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这就不得不说，朱棣是怎么上位的了，朱棣通过“靖难之役”武力夺取侄子建文帝的皇位，违背儒家“忠君”伦理，被士大夫阶层视为“大逆不道”。纵观历史，唐朝的李世民，北宋的赵光义，无不在篡夺皇位后，都想通过“文治”来弥补“武功”带来的负面影响，朱棣自然也不例外。

引言

最近网上叫嚣着，欧洲的文明甚至文艺复兴均来自大明朝朱棣的永乐大典。

但事实真的如此吗？

或者说，现在我们还能看到全部的《永乐大典》？

一

朱棣为什么要修《永乐大典》?

这就不得不说，朱棣是怎么上位的了，朱棣通过“靖难之役”武力夺取侄子建文帝的皇位，违背儒家“忠君”伦理，被士大夫阶层视为“大逆不道”。纵观历史，唐朝的李世民，北宋的赵光义，无不在篡夺皇位后，都想通过“文治”来弥补“武功”带来的负面影响，朱棣自然也不例外。

为消除舆论压力，尤其是在诛杀方孝孺“十族”等暴力事件后，朱棣意识到单纯镇压无法平息士人不满。编纂《永乐大典》既能转移公众对“靖难”暴行的关注，又能以“保存读书种子”名义收买人心，这就使得朱棣亟需通过文化工程重塑“文治”形象，将自身统治与“正统文化复兴”绑定。

其实，对比来看，朱棣的上位为彰显其合法性，其手段、方式和方法，与李世民，赵光义相比，相差甚远。李世民通过玄武门之变登上帝位后，虚心纳谏、任用贤能，开创贞观之治；赵光义以“金匮之盟”继承大统，重视科举、推动文治，稳固宋朝统治根基。

反观朱棣，不仅采取暴力手段夺取皇位，还大肆屠戮建文旧臣，在舆论补救措施上，也更多依赖文化工程的表面建设，缺乏从根本上改善政治生态、赢取民心的深度举措。

在这种背景下，《永乐大典》的编纂不仅承载着朱棣重塑统治合法性的政治意图，也在客观上成为了中华文化传承的重要工程。而这部“搜罗尽天下之书，纂校尽廷臣之力”的“奥典”，一直为却被明清皇帝收藏及垄断，成为其炫耀“文治”、御而不用的装饰品（这就好比一个贵族家里有本无价之宝的夜明珠，大家都知道，但是却不能惠及普众）。

但问题来了，《永乐大典》又是如何一步步走向大量散佚的命运呢？

二

《永乐大典》是什么？

这部由明成祖朱棣敕令解缙、姚广孝等人主持编纂的大型类书，始编于永乐元年（1403 年），成书于永乐五年（1407 年） 。

全书汇集古今图书七八千种，辑录经、史、子、集、天文地理、阴阳医术、占卜、释藏道经、戏剧、工艺、农艺等各方面内容，采用 “用韵以统字，用字以系事” 的编排方式，堪称中国古代最大的百科全书。

其正本约 11095 册（字数超过3.7亿字，代表着中国古代手抄典籍的巅峰规模，有的地方统计为22877卷），分装在 11095 函中，每册宽约 30.5 厘米，高约 50.3 厘米，开本宏大，装帧精美，不仅是中华文化的瑰宝，更是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据史料记载，官方使用优质皮纸、徽州墨，并动员3000余人参与抄写，仅装帧成本已远超一般类书。

其成书规模，远超宋代《太平御览》成为朱棣彰显个人“文治”功绩的集聚象征，在此过程中，他甚至亲自参与审定并作序，强化自身“文化领袖”形象。

三

《永乐大典》正本为何仅有一本？

《永乐大典》成书于永乐五年（公元1047年），此时的朱棣仍然是在大明的南京城，因为北京的紫禁城尚未完工，该书成书后仅有一本正本，据史料记载存放于南京文渊阁。

朱棣迁都北京城后，该书亦随皇帝存放于北京的文渊阁，但问题来了，我们知道自宋以后，印刷书的普及和技术的提高，想要印刷一本《永乐大典》副本是既有可能的。

要知道，哪怕2000多年前的汉朝，用竹简写的史记，亦有2份，其中一本为正本在朝堂，一本在副本在乡野，否则我们也无法看到。

而作为大明帝国的最高统治者——朱棣，并没有这么做，而是只做了一本正本，且该书籍还是以手抄为主，在手抄的过程中，会不会因誊写着的“偷懒”而有所变味，更不得知。

我们可以假设下，此时的朱棣到底是如何看待这个《永乐大典》的呢？

用解缙的话说，朱棣的终极目标是将《永乐大典》塑造为“宇宙之极观”，政治诉求才是第一位的。

从存放的地方，文渊阁（即皇室藏书禁地），且仅皇帝与重臣可阅，成为大明王朝，皇权知识垄断的实体象征，而若广制副本则削弱其“天壤间孤本”的权威性，更是背离了“造反上位”的朱棣的政治需求。

这也就不难理解了，为什么《永乐大典》仅有正本一份的缘故了。

（一）嘉靖皇帝重抄副本

说来也巧，《永乐大典》自正本成书以来，到嘉靖十五年（公元1557年），其正本均保存较好，这期间将近100多年，其存放在文渊阁，尚未出现任何纰漏。

《永乐大典》原正本存放于北京故宫文渊阁

然而，嘉靖十五年（公元1557年）因火灾原因，正本险些出现被大火损毁，鉴于此，嘉靖皇帝不得以重抄副本以作保存。至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副本才得以全部完成。

完成后的《永乐大典》副本存放在皇史宬（chéng），也称表章库，于嘉靖十五年（公元1536年）7月建成，地处北京天安门东、南池子大街南口，是明清两代皇家国家档案馆。

皇史宬内景“石室金匮”，皇史宬（chéng）主殿殿门5洞，均为两重，墙身用特制磨砖砌成，厚达5米，主殿及其内木柜是史书上记载的“石室金匮”典范。

也就说自嘉靖十五年，该书一直存放于处，然后正本却从此再无下落！（至于嘉靖皇帝为什么也要抄写，视乎嘉靖皇帝为了让自己的父亲成为皇帝，使得明太宗的朱棣皇帝，变成了明成祖的朱棣，当然，太宗与成祖相比，含金量是大大的缩水了，是不是因改庙号，书的重新抄写又在昭示着什么呢？那就不得而知了）。

（二）顺治康熙皇帝的存留

最初，《永乐大典》副本存放在条件优越、管理严密的皇史宬，到顺治十年（公元1653年）时仍保存完好。

这里需要统计下，正本与副本的相差时间：

（1）正本，成书为永乐五年（公元1407年），至嘉靖十五年（公元1536年），差点因大火焚毁，相隔129年相安无事；

（2）副本，成书于隆庆元年（公元1557年），至顺治十年（公元1653年），相隔96年，哪怕经历了明清王朝更换，李自成入北京均未遭到破坏。

清朝顺治年间的翰林秘书院任职的陈爌受命整理宫中藏书。他在《请购遗书疏》就提道：“惟《永乐大典》一书，藏于皇史宬（chéng）者，有二万二千八百七十七卷。”

然而到了康熙年间出现了缺失问题。

康熙三十二年（公元1693年），徐乾学为《续编珠》作序时提到道：“皇史宬所藏《永乐大典》，鼎革时亦有佚失。”

那么问题来了，在顺治十年的时候，该书还是完好无损的，仅仅40年而已，该书就已经开始缺失了，可见对该书的保管已经出现了纰漏。而所谓的“鼎革时亦有佚失”也不过是文人徐乾学的幌子而已。

清廷“设旗员年老者八人守之，地甚严密”，《永乐大典》存储此地，但并未得到继位重视。康熙年间开馆修书时，总裁官徐乾学、王鸿绪、高士奇等人常在皇史宬查阅《永乐大典》，所谓的文人偷书，已成常态。

（三）雍正乾隆皇帝的疏忽

到了雍正帝登基后，急欲在各个方面表现对“父皇（康熙帝）”的孝心，证明自己得位的合法性。

结果，皇史宬需要恭藏《圣祖仁皇帝实录》，空间不足，竟将《永乐大典》搬走，移贮翰林院，而翰林院人员往来繁杂，管理远不如皇史宬严格，导致典籍开始出现缺失。

至乾隆三十八年，乾隆皇帝为编纂《四库全书》，下诏校辑《永乐大典》时，发现已较原目数悬殊，乾隆五十九年（公元1794年）再次清点，已丢失 1154 册，占到了全书的 10%多，这也是《永乐大典》第一次丢失如此之多。

尽管乾隆帝下令查找，但因重视不足，毫无收获。

乾隆五十九年（1794）十月十七日再次清点时，实存则为9881册（不包括目录60册）。按《永乐大典》原有11095册，即已佚去1154册，占全书的1/10强。鉴于其时《大典》已遗失不少，乾隆遂下旨对遗失《大典》展开查找。乾隆帝遂下令“各本籍地方官，令向各家一为访问，倘果有其书，无论本数多寡，即为缴出送京”。然而，搜集散落民间的《永乐大典》毕竟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于是在旨意最后又补了一句，“此并非特交查办事件，只须随便覆奏”。结果可想而知，此次调查工作毫无收获，就连一本佚失的《永乐大典》也不曾找到。

（四）中国近代史的无奈

嘉庆、道光年间，《永乐大典》存放地点移至翰林院敬一亭，因为不够重视和管理不善，其相关书籍也在缓慢散失。

至咸丰十年后，《永乐大典》遭遇了更为严重的人为盗窃。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由于翰林院与附近列强使馆区极为相近，一些利欲熏心的官吏开始监守自盗。（当然，最主要的事，翰林院的官员清水衙门惯了，再加上毫无风骨的文人作祟，监守自盗已成为常态）。

翰林院里的官员通过巧妙的 “障眼法”，如用棉袍包裹典籍带出，而典守者也参与其中，因共同利益达成默契，使得大量典籍被盗。这些被盗的《永乐大典》多以十两银子一册的价格就近卖给列强使馆区的洋主顾，还有部分售于北京各古旧书肆或落入私藏。

至光绪元年（公元1875年），翰林院中的《永乐大典》尚有不足5000册。

到光绪十一年（1885年），《永乐大典》今存于翰林院者仅800余册。其保存量不足原有的7%。

公元1900年的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给《永乐大典》带来了致命打击。

1900 年 6 月 23 日，翰林院起火，所藏书籍大多遭到焚毁或被随意抛弃损毁。

残存的《永乐大典》成为侵略者盗窃的对象，英使馆官员、记者以及日本留学生等纷纷劫掠。此外，帝国主义侵略军还对《永乐大典》进行毁弃和糟践，如用其代砖支垫军用物、构筑工事、铺路甚至做成马槽。

经过这场浩劫，翰林院所藏《永乐大典》副本几乎荡然无存，劫后余烬中仅能捡拾出少量残本。清末民初，残存的《永乐大典》册页散落于中国民间及世界多国（主要在日本、英国、德国、美国等国的图书馆、博物馆或私人藏家手中）。国内外有识之士（如鲁迅先生）和一些机构（如北平图书馆）开始尽力搜购、抄录流散在外的残本。

至此，世界上唯一的一部百科全书，《永乐大典》成为了绝唱，到民国继承，仅有64册。

（五）溯源工程再现华夏荣光

经过国家持续努力（包括苏联、东德等归还部分，以及从民间和海外重金回购），目前全世界范围内共发现、收藏有《永乐大典》嘉靖副本400余册、800余卷及部分零页，分散于8个国家和地区的30多个公私收藏机构。

中国国家图书馆是现存最大的收藏地，共收藏有224册（其中62册暂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相信不久的将来，《永乐大典》正本或者闪落在世界各地的收藏都会陆续被发现，被重回国内得以保存。

五、历史的无奈

朱棣皇帝，他创造了世界最宏伟的知识工程，却因垄断心态导致文明成果脆弱易失，对比乾隆《四库全书》抄写7部，更显朱棣决策的局限性。

六、文艺复源于《永乐大典》

从时间轴上来看，《永乐大典》正本是在嘉靖十五年后丢失的，具体时间为隆庆元年（公元1557年）。

我们对比下，隆庆皇帝登基后做的事情——隆庆开关，即隆庆皇帝开始放开“海禁”，准许大明帝国官员、百姓进行海外贸易，那么有没有可能两者有一定的关联性呢？

从时间上看，文艺复兴的核心发展期（14世纪至16世纪中叶）与《永乐大典》正本消失的时间存在矛盾。文艺复兴的思想奠基（如但丁、彼特拉克）及达芬奇、米开朗基罗的创作均在1557年之前已完成。而《永乐大典》正本在嘉靖帝下令抄录副本（1562年启动）后才彻底消失，其可能流入欧洲的时间（1560年代后）远晚于文艺复兴高潮期，无法解释欧洲此前百年间的思想爆发。

从传播路径上看，16世纪中叶前，中西文化交流以商品贸易为主，大型文献输出几无可能。《永乐大典》正本深藏宫廷，明代严禁典籍外流；其体量达万册之巨，运输需数百箱，隐秘转移至欧洲的技术条件不存在。同时，欧洲缺乏中文解读能力——利玛窦等传教士1582年才抵华，且主要研究儒家基础典籍，无人能驾驭《永乐大典》的复杂体系。即便有残册流出，翻译整理也需数十年，无法匹配文艺复兴的时间窗。

从文化核心上看，文艺复兴的驱动力在于对古希腊罗马人文精神的再发现与本土创新（如意大利语文学、透视法科学），核心是"以人为中心"的价值观突破。而《永乐大典》本质是儒家框架下的知识汇编，侧重伦理规范与经验技术，未包含颠覆性思想。其内容如科技记载（《天工开物》未被收录）多为经验总结，与欧洲科学革命的"数学-实验"方法论无共性，更未涉及人文主义的核心命题。

从史料记载看，文艺复兴时期学者著作、图书馆目录、书信均未提及中国百科全书，同期欧洲对中国认知仍依赖《马可·波罗游记》。《明实录》等详细记录大典保管，但无正本流出记载，利玛窦信件明确提到欧洲人难以接触宫廷藏书。考古实据，全球现存400余册残本均系副本，正本踪迹全无，更无残页现身欧洲。

综述，目前看《永乐大典》是欧洲文艺复兴的溯源，概率很低，虽然目前各种推理、史料都难以证明，是。

但问题是，若欧洲的文艺复兴来源于古希腊、古罗马，但古希腊、古罗马的文明是假的呢？

来源：历史那些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