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中国历史上，末代君主往往命运多舛，善终者寥寥无几。作为清朝最后一位皇帝，溥仪的人生跌宕起伏，从皇权顶端到平民百姓，他见证了一个时代的终结与新生的起点。他是幸运的，也是悲哀的，既享尽尊荣也历经沧桑。可在获得新生之后，他为何会拒绝郭沫若的邀请，仅以五字作答？下面

在中国历史上，末代君主往往命运多舛，善终者寥寥无几。作为清朝最后一位皇帝，溥仪的人生跌宕起伏，从皇权顶端到平民百姓，他见证了一个时代的终结与新生的起点。他是幸运的，也是悲哀的，既享尽尊荣也历经沧桑。可在获得新生之后，他为何会拒绝郭沫若的邀请，仅以五字作答？下面小史就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

1945年苏联对日宣战，大批红军铁流般涌入中国东北。局势急转直下曾被扶植为“傀儡皇帝”的溥仪，此时坐在长春伪满皇宫中，心中早已乱如麻。

他清楚八路军若抓住他，自己就是“民族罪人”；跟着日军跑路，又怕他们灭口。可他根本没有选择的权利。日军高官吉冈安直走进办公室，冷冷一句：“飞机已备好，立刻起飞，准备好战败后自杀。”话里话外，根本没把他当人看。

如果溥仪真有自杀的勇气，也不会落到这地步。他收起“皇帝的自尊”，灰溜溜登上开往沈阳的火车，开始逃亡。第五天，广播响起日本无条件投降。他彻底绝望，瘫坐在沈阳机场的椅子上。飞机还没起飞，苏军已抵达，机场瞬间被控制。溥仪束手就擒，连挣扎的力气都没有。

他被押上苏军飞机，黑夜中飞往未知。降落后，一句中文问：“谁要上厕所？”他以为自己被交给了八路军，脸色煞白，差点昏厥。直到苏军告诉他：你在苏联，暂时不用死。他才缓了口气。

接下来的日子，出人意料地“舒服”。没人打他，没人骂他，吃住稳定，甚至能读书。他开始幻想：留在苏联，也许比回国或去日本更好。他多次写信给苏联高层，请求“定居”，甚至想入党。但回应只有一个：沉默。

直到1946年夏，苏联突然通知他接受一系列审讯。起初他不明所以，直到8月接到正式命令：作为证人，前往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出庭作证。法庭上溥仪面对来自世界各国的检察官，讲述了日本如何策划侵占东北、如何设立伪满政权。他竭力撇清自己的责任，称从头到尾都被日军控制，毫无自由意志，甚至当上“皇帝”也是被逼无奈。

说到激动处，他拍着桌子，痛诉日军如何逼迫他签字、如何设计害死他的妻子、如何“赏赐”他侮辱他的尊严。他的声音在法庭回荡，不止是辩解，更像是一场迟来的自我倾诉。

也许是说得太多，也许是良知在内心撕扯，他终于承认：我是国家的罪人。这是他第一次正视自己曾背负的角色。悔恨、屈辱与崩溃交织，他的眼神失去了皇帝的高傲，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失败者的赤裸和自省。

作证结束后，他被带回苏联监狱，继续关押。但在内心深处，他已经知道，逃不过去了。他曾想留在苏联，终老此生。1950年溥仪被送回了中国，直接进了抚顺战犯管理所，开始接受改造。从那时候起，他彻底告别了过去当皇帝的日子，开始学着干活、听课、改思想。

一个曾高高在上的皇帝，要变成普通老百姓，哪那么容易？一开始他还是放不下以前的身份，时不时会流露出对过去荣华的怀念。但在一次次学习和深刻反省中，他慢慢放下了架子，也逐渐接受了自己现在的身份，一个要重新开始的普通人。

1959年，毛主席提出释放一批经过彻底改造的战犯。消息传到抚顺战犯管理所时，不少人精神一震。但溥仪却几乎没有任何表情。他不信自己会被选中。

他曾是“皇帝”，他清楚自己走了多深的一步错。他说过：“我不值得被原谅，我还没改造好。”他甚至为自己准备好了继续被关押十年、二十年，直到老死。

可现实翻了页。他成为首位获释战犯，编号001。一纸释放令，让他从历史深井中被拉出来。政府还替他安排了生活，北京植物园一份不重不轻的园艺工作。浇花、扫地，没人喊他皇上，也没人叫他犯人。工资照发，待遇稳定。

他小心翼翼地活着，仿佛怕再出错。有人问他感觉如何，他答：“像是做梦，又像还债。”他没想到，这“梦”还在继续。一次宴会上毛主席点名让他来坐，一张合影留下历史名场面，一边是共和国的缔造者，一边是封建王朝的终结者。

后来周总理在接待外宾时，指着他笑说：“这是中国最后一位皇帝。”溥仪也笑了：“现在的我，是个光荣的中国公民。”

郭沫若在一次私人聚会上，当着众人邀请溥仪协助翻译清宫旧档，尤其是一些满文材料。他的语气看似随和，实则试探意味明显。溥仪微微一笑，只回了一句：“我不会满文。”

这五个字既是实情，也是借口，更是一道柔软却坚决的防线。溥仪当然学过满文，只是年久生疏。但他知道，这不是关于语言能力的问题，而是一个选择立场的问题。他不想为那些揭示“前朝秘辛”的工程背书，也不愿在文物残破未干之时再去参与一次“破旧”的仪式。

这句简单的推辞，既避免了对抗，也保留了体面。郭沫若听懂了，脸上微笑如常，却不再追问。两人此后的关系，始终保持一种客气而冷淡的距离——无明言的批评，也无公开的亲近。

他们一个是旧朝遗民，一个是文化改革的旗手，命运让他们短暂相遇，但价值观的鸿沟注定他们无法同行。那句“我不会满文”，成了溥仪最聪明的一次“谢绝”，也成了他晚年少有的处世高光。

其实在自传《我的前半生》中，溥仪确实写道，自己学业中最薄弱的一项就是满文。这听上去似乎坐实了“不会满语”的说法。但如果进一步深挖，会发现这更像是一种策略性表达。

作为清朝皇帝，溥仪从小接受的是最严格的宫廷教育。按照清室规制，皇族子弟必须学习满语，甚至在某些场合中必须用满文书写。退位后溥仪虽然不再登基，但依旧以皇室身份生活了十多年，皇家的教育体系仍未中断。

故宫至今还保存着他当年学习英语的课本，上面布满密密麻麻的笔记，态度之认真，可见一斑。既然他能如此刻苦钻研外语，怎么可能在本民族语言上完全“放弃”？因此与其说他“不会”，不如说他“选择不说”。溥仪为何要这么说？原因不只一个。

当时溥仪却敏感地察觉：这不只是学术工作，更是一次对自己过去的再度解剖。他刚从战犯身份中走出来，最怕的，就是再被贴上“皇帝”的标签。过去那段身份已经让他吃尽苦头，他不愿再碰。

更何况郭沫若不是一般人。他热衷发掘帝陵，甚至主导了明定陵的开掘，导致大量文物流失。溥仪虽已脱去龙袍，但对“掘祖坟”这事儿始终难以接受。帮郭研究清朝史，日后是否也得面对“清陵”发掘？他心里清楚，碰这个，就是背祖宗、断根。

再说溥仪虽然平民化了，但骨子里还有一份皇家的倔强。他对郭沫若的脾气和私德并不欣赏，郭在邀请时的态度也不太尊重，他更不愿被当作工具人使唤。所以他说了那五个字：“我不会满文。”

1964年，溥仪正式被任命为全国政协委员，这是他第一次，不以“皇帝”“战犯”或“被审视者”的身份，而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公民，走进人民大会堂。第一次踏进庄严肃穆的会场时，他心跳得很快。他环顾四周，看着身边那些来自各行各业的代表，有工人、农民、科学家，也有熟面孔的老干部。他小心翼翼地坐下，双手搁在腿上，像个刚入学的新生一样拘谨。

当他终于在一次会议上拿起话筒发言时，语速缓慢却格外坚定。他说：“今天，我能够作为全国政协的一个成员在这里发言，心情非常激动。最近有许多外国记者来采访我，他们觉得，像我这样的人，在新中国还能生存，是个奇迹。不但生存，而且活得很好，这更让他们难以理解。我们的社会，确实创造了一个奇迹——把战争罪犯，改造成新人。”

台下安静极了，掌声紧随其后。那一刻，没有人再把他当作历史标本，而是看到了一个真正经历过跌落与重生的人。这段发言并非照稿宣读，而是他亲自斟酌再三写下的文字。他知道每一个词都沉甸甸的，不只是为自己说的，也是为这个时代做注解。

从紫禁城到战犯营房，从审判席到人民大会堂，他走过了一段常人无法想象的路。他的过去无法抹去，但他想用行动证明，自己可以成为新社会中的一块砖。政协会议期间，他不仅积极发言，还认真参与各项讨论。遇到不懂的地方，他会请教身边代表，做笔记、查资料，哪怕有人冷眼旁观，他也毫不在意。他知道，这些看似简单的行为，才是他“彻底改造”的真实体现。

会后，有记者私下问他：“你真的觉得自己已经变成了新人吗？”他回答：“我从前不明白什么是人民，现在明白了。能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对我来说，比当皇帝更光荣。”

1967年，溥仪因尿毒症病倒，病情发展迅猛，肾功能急剧衰竭。周总理得知后高度重视，亲自安排专人将其送至北京首都医院治疗，但终因病情严重未能挽回生命。溥仪在沉静中走完了他颠簸的一生，享年61岁。

面对他的身后事，相关部门一时也陷入为难。按照旧制，他理应归葬清东陵皇室地宫，但新中国讲求破旧立新，“皇陵”已不复存在。而将他安葬在普通墓地，又似乎不符合他特殊的身份。最终，周总理作出极具人性化的决定，由家属自主选择安葬方式，无需强行安排。政府给予充分尊重，同时提供必要支持。

家属最终选择了火葬，这不仅顺应时代，也象征着对旧身份的彻底告别。他们将溥仪的骨灰安放在八宝山人民公墓的骨灰堂。溥仪去世后李淑贤的生活几乎跌入谷底。没有工资、没有积蓄，靠借钱过日子。但她还有一样东西，溥仪留下的《我的前半生》。

这本书，是溥仪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写的自传，记录了从皇帝到战犯的跌落全过程。1964年出版后引发轰动，成为那个时代最畅销的历史回忆录之一。书虽署名“溥仪”，但二十年后，编辑李文达改口了。他先说自己是编辑，后来干脆自封为“合作者”。甚至对外称自己是“作者之一”。

李淑贤怒了。丈夫一字一句写出来的东西，怎么能被别人篡权？她决定起诉，把“作者”两个字还给溥仪。没人看好她。她没背景，没钱，还换了四个律师。但她咬牙坚持十年。这是一场拉锯战。溥仪早已去世，李文达也在诉讼中病逝。原始手稿、编辑痕迹、出版权归属……全都成了模糊的证据。

1995年，北京市中级法院终于判决：《我的前半生》是溥仪的作品，李文达没有共同创作权。这次李淑贤赢了。她在记者会上几乎落泪：“我就是想替他争口气。现在，我终于做到了。”

但命运没给她喘息的机会。刚打完官司，她就被查出肺癌，两年后去世，终年72岁。她没留下子女，最终，《我的前半生》的著作权归国家所有。这不是关于钱的胜利，而是一位遗孀，用十年，替一个皇帝捍卫了最后的尊严。

来源：史在没有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