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卫娟教授团队发现70基因识别为低风险的中国早期HR+/HER2-年轻

摘要：2024年12月10~13日，第47届圣安东尼奥乳腺癌研讨会（SABCS）在美国圣安东尼奥隆重举行。作为乳腺癌研究领域中规模最大、最具盛名的科学聚会之一，SABCS大会集结了近一年来乳腺癌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临床实践经验、治疗进展和技术创新等内容。

2024年12月10~13日，第47届圣安东尼奥乳腺癌研讨会（SABCS）在美国圣安东尼奥隆重举行。作为乳腺癌研究领域中规模最大、最具盛名的科学聚会之一，SABCS大会集结了近一年来乳腺癌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临床实践经验、治疗进展和技术创新等内容。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贾卫娟教授团队的一项中国真实世界研究入选大会壁报交流（摘要号：P1-11-12）。该研究提示中国早期激素受体阳性/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阴性（HR+/HER2-）年轻乳腺癌患者或可从卵巢功能抑制中获益。

一、研究背景

多基因检测的引入显著改变了HR+/HER2-早期乳腺癌的辅助化疗指征，其中70基因（MammaPrint™/MP）已被证明有独立的预后评估能力，且无论淋巴结或激素受体状态如何，一旦被MP分类为低风险，即便是高临床风险患者也或可免于辅助化疗。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大多数针对MP进行的临床研究主要涉及白人群体。

众所周知，乳腺癌在不同种族和民族之间存在生物学和临床差异。在中国，乳腺癌的发病年龄比西方人群早十年，平均诊断年龄为48.7岁，发病高峰期在45~49岁，50岁以下患者中乳腺癌的患病率明显高于西方国家。

因此，验证MP在不同人群中的性能以确保其普遍性和可靠性至关重要。本研究旨在探索MP在中国患者中的实际应用情况。

二、研究方法

从2018年3月~2022年6月，本研究通过对637例患者进行基于MP的基因组分析，评估了MP检测确定的不同风险组中临床病理特征的分布情况。此外，本研究还将这一评估结果与关键的MINDACT试验的结果进行了对比，以发现任何显著差异。研究采用Kaplan-Meier方法对生存曲线进行了稳健分析，并使用Cox比例风险模型来估算风险比。

三、研究结果

在参与本研究的637例患者中，261例（占41.0%）患者被检测为高风险，其中大部分患者（214例，82.0%）接受了化疗。相比之下，在376例（59.0%）被归类为低风险患者中，接受化疗的患者比例显著降低，仅为46例（12.2%）。两组之间的风险类别分布存在显著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表1. 患者和肿瘤的临床病理特征以及MammaPrint™的风险分级（n=637）

与MINDACT研究人群相比，本研究队列中的患者明显更年轻（50岁以下的患者比例分别为56.2%和33.3%），肿瘤更大，且肿瘤分级更高（P

值得注意的是，年轻患者、Ki67≥30%的患者和淋巴结阳性患者即使被归类为低风险，也更倾向于接受化疗。相反，高风险亚组中的老年患者接受化疗的可能性较小（图1）。

表2. 与MINDACT试验在临床病理特征和MammaPrint™结果的比较

图1. 通过单变量和多变量逻辑回归分析临床病理因素对化疗决策的影响

中位随访33个月（8~66个月），期间共记录了17起事件。对于所有患者，基因高风险组和低风险组之间的无乳腺癌间期（BCFI）没有显著差异（96.5% vs. 97.3%，P=0.28，图2A）。然而，在50岁或以上的患者中，与高风险组相比，被归类为基因低风险组的患者表现出更高的BCFI（98.9% vs. 97.1%，P=0.047，图2C）。

图2. 两组所有患者及根据年龄划分患者的BCFI

我们关注到，在50岁以下且被确定为低风险的患者中，卵巢功能抑制后，BCFI显著改善，这与未接受卵巢功能抑制的患者形成对比（P=0.035，图3A）。然而，对于高风险患者，两组之间并未发现显著差异（P=0.115，图3B）。

图3. 50岁以下患者（无论是否接受卵巢功能抑制）的BCFI

四、研究结论

真实世界的数据清楚地表明，MP检测在降低中国HR+/HER2-早期乳腺癌低基因组风险患者对辅助化疗的需求方面具有益处。高风险组和低风险组的复发率相似，这可能是由于研究人群的良好预后、针对不同风险特征的乳腺癌个体化治疗的有效性以及随访期较短。高风险患者（年龄≥50岁）的预后较差，可能是因为大量老年患者没有接受化疗。

总之，研究数据提示，50岁以下的低风险患者可能从卵巢功能抑制中获益。这一发现值得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