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一位中国女孩打抱不平

摘要：23张肖像，包括了1918年到1941年间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所有中国学生，被展示在2022年一个展览上。这群年轻人毕业后，将所学带回当时动荡不安的中国，影响中国建筑教育、建筑设计甚至城市发展至今。

林徽因的成绩单。（汤禹成/图）

墙上排列了23张肖像，22张是男性照片，林徽因是唯一的女性，像印象中那样短发齐耳。这是1924年的大学入学照，她才20岁。

23张肖像，包括了1918年到1941年间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所有中国学生，被展示在2022年一个展览上。这群年轻人毕业后，将所学带回当时动荡不安的中国，影响中国建筑教育、建筑设计甚至城市发展至今。

展览开幕那天，宾大设计学院院长弗雷德里克·斯坦纳来巡场，他注意到，那位唯一的女性，也是唯一没有获得建筑学学位的人——照片下方标注人物的在校年份和所获学位，林徽因的照片下方写着：B.F.A.——Bachelor of Fine Arts，艺术学学士。原因很简单，1920年代的建筑系不招女学生。

斯坦纳不是第一次听说林徽因。早在2005年，他在清华大学教书，就被一次又一次介绍梁思成和林徽因的故事。2016年，他初到宾大担任院长，第一次了解到林徽因获得的只是艺术学位。三年后，他又在上海参加了一场关于梁林夫妇的展览，“展览只是将他们当作一对夫妇呈现”。

以前，他并没有为林徽因打抱不平。这一次有点不同，当那张唯一的女性的照片，和22位男性同行陈列在一起时，某种视觉冲击、现实感突然袭来。“我再一次意识到她不仅是里面唯一的女性，也是唯一没获得建筑学学位的人。不知为何，这让我更加在意这件事了，也更清楚地意识到问题的存在。”2024年6月的一天，斯坦纳对南方周末回忆。

“我们必须改变这件事。”他对身边两位策展人说。

林徽因侧身坐在一座佛像前，神情专注，执笔记录着什么。（宾大设计学院官网/图）

“林非常特别”

“在那个时期，没有其他女性能达到她这样的程度，连接近都没有。”

“不对的事情就应该修正，如此而已。”在费城，斯坦纳说起这件事始终轻描淡写。

但这样“修正错误”其实很罕见，宾大上一次补授逝者学位已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斯坦纳所能依循的，是二十多年前的案例模板。

一些人共同完成了这次修正。档案馆的威廉·惠特克已经在宾大设计学院工作了三十余年，对所有材料如数家珍。他负责原始材料的搜集和论证。惠特克在最熟悉的故纸堆里接受采访，他说追授林徽因建筑学学位的一个基本依据是——她基本完成了要求的所有课程，只有少数例外，并且，她完成得很好。要证明这点，需要做大量琐碎庞杂的论证工作。

城市与区域规划系教授林中杰做了更多二手文献的搜集。另一位主要贡献者是黄振翔。他是发现林徽因住处的人，也在浩如烟海的档案中发现过一些珍贵的资料。他撰写的文章，成为斯坦纳向学校提交的38页文档的一部分。

所有文书材料中，最吸引斯坦纳的，是近十封为争取让林徽因入读建筑系的信笺。

“那些信让我再次确信她有多想成为一名建筑师。”这一点，对一个弥补遗憾的故事来说殊为重要，斯坦纳因此确信自己不是一厢情愿，而是完成林徽因本人的强烈愿望。

黄振翔的一篇文章中，详细梳理了当年林徽因的主动争取。

1923年，林徽因已知晓宾大建筑系不收女学生。那年11月1日，中国妇女出国留学委员会秘书麦米伦夫人，去信宾大艺术学院院长赖尔德，推荐林用两年时间以特别学生身份攻读建筑。12月5日，赖尔德回函。他解释建筑系不收女生的规定是校董订立，他无能为力，并建议报考收女学生的麻省理工学院、哥伦比亚大学或康奈尔大学建筑系。赖尔德还建议林仔细考虑攻读四年制的艺术学位。他说，艺术学位的必修课包括建筑科目，林还可以再选修其他建筑科目。

林徽因没有放弃。1924年3月4日，麦米伦夫人再次来信，强调林徽因在宾大修读建筑的心愿。信中附了一份足以令人刮目相看的中学求学履历（分别在中国和英国，包括英语、法语、数学、科学、历史等科目），希望宾大破格录取。麦米伦夫人说林考虑过攻读艺术学位的提议，但觉得这无法让她修读足够的建筑科目。林徽因甚至提出，可以不拿建筑学学位来修读所有科目，请求给予特别旁听生的资格。

麦米伦夫人也曾提醒林徽因，就算如愿，她可能面对一个困境：一个女生孤单地在教室里与一大群男生日夜相处。但林徽因仍然坚持。

赖尔德又拒绝了几次，他依然保留攻读艺术学位的建议，并暗示，在满足艺术学位的要求下，她可以随意或超额选修建筑课——除了建筑30-41及47-48的施工学科，校董们不准女生选修建筑施工。

这或许是那个年代的禁忌。“例如，女性到工地工作、监督工人、指挥男性工作，这在文化上不太被接受，或者社会规范认为女性不适合爬上梯子的工作。”惠特克推测，但并没有任何官方文件解释原因。

林徽因看起来妥协了。1924年秋天，她入读宾大美术系，同时旁听或选修建筑专业课程。

之后的求学更体现了她的坚韧。建筑系学生要完成72学分，林徽因完成了其中的61分。缺少的11分里，除了赖尔德提及的一系列施工课，还有一门课拒绝女生——素描，可能要画男性裸体。

过去的成绩单上，课程的缩写、评分，都和今日有所出入。因此，惠特克的工作之一是仔细研究当时学位授予的要求、课程的命名、计分方式，“用今人可以理解的方式，来展现林在1924年至1927年间所取得的成绩”。

他这样讲述自己的工作：查看成绩单，了解她在哪个学期完成了哪些课程。理解这些内容，并将其与当时建筑学学士学位的课程要求作对比。再将她所修课程与其他同时期的建筑系学生比较——比如梁思成的。

成绩单显示，林徽因在宾大修读了大约二十门建筑课程，七优九良。相比之下，梁思成所修的三十门建筑课程，成绩为十优十五良。从优良率看，两人的成绩不相上下。

惠特克还发现了其他对学习建筑感兴趣的女生，她们也选修了一些建筑课程，但修的学分远远少于林徽因，“可能只修了四门设计类课程，或是一些绘图课和历史课”。“林在1920年代非常特别，她几乎选修了当时女性能够修读的所有课。在那个时期，没有其他女性能达到她这样的程度，连接近都没有。”

至于那些施工课，虽然没修学分，但从后来她写给学院的信件看，应该也旁听了大部分。

林徽因平均每学期拿18学分，是艺术本科生的两倍，也高于建筑本科生的平均13学分。在学院的批准下，她还从大一跳级至大三，用两年半就完成了所有学业。

黄振翔惊叹于林徽因的活力和精力，不到三年里，她做了太多事。“老实说，如果我有这样一个学生，我会要求她放慢速度，这对健康不好。”

接触到的材料越多，斯坦纳就越被打动。

从林徽因的后人处，他第一次得知，她在宾大的最后一年，遭遇父亲去世的变故。与大多数男学生获得全额奖学金不同，林徽因当时只有半奖，另一半由父亲承担。在她面对经济重压，一度考虑放弃学业时，宾大为她提供了助教工作，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她的经济压力。“宾大虽然没给林徽因她想要且应得的建筑学学位，但在财务上帮助了她。”

斯坦纳还知道了，她的墓碑上刻的不是文学家、诗人，而是“建筑师林徽因墓”。

麦米伦夫人信中所附林徽因的高中求学履历。（黄振翔/图）

她不是唯一

要是她们入学能晚上8年，境遇则大有不同。

这项工作因林徽因而起，但档案馆馆长惠特克渐渐萌发了更大的企图心。“她不是唯一，而是一群女人中的一个，1920年代，那些用尽方法想要追求建筑梦想的女人。”

除了确保所有信息准确、清晰，他还希望通过这个故事，人们可以退后一步，看到一个更广阔的图景。

“那群女人”中，有些人只待了一段时间或一年，然后决定去其他接收女学生的学校，比如离费城不远的康奈尔大学或麻省理工学院，后来成为建筑师。有些女性选修了设计课程和其他课程后，成为室内设计师，留在建筑相关领域。还有一些人，后来在考古或其他领域也成为重要人物。

林徽因不是同期唯一想学建筑的宾大女生，她有一位同学叫贝蒂·本迪纳，从成绩单看，两人在同一时间修了一些相同的建筑课程。

要是她们入学能晚上8年，境遇则大有不同。一位名为贝蒂·伯恩海默的女生在1932年入学，和林徽因一样，攻读艺术学位。到了1934年，学院决定女生终于可以获得建筑学学位了，伯恩海默开始修读那些曾经不被允许的课程，并在1936年获得建筑学学位。

伯恩海默在后来的口述中回忆，那些设计课程，女生虽然可以和男生在一间教室上课，但会被要求坐在一个离地三米多高的夹层听课，而不是同在一个空间，因为她们的存在被认为会分散男生的注意力。她还提到，禁修素描课，的确是因为有男性模特。

惠特克还叙述过一个细节，伯恩海默在申请求学时，将自己的名字贝蒂特意简写成了B，以模糊性别，从而减少因为女性身份而更难被录取的可能。

故事不再只关乎林徽因一个人，也关乎她身处的那个100年前的世界。这意味着扩大研究范围，但惠特克，这个历史学者乐在其中。

1936年6月10日的毕业典礼，宾大第一次向女学生颁发建筑学学位，除了伯恩海默，还有一位叫哈琳娜·莱什琴斯卡。

1937年，宾大又向在1925年、1929年、1935年毕业的三位女学生补发了建筑学学位。她们分别是乔治亚娜·伊特曼、多丽丝·德比夏、哈娜·罗奇。伊特曼后来成为费城城市建设部历史上第一位女主任。

1943年，克莉丝汀·法林格成为宾大建筑系第一位女硕士。

那是一个女性在黑暗中一点一点掘进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林徽因，这个年仅二十岁的中国女孩，远渡重洋而来，也在黑暗中举起一支火把。

现任宾大建筑系主任，也是该系历史上第一位华人女性系主任胡如珊，曾被那些女孩举着的火把照亮。

2022年，还在同济大学任教的胡如珊收到宾大抛来的橄榄枝。她最初是纠结的。她已经在上海待了20年，喜欢上海的生活。家人大多也都在上海。到美国，要租房，要开车，家里也不再会有一台很大的钢琴——而她热爱音乐。

决定接下offer的一个因素，是林徽因。在洽谈过程中，她就听说了补授学位计划。“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奇妙的契机。”她想见证这个历史性的时刻。

胡如珊1968年在中国台湾高雄市出生，12岁随家人移民美国，在加州伯克利大学获得建筑学学位。1980年代的美国大学，女生早已可以入读建筑系。那时的胡如珊还不知道林徽因，但已被建筑家朱莉亚·摩根的故事鼓舞。摩根为加州设计了超过700座建筑，19世纪末在伯克利读工程学，在数学、科学相关的课堂上，她常常是唯一的女性。

林徽因的名字，胡如珊是去普林斯顿大学读硕士后听到的。在一门关于中国园林的研讨课上，她读到了费慰梅写的林徽因梁思成传记，当即觉得，“简直就是中国的朱莉亚·摩根呀”。

胡如珊自己，也是这个曲折漫长的时代变迁叙事中的一环。她曾在一段访谈中说，“大多数人会通过封面来评判一本书的好坏，也许很多人，尤其是在项目会议上第一次见到我的业主和顾问，一开始不会像对待同年龄、同经验的男性建筑师一样尊重我。因此我需要更努力、更好地工作，让我的作品，而不是我的性别、肤色或面孔来说话。”

林徽因的故事，那个被优秀的另一半遮蔽的故事，在她的现实生活中也发生过。

1998年，胡如珊的第一个孩子出生。接下来的五年里，另外两个孩子陆续出生。同为建筑师的丈夫，事业正处于上升期，在世界各地出差，她在家照顾孩子吃穿，陷入一种重复琐碎的、全职妈妈专属的家庭生活。

最痛苦的回忆是普林斯顿的冬天。那时没有保姆照顾孩子，胡如珊要出门，需要一个孩子一个孩子抱出门，走过街道，将孩子放到车内，绑好安全带，然后开始铲除积雪。普林斯顿的大雪常常可以淹没轮胎，铲完积雪，才能发动汽车。

不仅是体力透支，还有精神上的匮乏。“整天跟孩子生活在一起，没有大人的交流，没有任何其他的滋润，也没有时间看书、听音乐。”看到身边的高中同学、大学同学越来越有成就，她时常拷问自己，“我到底在干什么？”

但那时，她和丈夫也没有太多关于困境的讨论。“只是因为那时他负责的项目更重要，而且他的职位也比我高，而且孩子是我在生，所以我觉得自然而然。连谁应该待在家里，也从来没讨论过，因为我觉得这不需要讨论。”

孩子逐渐长大，她才开始回到事业里，回到她口中那个“多元、丰富、需要想象力”的建筑世界。

如胡如珊所愿，到宾大后，她参与了林徽因学位补授仪式策划。仪式次日的研讨会上，她站在讲台上，朗读了一首林徽因的诗《除夕看花》：

月色已冻住，指着各处山头，河水更零乱/关心的是马蹄平原上辛苦，无响在刻画/除夕的花已不是花，仅一句言语梗在这里/抖战着千万人的忧患，每个心头上牵挂。

“她很好地捕捉了世界的复杂和混乱。”这首诗是林徽因1939年在昆明躲避战火时所写，在胡如珊看来，写出了欢愉与痛苦可以在欢庆的夜晚并存，这样的情绪在如今依然能引发共鸣。更重要的是，她觉得，这首诗说明，女性的诗可以既细腻，又触达宏大的远方，这无关性别。

就像她一直对自己所期待的，当别人提起她的作品，或谈论她的建筑风格时，不是考虑到她是女性，而是“一位建筑师”。

威廉·惠特克在宾大设计学院档案馆。（汤禹成/图）

一个美国人

父亲和他说，中国是我们的朋友和盟友。

学位补授仪式结束那晚，胡如珊回到住处。房东正好在家，她是普林斯顿大学建筑系招收的第一届女学生，在场的还有好几位建筑领域人士。胡如珊兴致勃勃，讲起自己一整天激动的经历，却发现，这些业内人士没听说过林徽因的名字。

林徽因在美国并非名人，哪怕在宾大建筑系，大部分人也不知道她是谁。每一次，胡如珊总要再介绍一次，并且讲述为什么这件事重要。

这或许能解释，在第二天的研讨会上说到斯坦纳时，胡如珊为什么突然哽咽。

“我突然想到这么一个美国人——你知道美国人多天真，多半的美国人是不会去管其他事的，尤其是其他文化。我想，斯坦纳这么一个美国人，竟然会为一个他不认识的人，而且老实说跟他没什么直接关系的国家跟民族，去做这件事。很神奇。”2024年7月，在上海，胡如珊回忆说，“做这件事，斯坦纳不会得到任何回报，但他依然花两年时间去做。我很感动。”

胡如珊记得，面试系主任职位时，她直接地问斯坦纳：“现在中美关系这样，你不觉得让一个中国人来领导这个系有点危险吗？”对方具体的回答她记不清了，“反正给我的感觉是，他连想都不会去想这个问题”。

如果没有斯坦纳，补授学位这件事或许不会实现。这样一个美国人，为什么执意要还一位中国女孩公道？

“我钦佩她，作为一个年轻女性，勇敢坚定地追求自己的目标，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人。我认为这超越了国籍。”斯坦纳说，“如果我发现她来自阿根廷或波兰，这不会有什么区别……她是中国人这件事有趣的地方在于，一群男性同样来自中国，但她的经历和待遇却大相径庭。”

他停顿了一会儿，想了想，补充道，“不过，她是中国人这件事，可能也导致了我在这件事上更为投入”。

斯坦纳的父亲是二战时的美国飞行员，在太平洋地区作战。在他的记忆里，父亲应该没到过中国，但或许曾驾着飞机在中国上空投送救援物资。父亲会和他说，中国是我们的朋友和盟友。

他母亲的阿姨，一位学者，1930年代曾到中国出差，从遥远的东方寄来漂亮的明信片。还有他的大学同学，曾是1970年代“乒乓外交”的一员，回国后，那位同学几乎成了校园名人。仅此而已。

很多年后，斯坦纳本人和中国有了直接的联系。2005年，还在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工作的他，到清华大学任教，帮助清华大学建立风景园林专业。任教3年，他在北京和得州两边飞，多年之后，他对北京印象最深的细节是，满街可见的美国汽车：“路上有好多别克，比我在美国看到的还多。”

那是北京奥运会前夕，一切生机勃勃。话匣子打开了，他很难抑制他对中国的喜欢，“我喜欢北京，喜欢上海，喜欢香港，难以抗拒苏州……”他罗列出很多城市的名字，但最喜欢的还是南京，南京让他想起同为旧都的费城，满街也都是梧桐。现在他还常常到中国出差，在费城采访这天，他刚回来不久。

还有宾大设计学院本身，如今有一半学生来自中国。这些与中国星星点点的联结，在无形中让他和林徽因的故事更紧密了。

这也是故事的奇妙之处。斯坦纳的发心只是源于一场展览的一幅肖像，只是百年前一个中国女孩的坚定打动了他，但这个故事却偶然地提供了一个美好的样本，就像建筑史学家、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合作研究员张琴所述：在一个分裂、冲突的时代，这群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的努力，让人看到融合和互相理解是有可能的。

或许还有对女性处境的理解。1970年代初，斯坦纳在辛辛那提大学读设计，他发现，隔壁的建筑系，全班只有一个女生，而设计系女生要多得多。“建筑系是一个六年的项目，整个六年里都只有一个女生。”但那时，他并不觉得“这错了”，只是觉得“很奇怪”。到宾大继续求学后，他发现了同样的现象，他在园林学专业，至少有一半同学是女生，而建筑专业的女生很少很少。

后来的日子里，他遇到越来越多女学生、女同事，她们偶尔会讲述自己在建筑行业遇到的挑战，那些被劝退、不被鼓励的经历。他才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这件事不仅仅是奇怪，也是错误。

“这是你第一次站出来为女性说话吗？”

“我的整个职业生涯招聘了很多女性，也在她们的学术生涯中提供帮助。所以，这不是我第一次为女性说话，但一定是最戏剧性的一次。”

宾夕法尼亚大学设计学院院长斯坦纳。（汤禹成/图）

最后一环

写下这封信时，她在想些什么。

2023年盛夏，建筑师童明和张琴陪伴林徽因的外孙女于葵来到费城。他们在院长办公室见面。斯坦纳坐在长桌远端，窗外，碧绿的梧桐在阳光下摇曳。

会议进行到某一刻，斯坦纳突然打开一个黄色信封，小心翼翼地取出三份文件。于葵的眼神先是探寻和困惑，随着斯坦纳介绍——“这些是林的学位证书、校长的签名信，以及背景介绍”，于葵拿起眼镜，开始仔细端详，尤其是学位证，眼神中闪现惊喜的亮光，嘴角也上扬。然后，她礼貌而腼腆地望向院长，问：“我可以拍张照吗？”

在场的人都有些意外。童明和张琴负责对接林徽因后人，会定期获知进展，而于葵并不了解前期工作，突然看到学位证，“有种不知一切如何发生的恍惚感”。张琴对南方周末回忆起那一天。

补授给林徽因的建筑学学位证书。（宾大设计学院/图）

学位授予仪式本可以安排在2023年11月的秋季毕业典礼上，但11月的毕业典礼不如5月盛大，2024年又恰好是林徽因120周年诞辰，以及她入学100周年，于是，他们决定，到2024年夏天，完成这个故事的最后一环。

关于仪式的细节也讨论过很多。他们既希望完成学位补授仪式，但也不希望显得喧宾夺主。最后，毕业典礼上不安排林徽因后人和其他中国学者发言，只保留了学位授予仪式以及院长的一段演讲。

斯坦纳希望那是一个有故事弧线的演讲，要体现林徽因想学习建筑并成为建筑师的意愿，要讲述她付出的努力，以及取得的成绩。他们也讨论遣词造句，想象着如何能把故事更精确地传达出去。

这段演讲打动了很多人。2024年5月18日，在宾大设计学院的毕业典礼上，斯坦纳身穿红色博士服，戴着博士帽，帽檐下，露出斑白、微卷的头发。他缓缓讲述，“当林确认建筑系不招女学生后，她全身心投入到攻读艺术学位中，并且修读了所有她可以参加的建筑系课程，她表现优异，以至于当时的系主任克雷特聘任她当助教。”

斯坦纳说，自己的言语不足以给林徽因的成就公正的评价，不足以讲述她对自己祖国和世界建筑行业持久的影响，最后他选择了林徽因的一段自述。那是1936年，中国一条新法律规定，所有建筑师必须要注册在案，林徽因写信给宾大，要求开具一份她完成建筑课程的证明和推荐。信中，她讲述了自己从宾大毕业后在建筑领域的作为：“回国后，我和丈夫一同从事建筑工作，并且教授建筑设计，我加入了中国营造学社，在这里，我的丈夫，同时也是宾大毕业生，是法式部主任。我们去内陆考察、测绘，进行比较研究等等，发现了很多重要的早期建筑，我们的研究成果发表在研究所的报告中，也经常发给我们的母校，另外也有一些专著和书籍。”

那年她32岁，有了一对儿女，与丈夫合作设计了好几所大学的校舍，也发表了颇有影响力的研究文章。不会再有人确切地知道写下这封信时，她在想些什么。可能是委屈，是不甘，又或许是骄傲，是平静。但无论如何，多年以后，在斯坦纳念出这封信的那一刻，林徽因不是一位作家、诗人、文学家，而是一个全然的建筑师。就像斯坦纳身后屏幕上的照片一样，建筑师林徽因侧身坐在一座佛像前，神情专注，执笔记录着什么。

演讲即将进入尾声。斯坦纳放慢语速：“有句老话说，每个伟大的男人背后都有个伟大的女人。我们中的一部分人在成长过程中都曾听说过这句话。它以一种不完美的方式，认可了妇女在养育孩子、支持男性伴侣的过程中所付出的无偿劳动。

“林和梁都是伟大的建筑学家。今天……”他突然哽咽了一下，然后继续，“今天，林不再站在梁的身后。”

一个月后，斯坦纳回忆起他说到那句话的情形，他抬头看向台下，于葵正准备走上台，身后是林徽因的十多位后人。那一刻，“这个在遥远历史中的故事，突然变得那么具体和可感，我意识到我所做的这件事不会是徒劳无功的”。

2024年5月，补授林徽因建筑学学位仪式现场，林徽因外孙女于葵从斯坦纳手中接过外祖母的建筑学学位证书。（宾大设计学院/图）

“我中头奖了”

“你知道吗？林徽因是个straight arrow（直言不讳）。”

宾大西面，位于云杉街3920号的林徽因故居，如今是一家名为“我们自己的房子”的书店。

店主黛比·桑福德说，来访的人有许多是不会说英语的中国老人，他们通常在门口犹犹豫豫地探头，不确定这是不是他们意欲拜访之处。黛比总会走向门前，简单问上一句：“Lin Huiyin？”那些老人会露出笑容，神情变得明亮，说“Yes！Yes！”

林徽因其实只在第一年住这里。1971年，黛比租下了这栋老房子，开了书店。卖的大多是二手书，层层叠叠，堆满书架、地板、楼道，顾客时常需要侧身穿过。

大约在2005年，一位宾大学者在旧档案里发现了林徽因当年的住址，前来拜访。几天后，黛比和来书店的中国学生交流，才知道林徽因在中国很有名。

黛比展示了一篇文献资料——是那位学者所写。文献显示，当年，此处是一个私人住宅，为学生提供住宿，可以容纳11人，单人间5美元/周，双人间10美元/周，包三餐的话则再加8美元。大约一年后，林徽因搬到了林地大道3707号，直到毕业。

那位学者也在文章中展现了一位想法独特的女性。《费城公众纪事报》1925年10月18日对林徽因的专访提到，在整个费城，她最喜欢的地方，不是绿草如茵的公园，不是什么摩登剧院，而是住所附近一个普普通通的墓园。“城市的喧嚣、噪声和熙熙攘攘令我无比疲惫……是的！如果我去费尔芒特公园，我会见到树木和草地，但那里总有一大群人。我想我必须在坟墓中坐下来。”

黛比说的那位学者就是黄振翔。他当时还是助理教授，刚刚对第一批建筑专业的中国留学生产生了研究兴趣。

从1918年到1951年，近四十名中国学生到宾大学习建筑。黄振翔说，这34年中，宾大艺术学院共有三位院长，他们任内的资料堆积了将近两百立方英尺，包括课程资料、院务报告、会议记录、书信、入学申请书、注册登记表。

他埋首在故纸堆里，此后每隔几年，他会出现在黛比的小书店，有时说，“我的论文发表啦”，有时会说，“央视要来拍纪录片啦”。

20年来，他时常去查阅这些“宝藏一般”的资料。林徽因的形象由此越来越立体。采访的某一刻，他突然聊起林徽因的个性。

“林徽因给别人写信，都是用很平视的口吻，不像梁思成写的信，有很多多余的客气话。”

“你知道吗？林徽因是个straight arrow（直言不讳）。她基本上想什么说什么，她讲话你插不上话的。性格也比较急，impatient（没有耐心）。”

他也清楚关于林徽因的研究存在许多纰漏。电话那头，他热切地想澄清各种报道、研究中的错误，哪怕是一些微小的细节。比如，“一些报道会说，林徽因有两门课不能上，但应该是两个系列的课程。”又比如，“林徽因不是仅仅当过助教，assistant，也当过instructor，指导教师。这更说明她的厉害。”

得知宾大要为林徽因补授学位时，他的第一反应是高兴，第二反应则是，这件事早在1937年就该做了——那一年，宾大为三位女学生补授建筑学学位，林徽因不在其中。

没有人确定为什么她被遗忘了。大多数人说，或许和她当时远在中国有关。

2024年4月17日下午，黄振翔又来到了档案馆。他要为一篇新文章查阅林徽因的资料，需要翻找1936年L姓学生的资料——距离林徽因毕业已经过去了9年，L姓学生的文件很多，都被放在一个黄色的档案袋里。不知翻到第几份时，他看到一封中国大使馆在当年3月给宾大艺术学院的回信。往下翻，是艺术学院院长早几天引荐林徽因的信。再往下，是更早些时候中国大使馆的询问来函，和一封院长写给林徽因的信。最后，是林徽因1月时写给院长的信，信中，她请求学位认证。

“我中头奖了。”他兴奋地出门找资料室老师，拿着那封林徽因亲手打出来的信，分享了这个新发现。

那是午后2:55。黄振翔清楚地记得时间——他拍下了信件的照片，发给了斯坦纳和惠特克。

一个多月后，林徽因对自己建筑成就的自述，经斯坦纳之口，说给了100年后的世界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