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说到中亚，很多人想到的可能是五个“斯坦”亦或英俄大博弈的舞台，但事实上，中亚的内涵远比此复杂。中亚地处亚欧大陆“心脏地带”，是东西方文明交流的十字路口，也是重要的交通枢纽和能源供应走廊。而从地缘政治角度来看，中亚地区是全球大国和地区强国利益竞合的交汇点，美国地

何以中亚

6月17日，第二届中国—中亚峰会在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举行。

说到中亚，很多人想到的可能是五个“斯坦”亦或英俄大博弈的舞台，但事实上，中亚的内涵远比此复杂。中亚地处亚欧大陆“心脏地带”，是东西方文明交流的十字路口，也是重要的交通枢纽和能源供应走廊。而从地缘政治角度来看，中亚地区是全球大国和地区强国利益竞合的交汇点，美国地缘战略家布热津斯基将此地称作欧亚大陆的“巴尔干”。对中国而言，中亚是中国西部近邻，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首倡之地，始终是周边外交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

本期“封面话题”特邀四位学者举行圆桌讨论，深度剖析“何为中亚”“中亚地缘政治有何新态势”“中国为何如此重视和关注中亚”等议题，重新认识这个古老又崭新的地区。

——编者手记

嘉 宾：

许 涛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欧亚社会发展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副所长兼中亚研究室主任

苏 畅 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

杨 进 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中亚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

邓 浩 原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格鲁吉亚大使馆政务参赞，新疆师范大学“天池英才”特聘教授

主持人：

赵 萌 《世界知识》杂志社社长助理、编辑

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地标性建筑——巴伊杰列克观景塔。该塔的设计灵感来自于哈萨克族的神话故事，讲的是一棵神秘的生命之树和一只神鸟，这只鸟每年会在白杨树的树杈之间下蛋，蛋中孕育的雏鸟象征着复兴与永恒。

中亚本土文化多次被外来力量中断和改写

许涛：当前，中亚地区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这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有很大关系。中亚是世界上距离海洋最远的内陆地区，同时又处在亚欧非大陆古代文明传播的十字路口，这两个基本地缘特性决定了中亚本土文明长期以来一直在封闭与联通两个不同方向的作用力下纠结发展。前一个地缘特性使中亚本土文明难以突破地理阻碍走向世界，或者说其本土文明和内生性动力不足以突破地缘障碍，去与世界其他重大文明中心交流与合作，中亚民族实现国际化、现代化的难度比其他民族要大；后一个地缘特性则意味着，每每中亚周边有强大文明中心生成时，必然会问津甚至征服这里。

从雅利安人的南迁到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的东征，再到匈奴人、突厥人、蒙古人的西征，波斯帝国和阿拉伯帝国的扩张，英国和沙俄帝国的殖民争夺，中亚本土文化数次被外来强势文明冲击甚至改写，某种程度上也造成了中亚各民族历史的曲折发展历程。上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中亚五国获得独立，五个主权民族国家的出现标志着中亚地区国际政治主体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中亚的发展环境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其一次次借助某个强大文明与世界对话的历史阶段告一段落。由此，中亚各国本土文明与世界开始直接对话和交流，但是它们面临的地缘环境并没有因此得到根本性改观，与域外强大权力中心建立良性互动关系依然是其保持主权独立和社会发展的基本条件。这也带来一个现象：中亚国家在独立之后，一直坚持多元平衡外交，特别是与大国包括俄罗斯、欧洲国家、美国、中国建立和保持良好关系，并与其他一些次区域文明中心比如伊朗和土耳其等积极互动。这些都是中亚地区国家在独立之后希冀突破地缘困境、获得国际社会认可、度过产业链断裂难关的反映。

苏畅：我想分享两个有关中亚历史的关键词：一是文明交融。中亚曾在数学、医学、文学、天文学、建筑学等领域获得成功，为人类文明作出了巨大贡献。这得益于中亚地区是东西方文明交融之地。二是跨文明对话与共生。这一关键词是与中国有关的。公元前二世纪，张骞凿空西域，开启中原王朝与中亚地区的文明交流。中国的纸张、丝绸与中亚的葡萄、良马双向输送。唐代长安城中的“西市”与撒马尔罕的“粟特聚落”成为跨文化交融的缩影。中亚“百科全书式”学者伊本·西纳的哲学著作可以在中国文献史籍中找到印记，明代《永乐大典》收录的《回回药方》融合了中亚医学智慧。这些案例表明，历史上的中国与中亚的跨文明对话与共生，不仅是物质交换，更是知识体系的共创。

在全球版图中，中亚具有非常重要而独特的地缘地位，而且石油和天然气等资源丰富，是全球能源重要的供应地区和运输枢纽。作为古丝绸之路的一部分，中亚地区还是多条国际交通路线的交汇处，对于欧亚联通安全性、促进区域内外贸易和人文交流具有战略意义。同时，中亚是全球大国和地区强国利益竞合的交汇点，无论是周边邻国还是域外大国，都在此拥有不同程度的军事与政治、能源与经济、互联互通与文化等多重利益。毫无疑问，中亚对整个欧亚大陆的稳定与发展至关重要且具有深远影响。

乌兹别克斯坦第二大城市撒马尔罕的帖木儿陵墓。

中亚国家正处于转型的关键时期

杨进：中亚五国独立的时间并不长，却是国际政治中一股非常重要的力量，也是冷战后国际格局演变的重要参与者之一。值得一提的是，中亚国家还有一个重要特征，那就是转型国家。它们正在探索自身政治道路、经济发展转型，以及如何重新定义自己的历史、语言和民族文化。

首先，从政治体制上看，中亚各国都完成了历史性转轨，实现了从苏联模式向更具现代性特征的政治体制转换，各国也都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政治发展道路。比如，哈萨克斯坦在2022年“一月事件”后启动的最新一轮权力转换和深度政治改革，标志着哈政治转型进入全新时期。又如，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近年来推出的“新乌兹别克斯坦”国家发展战略，在政治体制的构建上也有新思路，一方面通过改革加强政权对社会的掌控力度，另一方面又通过改革激发社会活力，突出市场力量。再如，土库曼斯坦在2022年实现了新老两代政治家之间的权力交接并推行新政治改革，突出体现其对社会稳定的最高追求。吉尔吉斯斯坦近年来也在政治领域有一系列重大改革动作，主要目标是推动构建国内不同党派、不同地域之间的权力平衡，接纳更多的力量参与政治，打破过去时常发生的“街头政治”魔咒和循环，目前来看已经取得了很大成效，吉社会稳定性明显加强。塔吉克斯坦新老两代政治家之间的权力交接程序正在有序进行。

其次，目前中亚五国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经济转型处于关键时期。哈萨克斯坦是中亚经济的领头羊，土库曼斯坦经济形势也不错，前者在市场经济方面走得更远一些，后者经济高度依赖石油和天然气出口，更加重视政府作为全面社会福利的提供者角色。其他三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尽管相对低一点，但也走出了一些具有特色的道路。整体看，目前中亚五国都在走市场经济道路，有的国家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参与程度高一些，如土库曼斯坦，有的低一些，如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近些年，中亚五国各自推出了最新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皆注重自身改革以及对世界经济体系的深度参与。可以说，中亚五国目前在转型道路上都处于深度探索时期，都在寻求符合各自国情的发展道路。

苏畅：自2021年以来，受阿富汗变局、乌克兰危机等影响，中亚面临的域外环境极其复杂，域内一度突发多起重大政治安全事件，内外威胁联动影响中亚局势。主要表现是：哈萨克斯坦2022年“一月事件”引发全国骚乱，其他处于权力交接过程中的中亚国家也存在不同程度的政权安全问题；吉塔边境摩擦升级为军事冲突；乌兹别克斯坦卡拉卡尔帕克斯坦自治共和国发生骚乱；塔吉克斯坦戈尔诺—巴达赫尚地区与中央政府矛盾激化。在此形势下，中亚国家日益重视治理与发展，强调多边合作与平衡外交，谋求通过提升地缘战略地位维护稳定。在政治方面，各国高度关注政局风险，强化国家治理能力，全力保障政权安全和社会稳定。在社会经济方面，各国制订新发展战略或经济计划，重视高科技产业、治理贫困、增加就业，缓解民生问题；加强区域经济合作与国际经济合作，谋求实现中亚作为欧亚大陆交通枢纽的角色。在对外关系方面，各国重心由域内抱团合作，转向平衡俄美、对冲乌克兰危机消极影响、提升与中国经济合作、加强多方向跨区域合作。

域外国家与中亚之间的“C5+1”机制多达十余个

许涛：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中亚各国所在的欧亚地区由于历史与现实的原因似乎正在成为冲突与对抗的焦点之一。大国博弈的升级加大了对习惯意识里“中间区域”的争取力度，中亚地区正在由传统认知意义上的“边缘地带”向“中心地带”转移。近三年来，由不同大国主导或参与的“C5+1”机制（中亚五国与外部伙伴之间的对话平台）不断出现。特别是2022年之后，据统计大概有十余个“C5+1”机制是元首级别的，而以前大都是外交部长层级的，这足以说明世界上重大战略力量对这个地区的重视。

另外，闭门讨论和解决本地区重大事务的“中亚峰会”机制（中亚国家领导人协商会议）一年年趋于成熟，打造中亚地区统一的安全空间和经济空间的呼声不断。这些现象不仅标志着中亚各国战略自主意识越来越强，也在客观上反映了中亚地区在当代国际事务中地缘政治地位的上升。“中亚峰会”讨论的话题和形成的成果也越来越实，从最初寻找中亚国家历史上共同的记忆，包括文化上的相互认同，转向各个领域的务实合作。特别是今年3月底，吉塔乌三国总统签署国界交界点条约，彻底解决了三国边界问题。这意味着影响中亚各国关系的一个非常麻烦的问题在原则上得到解决。哈总统托卡耶夫在2024年中亚国家领导人协商会议上提出，我们要有地区共同的自信，中亚要成为一个让世界重视、瞩目的新的文明区域。

近些年，中亚各国的经济增长势头还是不错的。据欧亚开发银行今年1月公布的数据，在2022～2024年间，中亚地区国家经济年均增长率为4.7%，较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长率高约40%。当然这背后有一些特殊因素，比如2022年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后，俄罗斯受到西方制裁，中亚国家能源、矿产等行业获得了新的机会和市场，当然有些企业也因为在产业链供应链上与俄罗斯的联系而受到二级制裁，但总体上对中亚国家经济起到了输血或刺激作用。这几年中亚国家经济发展较好、社会稳定，也促成这些国家在发展领域和外交上的自信上升。

综合来看，在全球特别是欧亚地区呈现出纷繁复杂态势的情况下，中亚地区国家的自信心在增强。而能够让中亚地区真正摆脱“边缘地带”地位的路径或方式，则是与世界各主要经济中心基本建成联通畅通体系。要达到这一长远目标，中亚国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要与更多的伙伴建立互利合作关系。

2022年11月22日，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访问法国，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会晤。近几年，法国对中亚地区的重视程度加深，法乌高层多次互访。

大国在中亚地区的博弈更趋激烈

邓浩：大国在中亚博弈的新变化受到广泛关注。近年来，在新冠疫情暴发、阿富汗局势剧变、乌克兰危机延宕等一系列事件的影响下，中亚地区的外部环境明显趋于严峻，大国对中亚地区的争夺更趋激烈，凸显地缘政治因素对地区格局的影响。当前大国博弈在中亚地区的基本态势是：美西方和中东势力的影响走强，俄罗斯的影响趋弱，地区国家对地区格局的塑造能力增大。

第一，美西方正在加大对中亚国家的争夺，影响呈现明显上升之势。近年来，美国主要通过出台新中亚战略、举行美国与中亚国家“C5+1”外长会议及元首峰会、加大对中亚地区经济和民生投入、在乌克兰问题上对中亚国家诱压并举等措施，积极抢占地区格局制高点，扩大地区影响力，持续挤压俄战略空间。欧盟通过频繁与中亚国家举行“C5+1”机制外长会议及峰会、加大推进“中间走廊”建设、与中亚国家广泛开展投资和技术合作等，进一步削弱、稀释俄对中亚地区影响力和控制力。

第二，俄罗斯在乌克兰危机背景下，对中亚地区的影响力呈现走弱态势。由于受到乌克兰危机的影响，俄以往主要通过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和欧亚经济联盟主导地区格局和凝聚中亚国家的做法已明显力不从心。在美西方对俄全面封锁和极限制裁的背景下，俄罗斯对中亚国家的经济吸引力也呈现下降之势。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中亚国家普遍在乌克兰问题上持中立立场，甚至出现对俄质疑之声，显示俄在中亚地区的软实力出现明显下滑之势。

第三，中东地区势力乘势崛起引人注目。土耳其对中亚地区一直具有较大的影响力。近年来，土耳其通过力推建立“突厥语国家组织”等，加紧推进与所谓中亚“突厥语”国家的一体化进程。土耳其对中亚地区实施的一些举措，展现了其对中亚事务强烈的进取心，显露出试图在中亚地区新格局中扮演更重要角色的雄心。沙特近年来在中亚“后来居上”，积极促成了中亚—海合会外长会议和峰会，并明显加大对中亚国家的资金和项目投入，成为地区大国博弈中一个极其活跃的角色。伊朗也不甘落后，通过与中亚国家加强高层往来、签署多项合作协议等方式极力维持自己的传统影响。伊朗在2023年加入上合组织，为其在中亚地区发挥更大作用创造了重要契机和平台。

第四，地区国家在中亚新一轮大国博弈中开始占据主动、有利位置。过去我们总是把中亚国家作为大国博弈中的一个被动角色来看待，近年来，随着中亚国家战略自主意识不断增强，中亚国家在地区新格局中的塑造能力明显增大。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中亚国家通过“中亚五国+”模式，充分展示出独立自主的多元平衡外交形象。面对大国在中亚地区博弈日益激烈，中亚国家区域内部合作步伐加快，边界、水资源等一直困扰中亚国家合作的老大难问题正在出现快速化解的积极进展，这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大国争夺对地区稳定的不利影响。中亚国家与美俄等大国都保持了一种积极平衡的关系，与各方交好，力争将大国博弈引向对自己有利的方向，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

总的来说，我觉得，未来大国对中亚地区的争夺还会激烈，地区多极化将是地区大国竞争格局发展的基本方向，也是大势所趋。受美俄力量严重失衡的影响，俄罗斯现在虽然在中亚地区格局中还占有主导地位，但影响力和控制力明显会处在一个螺旋式下降的态势。目前美俄等大国在中亚实际形成了一种竞争共存的局面，各方在中亚的竞争各有优劣，互有长短，谁都很难吃掉对方。中亚国家从自身利益出发，也希望大国势力在中亚形成一种良性竞争。

杨进：中亚的大国博弈形势是全球最复杂的地区之一。冷战后，最初俄罗斯在中亚一家独大，后来欧美势力进入中亚，现在中亚的周边国家都很关注和重视该地区，甚至包括韩国、日本等国家。其中，美俄在中亚持续展开角力。苏联解体后，美国参与了中亚地区无核化的谈判，并与地区国家加强军事合作。1994年，美国邀请中亚各国加入北约的“和平伙伴关系计划”。2001年9.11事件之后，美国在中亚国家的影响力达到最高峰。为支持打击国际恐怖主义，吉乌两国分别同意美军在其境内建立空军基地。但是，2005年吉“郁金香革命”与乌安集延事件先后发生，美国炮制的“颜色革命”导致中亚地区政局和社会动荡，引起中亚国家的恐惧和戒心。因此，美国在中亚的影响力有过一段时间的衰减。2021年从阿富汗撤军之后，美国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力继续下降。特朗普重返白宫后采取的一系列举动，可能使中亚国家对美国的信任受到影响。特朗普政府的外交政策目前还比较混乱，不过美国肯定不会放弃中亚，长期以来其在中亚的行动能力还是比较强的，未来会继续对这个地区关注和投入。

苏联解体后，叶利钦政府实行亲西方政策，对中亚地区实行“甩包袱”政策。但在普京2000年任总统后，元气恢复的俄罗斯找准时机，改善与区域内国家关系，重新维护自己的“后院”。此后，俄罗斯也通过建立欧亚经济联盟等机制和举措巩固与中亚国家关系。2022年乌克兰危机爆发后，中亚国家对俄罗斯的举动有异议甚至有一些批评的声音，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中亚国家和俄罗斯关系又有所修复，包括今年5月中亚国家元首出席俄胜利日红场阅兵仪式，参加俄组织的论坛以及俄主导的包括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在内的国际机制。这与俄罗斯在该地区的积极运筹和乌克兰危机长期化的趋势有关。

还需补充一点，俄罗斯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力有所弱化，这可能使中亚国家向新兴国家靠拢的动力加大。也就是说，无论是从政治安全还是经济和文明互鉴方面来讲，中亚国家未来可能会更加倚重包括上合组织和中国—中亚机制在内的平台。也应该看到，中亚国家仍非常看重中俄之间稳定的战略合作。

2024年10月8日，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在莫斯科举行。会议讨论了当前独联体内部加强合作问题，并就地区和国际问题交换了意见。

地区自主化和多极化同时加速

邓浩：观察中亚形势的变化，还可从两个维度分析：一个是内部维度，主要是看中亚地区自主化进程的变化；另一个是外部维度，主要是看中亚地区多极化进程的演变。

近年来，中亚地区热点频仍，接连发生了吉尔吉斯斯坦非正常政权更迭、哈塔乌三国内部骚乱、吉塔边界武装冲突等一系列重大事件，导致该地区形势和格局发生苏联解体以来未有之复杂多变局面。一方面，中亚地区大国关系进入空前紧张期，区域力量重组加快，地区多极化加速发展。另一方面，中亚地区内部步入了改革转型期，地区国家独立自主和抱团取暖的意识骤升，比如基本解决影响中亚国家开展区域合作的边界问题，为加速地区自主化进程注入强劲动力和活力。地区多极化和自主化同时加速，是近年来中亚地区形势变化的一个主要样态和基本特点。

但是，特朗普重返白宫后，其一系列异常举动导致世界形势变得更加扑朔迷离，这对中亚地区形势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地区多极化来看，一方面，随着美俄关系阶段性缓和、美欧关系复杂化，美国的注意力逐渐从乌克兰转向中东、“印太”，在此背景下，俄罗斯在中亚地区面临的战略压力有所减缓，有利于俄恢复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和实力，客观上会使地区多极化进程放缓。另一方面，随着特朗普不断升级对中国的全方位打压，中国推进对中亚地区既定战略难免受影响，有可能导致地区多极化加速的局面出现变数。4月初，首届中亚—欧盟峰会在乌兹别克斯坦举行。双方宣布建立战略伙伴关系。欧盟宣布将在中亚地区启动总额达120亿美元的“全球门户”投资计划。耐人寻味的是，这次欧盟对中亚的行动是在特朗普向全世界挥舞关税大棒的背景下进行的。这显现出欧盟寻找新的战略和利益空间的意图，也表明欧盟想设法对冲中俄在中亚地区的影响。

从地区自主化来看，由于美国主动修复对俄关系，加之中亚地区在特朗普政府新战略中的地位还不明了，所以目前中亚地区的自主化可能不会从美国得到像拜登政府那样强有力的支持，俄罗斯也会在战略压力有所减缓的背景下开始逐渐恢复并加强对中亚地区的控制和影响，这也会对中亚自主化形成一定影响。

苏畅：中亚国家独立以来，受国际与地区形势变化、地缘政治博弈程度影响，中亚地缘政治在不同时期呈现出“边缘地带”或“中间地带”的特点。近些年来，在新形势下，中亚国家纷纷展开“通道外交”，提出了数条贯通欧亚大陆大通道的规划或倡议，希望突破乌克兰危机带来的地缘政治困局，尝试塑造自身新的角色——“枢纽地带”。

历史上，不同的“地带”角色给中亚带来了不同的影响。当“边缘地带”特征突出时，即处于国际政治博弈的边缘，地区形势较为稳定；当“中间地带”特征突出时，例如美俄博弈激烈时期，外部势力更多参与地区和地区国家内部事务，中亚形势往往会更加复杂多变。当前国际形势下，中亚很难再成为“边缘地带”，要想超越“中间地带”的影响，“枢纽地带”或许是一种选择。但中亚国家要想成为“枢纽地带”有难度且有风险，需要地区各国领导者的政治智慧，需要运筹好地缘经济因素，同时还需要合适的外部条件。但无论如何，中亚国家做出这样的有益尝试，已在地缘政治变局中博得了关注和重视，为地区安全与发展争取到良好的外部条件。

中亚在中国周边外交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

许涛：中亚五国独立后，中国是最早承认中亚国家独立和主权的国家之一，并迅速与中亚五国建立起正式外交关系。中国和中亚国家建立这种良好的关系，是双向需求，也是共赢。中国的发展需要良好的周边环境，中亚国家是中国的西部近邻，无论是从安全、稳定还是从资源、市场看都是中国需要的外部区域。因此，中亚在中国周边外交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建立中国—中亚机制也是我国外交方面一个非常重要的选择和建树。同样，对中亚国家来说，中国是其突破地缘困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选项，无论它们对世界上的大国做出何种平衡，对中国的需求都是确定的。

自建交以来，我国与中亚国家首先通过平等协商的原则解决了冷战时期遗留下来的历史问题，随后又在打击“三股势力”和跨国犯罪等主要领域实现了高水平的非传统安全合作。这种新型的合作模式不仅营造出共同的和平与发展环境，而且由此奠定了相互间的政治信任关系。在此基础上，重构苏联解体后的产业链供应链，拓展更加广阔的经济活动空间成为共同的发展需求。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如何克服地缘困境与世界上最活跃的亚太经济空间相联通，这一严峻的世纪难题再次摆在中亚各国领导人面前。

吉尔吉斯斯坦首任总统阿卡耶夫有一次在回答记者关于内陆国家如何克服发展困境的问题时提到，“其实我们的国家紧靠着大海，这个海洋就是中国。”哈萨克斯坦首任总统纳扎尔巴耶夫更是经常对身边人说，“谁说我们周边没有海洋？我们有两片海洋，一片叫中国，一片叫俄罗斯，只要打通陆路运输，他们就是我们最好的海洋。”冷战结束后，我国与中亚国家之间开放了数个陆路口岸。尽管受复杂地势限制，这些陆路口岸的运输方式、通过能力、管理水平各不相同，但都是中亚国家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特别是2013年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坦首次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倡议以来，中国和中亚国家的合作进入了一种系统性的建设时期。双方合作涉及能源、交通、金融、人文教育等多个领域。中亚国家对与中国的合作认可度持续提升。2018年，哈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在国情咨文中指出，“一带一路”倡议不仅为国际合作带来新动力，而且“大大改变了中亚地区的地缘经济态势”。这个评价非常准确，也十分中肯。2023年中国—中亚元首会晤机制建立后，中国和中亚国家之间的合作水平又迎来一次历史性的提升。

邓浩：中国为何如此重视和关注中亚地区？这与当前形势的发展变化和双方合作需求上升密切相关。

首先，中国重视中亚是形势发展的必然结果。近年来，中国外部和周边环境变得日趋复杂严峻。特朗普2017年首次就任总统后，对美国的全球战略做出重大调整，由过去遏制俄罗斯为主，转向对中国、俄罗斯实施双重遏制，甚至以制华为主。同时，美国推出所谓的“印太战略”，加紧对我国进行战略围堵。在这样的背景下，发展、巩固与中亚国家关系，无疑对确保中国的战略和周边安全具有重要意义。今年4月举行的中央周边工作会议明确指出，周边是实现发展繁荣的重要基础、维护国家安全的重点、运筹外交全局的首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键。在当前国际形势日益复杂的情势下，确保西部周边安全稳定，无疑关系到我们国家的国运和前途。

其次，在新的形势下，中亚地区安全形势日益复杂化，呈现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交织并发、各种非传统安全威胁层出不穷的多变态势，对我国西部尤其是新疆安全与稳定，构成了不可忽视的现实挑战和潜在威胁。这一客观现实要求我们必须密切关注中亚安全形势的走向，并加大与中亚国家的合作。

第三，新形势下中国与中亚国家经济互补性进一步增强，显示出巨大的合作潜力，开展与中亚国家的合作对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我们都知道，中亚地区曾是苏联主要的原料供应地，具有明显的资源型经济特征。近年来，各国为实现经济上的独立自主，都在大力发展非资源型经济，推进多元化经济战略，积极改善基础设施和互联互通条件，并努力在数字经济、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兴领域跟上时代的步伐，而中国在发展非资源型经济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具有雄厚的实力和领先的技术优势，尤其在高科技新兴领域更是处于世界领先水平。这彰显了双方在产业上的高度互补性。此外，随着西方对俄罗斯实施全方位的封锁和制裁，中亚国家传统的出口市场和物流通道严重受阻，而中国拥有庞大的市场和多个便捷的出海通道，无疑对中亚国家具有强大的吸引力。目前，中亚国家积极参与跨里海国际运输走廊和中吉乌铁路这两个互联互通大项目就是明证。中亚国家都在着力加强区域内合作，大力推进改革新政，推出中长期发展战略，致力于加速推进现代化、自主化，这为中国与中亚国家合作提供了更充足的动力和更加广阔的空间。

2025年4月26日，中国—中亚外长第六次会晤在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同中亚五国外长以及中国—中亚机制秘书长共同出席。

新时期中国与中亚国家关系具有三个鲜明特点

邓浩：中国—中亚机制的建立和运行标志着中国与中亚国家进入共建命运共同体新时期。新时期中国与中亚国家关系具有三个鲜明特点：其一，整体性强。随着中国—中亚机制的建立和运行，中国与中亚国家关系从双边层面跃升到区域合作层级，双方关系的整体化水平达到一个新高度。在这一机制框架下，中国更多地开始把中亚五国视为一个整体，作为一个区域合作对象来对待，中亚五国也是以区域性的视角、以“中亚五国+”模式来对待与中国的合作。其二，战略性高。新时期中国与中亚国家关系由双边层面构建命运共同体上升到区域层级共建命运共同体，并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各国战略对接、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方面达成新的高度共识，双方合作的战略含金量明显加大。其三，务实性突出。中国—中亚机制是以解决实际问题、促进共同发展为导向，聚焦经贸、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的具体项目合作，不搞形式主义，注重成果的落地和实施。迄今为止，在这一机制下，双方已经建立起了元首峰会机制，以及外交、经贸、农业、交通、海关、教育、应急管理等十多个重点领域的部长级合作机制。2023年5月，首届中国—中亚峰会发布了一份成果清单，其中包括54项合作的共识和倡议、19个中方创建的多边合作平台和九个合作文件，其中大部分都是务实性的成果。中国—中亚机制秘书处也已于2024年3月启动并顺利运行。

目前，中国与中亚国家关系进入新时代，双方共建了中国—中亚机制，中亚国家对中国提出的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及三大全球倡议等高度认可，这为中国与中亚国家共建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强有力的机制保障和坚实的理念支撑。

但我们也应该看到，中国与中亚国家关系发展也不是顺风无阻。从宏观和长期视角看，未来中国与中亚国家关系主要面临三大挑战：一是如何在中亚地区内部存在诸多差异性的情况下，从求同存异到求同化异。在中国—中亚机制框架下，中亚国家是作为一个整体与中国互动的。但中亚地区并非铁板一块，其内部存在差异性以及一些矛盾和冲突隐患，对中国与中亚国家共建命运共同体构成了结构性的阻力。尽管如此，政治自主、安全自卫、经济自立、文化自强是中亚各国普遍的追求。如何求同化异，需要各方相向而行、共谋良策，付出更大的努力和更多的行动。二是中亚是一个多种外部力量竞争共存的地区，中亚国家对各种“C5+1”机制来者不拒、积极迎合，实行多元平衡策略，意图多方取利。如何在大国竞争共存的背景下运行好中国—中亚机制，这对中国和中亚国家都是一个考验。三是中国与中亚国家在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水平和文明认同上都存在差异，双方在相互认知上还存在一些偏见和误解。同时，当前受国际上保护主义、单边主义、逆全球化思潮影响，中亚地区的民族利己主义、经济资源民族主义和泛民族主义等有所抬头，这些都对中国与中亚国家共建命运共同体形成了干扰和阻滞。

下一步，应不断做大共同利益；做强做优中国—中亚机制，努力打造绿色能源、数字创新、现代农业合作高地，推动双方合作从规模扩张转向精准互补；强化中亚战略价值，加固地区长期稳定的系数，推动全球和地区治理走向良性有序。

2025年5月11日，四川省成都市国际铁路港一列满载冰箱配件、加气站设备、百货等货物的国际货运班列驶出，驶向目的地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

杨进：中国与中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也好，中国—中亚机制也好，均是机遇与挑战并存。尽管中国40多年的转型道路跟中亚国家不一样，但由于曾经相似的制度体系与历史记忆，中亚国家对中国更加能够产生共情，而且大家现在都在探索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可以说中国和中亚是发展振兴之路上的同路人。

近年来，在上合组织、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以及中国—中亚机制下，中国与中亚开展务实合作，实施了不少项目。目前，双方在5G、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等新兴领域又进一步拓展合作。这些领域是未来中国与中亚合作的增长点。此外，跨境电商成为双方经贸合作新渠道和新亮点。在这个领域，此前我们与欧美国家的跨境电商合作已经较成熟了。当前中亚地区作为中国通往欧洲、中东的重要通道，正在成为跨境电商发展的新热土。此外，中国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势必将推动中国与中亚国家文明交流互鉴，促使双方更加尊重彼此选择的政治道路、经济发展模式和国家治理模式。

应该看到，中美博弈也是一把“双刃剑”，它对中亚国家的心态是有影响的。前段时间，特朗普政府挑起关税战，中美博弈几乎到了最激化的阶段。中亚国家一开始对形势可能比较悲观，但中国对美国的高关税威胁采取了坚定立场，没有屈服和妥协，最终通过谈判成功使美国大幅降低对华关税，将关税战影响控制在一定程度和范围之内，这也给中亚国家吃了定心丸，使得中亚国家对与中国的合作更加具有信心。

过去，我们讲21世纪是海权时代，在全球化进程中，大家把关注点放在海洋权力的博弈上。但是现在，尤其是在2022年乌克兰危机爆发后，我们看到陆权正重回全球大国视野，欧亚大陆内部正在受到更多的关注。中亚的地缘政治地位未来定会继续上升，这值得中国去关注。即将举行的第二届中国—中亚峰会必定会使中国和中亚国家关系的基础更加牢固，合作更加深入。中国与中亚国家下一个“黄金30年”正在到来。

本文刊登在《世界知识》2025年第12期

来源：世知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