垂直起降先驱：康维尔XFY-1“弹簧单高跷”的奇幻飞行之旅

摘要：在人类航空史上，总有一些充满想象力的飞行器，虽未成为战场主角，却为航空技术的突破埋下了关键伏笔。20世纪50年代，一款形如火箭、能垂直起降的奇特战机——康维尔XFY-1“弹簧单高跷”（Pogo），便以其颠覆性的设计，在冷战初期的天空中划出了一道短暂却耀眼的轨迹

在人类航空史上，总有一些充满想象力的飞行器，虽未成为战场主角，却为航空技术的突破埋下了关键伏笔。20世纪50年代，一款形如火箭、能垂直起降的奇特战机——康维尔XFY-1“弹簧单高跷”（Pogo），便以其颠覆性的设计，在冷战初期的天空中划出了一道短暂却耀眼的轨迹。它的诞生与陨落，不仅是一段关于勇气与创新的传奇，更是人类探索垂直起降技术的重要里程碑。

一、冷战阴云下的垂直起降狂想

二战结束后，全球军事格局因核武器的出现而彻底改变。传统机场和航空母舰在洲际导弹威胁下变得脆弱不堪——一条跑道的瘫痪可能让整个空军基地陷入瘫痪，一艘航母的沉没则意味着舰载机群的灭顶之灾。于是，一种无需长跑道、能在狭小空间起降的飞行器成为美苏等国的迫切需求。1947年，美国海空军联合启动“蜂鸟计划”（Project Hummingbird），试图将纳粹德国未竟的垂直起降技术（VTOL）变为现实。

这项计划的灵感，源自二战末期德国福克-沃尔夫公司的“推力翼战斗机”（Triebflügeljäger）。这款设计于1944年的“尾坐式”飞行器，试图通过机身中部的三叶螺旋桨和冲压发动机，实现垂直起降并为无机场保护的工厂提供防空火力。尽管德国人的设计止步于风洞模型，但其“尾坐式”概念却深深吸引了美国海军——如果每艘军舰都能搭载具备垂直起降能力的战斗机，航母的脆弱性将大幅降低。于是，一场关于未来空战的技术赌局，在冷战初期的紧张氛围中悄然展开。

二、钢铁怪物的诞生：从图纸到“弹簧单高跷”

1951年，美国海军向康维尔和洛克希德公司抛出橄榄枝，要求各研制两架“尾坐式”VTOL战斗机原型机。康维尔的方案编号为XFY-1，其设计堪称航空工程的“暴力美学”：机身采用短粗的流线型结构，搭配小尺寸三角翼和巨大的垂直尾翼，四个安装在翼尖和尾翼末端的脚轮支撑起整个机身，宛如一只随时准备跳跃的机械昆虫。因其着陆时减震装置压缩的模样类似儿童玩具“弹簧单高跷”，这款战机便得了“Pogo”的绰号。

驱动这头钢铁怪物的，是一台由两台T38涡轮螺旋桨发动机并联而成的Allison T40引擎，其5100马力的输出功率相当于3台同时期的“海盗”战斗机发动机。巨大的动力通过减速器传递给一对直径达16英尺的柯蒂斯-赖特电动反转螺旋桨，使XFY-1在理论上具备了垂直起降和高速平飞的双重能力。为了适应从垂直到水平的飞行姿态转换，飞行员座椅可旋转45度，让驾驶员在两种模式下都能保持舒适视野。尽管原型机未安装武器，但设计方案中计划配备4门20毫米机炮或48枚折叠翼火箭弹，使其成为兼具制空与对地攻击能力的多面手。

三、试飞传奇：在刀尖上跳舞的勇士

1954年，第一架XFY-1原型机在圣地亚哥的林德伯格机场完成地面测试，随后被运往莫菲特场的巨型飞艇 hangar，开启了惊心动魄的试飞历程。试飞员詹姆斯·F·“斯基茨”·科尔曼中校（James F. “Skeets” Coleman）肩负着前所未有的挑战——这是人类首次驾驶如此激进的飞行器，没有任何先例可循。

在最初的系留测试中，XFY-1便展现出“脾气暴躁”的一面：螺旋桨产生的强大气流在 hangar 内反射形成乱流，多次迫使科尔曼呼叫“抓住我！”，由工程师通过缆绳将失控的飞机拉回垂直状态。即便如此，团队在60多小时的系留飞行中积累了宝贵数据，并于8月转向户外自由飞行测试。科尔曼先进行了70多次“跳跃式”起降——垂直升空、悬停、平稳着陆，逐渐摸清了飞行器的操控特性。11月，他完成了首次向水平飞行的过渡，在平飞状态下持续飞行20分钟，证明了XFY-1的双重飞行模式可行性。

这架“小飞机”的速度更是令人惊叹：最小油门下仍能以300英里/小时巡航，平飞时甚至甩开了负责伴飞的传统战机。然而，高速带来的降落难题却成为致命隐患——缺乏减速板的XFY-1必须依靠“拉杆垂直爬升—失速悬停—缓慢下降”的复杂操作着陆。科尔曼不得不通过肩后视野观察地面，同时凭借直觉和机翼尖端的雷达高度计灯光（绿稳、黄警、红险）调整姿态。这种“一边看后脑勺一边开飞机”的操作，即便对经验丰富的试飞员也是极限挑战。

四、壮志未酬：技术困境与时代局限

从技术验证角度看，XFY-1无疑是成功的——它实现了垂直起降与平飞的自由转换，成为世界上首架实用化的军用VTOL飞行器。但作为一款作战飞机，它却陷入了双重困境：

其一，操控门槛过高。悬停时缺乏自动稳定系统，飞行员必须同时监控下降率、姿态和位置，在航母甲板等动荡环境中几乎无法操作。正如试飞员科尔曼所言：“这需要飞行员具备杂技演员的反应速度和数学家的计算能力，而军队需要的是让普通飞行员也能驾驭的战机。”

其二，性能瓶颈难以突破。 1950年代中期，喷气式截击机已突破音速，而XFY-1即便拥有澎湃的涡桨动力，最大速度也仅610英里/小时（约0.8马赫），在超音速战机面前毫无竞争力。当英国“短SC.1”战机以水平悬停+喷气推进的全新方案崛起时，“尾坐式”设计的局限性已一目了然。

1955年6月，科尔曼完成最后一次飞行后，XFY-1因主变速箱故障停止研发；1956年8月，项目正式终止。同期竞争的洛克希德XFV-1甚至未能实现垂直起降，便早早退出了历史舞台。

五、遗产永存：为未来插上翅膀

尽管XFY-1未能投入实战，但其探索为垂直起降技术积累了宝贵经验。它证明了“尾坐式”设计的可行性与局限性，间接推动了后续倾转旋翼机（如V-22“鱼鹰”）和喷口转向技术（如“鹞式”战机）的发展。更重要的是，这款形如科幻电影道具的飞行器，展现了战后航空工程师敢于挑战极限的勇气——当人们嘲笑其“像从《雷鸟特攻队》片场逃出来的怪物”时，正是这种“异想天开”的探索，奠定了现代航空的多元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