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安世高，据载本是安息国的王子，让国位于自己的叔叔，来到洛阳，专心弘法译经，他所翻译的经典中以《安般经》和阿毗达磨类经典为主，前者主要讲述小乘佛教以观呼吸为基础的禅修方法；后者则是详论和分析佛教各种名相概念的“经院哲学”，都带有浓厚的上座部佛教色彩。

在汉代有两位佛经翻译家，他们分别热衷于译介小乘和大乘的经典，为中国后来的佛学发展奠定了基础。

安世高，据载本是安息国的王子，让国位于自己的叔叔，来到洛阳，专心弘法译经，他所翻译的经典中以《安般经》和阿毗达磨类经典为主，前者主要讲述小乘佛教以观呼吸为基础的禅修方法；后者则是详论和分析佛教各种名相概念的“经院哲学”，都带有浓厚的上座部佛教色彩。

支娄迦谶，大月支人，在洛阳译经的时间大致和安世高相同，不过他以翻译大乘经典为主，其中最重要的无过于《道行经》。该经是般若经丛书中的一种。这部经的翻译可以说是般若思想在中国的最初传播，对后来的中国佛学发展影响深远。除此而外，他还翻译了很多涉及大乘禅法的书，其中包括《般舟三昧》和《首楞严经》。前者是通过不断行走并念佛，以达到亲见十方佛立于前境的大乘法门，而后者则描述了首楞严三昧的种种特征，据说，如果得到这种“三昧”，其他诸种三昧的深浅高下就悉能知晓，是一种境界很高的大乘禅法。

安世高和支娄迦谶汉末在洛阳的译经和教学，标志着佛法开始在思想和学术层面影响中国文化。在紧接着的魏晋时期，中国的学者和思想家们，则以更主动的态度学习佛教，并试图将之引入到自己的文化体系中来。

魏晋玄学，尊《周易》、《老子》、《庄子》为三玄，名士以解玄言为妙谈，又重风度仪态，实在是一个崇尚审美的时代，即使学问，亦以高妙玄远为宗。而佛教的般若学立意高而理境深，自然有为人所重视的可能性，不过若要真正引起儒学者的注意，还缺不了高僧的推介。在“玄学时代”受到朝野倾慕而名重一时的高僧大概首属支道林了。在《世说新语》中有许多支道林的趣事，他神心警悟，清识玄远，实在是名僧兼名士一类的人物。

道林习《般若》和《十地经》有所悟，之后寻庄子“逍遥游”义，其解独步当世，为人所景慕。其与谢安、王羲之等当时名士，多有交游。据说初晤王羲之时，羲之自矜风姿优雅，而支道林相貌丑陋，颇为轻视他，以致不与之交谈。后羲之出行，又遇道林与之攀谈，言逍遥游之义，道林口若生花，羲之为之着迷不已，深为折服。

支道林的佛学，以解般若开“即色游玄义”为最有名，又以之解庄子发玄学之深意，被时人王濛评价：“寻微之功，不减辅嗣。”王辅嗣（王弼）是公认一流的玄学家，可知当时名僧之玄学，已经为人称赞不已。

玄学时代，也算是佛学和中国文化的第一个蜜月期。

莲花净土——佛教的彼岸 陈引驰，苏畅著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7年01月

来源：思想与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