和稀泥，而不是主动寻找问题的根源并加以解决。

关系网络对个体主体性的消解

中国文化的核心并非个体与世界的线性关系，而是人与人之间的复杂网络，这种关系取向体现在家族中心、权力等级和关系网络三个层面。

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中，个体的定义并非独立存在，而是通过多层嵌套关系构建起来的。例如，我们会用“某某的儿子”“某某的同学”“某某的属下”等关系来界定自己的身份。

社会信任也并非基于规则，而是在人际关系中通过彼此了解和相互背书逐渐形成的。

在社会生活中，这种关系网络的影响无处不在。以办事为例，北方人遇到问题，第一反应往往不是通过正规渠道查阅规则、自主申请，而是想尽办法托人打听，即便没有任何违规操作，也会觉得通过关系打点一下才安心。

在择偶方面，公务员备受青睐，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背后所代表的关系资源能够降低社会办事成本。如果父母在社会上有一定地位和人脉，子女办事也会更加顺利，因为人们关注的不是个体本身，而是个体背后的关系网络。

这种深度的关系嵌套结构，使得个体很难感受到纯粹的自我和平等，严重阻碍了个体主体性的构建。

许多领导在任时风光无限，一旦退休，由于社会关系的消失，很容易产生自我认知障碍，甚至患上抑郁症。

这是因为他们在长期的社会关系中，没有建立起独立的个体主体性，一旦脱离了权力和关系网络，就无法准确定位自己。

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与反思

与中国文化不同，西方社会将个人的主体性置于至关重要的位置。西方政治哲学强调国家的合法性源于契约，个体通过理性协商放弃部分自由，以换取法律的保障，个人在国家中是权力主体而非附属身份。

在政治议论中，主张制度设计应保障最弱势个体在脱离身份判断时的公平选择，即不论社会地位如何，法律对每个人的保护都是平等的，这种身份抽离式公平是西方制度平等的核心理念。

而在中国古代，“王子犯法与庶民不同罪”，皇权凌驾于制度公平之上，制度的稳定性和公正性常常受到权力的冲击。

东西方文化在深层结构上的差异，根本上源于对个体与整体关系的不同理解。西方强调个体的主体性，认为“我先是我，然后才是别人眼中的谁”；而中国文化讲究个体的嵌套性，“我是谁，要由我与谁在一起做决定” 。

中国文化中的程式化、象征化特征，整体性思维模式以及复杂的关系网络，共同构成了一套稳固的文化地基。这套文化体系在塑造民族性格和社会秩序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个体主体性的发展和现代科学的产生。

我们应当正视这些文化基因带来的影响，在传承和弘扬传统文化优秀内涵的基础上，积极吸收西方文化中注重个体主体性、逻辑推理和科学验证的有益成分，打破思维定式和文化局限，培养独立思考和创新能力，为个体的全面发展和现代科学的进步创造更加有利的文化环境。

来源：青梅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