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22年5月初，湖北省社科院研究员俞汝捷先生，在家里接待了北大校史馆、档案馆馆长马建钧，将他本人岳祖父范熙壬所珍藏其于1902年考取京师大学堂、并获得第一名的“作文试卷”之原件，捐赠给北京大学。

2022年5月初，湖北省社科院研究员俞汝捷先生，在家里接待了北大校史馆、档案馆馆长马建钧，将他本人岳祖父范熙壬所珍藏其于1902年考取京师大学堂、并获得第一名的“作文试卷”之原件，捐赠给北京大学。

作为一种实物档案，范熙壬的这件试卷手迹，从它的生成、到回归于其初始存档地，历时正好120年；而这正好跨越了清末、民国、新中国成立，直至当今等三大历史时期。由它所折射出时代风潮的丕变，以及其所牵连到的人或事，实可谓波及到了古今中外多维度世事沧桑所引发的强烈震荡；并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中华民族千百万的优秀儿女，在鸦片战争后救亡图存、并走向复兴之路的艰难岁月中屡遭颠仆而自强不息的执著情怀。

一.重现江湖的一份卷试 骤然聚焦政治亮点

范熙壬这篇一百多年前应试于京师大学堂的试卷，标题赫然为《张居正毕士马克优劣论》！此处“毕士马克”，现在通译为俾斯麦。人所周知，张居正是明朝中后期内阁首辅大学士、“万历新政”的主持人，为中国古代杰出的政治家、改革家；俾斯麦是十九世纪中后期欧洲普鲁士王国的首相，他在任职期间发动普奥战争、并取得胜利；又于普法战争中主持中枢，指挥部队打败法军；1870年的年底，南德四邦加入由普鲁士王国主持领导的德意志联邦，并于次年正式成立德意志帝国，俾斯麦任帝国宰相兼普鲁士首相。

1902年，是为晚请光绪二十八年，在我国近代史上是个极不平静的年份：年初，在西安驻骅两年的西太后慈禧和光绪帝回到北京，“清末新政” 自此揭开序幕；分设于武昌的湖北师范学堂与南京的两江优级师范学堂，也在当年相继成立，清廷颁行“钦定学堂章程”，明确将“激发忠爱，开通智慧，振兴实业”，以及“端正趋向，造就通才”，规定为办学宗旨，最终为废除延续了一千二百年的科举制度奠定了基础；秦毓鎏、张继、陈独秀等留日学生在东京建立反清革命团体青年会，开宗明义地鼓吹推翻清政权……清廷下令，恢复京师大学堂，任命吏部尚书张百熙为管学大臣；这所当时集国家最高教育行政机关、同时也是近代中国的第一所国立大学，于1902年10月14日开始招生，并于当年的年底开学。

京师大学堂首期招生的试卷，其标题设定为《张居正毕士马克优劣论》，是那段历史时期时代风云汇聚、震荡的一个综合性产物。首先，它表明在经历了“庚子事变”后，清廷最高当局不得不最终放弃此前所固有“天朝大国” 的陈腐陋见、开始放开眼界遍视寰宇、继而被迫向西方学习的一种新动向；其次，是将中国古代优秀传统文化的杰出践行者与倡导人张居正，举出来与在西方世界享有“铁血宰相”之称的俾斯麦相提并论，深刻反映出了其在力图固守本国“道统”的同时、亦倡导向西方“治统”的借鉴，以力求尽快走出当下的极度困境。

清末民初，是中国思想界打破自道光、咸丰年间所形成“万马齐喑”（龚自珍语）的沉滞格局，开始走向活跃开放的重要转折时期。尤其是在“甲午之战”后，众多中华热血男儿纷纷寻求救亡图存之道，一是开始向西方学习，通过对工业革命的深入认知而全面吸纳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及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的社会思潮；二是反求诸己，回过头来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寻找具有中国文化精神特质与民族个性的思想精华。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张江陵”及其所包涵的文化意蕴，开始引起中国思想界众多代表人物的密切关注，并顿成崛起之势。

这是一种历史进步：将中国古代杰出的政治家、改革家张居正纳入庙堂宏论之中，于淸廷中枢而论，还真体现出了其亟具均鼎故革新趋势的重大抉择。

自从明、清易代后，除顺治、康熙两个开国皇帝对张居正执政理念及思想精华有过一定的嘉评赞誉之外，后世清代帝王对他一律示以十分冷漠的态度。在这方面，乾隆皇帝弘历曾一语道破天机：“至名臣之称，必其勋业能安社稷方为无愧，然社稷待名臣而安之，已非国家之福，况历观前代忠良屈指可数，而奸佞则接踵不绝，可见名臣不易得矣，朕以为本朝纪纲整肃，无名臣亦无奸臣，何则？乾纲在上，不致朝廷有名臣、奸臣，亦社稷之福耳。”说穿了，就是这些清朝皇帝的皇权意识比前代帝王愈显狂燥。他们认为，只要自己做好了，什么内阁学士、军臣大臣一类的当朝众臣臣，都不过是仅供驱役的“奴才”、只须秉命而行即可。所以，直到清道光八年（1828年），眼见国是日非，江河直下之势已经形成，才有江苏巡抚陶澍与与时任苏松太道观察使的陈銮等湖广籍大官联手在南京重新刻印《张太岳全集》，试图从中探究振衰起隳、激浊扬清的执政驱动力。

到了清咸丰年间，太平天国渐成燎原之势，一筹莫展的清廷中枢束手无策。此时，幸而尝有曾经从陶澍处熟读了《张太岳全集》的胡林翼、曾国藩、左宗棠与王柏心等湖广籍官员以其经世致用之学，出头力挽狂澜，这才造就了“同（治）、光（绪）中兴”的崭新格局。但是，鉴于此间清朝宫廷一再出现“主少国疑”的可悲局面，而西太后慈禧之猜忌心又极为严重，故这些汉族官员怕惹祸上身，从来不敢公开谈论张居正，只是闷地里努力传播他的执政思念及政治追求。

时至慈禧太后的晚年，尤其是在“庚子事变”之后，她已不大特别留意朝野内外的社情民意，而大清的内廷中枢在内外交困的局势下也早就整个儿地腐朽得一塌糊涂。总之，在这一特定时期，京师大学堂所拟这道考题，尽管带有“临时抱佛脚” 的鲜明印记，但从比较政治学的范畴看，此举至少证实清廷中枢的那一班人，仍然还在努力地顺应着时代风潮。很难想象，在当年那些前来应考的考生中，有多少自恃经纶满腹、却只习惯于熟读四书五经的人，一见到这道考题时，会因“双手抚白纸，两眼望青天”而椎心泣血！这些早已习惯于科举“八股”试题的士人俊彦，从小虽熟知“学得文武艺，售与帝王家”道理，但殊不知当下风向一变，他们此前眼前已经看得到利祿功名，几乎于倾刻间化为乌有。

在这全新的一种“策论”格局下，同样也是旧式读书人湖北黄陂人范熙壬之所能获得第一名，其优势首先来自家乡——《张太岳先生诗文集》(此书后来印行曾采用多种题名，现统一通用《张居正集》)自其成书之日始；即是以荆楚大地为基点，逐次向外扩散。黄陂范氏几代人诗书传家，范熙壬幼承庭训，自然从小就知道湖北同乡、万历朝首辅张居正生平事迹与相业勋绩；再加上他本人16岁时即有幸考入湖广总督张之洞所主持的两湖书院，并得以藉学业优异而屡获梁鼎芬、杨锐、沈曾植、汪康年等新派业师的嘉奖。所以，当众多其他考生尚皆因完全不知道什么个“毕士马克” (俾斯麦) 算哪门子葱、而惶悚不堪之际，他早已从曾经接触过的“西学”中，便粗通了当时西方文化及其时事的基本政治动向，

在这一时期，且不说清廷的元老重臣李鸿章早于1896年、即作为专使前往俄国祝贺沙皇加冕盛典；此后，他又顺便访问德、法、英、美等国，还曾与那位普鲁士首相有过一段面对面的晤谈。光只论戊戌维新的烈士谭嗣同，生前就曾在《南学会讲义》中，多次谈及对于西方政治强人俾斯麦的钦慕景仰之情。显然，此间由京师大学堂所拟的试卷标题，事实上确实具有当年正处于新、旧两个时代交汇更替期间的鲜明政治特征——适当面对时事政治中前所未有的时代大变局之际，位于朝廷中枢一线位置的有识之士及情系家国的志士仁人，都在力图寻找新的思想武器，正努力破除桎梏，开创新局。

二.东西两边的二位人杰 怎会遽然相遇于兹

清朝末期，朝廷人士对西方世界的认知，经历了一段非常艰难的认知转型：自从年鸦片战争开打，直到甲午战争而被东瀛强寇以一弹丸岛国受尽蹂躏之灾，再到八国联军兵临京师、直入畿辅，此前华夏大地上于干百年间那些个饱读圣贤书、却食古不化的大人先生们，便已经被时代的风潮所无情地迅速淘汰。

在经历了“东南互保”等重大事件后，当年如张之洞、刘坤一等封疆大吏，也开始对西方的政治运作的规则和程序等，有了基本认识。从这个角度看，身为欧洲强国德意志联邦宰相的俾斯麦，之所能在此间引起清廷中枢上层人士的普遍关注，乃至于好多当朝显贵都会在公开、或私人语境中不断会提及到他。这一现象，固然得益于前驻法德等国公使许景澄、前保定莲池书院山长吴汝纶的大力宣扬之外；更主要的还是身为普鲁士首相俾斯麦以其特有的事功与勋业，正好适应和满足了处于朝廷中枢那班人试图刷新朝政、起衰振窳的精神需要。

俾斯麦是德国近代史上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他出身于普鲁士乡村容克贵族之家；当其走上政坛后，开始充分认识到德国统一的历史必然性；自此，他抓住机遇，在一定程度上联合新兴的资产阶级，视统一德国为其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和平身抱负。在关键时刻，他于1862年出任普鲁士首相这一关键职务，顺应时势，全力以赴，排除干扰，纵横捭阖，对内坚决实行“铁血政策”，颁布《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残酷镇压工人运动，并在1866年击败奥地利，统一了德国（除奥地利）；对外至1870年即击败法国，还帮助法国凡尔赛政府镇压巴黎公社，使德意志联邦称霸于欧洲大陆。俾斯麦的成功，与普鲁士威廉一世国王密切相关。无论是内政外交，但凡国务上的事，几乎都由他全权决定；甚至在德、法即将开战前，威廉一世准备发给法国的电报，俾斯麦也敢擅自拦截，修改一番后再重新发出。擅改君王的外交诏令，放在中国古代的任何一朝，都是可处死刑的狂妄举动，而俾斯麦居然胆敢自作主张，这无疑也是清末中华士大夫对其刮目相待的重要因素；细检中国古代史，除汉朝的霍光与明朝的张居正，再就是于生前大逆不道、废君篡位的政治大野心家王莽、曹操和东晋重臣桓温了。

对于明朝万历前期的首辅张居正，他据以全力推进“新政” 的权力，乃是当明神宗朱翊钧年仅十岁时、而由皇室暂时寄放在内阁的皇权。换句话说，身为万历朝前十年“柄政”人的张居正，恰是由于其并不具有前朝宰相的职能、而却又不能不肩负起那份揆度天下的重任；所以，张居正将国家政务打理得愈合理、愈妥当，那么便给这一权力的原本持有者皇帝所带来的潜在性威胁则愈大。事实上，张居正厉行考成法，整贪肃贿，清汰冗官，整顿学风，削减生员名额……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挽救了日渐窳败的大明王朝，可其一旦身故，明神宗朱翊钧即认为他的所作所为，无不是对皇权的一种侵害；于是竭尽一切手段，对刻意打压，不仅令其荆州张氏“破家沉族”，而且也叫他本人“名秽家灭”！此后，在其掌权剩余的整整36年时间里，张居正不仅成为文官集团、甚至是士人群体全力攻击的众矢之的；而且，就其被妖魔化、丑角化的程度看，还完全超出了历史上的王莽和曹操——成为将近两代人成长进程中人所共唾的对象。

与所有历史人物有所不同的是，一是为张居正所全力推进的“新政”成功了，其“十年相业”的成果连后来官修史乘《神宗皇帝实录》也予以承认；二是趁明神宗朱翊钧中年倦勤，政务懈怠，官员尸位素餐、抑或是睁只眼闭只眼之机，荆州张家张嗣修、张懋修等兄弟于万历四十年(1612年)即将《张居正集》刻印成功，并以湖广(当时含湖北、南两省)为基点，私下授受，逐步扩大影响，让许多本籍官员，从中了解到一位真实的、有血有肉的前万历首辅。

由此，也可以看出京师大学堂首期招生的试卷，于标题上把张居正和俾斯麦排在一起互论“优劣”，在当年亦确属高招：第一，这道题，首先检测了考生对中国历史文化与儒学精义的熟悉程度；第二，它测试了考生对方兴未艾西学了解进度的深浅；第三，尤其重要的是，京师大学堂的恢复，既是标志着中国近代国立高等教育的开端，那么它就必要须培养出将来足以担当治国理政重任的实用人才。张居正与俾斯麦都是面对不同时代、不同政体的政治家，但务求实干、卓有实绩，则是东西两方这二位主政人在各自“柄政”期间所柄持的政务理念。

以京师大学堂所首期招生的1902年而论，《张居正毕士马克优劣论》试题的出现，于当时确具震聋发聩之效！尽管当中华古国站在20世纪的门槛上瞻望未来之际，确实有人力图在维持旧格局不变的框架下，尽量通过平隐过渡的方式改进政务；但历史的潮流终归不可能依循少数人的良好意愿、而改变其自有的演化轨迹。事实上，自咸丰而后，西太后慈禧执政，此后同治和光绪一连两代皇帝相继得登帝位，华夏大地的政治中枢皆一再被置之于“主少国疑”之状，朝中众臣，何敢轻言张居正？乃至所谓“同光中兴”的股肱梁栋之才，如胡林翼、曾国籓、左宗棠和李鸿章等，哪怕各自私下里都几乎都翻烂了那部《张居正集》、且对其相业勋绩，了然于胸；但综其一生，谁个敢犯“口忌”而擅论张文忠公？

所以，这道试题的出现，唯其惊世骇俗，震感天下，自然挟带着新时代威猛迅疾之风雷！鉴于清王朝的极度腐朽，积重难返，在那种社会条件下，其积重难返的政治痼疾，焉是一场考试，一道试题所能撼动？于是，不过数年时间，爱新觉罗王朝便终于在辛亥革命的枪炮声中，轰隆隆、呼啦啦地訇然坍塌。

三.慎终追远的名著传播 求法心迹可鉴

清末民初，虽说只有短短数十年的时间，但它令中华古国在思想领域所完成的历史性跨越上，却超过了其他历史时期的上千年。民国初立，各种新思潮被不断地引进到这方古老的大地；许多有识之士都在苦苦地思索：我们眼下这积弱积贫的祖国出路终究在哪里、中华民族复兴的希望在何方！

民国年间，神州大地所面临的危局，不单是列强环伺，个个虎伺耽耽，而且一茬又一茬的新旧军阀混帐官僚、无耻弄臣、贪墨胥吏、下作文人等，你争我斗，杀伐拚抢，将大好神州弄得乌烟瘴气，污涔不堪。面对着国势艰危的时局，稍有良知的中国人都在为救亡图存而苦苦探索，更有许多学人不期然地将目光投向了“慨然以天下为己任，振刷纲纪，严明赏罚”的明朝先贤张居正。

1907年亦即淸光绪三十三年，或可是受到了京师大学堂《张居正毕士马克优劣论》试题的影响，上海广智书局印行了《张江陵书牍》。原来，1898年戊戌维新失败后，康有为窜逃海外；梁启超即匿迹于日本横滨，托名香港商人冯镜如、用股份制方式，向港澳华人、北美和大洋洲华侨出售股票，集资后在上海创办了这家书局。书局地点设在上海棋盘街中市，梁启超本人以提供文稿作为“技术股”、占有三分之一的股份，并由其在海外遥控运作。该书局翻译出版了大量介绍西方新学术、新思想的著作,是晚清西学东渐大军的领跑者。初创时经营尚可，仅1902-1903年间即分得的红利上万银圆；康有为那时避居印度大吉岭，生活窘迫，亏得梁据此接济其渡过经济难关。后来，书局经营不佳，而勉强维持到1907年，印行了这部《张江陵书牍》；该书为上下两册，其实优是将《张居正集》之中的十五卷“书牍”抽出来单印而成。单纯地从生意经的角度上讲，广智书局此举绝对是一大手笔：在张居正身后留下的诗文中，其书牍部分的篇幅特别多；而在全数为888封书信之中，直接写给各地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等地方官的信件，就达707封，占总数的79.6%。那为他所写给各方官员的一封封书信，因其对象不同，其所采用的方法也各不相同：有的是正言开导，喻之以礼义；有的是危言苛责，胁之以法绳；有的是善言抚慰，劝之以温情；有的是恶言威逼，驱之以刑狱……总之，正是从其身后留下的诸多书牍之中，人们真切地感受到了他那富有韬略的决策水平、严于律己的高尚节操、勤于探索的务实品质与精明干练的工作作风，以及凛然不可侵犯的恢宏正气。其中，除了交待政务，切磋世情，关注民生，防范动乱等要事之外，同时还有相当数量的内容，关乎个人的品德修养、人格涵育、节操砥砺、情致陶治。此书一经发行，很快便在知识界不胫而走，乃至连印数版，广智书局甚至乃至凭此书财源滚滚，日进斗金，至宣统二年（1910年） ，不过三年功夫，此书便连印四版，广智书局赚得个盆满钵满。

广智书局颇有眼光，以重金延聘大才子潘博复核全部书稿，并为之作序。

潘博(1869～i916)，字弱海，广州人；他是康有为的得意门生，为中国近代著名作家、诗人与民主主义斗士。他曾积极参与变法，后全力奔走国是，鼓吹革命，至袁世凯复辟帝制时因策划反击活动，以心力交瘁忿然而逝。在这篇《张江陵书牍序》中，他说：“汉唐以来，以功业炳史册者夥矣。至若意量广远，气充识定，志以天下为己任而才又能副其志者，则惟明张江陵一人而已。方明隆万之际，明之政已驰矣。自世宗西内静摄，君荒于上，臣纵於下，将嬉于边，士嚣于庠。纪纲万事，群堕于冥昧之中之中。而瓦解土崩之祸，将隐中于晏安无事之日。自非有雷霆之力不足以集上下涣散之孰，非有整齐严厉之法不足以其积久疲顽之习。江陵知其然也，慨然出其身以任之。奋乾刚，行独断，宫府内外，一听于己。赏罚予夺悉决于心。不以逼上为嫌，不以死权为讳，推其意岂不以为大丈夫。亦即乘时遇主，得行其志矣。则天下之责当于我任之，任之而当，虽挟无上之威权而不疑；任之而不当，虽蒙莫大之戮辱而不悔。夫岂特无保爵位顾妻子之心！即邀名誉之心而亦无之！所患者，吾志不行，事功不立，而至于众谤于生前，奇祸发于身后，则已于任事之初，逆睹而熟计之矣。呜呼，世之君子，欲立非常之功，则莫务为一切之计，莫徇众人之论，当机而立断，独立而不惧。……江陵一生相业，其大指在六事疏，而时时见于与人书中，虽寥寥尺幅，而论政筹边，规划详尽；吏私民隐，亦冈有遗匿，万里外皆惴惴然。若有一相君伺察其旁。”

潘博的这篇序文，写得气势弘大，文理贯通，激情酣酬，充分表达出在国难当头之际志士仁人那种勇为天下担千钧壮志豪情。至于序文对张江陵书牍“虽寥寥尺幅，而论政筹边，规划详尽；吏私民隐，亦冈有遗匿，万里外皆惴惴然。若有一相君伺察其旁” 的评价，那更是准确精当，切中肯綮。1934年，当商务印书馆以重金邀聘国民政府外交家、历史学家蒋廷黻出面编著《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时，他即在书中全文辑录了潘博的这篇《张江陵书牍序》。

从思想传播的角度讲，《张江陵书牍》的出版发行，在当时可算是一大壮举。拿后来在湖北省主持整理、点校《张太岳集》的华中师范大学著名教授张舜徽的话说，张居正著作的重新问世，是当时思想解放的一个鲜明标志，“当清末国势阽危之际，已有人辑出书牍部分印成专书，用为激励士气、振兴中华的辅助读物，实已先得我心，私衷快慰不已。直到今天，这一部分文字仍是我们必须认真阅览的重要部分。尤其对每个勇于任事的人，有坚定意志、振奋精神的巨大作用。”

张舜徽先生后来曾自述襟抱，说：“我早年读张居正全集时，特别重视其中书牍部分，认为短小精悍，中多激励之语，是以立懦廉顽，使人读之气壮。”可以说，这部书自问世以来，不知激励了多少有志青年。

或可受《张江陵书牍序》的引领，梁启超跟着又设计出一套《中国名相传》，由广智书局印行。在此书的广告页上，仍是由潘博主撰广告词：“欲为今日之政治家，不可不研究往日政治家之轨辙。虽其建设之事业今昔之不同，而其英锐之精神，共寓之心思，敏辣之手段，沉毅之魄力，均足为后来政治家所取法。”

1911年，由梁启超等分头撰著的《中国六大政治家》，率先面世。于《王安石传·自序》中，梁启超写道：“自余初知学，即服膺王荆公……其数百年来哲人硕学之言论，足资征信者籀而读之，亦得十数家，钩稽甲乙，衡量是非，然后叹吾畴昔自谓能知荆公，能尊荆公者，无以异于酌潢潦之水而以为知海，睹牗之明而以为知天也。而流俗之诋蔑荆公，污蔑荆公者，益无以异于斥鹦之笑鹏，蚍蜉之撼树也。不揣寡陋，奋笔以成此编，非欲为过去历史翻一场公案，凡以示伟人之模范，庶几百世之下，有闻而兴起者乎，则区区搜讨之勤，为不虚也。”

这套《中国六大政治家》，分别由梁启超撰著《管仲传》与《王安石传》，孟华述撰著《商鞅传》，李岳瑞撰著《诸葛亮传》与《李德裕传》，佘守德撰著《张江陵传》；大约其销路远不如《张江陵书牍序》好，所以广智书局此后未撑多少年，即将资产盘出，宣告歇业，但“中国六大政治家”一说流传至今。作为一部珍贵的文化遗产，该书于2015年中国由中华书局重新出版发行。

四.民国初年的文论史谈 “相业”勋绩昭彰

同样也是在1907年，时年27岁的浙江绍兴青年留日学生周树人（鲁迅先生）离开仙台，到了东京。此前他曾筹办一个文艺杂志《新生》，后因种种原因，此事夭折，但他仍奋笔不辍，勤耕砚田，介绍世界各国著名爱国诗人的作品，也动手翻译了一些被压迫民族作家的诗。于是，写出了他早期的一部力作《摩罗诗力说》。“摩罗”一词，是梵语音译，也有译作“魔罗”，或简化为“魔”；简单地译成汉语，就是“论恶魔派诗歌的力量”，且于年2月和3月以令飞的笔名发表于《河南》杂志第二期和第三期上（后由作者收入1926年出版的杂文集《坟》中）。

正是在这篇文章中，青年周树人说：“国民之发展，功虽有在于怀古，而其怀也，思理朗然；如监明镜，故时时上征，时时反顾，时时进光明之途。时时念辉煌之旧有，故其新者日新，而其古也不死。”显而易见，在鲁迅先生的心目中，既是始终追求着“时时进光明之途”的境界，那么为他所终其一生而奋力于实施对旧世界的批判，也就是以矫枉必过正为旨归，充分体出了一种对“新者日新，而其古也不死”的向往与探索。这种意念于他而言，亦恰如他之所言：“充分世界化，然由于传统的包袱深重，欲开窗子，只好事先声言掀开屋顶，取法乎上，得乎其中。”因此，到了20世纪20年代的前半叶，大约有五六时间，鲁迅先生曾一度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等高校相继兼课，其重点，就是给一年级新生讲授新开设的《中国小说史》，而先生的文言文传世名作《小说旧闻钞》，便是这门课程在给学生上课用的讲义之整理所得。

《中国小说史》一课，此前无人讲过，鲁迅以筚路蓝缕的精神，披荆斩棘，做了大量的开拓性工作。那一阵，坊间刚传开明季中后期出现的古本小说《正统传》，鲁迅先生在授课中侃侃而谈。他说：“明人小说，以私怨背公理，是其积习；惟此书与《承运传》（亦记靖难事者，痛诋方、炼、景、铁诸公，不留余地），颠倒是非为尤甚耳。若以张江陵为巨奸，杨武陵为大忠者，固数见不鲜矣。”

综揽《鲁迅全集》，大抵可见他老人家似乎并没有从正面阐释过对其时已愈来愈引人瞩目之前代先贤张居正的认识、理解与评价；但是这绝非意味着他不太熟知张居正，恰好相反，仅从这于偶尔间猝然流露出的只言片语中，反倒可见他对张文忠公的那份崇敬之情，乃至对张身后遭遇深抱不平、且耿耿于怀，而这一点在民国时期的文化人当中尤显可贵。

鲁迅先生对旧中国的了解，比任何人都透彻，实可谓入木三分。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深刻犀利、精辟警策，迄今为止仍无出其右者，而他老人家当年针对中国社会、政治和国民的病根，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糟粕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其目的却非常明确。明人小说《正统传》，所叙原本是明朝第六个皇帝、明英宗朱祁镇始而被俘、后又复辟，并杀害赤心报国忠臣于谦的历史故事。鲁迅先生意犹未尽，以此发轫，随即便又提到了另一本明人小说《承运传》、及其那套“以张江陵为巨奸，杨武陵为大忠”说辞——最终，先生一针见血，对历史上这种忠奷不辨、黑白混淆的现象，一言以蔽之，“私怨背公理，是其积习”！

无独有偶，当鲁迅先生见到明人小说《绿野仙踪》对明朝嘉靖年间的直浙总督(明朝时的南直隶，相当于今江苏、安徽及上海市大部分地区)胡宗宪的丑化描写之后，他也于《小说旧闻钞》中，对该书评述说：“唯平倭一节，诋胡梅林(胡宗宪，号梅林)不留余地，不知何意？梅林将业，虽不足观，然功过尚足相掩，在当时节镇中，不可谓非佼佼者，正未容一笔抹煞也。相如江陵，将如梅林，而门人小说中每痛毁之，盖必别有不满意于当时社会者在焉？”在这里，不难发现鲁迅先生从上述列举到的明人小说《正统传》、《绿野仙踪》中，但凡语涉明朝先贤张居正之处，皆深抱不平。那么先生的批判锋芒，便是通过直指明季士大夫群体所表现出来那种悖于常理的恶意“积习”，进而愈加深入地批判皇权体制下中国士习人情中所存在的劣根性。从这个角度看，他对万历首辅张居正生平与勋迹，至少皆了然于胸；正是因为此事横亘于胸臆之愈深愈久，且如骨鲠在喉，难以释怀，故偶一提及，便义形于色，这才会在明人小说语涉永乐、宣德年间于谦与正德、嘉靖年间的胡宗宪时，旁敲侧击，并顺势将这口难以化解的恶气一舒为快。

鉴于鲁迅于《小说旧闻钞》中两度为张居正身后遭遇的仗义执言，均是连带性的拓展评议，由此可见，鲁迅先生毕其一生，虽然都是在与中国古代政治种种顽症痼疾作坚强的抗争，但对张居正这样一心为民杰出政治家的身后遭遇，仍深怀同情。他对张居正的同情与回护，正是在对旧中国黑暗政治予以的犀利抨击，同时也从反面强烈地呼唤着未来民族复兴的新兴曙光。

1914年，对于刚成立不过三年的中华民国而言，日子最不好过的当数首任副总统黎元洪。黎元洪也是那位范熙壬的黄陂同乡，不过他走的却是行伍之路；黎元洪曾于光绪九年（1883年）刚满19岁时进入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学习，曾亲身参加过甲午年的黄海大海战，至1906年他即以军功擢升为暂编陆二十一军统领，驻军武昌。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他以资望、阅历，以及与部下的友好关系，而被革命党人推举为湖北都督。袁世凯攫取革命成果后，当凶残镇压了“二次革命”， 袁世凯为了笼络好这个执掌“首义”地区军政大权的鄂督，采用硬逼软骗的双重手法，胁迫其离鄂赴京，被安置在了瀛台。

瀛台位于北京中南海内南海中的一座圆形小岛上，其始建于明朝，清朝顺治、康熙年间曾两度修建，此前一直是皇帝听政和避暑而居住的地方。它四面临水，衬以亭台楼阁，看起来像是一座海中仙岛，但因其曾为清末慈禧太后囚禁光绪皇帝一方禁足之地，所以黎元洪心里一直不是滋味。从明面上看，袁世凯的这一安排也无可厚非议：我俩既是主持“公府”，就该比邻而居；我当大总统人多事杂，住在陆地上好办事啊；你当个副总统，事情少、夫人也少（黎只有一妻一妾），居宅小点不算什么嘛。实际上，就是对这位“民国元勋”不放心。

黎元洪也明白，自己远不是袁大总统的对手，所以他袁的面前不急不躁，虚与委蛇。时间一长，他看出袁正朝着独裁称帝危险之路疾速下滑的狼子野心，非常反感，遂提出请求辞职，并以夫人体弱，瀛台寒湿为由，要求搬出中南海。

袁世凯精明过人，看出黎在称帝一事上坚不卖帐，于是一是不准辞职，二是开出10万大洋巨款支票，让袁克定买下荣禄原在东厂胡同的大宅院，以稳住黎。

黎元洪虽久历戎行，但拽起文来也能以四六骈对，并且还搞得像模像样。他将辞职函披露于报端，欲令天下人有目共睹。袁世凯的手下清客甚多，其中颇不之文采出众者，更兼还有杨度、张一麏等著名文人协力帮衬，乃将一通挽留的复函写得正气凛然。此中最为打动人心者，当数：“国基初定，经纬万端，相与有成，期我益友。嗣后凡大计所关，务望遇事指陈，以匡不尽。昔张江陵恒言吾神游九塞，一日二三。每思兹语，辄为敬服。前型具在，愿共勉之！”

在这一期间，这一正一副两个总统电牍交驰，虽说这二人写的皆为冠冕堂皇之言，但仅凭那“张江陵” 一言，即令黎元洪像被使了“定身法”似的，不得撂窩了：你黎副总统就是楚人嘛，现在国基初定，一切都离不开你，就别说什么撂挑子啦。想当年，张居正为着操心北部边防，甚至是人在北京，心中想的竟是九大边镇的敌情、友情与我情，每天都是在心里从山海关检视至嘉裕关、两三个来回地反复思虑，唯恐有失算之处。我一想到这位前朝先贤，都激动得心颤；你我现在都执掌国柄，前面有典范摆在那儿，我们可要以此共勉呐！

为此，黎元洪乖乖就范。他心里就纳了闷啦！这袁大总统尚且能从浩如烟海的中国浩如烟海的掌故中，单单拈出同为楚人张居正的“神游九塞”一说，可见真该对其刮目相看！原来，明万历三年，北疆宣(化)大(同)总督吴兑给张居正写信，汇报山西当面蒙古鞑靼武士的动向与舆情；张居正在复信中慨然说道：“仆内奉宸扆，外患边境，一日之内，神游九塞，盖不啻一再至而已。奈何边臣故套难改，鲜有为国家忠虑者。而无识言官，动即建白，及与之论边事，一似说梦……乃知大舜隐恶而扬善，亦有不可行于今者矣。人臣不忠，人心不古，可叹。”

从这段内心独白中，不难看出这位万历首辅对国是是多么的忧愤。而反观袁世凯，他不过是个落第秀才，后来不得已才转投戍行，还真难为他平时读书，能从张居正的近九百通书牍中，记住了这句话。或可，也是张居正这种视国防大业高于一切的挚著信念，深深地打动了他，所以他才会在给黎元洪的辞职函作批复时，信手拈来，成为借此收服黎的一大法宝。最终，由于时代风潮所致，黎元洪在蔡锷等革命元勋的影响和感染下，怎么也没赞同袁世凯恢复帝制的痴心妄想，而中华民国的袁大总统也仅只当了83天的“洪宪皇帝”，便因众叛亲离，后来只得灰溜溜地宣布宣布取消帝制。又过了几个月，恼羞成疾的袁世凯一命呜乎，黎元洪按照法律程序，在东厂胡同宣誓就职，成为了民国第二任大总统。只是在他俩之生命运发生交集的这段生涯，张居正这“神游九塞”的高标风范光耀人间，再一度地证实，其赫赫勋业，必将与世长存。

五.时局艰危的呼吁呐喊 鼓舞振奋人心

20世纪30年代中叶过后，积弱积贫的中国却正处于艰危时局之中；日冠强占东三省后，又进一步觊觎华北，中原板荡，人心忧愤，“救亡图存”已成为中华儿女集体发出的时代最强音，无数人都在恸问苍天：“中国的出路在哪里？”

1934年，范熙壬的黄陂老乡、民国时期教育史名家陈启天(笔名“陈翊林”)出版了他撰著的《张居正评传》。在该书中，作者对张居正予以了极高的评价，他说：“文忠在智力上是个天才家，有善于求学说理，知人晓事的聪明；在思想上表面是个儒家，骨子里却是法家，有力求综覆名实，信赏必罚的理论；在事业上是个政治家，有认清时势，贯彻主张，任劳任怨，不顾一切的魄力；在军事上是个统帅者，有妥定兵略，善用将领，巩固边防，剿平内乱的计谋；在行政上是个主持者，有确定权责，特予信任，勤加指导，严覆实效的办法；在志行上是个特操者，有恳辞爵禄，严拒贿赂，不计毁誉，尽瘁以死的精神。汇合文忠独具的天才、思想、精神和事业，遂成功一个大政治家。”

1936年正月初九，时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香港大学名誉法学博士的胡适利用寒假期间的休闲时光，给老朋友周作人写了封回信，兼以答复关于做人治学的若干问题。在信中，当谈及其所作所为曾受到有些青年的质询时，他剖自心迹，在信中写道：“生平自称为‘多神信徒’，我的神龛里，有三位大神，一位是孔仲尼，取其‘知其不可而为之’；一位是王介甫，取其‘但能一切舍，管取佛欢喜’；一位是张江陵，取其‘愿以其身为蓐荐，使人寝处其上，溲溺垢秽之，吾无间焉，有欲割取我身鼻者，吾亦欢喜施与。’嗜好已深，明知老庄之旨亦自有道理，终不愿以彼易此。”

胡适一生，虽然说过很多话，写过很多文章，但像这样真情表白“夫子自道”的话，却极为罕见。若是细加辨析，不难发现其对张居正的最为景仰之处，实乃出自《张江陵书牍》之，“书牍五”(万历元年) 《答吴尧山书》。

如今，尽管不能说胡适真是达到了张居正这样的崇高境界，但其“心向往之”的这种精神追求，则是可以用白纸黑字来印证的事实。

胡适对张居正的尊崇之心，还表现在1937年四月初八所写《致钱玄同》的一封信中。当时，北京大学教授钱玄同正与其交流关于中国佛教经典《华严经》的相关问题。胡适在阐释关于梵文“刹”的语言释义时，举出张居正在给其恩师、前荆州知府李元阳书信的一句话“愿以深心奉尘刹”做例子，认定其“‘刹’字与上文‘一切刹’之‘刹’同，梵文为Ksetra，译言国土，地土”云云。依据张居正那封《答李中溪有道尊师》的原信语义，胡适将“刹” 释读为“国土，地土”， 并继续论证“佛教是一种消极的人生观，但积极的人、如王荆公张江陵之流，也可以从佛教寻出积极的人生观来，见仁见智，此是一例”，实可谓深得张居正之真心。从这个角度看，他对这位明朝先贤的思想品格与执政理念，还是作过一番深入研究的。

1938年，湖北夏口（今武汉市江夏区）人、文史学家扬铎出版了《张江陵年谱》，将民国年间的“张江陵热”愈往前推进了一步。

正因为有着潘博、胡适等学界巨擘的极力推重，所以在整个民国年间，学界人士对于张居正的研究，一反清季的消沉与落寞，并据此形成一个高潮：不仅著述迭出、佳作凸现，甚至还有国民政府的中枢机关亦专门重新出版发行了《张江陵集》，而又有首脑人物托人代笔为之作序，其声望不为不隆。然而，真正值得一提的，是时至1943年当抗日战争进入到最艰危的紧要关头，由英伦三岛游学归来的朱东润先生乃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日子里，在重庆“柏溪寓斋”完成了他的巅峰之作《张居正大传》，从而将这一时期的“张文忠公热”，推向了一个高峰。

在该书的最后一节，作者曾以其无比亢奋的激情，大声疾呼：“整个的中国，不是一家一姓的事，任何人追溯到自己的祖先，总会发见许多可歌可泣的事实；有的显焕一些，也许有的黯淡一些，但是当我们想到自己的祖先，曾经为自由而奋斗，为发展而努力，乃至为生存而流血，我们对于过去，固然看到无穷的光辉，对于将来，也必然抱着更大的期待。前进啊，每一个中华民族的儿女！”

据此，正是朱东润与他的《张居正大传》，为民国时期的“张江陵热”，鸣奏出一曲富含时代精神的最强音。

1950年，中华大地春光重展，全国人民意气风发，埋头忘我地投身到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建设热潮中。受这种热火朝天的环境氛围所真切感染，我国近现代著名学者熊十力先生于年初阳光明媚的日子里，欣然北归。入夏时节，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熊十力觅得一套《张江陵集》，一时不由感慨万千：当年，广智书局之所以约请佘守德撰著《张江陵传》，在很大程度上须取决于撰著人手头必须得有一部《张居正集》；由于战乱不休，颠沛流离，身为楚人的熊十力每每愧恨于自己与乡先贤张居正睽违已久，眼下再睹真迹，便于急切中匆匆一睹为快。

刚好，此间熊十力的老朋友傅岳棻有信来探访，他便借着这个机缘，与之通过书信往还，侃侃而谈，将心中感受一倾为快。前文曾经言及，那位范熙壬逝世时，这位傅岳棻或可是粘了第二任民国大总统黎元洪的光，正好担任前北洋政府的教育部次长；于是其子、诗人范延中便因傅次长为祖父入室弟子的机缘，请其帮范家向北京大学说项，让该校档案室将亡父范熙壬的那份试卷，交由其本家后人，作为重要的家乘档案予以珍藏。傅岳棻全力斡旋，好在那时凡事皆可“变通”，于是范家的多年夙愿能够一朝得遂。后来，傅岳棻卸下教育部职务，曾一度任国立北平图书馆(即今中国国家图书馆之前身)的提调(相当于副馆长)；再往后，他相继在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担任教职。此人毕生治学，腹笥极富，但对向有“良史”之誉的淸季官修正史《明史》颇有腹诽。他见熊十力正悉心攻读这套新觅得的《张江陵集》，便与之有意诘驳问难。傅岳棻一向认为，《明史》蹈袭王世贞《嘉靖以来首辅传》之余唾，并承袭东林子弟万斯同之旧论，对于张居正多有贬斥之意；趁此机会，他反复与之切磋交流，由此引发熊十力对明清以来中国思想史研究愈为关注。日子一长，熊十力竟陆续地写出十余万字。由此，他通过充实整理，在这年夏天便完成了其在新中国建立后撰著的第一部著作《与友人论张江陵》。

在该书的《卷头增语》中，熊十力曾叙其缘起道：“治芗(傅岳棻的字)尝恨《明史》不为江陵立专传，而附见于华亭、新郑间，又集谤语以诬之，缺史识，败史德，莫甚于斯矣……窃叹江陵没五百年，非江陵之不幸，实中国之不幸也。”这部书的宗旨，即在于通过对张居正施政理念及执政风格的辨析，阐述其援法入儒、融通儒法、儒体法用、植微扶衰，以保民育民的政教理想，及其应时而作政治智慧等；故其间出自本意，衷心发出“二三千年间政治家，真有社会主义之精神而以法令裁抑统治层、底佑天下贫民者，江陵一人而已”的感慨与赞叹。

“人世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时至今日，我们来回溯这一段历史，似可深切感受到先人创业之艰。是不是可以这样说：适当清末民初之际，众多中华热血男儿纷纷寻求救亡图存之道，一是开始向西方学习，通过对工业革命的深入认知而全面吸纳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及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的社会思潮；二是反求诸己，回过头来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寻找具有中国文化精神特质与民族个性的思想精华。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张江陵”及其所包涵的文化意蕴，开始引起中国思想界众多代表人物的密切关注，并顿成崛起之势；而熊十力先生所撰著的《与友人论张江陵》，似可视作民国时期“张江陵热”的一个终结。

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毕竟已经迈入到时代风潮犹如怒涛狂澜般的一个全新的世纪；而唯有中国共产党通过几代人艰辛探索与浴血奋战，将从西方俾斯麦之故土家园所传来的马克思主义与本国实践相结合，即已开创出一条走中国特色的伟大民族复兴之路。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重提张居正的施政理念及执政风格，包括他的学术素养与人格魅力等，尽在新时期众多学界中人的研究视野之中。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赓续民族复兴的宏伟大业，当下已成为千百万人心心念念梦寐以求的一种集体共识；而当年那位正当雄登高位，挥斥方遒，正待鸿图大展之时，私下里却跟少年时代的恩师、前荆州知府李元阳倾诉心曲：“当主少国疑之时，以藐然之躯，横当天下之变；比时，唯知办此，深心不复计身为己有……正以退食之馀，犹得默坐澄心，寄意方外，如人火聚得清凉门。以是知山寺幽栖，风尘寓迹，虽趋舍不同，静躁殊途，其致一也”之万历朝前期故首辅大学士张居正的著述文集，便已经化着中华优秀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来供后人发掘、学习和借鉴了。

来源：明清史研究辑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