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日本侵华战争，已经由高峰转入逆境，上海不时有重庆飞机来侦察，日本人下令全市实行防空措施，家家户户要在玻璃窗上贴纸条，夜间不许有灯光透出，还要每家门前掘六尺深的防空洞一个。因为重庆飞机常来侦察，时时有警报，警报声响彻云霄，警报分两种：一种是戒备警报，一种是紧急瞥

日本侵华战争，已经由高峰转入逆境，上海不时有重庆飞机来侦察，日本人下令全市实行防空措施，家家户户要在玻璃窗上贴纸条，夜间不许有灯光透出，还要每家门前掘六尺深的防空洞一个。因为重庆飞机常来侦察，时时有警报，警报声响彻云霄，警报分两种：一种是戒备警报，一种是紧急瞥报，声音凄切，有似"呜呜﹣﹣呼！"我们都认为这是日本将败的丧钟。

日本军人发出的命令，从前都是令出必行，唯有掘防空壕的命令，大家不睬，军方大怒，召集各保保长训话，有的保长说大家没有铁铲，又不懂得怎样去掘。有一个保长说："我们不要掘防空壕，我们宁愿被炸死，这是汪政府所说的同甘共苦，同生共死。"日本人也奈何他们不得。因为那时上海的日军逐渐调赴前方，留下来的不多，所以这个命令，始终未见实行。

民间三老 活跃一时

上海成为孤岛之后，伪上海市市长陈公博，沉迷声色，而且还吸上了鸦片，烟瘾极大。

这时上海出现了三位闻人，人称"三老"。所谓三老，就是闻兰亭、袁履登，林康侯。这三老在当时上海社会中活跃得很，他们唯一的工作，就是为人家证婚剪彩。闻兰亭从前是纱布交易所理事长，声誉很好，袁履登是一位好好先生，向任上海工部局华董，日本人进租界之后，由日本人当总董，袁履登被推为副总董，这时工部局很少开董事会，一切任由日本人处理，有时开会，他总不出一言签个名就走。林康侯本来避在香港，后来日本人围捕之后，和颜惠庆等数十人一同回到上海，这批人一部分参加汪派组织，而林康侯并未参加，闻兰亭、袁履登也没有参加这个组织，不过担任些纱布商品统制的职务，但胜利之后，都被捕入狱。他们后来都被释放了，闻兰亭因年高患病而死，袁履登在获释之后离开上海到了香港。

袁履登在上海时，有时营救别人，或是为人证婚，是不要钱的，所以穷得很。他的吃喝不成问题，天天午餐、晚餐皆有人请客，但是为了撑场面，不能不坐私家汽车，其实他那辆汽车的真正主人倒是他的司机，汽油费、修理费都由司机负责，因为一天他要为人证婚七八处，每处都给他的司机一笔较大的赏金，所以司机一天的收入很是可观，他为了酬答他的主人，总是在总数中分出一半给袁履老的家人。

这三老都很风趣，酒量也很好，在酒后大家谈笑风生。某次，一位说"我生平不二色"，一位说"我生平五颜六色"，一位不出声。大家看到这情形，不禁哈哈大笑。

林康侯，上海人对他相当敬重，尊为康老，即使他胜利后受到委屈，但是到了香港，苏浙同乡会会长徐季良还是恭恭敬敬地请他当同乡会的顾问，按月致送他车马费五百大元。他做过一次寿，到贺者千人，礼金收入全数捐献给同乡会，作为兴学之用。住在九龙德成街，由老友虞兆兴供奉甚周，直至病逝。

袁履登从狱中释放出来时，形神消瘦，呆若木鸡，有时一天不出一声，本来一个很乐观的人，完全变了样子。到香港来时，身无分文，是由华成烟草公司戴耕莘陪他来的，住在吴淞街一座旧楼的地下，熟人去访问他，他往往会不认识，谈起往事，都不能追忆，每天有一个老妪陪他到加连威老道戴家进午餐，午餐后包了一包余肴回来作为晚餐。他步履困难，走这段路，差不多要花一个钟头。不久，戴耕莘回大陆，他也跟着回去，没多久就死了。

宪兵追踪 间谍累我

日军进入租界之后，认为英法两租界是他们的占领区，所以不容许其他势力插足，尤其是七十六号这班人。日本人为了笼络人心、压制异已，枪杀案表面上少了许多。

一天晚上，我约对面木行中的保长到我家阳台上小酌，他说出汪派特务在租界上已不敢胡作非为，唯有那些日本翻译领着一个宪兵来办案是最可怕的，那就等于生病患的是绝症，拘捕到宪兵队去就很少有生还的希望。不仅如此，在初进宪兵队时，还要受到不少折磨，至少吃"三套头"的苦。所谓三套头，是鼻孔中灌水、坐老虎凳，以及拔指甲。严重一些的就要吃"五套头"的苦，那名目我已记不清楚，只记得有一种叫做踢麻球，就是将人装在麻袋中，由四五个宪兵踢来踢去，等他们踢到不高兴踢的时候，麻袋中的人，一条性命也差不多了。

还有"七套头"，更是惨无人道，所以一进宪兵队，总是活的进去死的出来。我听了他说的种种情况，真是不寒而栗，每次想到就觉得犹有余悸。

日本人办的《新申报》，将重庆的特务分子都称做"蓝衣社"，报上常常提到蓝衣社人物被捕的新闻，市民看报，就会想到他们的悲惨遭遇。

那时我只是行医，任何不相识的人都不敢接近，所谓明哲保身，深恐无端发生麻烦，幸亏我对政治不感兴趣，所以心中也很坦然。

不料有一天，忽然有一个翻译带了一个日本宪兵到我诊所来。我一看见宪兵的军帽，两腿已经发软，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翻译问我："陈先生，你认识我吗？"我说："想不起来。"他说："你不认识我，我却认识你好久了，对你的行动了如指掌。现在有一件事，我们要访问一位中医，他姓关名国珍，你认不认识？"我说："上海的中医，大多数我都认识，可是从来没有听说医生中有个关国珍。"翻译把我这番话传译给宪兵听，宪兵当时面色不大好看，说了一大堆日本话，翻译传给我听，说我是中医公会会长，没有理由不知道的。他要我拿出会员名册给他看。我说："我并不是中医公会会长，仅是中医师公会常务委员，战事发生之后，这个中医师公会已经等于解散。"那个翻译说："不行！一定要看会员名册及志愿书，照片等。"我说："好。"立刻打电话给一个朋友，他是保存这些旧案卷的。一会儿，名册、志愿书都送来了，翻阅很久，果然发现有一份是贴有关国珍照片的志愿书。他们看到了，如获至宝，欣欣然离开了我诊所。我心上也放下了一块石头，认为这件事可以告一段落了。

岂知到了次口，我正在诊病，那个翻译和宪兵又来了，要我到贝当路（今衡山路）宪兵队去一次，说完这话，他拉了我就坐上宪兵车。当时只有一个学生在诊所中，听说要我去"贝当路宪兵队"，他心想这件事非同小可。

在宪兵车中，那个翻译对我说："这件事牵涉你，能大能小。这个姓关的中医现在还没有捉到，因为他是蓝衣社分子，私设电台，昨天已去捉过，但扑了一个空。这件事，可以说你有份，也可以说你没有份，我认识你甚久，可以帮你忙向宪兵解释，但是宪兵也是要钱的，你肯出些钱，就太平无事，否则，说你通风报信，使蓝衣社分子得以逃走，那么事情就大了。"于是我就当机立断，答应给钱，最后，斟定送他们一千元美金，在当时一元美金几乎值几百万储备票。我说："我一次拿不出，只能按月付一百美金。"那日本宪兵也答应了，竟然同我握手作为口头协定，好像小孩子钩手指拍手掌为定一样。

我虽然允诺给他们一些钱，但是又怕他们做不了主，而且日本人有一个习惯，逢有人踏进这种地方，必然给一个下马威，就是对来人"啪啪"打两下耳光，不管你怎样健壮，也要被打得昏天黑地，如果是瘦弱的人，必然会被打得口中出血，要是再来上三套头、五套头的酷刑，那更是受不了。想到这里，浑身无力，神情迷蒙。一会儿，已进入贝当路宪兵司令部。只见里面陈设很简单，一个司令官模样的人坐在正中，两旁排了许许多多被审问的人，有些一望即知已被打过。地上正跪着一个人，问答时，这人好像已被打得奄奄一息。我一看这个情形，心想不知什么时候就要轮到我。

在极端惶恐之中，我想这一关真是不易逃过，又不知道姓关的捉到了没有，如果已经捉到，他咬上我一口，那么连我的性命都难保。

正在审问跪在地上的那人时，忽然那个司令官模样的人案上的电话铃响了，他提起话简来听，我观察他的神情，推测打电话的一方是这个人的上级，所以这人态度很严肃，他的语气似乎很和缓，只听他连声说："陈样，陈样。"日本语的"样"字，读为"生"，也就是中国语"先生"两字。这时一位翻译，就急急忙忙地翻案卷，等到那个跪在地上的犯人审问完毕，司令官旁边的翻译就高呼："陈存仁到了没有？"这时我才明白，刚才那个电话，是有人为了我的事打来的，但是我总不会想到会有高级的日本人打电话来营救我。

当时那个司令官模样的人就问我的姓名籍贯，又问我："你究竟认不认识姓关的中医？"我回答："不认识。"这人问了这两句话，就挥手叫我离去。

这时，那个翻译也莫名其妙，那个陪我去的宪兵就问我："你怎么会认识我们的高级长官？"我说："我根本不认识。"于是就上了车。在车中那个翻译和宪兵两人用日本话说了好久，我不懂他们说的是什么。最后，那个翻译重提一千元美金的事情。我说："一千美元我付不出，何况打电话来的人与你们无关。"那宪兵马上面色一变说："绝不能赖掉这笔钱，否则，我们还会来逮捕你的。"我想这是很有可能的，不给钱，麻烦的事会接二连三地枝节横生，但那时一千美金不是一笔小数，我说："你们每月一号来拿一百美金，我分十次付清。"他们两人怕我有什么背景，对我也无可奈何，只好答应了我的要求。不一会儿，我已安然返抵家中。我想何以这件事开始时这样严重，后来这般轻松，真是想来想去想不出，当天也无心继续诊病，就叫姓张的学生代诊。

诊务完毕，姓张的学生走上二楼我的卧室来告诉我："老师，你被日本宪兵逮捕，我想这件事一定很大，没有声张，恐怕吓坏了师母和老太太。我同三楼一个房客商量，这个房客姓谭，是广东人，经常有日本人来看他，所以我就把今天的事告诉他。姓谭的就提起电话来，打给一个日本人，因此你才能安然无事地回来。"我说："当时确有一个电话，但我想姓谭的未必有这么大的力量。"后来我一想，姓谭的一向饱食终日，无所事事，来来往往不过三五个日本人，在日军初占租界的时候，警察当局发给各户一张通告，凡是有藏械的人，都要填一张纸，而姓谭的曾经填过三张纸，原来他有三支枪。后来这枪缴回了没有，我们也不得而知，所以他的身份成为一个谜。直到战事将近结束，我们才知道他是日本黑龙会驻苏、浙、皖三省的首长。

黑龙会等于战争中的一个党部，带有黑社会性质，系统很广，所以他的发言很有力量。这个人沉默寡言，斯文有礼，任何人看不出他是何等人物。胜利之后，他迁出我家，不知所终。介绍他到我家来租屋的是新新百货公司董事姓林的，我随随便便地接受下来，议定房租二百元，后来因为币值狂跌，二百元还不够买一包香烟，所以我也不收他的房租。原来他对我已暗中察看了好久，所以经我的学生一说，他就自动地打了这个电话。

胜利后几年，姓林的传出消息，谭某已被枪决。

经此一事，我虽有惊无险，但在宪兵的车中坐了二十分钟，对我神经上的刺激永远难以忘怀，之后看电影看到鞭打囚犯，或是用烙铁烫囚犯，总好像身受一样。后来我在家不诊病，静卧休养，并且知照我的学生，以后切勿再提起此事，连我的妻子老母都不告诉她们。但我常做噩梦，以致神经衰弱，不要说在路上看见一顶军帽就手软脚软，连看到路上一些工人头戴灰色帽子都会心跳怔忡。

次月一日，那个翻译又陪同宪兵来了，这时我才知道翻译姓刘，宪兵叫松下什么的，来意是要收取一百美元。虽然我可以赖掉这笔钱，但是心里实在害怕，不如付了，也就踏实了。那时节储备票购买美钞，昂贵异常，是由红线袋装满一大包储备票拿去的，我觉得愤激，又觉得肉痛，只是为求息事宁人，也就勉强付了。

又过了一个月，这两人又来收取美钞一百元，这个无耻的刘翻译，等着我中午休息的时候，硬要我请一次客。他说："这位日本先生曾在湖南打过仗，喜欢吃湖南菜。"我说："我不知道湖南菜馆在哪里。"我的意思是陪日本人去吃饭，被人见了不大方便。刘翻译说："我们大家做个朋友，你有什么冤家或是仇人，我们可以为你报复，或是拿到什么把柄，还可以为你出一口气。"我听到这话，勃然大怒。我说："仗势欺人，不是我这种人，要我请客，在目前的情况下也实在不便。"说时声色俱厉，那日本宪兵看到我这种神气，知道无法勉强，日本人有一种脾气，见软欺，见硬怕，此时反而和我含笑相向，我这时细细盯着他，深深地记住了他的面目，他反而作了一个九十度的鞠躬而去。

第三个月的月初，我买不到美钞，只能预备好大批储备票，但是他们却不来收。过了一天，储备票又跌了下去，我又补充了一些，如是者一连补充了四次，他们竟然不来拿取，我觉得这笔阎王债，倒有些麻烦。正在思索，一个头上带着白花的妇人到我诊所来，一望即知是一个新寡。她拿着一张刘翻译的照片，说是刘某已被日军枪毙，临死时知照她每月来拿一百美元。我就把这事经过略略说了一下，我问："为什么那个日本宪兵不来呢？"她说："那位日本宪兵也被控告，剥夺了宪兵原职，改为作战大兵，开赴前方。"我听到了这话，便说："你丈夫生平以敲诈为业，中国人受累的已不知其数，真是死有余辜，现在他已死，还想要这笔钱，我是不付的。"那个孀妇很可怜，照平常的情况，我许会给她一些钱，但因为这件事实在令人气愤，我就叫诊所中药材店的人，把这妇人挥之出门，这件事才算告一段落。

我认为日本人的这种随从汉奸是真正的卖国贼，胜利之后，这类人在上海至少有三五百人，他们一听到日本投降，都鸡飞狗走，跑得不知去向。

政府当局对这批汉奸没有追究，让他们逍遥法外，这是我感到最痛心的一件事。

因果不爽 亲眼目睹

姓刘的翻译让日军枪毙了，我已经觉得种什么因，结什么果，他也难逃这个因果律。至于日本宪兵以后的结果又如何，我当然不会知道。

但是，事情有极凑巧的。一九五 O 年我到香港，听说日本人战后相当穷困，穷乡僻壤的世家名医，都把家藏的汉医书变钱度日，我多年以来寻求的一部日本书，就是木刻彩色水印的本草图谱（即从前荣宝斋曾经印过木刻水印的图画一般）。这时由香港到日本容易得很，所以我在圣诞节前后飞到日本。

那时节已经是日本战败后的第五年，人民衣着朴素，银座最繁盛的大马路上，还有被炸未建的荒地。我到神田区去购书，觉得价钱实在便宜，稀见的本草图谱，也让我买到了一部，计有九十三册，是祖孙三代督印而成的。

那时旅游事业是没有的，市民往来交通都靠脚踏的三轮车，名胜之区，在入口处都站着四个伤兵，每人面前有一个捐款箱，意思是要有钱的人捐一些钱。据说，前两年还要多，到处都是伤兵要钱，而捐款者对有这种侵略行为的军人厌恶得很，很少人肯出钱，国内闹得太厉害，所以后来限制伤兵每一处最多站四名，站得很齐整，肯捐与否，悉听老百姓之便。

有一天，我到某神社之前，看到这种伤兵的惨象很好奇，提起照相机来就照相，谁知道在旁边有一块小木板，上面好像用日文写着"禁止摄影"字样。我没有看到，即使看到，对日文的意义也不明白。我一本正经地搭起三脚架，正想摄影，有三个日本宪兵咆哮如雷，但是他们都因受伤，行动不便，所以并未打到我身上。其中有一个人吆喝着他们的同伴，意思是随便我照相。我回转头去看这个受伤士兵，他却用一张厚纸遮住了面目，他的另一只手臂已被炸掉。我听见这人的吆喝声，一则好像有些熟，二则有些好奇，特地走到他面前去看，他却回过头去回避，但是我从侧面细细一看，正是从前到过我家诊所来收取一百美元的那个宪兵松下。我心想他一定早已看到我，所以特地用一张厚纸遮住自己的脸。

我对这个人，爽性摆出以德报怨的姿态，给了他一些钱。他又惭愧又感激，竟然泪如雨下，但是他右手已废，不能和我拉手，只得用左手和我握手，表示感谢之意。后来我爽性大拍特拍，拍了好几张照片。

我看到这种惨象，就想到因果定律始终是不爽的，否则与这个人怎会在异地重逢呢？

痛饮泄愤 深自悔恨

自从这次宪兵的滋扰后，一则因惊惶过甚，二则是极为愤恨，我晚间常不易入睡，即使入睡，也常有噩梦，半夜里会无端叫喊而惊醒，足见这一次的刺激，对我的身心有极大的伤害。

从前上海有一种热酒店，著名的如高长兴、言茂源、王宝和等。这种热酒店，只供给绍兴酒和几样简单的送酒菜，如发芽豆、豆腐干、香乌笋、海蜇皮等，是不卖热菜的。其中客人最齐整、服务最周到的要算高长兴了。如果客人要吃各菜馆的拿手菜，他们可以代客叫来。

自从这件事发生之后，我连家中母亲都不让她知道，对外也不许学生张扬，所以知道的人很少。但是从此刺激太甚，夜间睡眠不安，于是晚晚六时之后约三五知己到高长兴去饮酒。本来酒是米做的，当局恐怕耗费粮食，曾经下过命令不许卖酒，所以酒店里常把酒装在茶壶里供应客人。后来政令松懈，卖酒的对这种命令一意不理，高长兴等仍然有酒公开供应。

上海人饮酒，都喜欢绍兴酒（即黄酒），当时的绍兴酒味道好得很，现在市上供应的绍兴酒远远不及。饮酒时每半斤装一个锡壶，每人先叫一壶，最后照各人面前的锡壶计算。我最初不过饮两壶，后来渐渐加到四壶五壶，这个数量，有二斤至二斤半，总是饮到烂醉如泥，由朋友送我回家。

这样的生活过了两三个月，不但有害身体，而且仍不能消除我心头的愁虑。

有一天，立下决心每晚改饮啤酒一瓶，那时上海人喝啤酒以"上海啤酒"为最普遍，烟台啤酒是很少人饮的。然而，一瓶啤酒实在不过瘾，还要另想一个方法来作为消遣。

【陈存仁（1908—1990），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名医。原名陈承沅，出生于上海老城厢一衰落绸缎商人家。在上海中医专门学校毕业后，师从丁甘仁、丁仲英父子。1928年创办国内第一份医药卫生常识方面的报刊《康健报》。1929年自设诊所，独立行医。1929年3月17日被中医界推选为五个代表之一，赴南京国民党政府抗议“废止中医案”。1935年主编三百余万字的《中国药学大辞典》，后由上海世界书局出版。1937年东渡日本，收集汉医书籍四百多种，整理出版《皇汉医学丛书》。1949年赴港行医。1957年被推选为香港的高级慈善机构华东三院总理。1964年获韩国庆熙大学名誉博士衔。同年编撰出版《中国医学史》。1970年被选为香港苏浙同乡会副会长。1979年应日本“讲谈社”之邀，编撰《中国药学大典》（共四大册，1982年正式出版）。1980年初，获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名誉博士衔。1990年9月9日，病逝于美国洛杉矶寓所。】

来源：读书有味聊忘老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