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叫周长河，那年是1973年，我十岁。记忆中的父亲周建民是个沉默的人，常年在乡里农机站修理拖拉机，手上总有擦不净的机油。

砖墙上的二百元

＂怎么又叹气了？＂母亲问。

父亲放下那本算不清的账簿，望向窗外那堵半截的砖墙，摇了摇头。

我叫周长河，那年是1973年，我十岁。记忆中的父亲周建民是个沉默的人，常年在乡里农机站修理拖拉机，手上总有擦不净的机油。

母亲李巧云在生产队做工，晚上还要纳鞋底贴补家用。

那个年代，家家户户都过得紧巴巴的。人们腰间挂着粮票和布票，计划经济下的生活就像是那拉紧了的裤腰带，紧得几乎喘不过气来。

我们家住在陕西一个叫杨树湾的小村子里。土坯房外墙上贴着几张毛主席的宣传画，画已经泛黄，却被父亲精心裱过。

那年春天，父亲决定在老宅旁盖间新房，为我和弟弟将来成家做准备。

＂等你们娶媳妇，总不能都挤在这几间破屋里，＂父亲抽着旱烟，眼睛却看着远方，＂男人不给后代留点东西，算什么男人。＂

盖房是乡下人家的大事，几乎能把一家人几年的积蓄全部耗尽。

父亲用了三年攒下的钱买砖瓦，用生产队分的一点小麦换了几袋水泥，又和几个同事换工帮忙，一开始热热闹闹。

奠基那天，村里人都来帮忙。几个老头子吆喝着，量好尺寸，放下第一块石头。母亲煮了一锅红糖鸡蛋，发给来帮忙的乡亲。

＂这房子盖得好，以后小河娶个漂亮媳妇回来，再添俩大胖小子，老周家就热闹啰！＂隔壁王大爷嚼着鸡蛋，眯着眼睛笑道。

那些日子，村子里处处洋溢着喜气。可好景不长。

到了立墙的关键时刻，钱却不够了。粮食站涨了水泥价，砖也比原计划贵了一成。

半截的砖墙孤零零地立在院子里，像父亲紧锁的眉头。

每天晚上，父亲都要坐在煤油灯下，翻来覆去算那本发黄的账簿。＂一两粮食四分钱，一斤水泥七角五……＂嘴里念叨着，眉头越皱越紧。

＂明年再盖吧。＂母亲说，手里的针线活没停。

父亲摇摇头：＂再等一年，什么都得涨价。房子烂在地里，损失更大。＂

那段日子，父亲整个人都没了精神，下了工回家就蹲在那半截墙边上，一根接一根地抽烟。

我们家的境况也不是什么秘密，村里人都知道周建民家的房子盖到一半没钱了。有些人路过会指指点点，更让父亲觉得没面子。

＂你看，当初建民不是喊得挺欢实的吗？结果呢，墙都没立完，钱就花光了。＂

＂这房子怕是要成为咱村的＇半拉子工程＇了。＂

那些议论声像一把刀，一刀一刀割在父亲的自尊心上。

就在那个闷热的七月下午，二叔周建国来了。二叔比父亲小六岁，在县城纺织厂当电工。

他穿着深蓝色的确良衬衫，黑布鞋蒙着厚厚一层土，想必是特意走了十多里路来的。汗水湿透了他的后背，在布料上留下一大片深色的痕迹。

＂大哥！嫂子！＂二叔一进院门就喊。

＂哎呀，是老二回来了！＂母亲赶紧从厨房出来，＂快进屋喝口水，热死人的天气，你咋想起来了？＂

二叔没多话，和父亲对坐喝了碗茶，眼睛时不时瞟向院子里那堵半截砖墙。

＂大哥，这房子咋样了？＂二叔小心翼翼地问。

父亲叹了口气：＂唉，差点钱，先停工了。＂

两人沉默地抽着烟。屋子里只听得见蝉鸣和老式座钟的滴答声。

太阳偏西时，二叔从贴身口袋里掏出个旧信封，信封角都磨白了，显然在口袋里装了不少日子。

他轻轻放在八仙桌上。

＂大哥，这是我这半年的积蓄，两百块。你先用着。＂

那时候，一个普通工人一个月工资也就三四十块钱。两百元可不是小数目，够一个普通工人大半年的工资。

父亲的手在桌上攥紧又松开，脸上的表情复杂得很。一方面是兄弟情深的感动，一方面又是长兄的骄傲受损。

＂建国，你自己也——＂

＂我一个人，花不了多少。＂二叔打断父亲，＂厂里有食堂，一日三餐都解决了。这钱放我那也是放着，还不如帮大哥家把房子盖起来。＂

他顿了顿，指向院子，＂房子立了墙不盖顶，受了雨就坏了。＂

父亲没接那信封，眼睛盯着桌面，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茶碗边缘。

母亲从灶房出来，见了桌上的信封，眼圈一下红了。她什么也没说，转身回了灶房。

我听见她用围裙擦眼睛的声音。

＂爹，二叔给了什么？＂我好奇地问。

＂去，小孩子别打听大人的事。＂父亲语气严厉，但眼里却有湿润。

晚上，母亲蒸了玉米面馍馍，炒了几个青菜，还特意煮了两个鸡蛋给二叔。在那个年代，鸡蛋是难得的荤腥，平常日子里都舍不得吃。

＂建国，多吃点。这鸡是自家养的，下的蛋特别香。＂母亲说，往二叔碗里夹菜。

二叔笑着摆手：＂嫂子，够了够了。县城虽好，但吃不到这么香的家常菜啊。＂

饭桌上，兄弟俩天南地北地聊着。二叔说起县城的新变化，说工厂里装了大喇叭，每天都能听广播。

父亲也慢慢放松下来，说起农机站新到的东方红拖拉机，马力足，能一天耕十多亩地。

饭后，兄弟二人坐在院子里的石凳上，仰望着满天繁星，不时传来两人的笑声和烟草的香气。

＂他们小时候关系可好了，＂母亲洗碗时对我说，＂你爹十五岁就去了农机站当学徒，每个月攒点钱给你二叔念书。那时候家里穷，要不是你爹，你二叔哪能念到初中毕业啊。＂

我这才知道，原来在我不知道的岁月里，父亲和二叔之间有这样深厚的兄弟情。

二叔留宿在我们家。深夜，我被渴醒了，起来喝水，却听见母亲小声地和父亲争执。

＂老周，咱不能要这钱。建国自己还没成家呢，这钱准是他娶媳妇用的。＂

＂我知道，可现在墙都立了一半了...＂父亲声音低沉，＂再拖下去，秋雨一来，全完了。＂

＂可这钱...＂

＂当年建国念中学，家里揭不开锅，还是我供他念完的。他现在帮咱们一把，这是亲兄弟之间的事。＂

＂可他还没讨媳妇呢，这钱是他的......＂

＂我心里有数，等我下月发工资，再多接点修理活，慢慢还他。＂

第二天醒来时，发现父亲和二叔早已去了院子。那堵半截砖墙旁，多了几袋水泥和一堆砖。

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去镇上买的材料，天不亮就起来了吧。

父亲和二叔脱了上衣，露出黝黑精瘦的上身，汗水顺着背脊流下，浸湿了裤腰。

二叔站在简易的木架上，动作麻利地砌着砖，父亲在下面和泥递砖。他们几乎不说话，仿佛有某种默契，只是偶尔交换一个眼神或点头。

墙却在兄弟俩的忙碌中一点点升高了。

村里几个老伙计路过，看见周家又开工了，也自告奋勇来帮忙。

＂建民，怎么不吱声就开工了？来，我帮你和泥！＂

就这样，原本冷清的院子又热闹起来，充满了砖块相碰、铁锹翻动的声音。

母亲端出稀粥和咸菜，眼睛红肿，但嘴角有了笑意。她看着院子里忙碌的人群，尤其是两兄弟汗流浃背的背影，轻声对我说：

＂长河，记住二叔今天的样子。人这一辈子，钱没了可以再赚，可亲情没了，就真没了。＂

中午，母亲蒸了一锅白面馒头，又炒了几个下饭菜，招呼大家吃饭。

二叔连忙摆手：＂嫂子，别费事，咱们凑合吃点就行。＂

＂哪能呢，大家伙帮忙，总得吃饱了干活啊。＂母亲笑着说。

我知道，这白面是母亲专门留着过年用的，今天全拿出来了。

吃饭的时候，我偷偷看二叔。他虽然在县城工厂上班，穿得体面些，但和父亲长得真像，同样方正的脸盘，同样不苟言笑的表情，同样粗糙的双手。

只是二叔似乎更内敛些，话不多，常常是默默地做事。

＂二叔，你什么时候结婚啊？＂我天真地问。

桌上一下子安静了。

二叔愣了一下，随即笑了：＂等你长大了，给二叔当伴郎。＂

父亲咳嗽一声，瞪了我一眼。我知道自己问了不该问的话，赶紧低头扒饭。

那天晚上，我听见父亲和二叔长谈。

＂建国，你也三十出头了，该成家了。＂

＂大哥，我不着急。厂里有个姑娘，看着不错，就是......＂

＂怎么了？人家不答应？＂

＂不是，是我自己......＂二叔的声音低了下去，＂我想再攒点钱，至少得有个像样的房子，不能让媳妇进门就受苦啊。＂

＂你这傻小子，＂父亲的声音罕见地柔和，＂日子是过出来的，不是等出来的。咱爹在世时就说，男人要有担当，该结婚时就结婚，该生子时就生子，这人生大事不能耽搁。＂

＂我知道，大哥。等明年吧，我再攒攒钱......＂

＂你那两百块钱，我记在心里，明年一定还你，还有利息。＂

＂大哥，你这说的哪里话，咱兄弟之间......＂

＂就这么定了，＂父亲打断他，＂要不是你，这房子不知道猴年马月才能盖好。等你要结婚了，大哥给你添置家具。＂

接下来的半个月，我们村子里发生了一件新鲜事——周建民家的房子重新开始建了。

每天天不亮，父亲就起床和泥。二叔请了半个月假，专门留下来帮忙。村里人见状，纷纷来帮忙，整个院子热火朝天。

那段日子，虽然辛苦，但我从未见过父亲如此高兴。他话明显多了起来，有时还会哼两句信天游。

母亲也变得格外勤快，每天变着花样做饭，就是为了犒劳大伙。虽然都是些家常菜，但做得格外用心。

＂今天馒头蒸多了，大家伙带点回去给孩子尝尝。＂母亲常这么说，其实我知道，那是她特意多做的。

时光如流水，半个月转眼就过去了。

二叔要回县城上班了，临行前一晚，父亲破天荒地拿出了珍藏多年的一小壶老白干。

＂来，兄弟，喝一个。＂父亲难得地露出笑容，倒了两小盅酒。

＂大哥，这酒你不是说留着过年喝吗？＂

＂比过年还重要的日子，不就是兄弟团聚吗？＂父亲举起酒杯，＂谢谢你，老二。＂

二叔红了脸，低头喝酒不说话。

父亲拍拍二叔的肩膀：＂你放心，这房子盖好了，就是你的家。你带媳妇回来，就住这里。＂

＂大哥，这话说的......＂

＂咱爹临走时就说了，兄弟同心，其利断金。咱周家的人，最重的就是这份亲情。＂

两兄弟又喝了几盅，脸都红了，话也多了起来，说起了小时候的事。

＂记得那年你下河摸鱼，差点被冲走，是我跳下去把你拉上来的。＂

＂还有那次，你为了给我出气，和李家大小子打了一架，回来鼻青脸肿的，娘差点没认出来。＂

他们说着说着就笑，笑着笑着又沉默，仿佛回到了那个贫苦却温暖的童年。

二叔走的那天，父亲一大早就送他到村口等公共汽车。

临别时，二叔塞给父亲一个信封：＂大哥，这是厂里刚发的奖金，你拿着买些木料，赶紧把屋顶盖上。＂

父亲推辞不过，最终收下了：＂你放心，明年你结婚，这钱我加倍还你。＂

二叔笑了笑，登上了开往县城的汽车。

父亲站在路边，目送汽车消失在尘土飞扬的乡间小路上，久久不愿离去。

那年秋天，我们家的新房终于盖好了，三间正房，一间厨房，还有个小院子。在村子里，算是不错的房子了。

乔迁那晚，母亲破例蒸了肉包子，还杀了只老母鸡炖汤。二叔从县城带来一瓶白酒和两尺红布。

红布被母亲小心翼翼地裁成了＂福＂字，贴在了新房的门上。

酒过三巡，父亲罕见地唱起了信天游，那粗粝的嗓音像是从砖墙缝里挤出来的，却充满了生命力。

＂哎嗨嗨，青石板上磨白刀，亲兄弟情义比天高......＂

二叔在一旁笑，眼角的皱纹里盛满了光。

院子里新砌的砖墙在月光下泛着柔和的光，墙角的几棵老菊花开得正艳。

＂来年开春，我要在墙根种些丝瓜，＂母亲憧憬着，＂藤儿爬上去，开出黄花，长出丝瓜，多好看啊。＂

第二年春节，二叔领着一个腼腆的姑娘回来了。姑娘叫张秀英，是纺织厂的织布工，圆圆的脸蛋，说话轻声细语。

母亲高兴得不得了，拉着秀英的手问东问西，恨不得当天就把喜酒给办了。

＂秀英，你看这房子怎么样？喜欢不？＂母亲指着新房子问。

秀英不好意思地点点头：＂挺好的，嫂子。＂

＂这房子啊，可有你二叔的一半功劳呢！＂母亲意味深长地说。

当晚，父亲拿出了一个布包，里面是整整齐齐的四百元钱。

＂建国，这是去年你借我的两百，还有两百是利息。你结婚用吧。＂

二叔连忙推辞：＂大哥，这哪能要利息啊，再说当初也不是借......＂

＂拿着，＂父亲把钱塞到二叔手里，＂你和秀英的婚事，大哥来安排。咱们兄弟，一家人。＂

那年五月，二叔和秀英结婚了。父亲张罗着在村里摆了十桌酒席，请了全村人。

喜堂就设在那新盖的房子里，大红的＂喜＂字贴在墙上，墙根下母亲种的丝瓜已经爬上了墙头，绿意盎然。

多年后，当我带着自己的小家庭回到老家，那栋房子依然牢固地矗立在那里。

墙上的砖缝里，时光刻下了深深浅浅的痕迹，却怎么也抹不去墙里包含的那份亲情。

父亲和二叔都已经老了，但兄弟俩坐在一起喝酒聊天的样子，与当年如出一辙。

有一次，我问父亲：＂爹，当年那两百块钱对你来说有多重要？＂

父亲沉默片刻，指了指那堵墙：＂没有那两百块，可能就没有这堵墙；没有这堵墙，可能就没有你二叔的婚姻；没有你二叔的婚姻，可能就没有你表弟表妹......＂

他顿了顿，眼里有光：＂那两百块，搭起的不只是一堵墙，还是兄弟一辈子的情分。＂

如今，我也有了自己的孩子。每当我讲起那堵墙的故事，都会想起母亲当年的话：人这一辈子，钱没了可以再赚，可亲情没了，就真没了。

那堵砖墙至今仍在，二叔和父亲的背影也印在我记忆深处，如同砖石般坚实，温暖了整整一个家族的记忆。

来源：喜欢历史的暮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