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怎样才算是一名好编辑？保质保量完成社里下达的任务？做出百万级畅销书？签下知名作者？……在美国著名文学编辑罗伯特·戈特利布看来，编辑不用拥有某种独特的、复杂的天赋，但要有能力、肯努力、有激情、敏感、充满善意。在“出版业远比过去复杂、激烈和狂热”的当下，罗伯特·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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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君按：怎样才算是一名好编辑？保质保量完成社里下达的任务？做出百万级畅销书？签下知名作者？……在美国著名文学编辑罗伯特·戈特利布看来，编辑不用拥有某种独特的、复杂的天赋，但要有能力、肯努力、有激情、敏感、充满善意。在“出版业远比过去复杂、激烈和狂热”的当下，罗伯特·戈特利布对编辑职业的看法及其从业经历，或许仍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

《巴黎评论·出版人访谈》聚焦伟大作家们的幕后推手，7位著名出版人详解出版/编辑的艺术，呈现近一百年来英语世界文学出版业的整体景观和丰富细节。

（图源当当网）

《巴黎评论·出版人访谈》

作者：美国《巴黎评论》编辑部/编，彭伦/译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九久读书人

出版时间：2025年4月

这本书里，金句随处可见。

美国新方向出版社创始人詹姆斯·劳克林（James Laughlin）说：“出版业没有伦理可言。这种事（商务君注：指作者被高版税挖走）天天发生。”“我们是在一个很不完美的出版业里，不能指望那些以出版为生的人，像我这种不靠它赚钱的人一样做几乎不可能的事。”

格罗夫出版社掌门人巴尼·罗塞特（Barney Rosset）说：“如果你想成为出版人，你应该继承一大笔钱。如果继承不到，那应该娶一个非常有钱的姑娘。最好两全其美！如果两者都没有，那就忘了这件事。”

法勒-斯特劳斯-吉鲁出版社掌门人罗伯特·吉鲁（Robert Giroux）说：“出版人的工作是，如果他找不到一部杰作出版，至少要避免出版垃圾。”

作家、编辑戈登·利什（Gordon Lish）说：“我认为，只要一个单词、一口呼吸、一个转身，就可以创造出崇高。我改稿时可以做到。”

而其中对美国著名文学编辑罗伯特·戈特利布（Robert Gottlieb）的访谈，以作者们的评论和戈特利布的回应的形式，展现了这位“天才捕手”对编辑工作的理解和从业多年的经验总结。

罗伯特·戈特利布（图源百度百科）

（为方便阅读，商务君仅保留了戈特利布的回应，并对书中原文做了删减和编辑加工）

“编辑不应该编辑一本他不喜欢的书”

作家需要的第一件事，听上去好像是太基本的事，可你会惊讶地发现在出版界，这并非基本能做到的事情——那就是迅速回复。他们一写完新书书稿，投进邮箱，就会陷入一种情绪和精神亢奋的忐忑状态，直到收到编辑的消息，让他们等待简直就像虐待动物。我很幸运，因为我恰好阅读速度很快，基本上总是能连夜读完一部新书书稿。而且每当我收到我编辑过的作者寄来的新书书稿，我总是非常好奇，想知道他或她这次写了什么。总之无论是否容易，你的第一任务就是迅速而诚实地答复作者——当然，要讲究策略，态度温和。

我年轻的时候花了不少时间才搞明白，哪怕是成熟、有经验的作家，都可能把情绪转移到我身上。当然这情有可原：因为是编辑认可或拒绝书稿，甚至某种程度上控制了作者的钱袋子。这是一种困难重重的关系，因为它可能导致关系幼稚化，进而导致怨恨。总之，编辑既要体现出权威感，又不能有占有欲和控制心，这样才能维持好与作者的关系。

对某些作家来说，编辑提供的某种解决方案是没用的。比如我在《纽约客》时要发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小说，碰到一个情节问题或者标点问题，如果解决办法是她自己提出的，就会很奏效。如果是我提出的，她从来不采纳。另一个作家可能会说，你光跟我说这个词用得不对是没用的，你得告诉我正确的词是什么。

当然，我这辈子也花了很多时间与一些本来就写得很差的作家合作。我改过的句子比大多数人一辈子读的都多。我记得多年前，我和迈克尔·科达常常一起整页整页地写别人的小说。有时候问题就是解决不了。有些书无论怎样就是差口气，要么是因为构思本来就是错的，要么这个构思让那个作者来写是错的，要么是那个作者就是差。然后书评人就说，这本书缺的是一个好编辑。但这样的书通常已经是经过最多编辑加工的了。

作为编辑，你的工作是看出这本书需要什么，但这得由作者提供。你不应该说，在某个节点派他去香港，让他爱上一条可卡犬。你不是说这话的人。你应该说的是，这本书在这个地方缺点什么——它需要爆发，需要方向，需要兴奋。每当有人对我说，哇，你点子真多，我都竭力解释不是我点子多。我只是具备我这种工作必需的一些其他素质。我对自己的定位很满意，这解放了我。有些编辑总是惭愧自己不是作家。我能写得很好——任何受过教育的人都可能写得很好，可我不喜欢写作：写作是非常非常难的，我不喜欢写作这种行为。而阅读就像是呼吸。

许多人有一种庸俗的看法，以为作家和编辑互相掐脖子，关系是对抗性的。那是疯话。编辑不应该编辑一本他不喜欢的书，因为编辑的工作就是把一本书在它本色的基础上变得更好。如果你把一本书变成不像它本来面貌的另一本书，结果注定是灾难。

“当编辑，你得先是一个读者”

要是有人说我好话，白纸黑字印出来，那当然让人愉快。可实际上，这样美化编辑的做法，像美化我这种极端的例子，是无益的。编辑和书的关系应该是看不见的关系。比如，任何一个读《简·爱》的人最不想知道的就是我这样的编辑说服了夏洛蒂·勃朗特，应该让第一任罗切斯特夫人投身火海。

有许多人通常不考虑的事情会影响阅读体验。比如你如何写小说的结构——是把它分成章节，还是不间断地写下去，要不要给章节起标题……多年前我编过一部精彩的小说，J.R.萨拉曼卡的《莉莉斯》，后来被拍成票房大卖的电影。这本书有力量、感人，主导整本书、推动情节发展的人物叫莉莉斯，但她在前六七十页根本没有出现。我不记得原来的书名叫什么，但我建议萨拉曼卡，把书名改成《莉莉斯》，因为这样一来，在开头莉莉斯没有出现的时候，读者会对她有所期待。所以你只要改一下书名，就能制造出一种本来没有的张力。

你只能忠于书。假如你忠于书，当书中好像有什么异样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受伤。你对书越是忠诚，就越是难以忍受其中的错误。我读书稿非常快，一拿到就读。读第一遍通常不会拿铅笔，因为只是读个大体印象。快到结尾时，我会打电话给作者，说我认为写得很好（或者其他评语），可这儿那儿还有问题。在那个阶段我只知道自己是这样想的，但还不知道缘由。然后我再回过头去放慢速度读第二遍，找到我有负面印象的地方，做好标记，琢磨问题所在。通读第二遍时我就会考虑解决办法——也许这里要扩充，那里写得太过，反而显得不清晰。

编辑工作要求你始终保持开放心态，始终善于应变。比如，控制好你自己，别要求作者写某一类的书，这是很重要的。有时这很难做到。你喜欢某个作家的某本书胜过他的其他书，这是难免的。但是当你在编一部书稿的时候，不能让这种倾向影响你。你得进入那本书，尽可能使它完美。如果没有这种精神，就不应该编辑这本书。

编辑工作其实就是把任何一个好的阅读者所具备的常识运用到书稿上。这就是为什么当编辑，你得先是一个读者。这是头号条件。因为即使你能具备所有编辑工具，假如你不是投入的读者，就不能感知问题所在。我是一个阅读者。阅读就是我的生活。说真的，我到大约四十岁的时候才有一种惊奇的发现——听起来很傻——我突然意识到，这个世界上不是每个人都会不假思索地认为阅读是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我以前不知道。甚至不知道我想过这个问题，这对我来说太初级了。

编辑必须无私，但也必须有主见。如果你不知道自己的想法，或者过分紧张，不表达自己的意见，那对作者有什么好处？我记得编约翰·契弗的某本书时，我觉得结尾有个小问题。一开始我自问你算老几，竟然想告诉约翰·契弗改写小说结尾？但我又想，不对啊，是他选择我做他的编辑，我不能因为胆怯而隐瞒我的想法。我又不是强迫他做什么事情。我可以说，这是我认为不妥的地方，但接不接受我的意见取决于他。果然，他马上明白了我的意思，解决了这个问题。

“出版业远比过去复杂、激烈和狂热”

在《纽约客》工作了那些年之后，我发现做图书编辑和做杂志编辑的确是非常不同的。图书出版中，编辑和作者的目标是一致的：把书做得尽可能好，卖得尽可能多。而对一份杂志来说，那是另一码事。当然，杂志主编也想要刊载的文字尽可能好，但他想要的是尽可能适合杂志的好，而作者要的是作品的完整。杂志的作者永远都能撤稿，但基本上是主编说了算。而在出版社，编辑是作者的仆人，如果我们为作者服务得不好，他们就离开我们。

另一个区别是图书出版社怎么样，跟总编辑的个性关系不那么大。一家好出版社是由一个个品位独特、个性独特的编辑组成的，他们贡献出不同的图书，构成出版社的书目。杂志则不然，某种意义上是其主编的延伸——体现了他的兴奋点、观点，或者那个恶心的词——愿景。我在《纽约客》共事的编辑们本质上不是组稿编辑，而是负责流程的编辑。只有主编有权决定要什么文章。

杂志只能这样运作，因为一本杂志必须保持它的个性。杂志的订户、广告商和老板有权要求每个星期或者每个月拿到的杂志是符合他们期待的面貌。如果有人因为喜欢《经济学人》杂志而在《经济学人》投放广告，然后他有一天打开一期《经济学人》，看到刊登他广告的杂志内容更像是《花花公子》，他不会开心。反之亦然。出版社的回旋余地大得多，因为购买其出版物的人是不固定的。没有人会每年买一百五十种克瑙夫出版社出版的书。有人买《跟罗茜一起学做菜》，有人买科马克·麦卡锡的书，有人买《猪小姐生活指南》，有人买《奥杜邦东部野花指南》，有人买《人怎样死亡》，但我们不会买全部。这也说明身为图书出版人，你根本不怎么想到那些盯着你在出版什么书的人——只要你的出版社是盈利的，没人会抱怨今年的书目似乎和去年的很不一样。话说回来，我也从未在经营不善的出版社待过。我估计假如你出版的书内容差劲，你们每年亏钱，就会疑心身后总有尼斯湖水怪跟着。

编辑行为的驱动力是什么？就我来说，我知道不仅仅是文字。无论我看到什么，遇到什么，我都希望是好的——无论是你穿的，还是餐厅怎样布置你的餐桌，舞台上有什么演出，昨晚总统说了什么，或者两个人在公交车站交谈了什么。说真的，我不想干涉它、控制它——我希望它是有效的，让人满意的，希望它以恰当的形式呈现出来。如果我没有进入出版业，我可能会做心理分析师；如果我彻底信犹太教，也可能当拉比。我好像根本管不住自己把事物变好、好上加好的冲动。所以能为这种心理找到有益身心的出口，我大概算是幸运的。

这么说好像我毫无感恩之心，但我获得的认可之多超过任何人，只要他们做的不是管理联合国这样的工作。我问过自己，为什么我干得这么好？真的不知道。我曾觉得自己是个骗子，因为我获得这么多成功，却没做什么，配不上这样的成功。后来我明白了，做编辑你不必非得是个天才，做出版人你不必非得有激发作者灵感的才能。你只要有能力，肯努力，有激情，敏感，充满善意。这些并非稀有的品质，不值得称道，就看你是否与生俱来，幸运与否。这就是为什么你从职业生涯的第一天到最后一天都可能是一个好编辑；你不用拥有某种独特的、复杂的天赋。

但出版业在许多方面已经改变，其中一个变化是今天许多编辑不编书。有的编辑只负责签版权，他们有助理编辑或编辑助理做实际的编辑工作。我在出版业成长的那些年，编辑通常都会自己负责他们签下的书的编辑工作，或者与某个能够帮助他们的人一起做，即便是出版社负责人也是如此。现在的分工分散得多，出版业也远比过去复杂、激烈和狂热。

另一方面，你也得记住，我所回望的这个所谓黄金时代，在阿尔弗雷德·克瑙夫这样的人看来是懒汉的时代，比不上战前的出版业，那才是他们眼中的黄金时代。所以到了某个时候，你得面对自己已成老家伙的现实——你无法分辨是不是时代精神真的变坏了，或者就是你落伍了，与时代精神脱节了。

*原载《巴黎评论》第一百三十二期，一九九四年秋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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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出版商务周报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