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汉文兵书具有重大理论和实用价值，受到中国历史上少数民族的青睐与尊崇。不少少数民族用民族文字翻译汉文兵书，形成一系列具有较高版本与校勘价值的特殊文献。这些兵书如同桥梁和纽带，影响了少数民族的军事理论构建、军事文化与军事活动，丰富了中华民族军事理论与文化内涵，成为

感谢《孙子兵法研究》杂志社赐稿

原文载《孙子兵法研究》2025年第3期，注释从略

引用时请注明出处

▼

我国历史上少数民族对汉文兵书的翻译与应用

文 / 史金波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摘 要：

关键词：汉文兵书 少数民族 翻译 应用

中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中原地区经济、文化发达，中原王朝在追求和维护国家统一过程中形成了强大的军事力量，并积累了深厚的军事用兵智慧与实战经验，先后有不少重要的兵学家将这些宝贵经验凝聚提炼，写出了多种内容丰富的兵书。这些兵书大多以汉文传世，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中国历史上产生的汉文兵书，主要有《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吴子兵法》《六韬》《司马法》《三略》《尉缭子》《将苑》《李卫公问对》等。汉文兵书内容涵盖了战争中战略战术指导、军队建设与训练，不仅关注战略与策略，还详细论述了军队的组织结构、编制、训练以及后勤保障等方面。此外还重视政治与军事的结合，强调政治手段在战争中的运用。

汉文兵书作为国学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先人的军事思想与战略智慧，是众多军事家、思想家智慧的结晶。它们所蕴含的战略思维、辩证思维等，往往被统治者借鉴用于国家治理。汉文兵书不仅对现代社会的军事、政治领域具有指导意义，更在经济、管理等多个层面展现出跨越时代的价值，在全球范围内亦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中国历史上的兵书不仅是军事智慧的宝库，更是连接古今、沟通中外的文化桥梁，其深远意义值得不断挖掘与传承。

汉文兵书在历史上对国内少数民族也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不少少数民族用民族文字对其进行翻译，形成一系列有特殊价值的文献，丰富了中华民族军事理论与文化内涵，值得认真梳理和深入研究。

一

在中国古代，中原四周的少数民族被中原王朝统称为“四夷”。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中一些民族逐渐壮大，在内部统一以及与中原王朝的交往中，不乏军事行动的发生。遗憾的是，由于早期少数民族缺乏记录本民族语言的文字，他们的历史，包括军事行为和军事思想，都未能得到详尽的记载。如今，我们所能窥见的古代少数民族历史，大多依赖于汉文的记载得以保存。而近代以来的考古发现，也为少数民族的历史补充了许多珍贵的资料。

中国各民族之间在军事领域交往频繁，相互借鉴吸收。战国时期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典故便是明证。赵武灵王毅然将赵国的服装改为西北戎狄之短衣窄袖的服装，并学习少数民族的“马射”，大力发展“骑战”，使国家变得强大起来。

秦汉之际，北方的匈奴实力逐渐强大，与中原王朝秦、汉或往来，或对峙，或征战，关系密切。匈奴也任用了一些熟悉中原文化的臣僚，但尚无直接资料证明，匈奴借鉴过汉文兵书。匈奴没有创制民族文字，当然也没有翻译中原地区兵书之举。

此后，鲜卑族在南北朝时期十分活跃，建立了多个政权，其中以鲜卑族为主体的北魏王朝进至中原地区。魏孝文帝实行汉法，使用汉文，对汉文化施行“拿来主义”，当然也没有创制记录鲜卑族语言的文字。《隋书· 经籍志》记载“孝文徙都洛邑，借书于齐，秘府之中，稍以充实”。可见魏孝文帝时从南朝齐国得到书籍，充实秘府。《孙子兵法》等兵书作为中原军事理论的经典，可能成为北魏君臣们学习和借鉴的重要典籍。北魏在与南朝（如宋、齐、梁等）的战争中，常采用“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思想，通过情报分析和灵活战术取得胜利。北魏在军事教育中可能引入《孙子兵法》等兵书，特别是孝文帝改革后，汉化程度加深，汉文兵书可能成为军事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北魏名将崔浩的“我怠彼锐，危道也”与《孙子兵法》中的军事思想有着密切的关联，都强调了战争中双方状态对比的重要性以及保持自身优势和避免劣势的必要性。崔浩在对抗柔然时，提出“今出其虑表，攻其不备。大军卒至，必惊骇星分，望尘奔走”的策略，后来果然取得战争的胜利。这符合汉文兵书中强调“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兵贵神速”的观点。

二

大约在汉代至唐代，西北和北方地区的一些少数民族使用了佉卢文、焉耆-龟兹文、于阗文、粟特文、突厥文等。所存文献多是考古发现的木牍、纸本和碑文文献。文献中尚未见到有关自己编写兵书或翻译中原王朝兵书的记载。

唐代，松赞干布统一青藏高原，建立吐蕃王朝，与中原王朝关系密切，努力学习唐朝的先进文化和生产技术，创制了藏文。他先后两次派遣大臣赴唐朝请婚，迎娶了唐太宗宗女文成公主。文成公主入藏时，唐朝皇帝赐予丰富的物品，其中有大量书籍，如儒学经书、佛教经典、占卜书、营造与工技书、医书等。这些典籍与技术的引进，对发展吐蕃的经济、文化起到了积极作用。当时还从唐朝引入纸、墨等生产技术，派遣贵族子弟到长安学习诗书，聘请汉族文人入吐蕃代写表疏，与唐朝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保持着十分密切而友好的关系。8世纪初吐蕃赞普赤德祖赞即位后，也多次派遣官员到长安请婚，唐朝以金城公主赐婚。金城公主入蕃时又携带大量物品和人员，其中也有多种书籍。金城公主于唐开元十八年（730）向唐朝求得《毛诗》《礼记》《左传》《文选》等汉文典籍，唐朝如请赐予。但以上书籍不包括兵书，因为中原王朝与少数民族地区进行文化交往时，一般不会赐予兵书。

后来吐蕃的势力范围达到河西走廊。在敦煌石室所出藏文文献中有多种中原王朝典籍的译本，其中有《今文尚书》译本，还有《春秋后语》的译本（P.T.1291号）。《春秋后语》最初由日本藏学家今枝由郎首先提出为《战国策》译本。后来中国学者马明达指出此文献并非《战国策》译本，而是《春秋后语》译本。《春秋后语》与《战国策》是相关的文献，由东晋孔衍撰，共十卷，因《战国策》所记战国史事未为尽善，遂参据《史记》，考其异同，撰成是书，时间始自秦孝公，迄于楚汉之际，按秦、齐、楚、燕、赵、魏、韩七国分别记载。藏译本是残本，存《魏策》6篇。译著与汉文原著并非严格对应，有时采用简述大意的方法，译文生动流畅，推测是藏族专家的手笔。这些文献的发现，表明吐蕃时期（7世纪至9世纪）曾对汉文典籍进行翻译和传播，反映了当时中原文化对吐蕃地区的深远影响。与《战国策》有关联的《春秋后语》是战国至秦汉时期纵横家言论和谋略的汇编，其中包括战争背景与战略思想、具体战役与战术案例、军事思想与用兵原则、战争与外交的互动，内容虽未形成系统的军事理论，却为《孙子兵法》等兵书提供了实践注脚，堪称“非典型兵学经典”。由此可见藏族对中原地区的历史和兵法知识的学习和借鉴。

在敦煌石室中还有汉文《孙子兵法》残页，为日本大谷光瑞藏，收入罗振玉的《汉晋书影》中。敦煌石室还出土有汉文《太公六韬》，编号P.3454，存200行，为伯希和所获，今藏法国国家图书馆。这证明远在河西走廊西段的敦煌也有《孙子兵法》等兵书。而此地区当时是汉族与少数民族杂相居处的地区。文献记载，唐朝中后期吐蕃长期占领包括沙州在内的河西走廊。

三

宋、辽、西夏、金时期是多政权并存时期。宋朝坐拥中原，经济、文化发达，军事上前期与辽、西夏抗衡，后期与西夏、金对峙，可谓中原王朝的多事之秋。有宋一朝，在官方主导下系统整理兵书《武经七书》，其编纂规模宏大；学者们对兵书进行注释与研究，达到新的学术高度；在军事实践中运用，也能达到致胜的效果。宋朝印刷业兴盛，国子监主持刊刻《武经七书》，地方官府和民间书坊也大量刊印单行本兵书。宋朝对传统兵书的整理刊印，不仅是对古代军事思想的系统总结，更在军事技术变革与政权安全的双重压力下，实现了兵学理论的适应性转化，推动了兵学的发展。

辽朝以契丹族为统治民族，长期与宋朝南北对峙，显示出强大的军事力量。辽朝创制并使用契丹文，用契丹文翻译了很多汉文书籍。据《辽史》记载，萧韩家奴译《贞观政要》《五代史》《通历》，耶律倍译《阴符经》，耶律庶成译《方脉书》等。其他文献中也有以契丹文翻译汉文典籍的记载，如曾译《辨鴂录》等。甚至辽朝皇帝也参加译书，辽圣宗耶律隆绪曾翻译白居易的《讽谏集》。契丹文还用于书写外交书函、著诸部乡里之名、书写诗歌、刻石记功，甚至还用于考试。历史文献尚未见辽朝用契丹文翻译兵书的记载。近代出土的契丹文文献多为墓志铭等石刻碑文之类。

辽朝用汉文印行了大量书籍。清宁元年（1055）刊印汉文“五经”，咸雍十年（1074）又印刷《史记》《汉书》等。此外，还印刷有蒙书、医书。辽代崇佛，对佛经进行大规模的校勘、编纂和刊印，刻印了著名的汉文大藏经《契丹藏》，也称《辽藏》。辽朝虽创制契丹文，也翻译了不少汉文典籍，但契丹文行用不广，当时主要流行的是汉文。其对中原兵书的学习和借鉴应是从汉文兵书获得。

西夏是以党项族为统治民族的政权，占据西北一隅，抗衡东南部的宋朝和北部的辽朝，其军事力量也不可小觑。西夏在建国前就创制了记录党项族语言的文字，当时称为番文，后世称为西夏文。

西夏统治者对兵书十分重视。第一代皇帝李元昊“晓浮图学，通蕃汉文字，案上置法律，常携《野战歌》《太乙金鉴诀》”。所谓《野战歌》应是有关军事方面的著述，或根据党项族军事经验编辑而成，也不排除其中借鉴了中原地区的作战经验。西夏既能发展党项族的民族文化，又

善于吸收其他民族的文化特长充实自己。西夏统治者深知中原王朝有源远流长的文化，有丰富的典籍，要提高和发展西夏的文化，必须大力吸收、借鉴中原地区的文化营养。因此，翻译中原地区的著作成为其发展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西夏还将本朝编纂的重要西夏文典籍如西夏法典《天盛改旧新定律令》译成汉文。西夏译著的繁荣不仅与当时使用汉文的宋朝不同，与同是少数民族为主体的辽、金王朝也很不相同。辽、金王朝虽也创有民族文字，但民族文字的应用难以和西夏相提并论。

西夏创制文字后，景宗李元昊“教国人纪事用蕃书，而译《孝经》《尔雅》《四言杂字》为蕃语”，所译《孝经》《尔雅》《四言杂字》应是西夏最早的翻译著作。毅宗李谅祚于宋嘉祐七年（1062）向宋朝求赐字画和经史书籍：“夏国主谅祚上表求太宗御制诗草、隶书石本，欲建书阁宝藏之。且进马五十匹，求《九经》《唐史》《册府元龟》及本朝正至朝贺仪。诏赐《九经》，还其马。”现存的西夏文文献中已经发现了刻本《论语》，写本《孟子》《孝经》等。西夏还翻译了史书、类书和兵书。从黑水城出土的文献中可知，西夏有史书《十二国》《贞观政要》和类书《类林》的译本。西夏以军事兴国，建国前后不断与相邻的宋、辽、回鹘、吐蕃发生战争，特别重视用兵。西夏把中原地区的多种主要兵书翻译成西夏文刻印流行，其中有刻本《孙子兵法三注》《六韬》《黄石公三略》，另有《孙子兵法》和《将苑》的写本，其中有的是唯一的少数民族文字译本。目前已发现的西夏文兵书皆为残本，但我们可以推断原来都是全本。

西夏文翻译多种汉文兵书，反映出西夏对中原地区兵书的重视和需求。西夏向宋朝求赐书籍时，宋朝连史书都不肯赐予西夏，遑论兵书。但凭西夏与宋朝政府间使节的频繁往还，以及民间大量的经济、文化交往，得到宋朝出版的兵书作为翻译的底本并非难事。西夏翻译多种兵书反映了西夏面对周围各政权加强军事力量和用兵的迫切需要。

西夏文翻译的刻本兵书，观其版本皆应是官刻本，有专家考察《六韬》为西夏刻字司刻本。看来翻译、刻印中原王朝兵书应是官方行为。西夏军队的主力由党项族组成。西夏统治者认识到这些兵书的重要性，将其翻译成西夏文，演化成本土的实用书籍，发放至西夏的党项族军官，使那些不懂汉语、汉文的党项族军官们能方便地学习、借鉴兵法，以利于实战。即便是懂得一些汉语、汉文的党项族军官， 看汉文兵书的难度也很大，有西夏文译本就十分方便了。

考虑到这些西夏文兵书译本是在西夏偏远的黑水城地区出土，可以想象到这样的兵书在西夏落地生根，流通范围之广，影响之大，显示出汉文兵书文化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深度影响。

比起其他少数民族政权，西夏翻译、流通汉文兵书的数量和流传范围绝无仅有，显示出西夏学习、继承中原军事文化的深度。西夏作为一个地域偏狭、人口较少的政权，能同时抗衡两大强国，在军事上创造出很多出奇制胜的战例，其中，不少战例暗合于《孙子兵法》等传统兵书的意蕴，这与西夏翻译、传播这些兵书不无关系。

宋宝元元年（1038），西夏李元昊称帝立国，宋朝激烈反对，双方接连在三川口（今陕西延安西北）、好水川（今宁夏隆德县北）、定川寨（今宁夏固原西北）发生三次大战。天授礼法延祚三年（1040）正月，夏军破宋金明寨（今陕西安塞东南），又以数万军围延州（今陕西延安）。宋守军势孤，急调鄜延、环庆救兵赴援，遭夏伏兵袭击，宋军仓促应战， 败溃，多员大将被俘，延州几乎不保，夏军大胜。翌年，李元昊派兵攻宋渭州（今甘肃平凉），进逼怀远城（今甘肃平凉北），宋发镇戎军兵迎战。夏军尽弃牛、羊、马、驼，佯败走。宋军追赶，晚屯兵好水川。李元昊自将兵十万营于川口，先以数“银泥合”密封鸽百余置道旁。宋军得“银泥合”后打开，鸽自中起，盘飞军上，西夏军由此识宋军所在，铁骑四合， 断宋军归路，宋大将多人、士兵万余人战死，宋朝关右震动。再过一年，李元昊于天都山点集左右厢兵十万分东西两路合攻宋镇戎军（今宁夏固原）。宋军深入至定川寨（今宁夏固原西北），夏兵毁桥断其归路，以大军合围，又绝其水源。宋军将校四十余人战死，士兵近万人被俘。李元昊乘胜直至渭州，致使关辅居民震恐，纷纷逃往山间。三年接连三次大战，都以宋朝惨败告终，影响深远。此后西夏还有不少对宋、辽的战事中取得良好战绩的实例。这些典型的战例显示了西夏军队指挥者的军事才华，从中不难看到中原王朝兵书经验的影子。

黑水城还出土有西夏军律《贞观玉镜统》，是西夏贞观年间（1101—1113）的一部西夏军律，刻本，蝴蝶装。《贞观玉镜统》保留了残序半页，指明此军事法典的制订为正军令、明赏罚，规范将帅至士卒在用兵、行军、作战时的行为。其卷一仅存目录44条，尚缺约9条，正文全佚。从目录可知内容为将帅受命、牌印旗鼓、行军布阵等。卷二为“功品”，有目录77条，正文存15条。卷三15条，缺2条，为“罪品”。卷四完整，共16条，为“进胜品”。全书中有的条下还包括若干小条。

像这样规定具体的军法在存世文献中十分罕见。其实，西夏在《贞观玉镜统》之前可能早已有自己的军事著作。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环庆经略司言：‘斩西贼统军嵬名妹精嵬、副统军讹勃遇，得铜印、起兵符契、兵马军书，并获蕃丁头凡三十八级。’诏以印、符契、兵马军书来上”。宋朝缴获的西夏“兵马军书”或为早于《贞观玉镜统》的军事法著作，或为翻译成西夏文的汉文兵书。由此可见，西夏将帅在战争中确实携带着兵马军书以资参考。

这些近千年前汉文兵书西夏文译本的出土和刊布，引起了兵书研究专家的注意。21世纪初，时任南昌大学副校长、兵学专家邵鸿教授曾向我了解西夏文兵书的情况。北京大学李零教授也关注过西夏文兵书译本。至今西夏兵书研究已有很好的成果。彭向前教授在2011年立项研究西夏文《孙子兵法》，记得当时他将“西夏文《孙子兵法》研究”课题设计和录文、对译、校注示例交我征求意见。经过十多年的磨炼，在2023年完成了《西夏文〈孙子兵法三注〉研究》书稿。彭向前教授嘱我看稿，我在赞赏之余，也提出若干修改意见。此书从文献学、语言学、翻译学和历史学等方面，对西夏文《孙子兵法三注》展开多学科交叉研究，揭示了西夏文译本所具有的重要学术价值和贡献，对于厘清唐宋时期《孙子兵法》及其注本的演变和发展过程有重要助益。我们编纂《西夏文大辞典》请彭向前教授承担西夏文《孙子兵法》的词条编撰工作，他从中遴选1000多个词条，质量很高，有些词条只在《孙子兵法》中才出现。贾常业研究员对西夏文《六韬》做了较为全面的介绍、翻译和研究，发表了《西夏文译本〈六韬〉解读》。钟焓教授对西夏文《黄石公三略》做了深入研究，发表了系列文章。田晓霈和孙濛奇都对西夏文《将苑》进行了研究。

金朝是以女真族为统治者的王朝，于12世纪初灭亡了辽朝，随后攻占了宋朝的都城开封府（今河南开封）。金朝对汉文典籍十分重视，早在金太祖天辅五年（1121），阿骨打便下令“若克中京，所得礼乐仪仗图书文籍，并先次津发赴阙”。天会四年（1126）攻下开封府时，将北宋国子监所藏图书、书版尽数劫去。金朝立国后中央政府刻印汉文图书，金收国元年（1115）设国子监，除培养士子外，还负责出版教学用的儒家经典，如九经、十四史，还有《老子》《荀子》《扬子》等书。

金朝建国后，即创制文字，称为女真字。据史载，女真字有大字、小字两种，但传世的女真字主要为女真大字。一开始规定女真字与契丹字、汉字在金朝境内同时流通，后只准用女真字和汉字。由于文化教育的需要，女真文字图书的翻译也十分兴盛，从编译的女真文图书内容来看，大多为儒家经典。当时女真文译本有《易》《书》《论语》《孟子》《老子》《扬子》《文中子》《刘子》《新唐书》等典籍。还有记载曾用女真文翻译《伍子胥书》《孙膑书》等，尚有待进一步考证。上述书籍既无传世文献，也无考古发现。

四

元朝统一中国，其皇族是蒙古族。蒙古族兴起后，吸收畏兀儿文化，创制了以回鹘文为基础的回鹘式蒙古文。元世祖忽必烈即大汗位后，积极推行汉法，广泛接受汉族的传统文化，迅速将蒙古族的文明程度提升到一个新高度，使处于封建制度初期的游牧民族很快接受了中原地区较发达的农业文明。忽必烈尊儒兴学，使蒙古贵族子弟学习儒家经典，接受汉文化教育。对于刚进入中原地区的蒙古人来说， 学习儒家经典最困难的是语言文字。为此，忽必烈擢用一批通晓蒙语的汉族文人来翻译儒家典籍，其中未见有翻译兵书的记载。忽必烈时期命国师八思巴利用藏文创制成“译写一切文字”的八思巴字。元代用八思巴字也翻译了不少儒、史书籍，如《通鉴节要》《孝经》《贞观政要》《资治通鉴》《大学衍义》等，其中也没有翻译兵书的记载。近代考古发现中也未见回鹘式蒙古文和八思巴字的兵书文献。

明朝是以汉族为主体的王朝。元朝灭亡后末帝逃往元上都，残存于塞外的元政权，史称“北元”，与明朝有和有战。16世纪北方又有蒙古族首领俺答汗崛起，最后归顺明朝。明朝的蒙古族没有翻译汉文兵书的记载。

清朝是以满族为皇族的政权，统一全国，国家统一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太祖努尔哈赤不仅是一个马上取天下的开国皇帝，也是一个注重文治的君主。他在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下令创制满族民族文字。天聪六年（1632）又加以改进，称为“新满文”。有清一代，用新满文纂修、翻译了许多图书、档案。

清代早期翻译了很多汉籍，其中包括多种兵书，如《孙吴兵法》《孙子兵法》《孙吴武经》《六韬》《三略》《黄石公素书》《武侯心书》等。在顺治七年（1650），刊印了《三国演义》满译本。《三国演义》早在关外曾由达海译过，入关后，遵摄政王多尔衮谕旨组织重译。入关前后，两次翻译《三国演义》，并非因为其为文学名著，实以此书富含战术案例，可从中学习兵略。

此外还有《三国演义》满汉合璧本，共48册。从汉文中“玄”“贞”均已避讳，而“弘”字未避讳，推断应是雍正年间所刻。

满文兵书及与兵书有关的小说类书籍翻译多在清代初期。一是当时在统一全国过程中不断用兵，急需系统的军事理论指导。满族统治者意识到汉文兵书的战略价值，通过翻译将其转化为满文教材，供八旗将领学习。二是当时满族将领不熟悉汉语汉文，将兵书译为满文才能为满族军界官员应用。清康熙四十九年（1710）桑额翻译《满文孙吴子兵法》，其中包括了《孙子兵法》，此为第一部满文版《孙子兵法》。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面临严峻的国内外形势，军事走到了变革的十字路口，清统治者又开始将目光投向了《孙子兵法》等中国传统兵学典籍。1846年，耆英翻译的《满汉合璧孙子兵法》刊行，这是第二部《孙子兵法》满文译本。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清锐在桑额译本基础上校订而成《孙吴武经：满汉合璧》。

清代用满文翻译的汉文兵书和与兵书有关的小说数量较多，影响很大。此外，还有汉文、满文合璧的兵书文书，它们不仅传播了中原兵书，还便于汉、满两族人相互学习对方的语言文字，很有特色。对满文翻译的兵书也已经有专门研究，如张闶著《满文〈孙子兵法〉研究》。

五

中原地区的多种汉文兵书在不同历史时期翻译出多种少数民族文字译本，如同一颗颗璀璨的明珠，这在中国乃至世界军事文化史上，都是值得高度重视和深入研究的辉煌篇章。这显示出汉文兵书具有重大理论和实用价值，受到少数民族对中原军事智慧的青睐与尊崇。这些兵书如同桥梁和纽带，深深影响了少数民族的军事文化，成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组成部分。

众多少数民族对中原王朝的兵书给予了高度重视，他们深刻认识到这些兵书的军事实用价值，因此纷纷投入精力进行认真翻译。从翻译、刻印到流行，这一系列过程往往由统治阶层主导和推动，充分体现了官方对军事文化传承与发展的重视。古代汉文兵法类书籍，由于专业术语晦涩以及时代差别所形成的语言隔阂，后世理解不易。因此，不同时期注释本的出现，为后世读者提供了宝贵的解读钥匙。将原书和古代注释本译为少数民族文字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任务，需要专家熟悉古汉文和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还要懂得军事术语。以西夏文兵书译本来看，总体上译文准确，对一些难以翻译之处往往能以巧妙的方式应对，既表现出译者的功力和水平，也展现出两种民族文字的融会贯通。尽管其中也有个别翻译不确、词不达意之处，但是瑕不掩瑜，其整体价值依然很高，为后世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汉文兵书用少数民族文字翻译时，有时依据了当时能见到的古本。后来这样的古本或失传，或在流传中被改动了。而少数民族文字译本中保存着古本的样貌，可以与流传本进行校勘，补充对古本的认识，具有巨大的校勘价值。

汉文兵书译为少数民族文字文本，在少数民族地区流传，扩大了中原地区兵书的使用范围，使少数民族地区提高了对军事用兵的认识。既显示出汉文兵书的引领作用，又展示出多民族传承、利用兵书的热情。兵书的翻译无疑是民族间军事文化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

纵观历史上用民族文字翻译汉文兵书的历程，西夏时期和清朝前期无疑是两大亮点。西夏处于中国民族政权分立状态，清朝则是大一统时代，清前期为统一全国时期，后期为守成时期。

西夏翻译多种汉文兵书，多以刻本流行，显示出更多的主动性和自觉性。其翻译水平高超，臻于精妙；刻本文字为西夏文楷书，书法规整，刻印精良，文字清晰，可与西夏王朝法典《天盛改旧新定律令》的刻本相媲美，体现出当时官方对此事的高度重视，是西夏军事文化高度发展的体现，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

清朝兵书的翻译工作由朝廷直接推动，注重实用性与本土化的结合，如皇太极时期设立“文馆”（后改为“内三院”），组织学者翻译兵书。乾隆朝编修《四库全书》时，将历代兵书系统收录，其中清代学者对《孙子兵法》等的注解亦被纳入。清代翻译兵书不仅注重文字转换，还结合满族军事传统进行注释。例如，满文版《孙子兵法》常附以八旗战术案例，便于将领理解应用，突显清代翻译兵书的特点。

总之，用少数民族文字翻译的汉文兵书在历史上具有实用功能，是中国历史上各民族之间交往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些特殊而重要的古籍在当今成为令人瞩目的文化遗产，又因其载体为少数民族文字，整理、研究颇有难度，往往被列入“冷门”“绝学”之类。希望今后加大力量继续深入挖掘，为中国古典学研究增光添彩。

《孙子兵法研究》已许可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通过数字化形式汇编、制作、存储、传播刊物全文。读者可通过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https://ncpssd.org/journal/details?gch=11128X&nav=1&langType=1）免费阅读和下载本刊全文。

一 宋史研究资讯一

邮箱：txq1627@126.com

来源：宋史研究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