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87年，香港飞鹅山。大学服务中心亚皆老街时代结束前第一次行山，有John Dolfin一家、李南雄、Suzanne，Pepper夫妇、Marina Thorborg、张帼鸣、刘慧玲等。熊景明老师在第一排右起数第三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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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人简介：熊景明，昆明人，1967年毕业于云南大学外语系俄罗斯语言文学专业，1979年移居香港，1988年至2007年主持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服务研究中心，1988年起多次参加中国大陆国际扶贫项目。主编《进入21世纪的中国农村》《中外名学者论21世纪初的中国》，著有《家在云之南：忆双亲，记往事》《长辈的故事：滇池百年家族往事》《妈妈说》等。

采访人：赵逸轩、王琦、孙绪谦、李萌萌，学人Scholar团队志愿者

专访熊景明（上）：我写家族史，想传递的是爱

03. 知识的传承与实践：从助理到学术推动者

学人：您是70年代末到香港的，当时您对未来生活有什么憧憬？是怎样的机缘让您加入大学服务中心？

熊景明：我觉得这也是命运的安排吧。我一开始到香港的时候，心里是带着一些憧憬的，比如说我想写农村，想做点什么真正有关中国基层的研究。但一到了香港，现实摆在眼前，最重要的还是生存问题，用广东话叫“揾食”，反正就是要找饭吃。

你提到的“大学服务中心”是1963年在香港成立的。那个时候，外国学者不能到中国大陆来，一般人也进不去。但在西方，“中国研究”（China Study）是一个正式的学科，很多人在大学里写中国相关的博士论文，或者教授要写书、做研究，可是因为当时中国对世界封闭，他们就得找一个离中国近、又能自由接触中国信息的地方——最终，香港成为选择。就这样，在香港成立了这个名字听起来有些莫名其妙的“大学服务中心”。

我之所以能到那个中心，其实也是很偶然的。当时我在报纸上看到一个小小的招聘广告，说是要找一个“了解中国大陆农村”的访谈者。我一看，觉得这不就是我吗？我当时真的是有一种使命感，觉得我就是要来讲一讲中国农村的真实情况。顺便说一句，我们那个时候在中心接触的这些研究者，和现在很多人想象中的“学术间谍”完全不是一个范畴。美国大学里很多都是左派，当时这些人也真的是相信共产主义，相信中国革命那些理念的。他们对中国的兴趣，出发点其实是理想主义，不是来挖国家机密什么的，跟现在有些人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我就是这样因为一个招聘广告进到了那个中心。一位叫作Jean Oi，戴慕珍，现在是斯坦福大学的教授。她向我了解大陆农村的情况，后来干脆聘我做研究助理。她离开中心以后，我又做了其他学者的研究助理，主要的工作是帮他们安排访谈，并查阅报刊资料。我常常说，我可能是全世界读《人民日报》最多遍的人，因为我连续跟着三个研究者做项目——他们其中两个研究农村、一个研究教育，都是要用《人民日报》的材料。我把70 年代到80 年代初的《人民日报》从头到尾看了三遍。

图：戴慕珍教授（Jean C. Oi ）2024年6月于北京大学燕京学院讲座时

不过说到底，那时候它也就是一份工作罢了。到了香港，也不会想太多别的，最基本的就是要不断充实自己。我那时候也拼命学英文，每天都在图书馆，站在影印机旁边，戴着耳机听录音，一站就站几个小时。后来听说中心可能要被港大“接管”什么的，当然当时这些都只是谣言，我就先去香港中文大学，在一个“法治研究计划”里继续做研究助理。

学人：后来中心在80年代并入香港中文大学，并且您成为了中心的主要负责人。对比您在中心的前后两段经历，您有何不同体会和经验？

熊景明：其实在中国大陆开放之后，大学服务中心原本存在的前提就不复存在了。以前学者不能直接去大陆做研究，所以才在香港设立这个中心。但到了后来，学者可以直接进中国大陆做田野、查资料，那这个中心的特殊性也就淡化了。所以到了1988年，它就并入了香港中文大学。

图：1989年，中心迁入中大的开幕研讨会（左起：陈方正、翁松燃、傅高义）

一直到1988年，中大要正式接手中心的时候，我还在那个“法治研究计划”里做研究助理。那个时候有朋友提醒我，说你不能一直只是帮别人做研究，你也要开始自己做研究。于是我就开始发表一些文章。后来中大要把中心接过来，就开始招聘负责人。

其实回头想想，真是机缘巧合。原本那个中心的负责人是个美国人，我不太清楚他是不是有申请继续留任，也听说有人申请、有人没申请，总之我记得很清楚——当时申请这个职位的人大多都有博士学位，只有我没有。但我那时突然想通了，我虽然没有博士，但只有我真正知道这个中心该怎么用、怎么建设。当然还有一个现实的原因，就是那个时候中文大学和中心的上级单位——美国的“美国学者联合会委员会”达成协议，说有一个三年的过渡期。要不是有这三年过渡期，我估计他们可能就会找一个社会上名气大一点的、光鲜亮丽的学者来担任负责人。但因为有这个过渡期，他们就选择了一个可能更踏实、能实干的人。于是就找到了我。也因为我在“法治研究计划”的那几年，确实做了一些实事，学校也觉得我是个肯干、能干的人。所以也就顺理成章地接下了这个责任。

我也是那一年受聘为“助理主任”。但实际上，我负责的事情远超职务所限。我们当时的研究主任是一个很忙的政治学学者。因为他实在太忙了，所以基本上是采取“无为而治”的方式管理中心。结果就是——他放手，我就“为所欲为”。我那时候可以说是“无知者无畏”吧，也没有什么包袱。也正因为如此，我反而没被那些原有的制度和条规束缚住，能大胆地去做事、去尝试。这种环境其实给了我很大的自由和发挥空间。对比在亚皆老街那段时间的所见所感，再加上我自己的想象和想法，我觉得搬进中大之后，这个中心有几个非常大的变化。

图：香港亚皆老街（Argyle Street）街景，学人编辑拍摄于2025年4月

第一个变化就是经费问题。以前在外面的时候，每年都得自己去筹款，这是最难最头疼的事。那时候还有人传说这个中心背后是美国中情局的，我都开玩笑说，要真是就好了，那我们就不用年年为钱发愁了。后来搬到中大来，它在设置上就被纳入到图书馆体系里面，等于说是图书馆的一个部分，那经费就是由香港政府拨的。这个就非常关键了，首先是生存下来了，经费有了保障，这是最最重要的一点。而且原来在外面，比如在亚皆老街的时候，香港房租很贵，我们筹来的款有一大半都是拿去交租了。现在到了中大，不用再担心租金的问题，虽然不算完全独立的小单位，但起码有那么一点点财务自由的空间，感觉就不一样了。

但我觉得最大的变化还不只是这些。后来我在中心关闭之后，也就是2021年，我写了一篇文章回顾我和这个中心二十年的交集。我给那篇文章取名叫《天时地利人和：USC 1988—2 007》。这个“变化”，说到底还是碰上了一个时代的节点。当时我们赶上了一个好时机——大概是在80 年代末到90年代初那个时候，中国大陆很多单位开始盖房子、搞搬迁，资料堆放的地方也腾空了。结果就是，大量的资料就不要了，被当成废纸处理掉。我们就是在那个当口上，趁这个机会，开始大量收集中国大陆研究的一手资料。

其实在还没搬进中大之前，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初步的收藏，主要是各个省和中央一级的报纸；到了中大以后，空间、资源都有了，我们的收藏能力就更强了。最鼎盛的时候，我们收集了大概两千种杂志，而且都是尽量从创刊号开始收的，一期一期地齐整地整理好。这些东西是怎么来的呢？比如你去看《新华月报》，或者什么什么办的刊物，它上面都会盖着一些图章——什么粮食干部学校、什么单位内部发行。其实就是当时很多单位要腾地方，就把这些内部资料当废纸扔了。而我们那个时候也不太懂，只是觉得“这些资料太珍贵了，不能就这么没了”，所以我们就尽一切力量去收。

那收的人从哪儿来呢？刚好也是那个时候，开始有一批大陆的年轻学者来中文大学做访问。他们来的时候，我们正好也在整理图书、搬资料——图书馆当时要搬家，那可真是个大工程。他们一边帮我们做这些体力活，一边也渐渐认同了我们中心的目标：我们要建成世界上最好的中国研究资料库。那个时候他们在大陆的工资一个月也就两三百块，但在中文大学做学生助理，每小时可以拿20块钱。换句话说，他们只要在这边做两天的助理，赚的钱就相当于在家里干一个月了。所以这是不是那个时代赋予我们的机会呢？我们有了人力，而这些人也正好因为这样一份工作加入了我们的项目。更重要的是，他们回到大陆以后，就帮我们在各个地方去找资料。不是说每一个省都能去到，大部分还是集中在北京那一带，也有一些人能去到其他省市，帮我们把那些快要被当废纸扔掉的资料带回来。

这个事只有傻乎乎、什么都敢做的人才能做成，换成别人，可能就会被学校那一套程序给卡住了。当时按学校的规矩买图书，首先得申请经费，款批下来之后，钱才能进账，再用这笔钱去买书，书来了之后再付款，整个流程挺繁琐的。我们当时请的那些学生，他们其实是没什么钱的。那他们替我们找书、找资料、搬东西，怎么办？我们得先把钱垫出来。最开始是中心主任拿出私人的钱垫支购书经费，后来我自己也有一点钱，也一块儿垫进去。反正只有一个目标在那儿：我们要建立世界上最好的中国研究资料库。

另一个根本的变化是中心开始邀请内地学者来访，逐步形成一个中外学者交流的平台。这个中心未来最重要的使命，就是应该也为中国内地的学者提供服务。这个听起来简单，但做起来不容易。因为我们这个中心用的是大学拨款，而且是通过图书馆划拨的，是专款专用，不能随便挪用。那就只能想办法去找经费。后来，运气也挺好，我们真的找到了钱。总之，后来我们就有能力每年邀请几十位大陆的访问学者来中心。这些学者的到来，不光能帮着我们丰富研究资料，更重要的是，他们本身就成了宝贵的资源。

你想想看，一个西方学者来到这里，不但能看到丰富的资料，还能跟这些来自中国不同地方的学者聊天、讨论，了解第一手的情况，这不就是你在“田野”之外能得到的最好交流吗？他们就像今天你来访问我一样，提供很多真实的视角和经验。所以我觉得这是对中心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转变。也是在那之后几年，大家就开始说我们这个中心是“中国研究的麦加”，甚至还有人称它是“中国研究的少林寺”。我们听了当然也觉得受鼓舞，干劲也就更足了。

学人：对于将中心打造成为“中国研究的麦加”，您有什么特殊的工作方法吗？对当前大学的行政管理，您觉得是否仍有改进的空间？

熊景明：我先说说中心的管理特色。这可能跟我作为云南人的特点有关吧。我记得曾经有个北京的学者跟我说，他发现自己交的朋友大部分都是云南人。他说，云南人有个特点，就是一旦认识了某个人，就会把自己的朋友介绍给他。我不知道这算不算云南特色，但反正在中心里，我们很多时候也就是这样做的。我现在退休了，还是乐此不疲地把有相同研究兴趣的人拉到一块儿来。我自己也有点迷信，有时候真觉得是冥冥中有天意，经常会发现有同样研究兴趣的人不约而同地来到中心。我最开心的就是把他们介绍在一起，这种事发生很多次，有很多例子。

我们中心的氛围特别好。比如说，每年10 月中旬到第二年5 月，几乎每个星期六我们都会组织“行山”活动。很多来中心访问的学者，对这项活动的印象反而比做研究还深。他们会觉得这里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氛围。有些人离开的时候，特别是一些女学者，甚至会哭，说从来没想到还能有这样的生活方式。我们吃饭也都是约好一起去大学餐厅，或者坐在游泳池旁边的阳光餐厅，天气好的时候就坐在外面。虽然没有开正式的研讨会，但每天的对话就像是一个流动的研讨会。这里既是学术机构，也是精神家园。

图：《中国研究者的家园——回忆大学服务中心》熊景明主编 人文出版社 2022年12月

至于我自己，我觉得很幸运。我原本最开心的一件事就是不用开会，直到我2 007年退休，真的没怎么开过会。2 005年我被叫去开了个会，说是来了一个英国搞管理培训的人，讲的是绩效管理。我听得完全是一头雾水。他说我们要对员工每半年评估一次，填表，说这个人表现是优、良、中还是差。我当时就想，这种方式最容易破坏主管和下属的关系。因为就算你评人家“良”，人家心里也不舒服。而且像我们中心这种每天都打交道的环境，彼此都熟，这种模式反而会伤感情。

其实，我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管理方法，我只是觉得，你得让大家都觉得自己做的事情有意义。我们中心是世界知名的，大家能感觉到自己是在参与一件有价值的事情。比如有学者来访，我会主动让他们去认识中心的每一个人，不光是认识我。有时候我们还会一起出去吃饭，就是希望每个人都融入进来。大家工作也都很投入。有次有个德国学者来中心待了几个月，他就问我，说：“你们中心是不是工资特别高？”其实不是，我们是新成立的机构，工资反而低。因为在中大这边，工资是按年资算的，很多人职位都是“助理”——助理文员、助理秘书，我当时也是“助理主任”。但大家就是特别卖力，工作氛围好，这跟整天填绩效表、算指标完全是两回事。

在现在的招聘机制里，其实有时候我们可以从一些细节看出来一个人到底是来“做事业”还是“升仕途”。比如说，学校在招聘校长时总是在强调候选人有没有什么学术成果，有没有管理经验。这些当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他是不是把这个工作当作一种“职业志向”，而不是当成个人仕途上的一个台阶。最近我看到一个例子蛮特别的，王树国担任福耀科技大学的校长，他说他不要工资。我一看到起码就知道他不是为了高薪来争这个位置的。

所以我自己会想，现在香港很多大学校长职位的工资那么高，是不是反而引来了不该来的那一类人？过去像云南大学的前身东陆大学，第一任校长董泽，当时经费很紧，他找来袁嘉谷当教务长，两个人都不要工资。他们是真的有那种“创校”的情怀和责任感。

图：云南大学前身，1922年创立的东陆大学

我父亲以前是昆明市政建设的领导，后来管自来水系统，他就经常讲一句话让我印象特别深：一个领导最重要的能力是“拍板”。也就是说，你听了大家的意见之后，能在关键时刻做决定。他说那其实是一种“算力”——在你脑子里运转所有的信息、经验，最后迅速做出判断。我觉得这是一种直觉式的能力，有些人天生就有，有些人可能是后天培养出来的。

总的来说，一个好领导要做到两个方面：一是为人师表，二是知人善任。当然，也得警惕“彼得原理”——就是一个人在某个职位上做得好，就一路被提拔，直到他被升到一个做不好的岗位，然后就停在那里。这种情况，也许正是现在有些大学选聘校长时面临的问题。

04. 从“我是谁”到“我在哪”：身份认同的迁移

学人：您出生并成长在云南，而后长期在香港生活和工作。在这一过程中，您是否曾经历过身份认同的困惑？又是在何时、因何契机开始认同香港的社会环境？

熊景明：我女儿去美国念书之后，我一直很担心她会失去对中文的兴趣。完全忘记是不太可能的，但我还是一厢情愿地坚持给她写信，基本上每月至少写一两封。我把这些信写成类似美文的形式，每封信都有一个主题。你刚才的问题让我想起其中一封，主题叫“吾心安处便是家”。

写那封信时，我才真正意识到，自己身份认同的变化是什么时候发生的。有一次，我刚到香港不久，1 984年正值奥运会，中国队出场时，我特别激动，甚至热泪盈眶；而当香港队出场，我却毫无感觉。到了下一届奥运会，香港队出场时，我竟然也激动得落泪。我觉得那种感受就说明，我的身份认同发生了改变。我记不得是第一届之后还是第二届，反正就是有一届开始，看到香港队出场，我会流泪，那就意味着我认同香港了。

不过我也常说，我是一个身份认同混乱的人。我在香港时常常说“我们昆明人怎样怎样”，回到昆明又说“我们香港人怎样怎样”。后来我在贵州扶贫了好几年，回到香港还会说“我们贵州怎么怎么”。所以，有时候我自己也会想，我到底是哪里人？

我觉得身份认同未必是单一的。后来我和一位朋友讨论过这个问题。他的女儿也在美国念书，我女儿倒是没有很强的美国身份认同，她大概只在美国待了五六年，她觉得自己还是香港人，也是昆明人。而我朋友的女儿则很明显是双重身份认同，她既认同自己是香港人，也认同自己是美国人。

至于对香港的认同，我觉得最深的感受就是“吾心安处便是家”。当你从外地飞回来，一踏上香港的土地，立刻会有一种心安的感觉。你会关心香港的事，就像关心自己的家庭一样，盼望它好，为它的困难而忧虑。这种情感，其实就是一种认同的体现。香港有一些学者专门研究身份认同，比如刘兆佳教授。他的研究发现很有意思——香港人对“我是中国人”的认同最高峰是在汶川地震之后。因为人很多时候并不是由理性，而是由感情所驱动的。那时候电视上播放的，是无数大陆人在地震之后表现出的情感、善意和团结。那一刻，好像每个人心中的天使都被唤醒了，非常感动。而这种感动，也让许多香港人产生强烈的共鸣，觉得和大陆人站在一起，是一件光荣的事。这种情感推动了那一时期对“我是中国人”认同的最高点。

学人：相比许多经过传统“科班训练”的学者，您的学术经历更加多元，人生经历也更为丰富。在您看来，这种多元、丰富的经历为您带来了哪些不同的学术体验？

熊景明：李连江教授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提到我适合在博士生尚未选题之前，跟他们聊聊，帮助他们梳理思路，决定研究方向。我觉得他说得挺对的，因为这确实是我很擅长、也很喜欢做的事情。

现在的博士训练模式，往往强调在某个非常细致的领域里做到极致，要在一个点上挖得很深。这种训练方式当然重要，它帮助一个人在学术过程中养成深入思考的习惯。但如果从更长远的角度看，一个学者最后能走多远、成就多高，我觉得决定性的因素不是知识，而是智慧。

图：熊景明老师，1982年摄于大学研究中心图书室

“智慧”这件事，不是靠在某一门课上深耕细作就能获得的。我经常打一个比方：种树时，你要先决定是要往深里挖，还是先把坑挖大。实际上，这两者并不冲突——你只有先把坑挖得够大，才能挖得更深。这种“广”与“深”之间的辩证关系，决定了你最终能站多高、看多远。

我并不认为自己已经达到了“智者”的境界，但我始终相信，只要认真去做、全力以赴，就已经走在通往智慧的路上了。有时候，比能力更关键的，其实是态度。如果要总结前面讲的内容，那就是：基础训练固然重要，但真正决定一件事做成的，往往是真诚的兴趣，有没有一点使命感，能不能真正全力以赴。这些特质，在我们的教育理念或体制中，很难被衡量，却往往是最关键的。

来源：学人scholar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