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对“中华民族”的阐释是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体系中的基础性内容。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明确阐释了“中华民族”的起源与构成、特点和历史任务，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重要成果。这一时期推动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发展的，除了源于中国共产党谋求中华民族独立解放的内生动力外，

对“中华民族”的阐释是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体系中的基础性内容。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明确阐释了“中华民族”的起源与构成、特点和历史任务，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重要成果。这一时期推动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发展的，除了源于中国共产党谋求中华民族独立解放的内生动力外，还与日本军国主义全面侵华、国家和民族危机不断加剧，各族人民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空前增强密切相关。中国共产党高举中华民族独立解放的旗帜，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促进了国共合作，团结全国各民族一致抗日并取得最后胜利。

局部抗战时期的理念探索

早在1922年，中国共产党就提出“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的奋斗目标。“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对国情和时局的认识不断深化，在系列通告、声明、决议、宣言中多次使用“中华民族”一词。其时，“中华民族”与“中国民族”在党的文件中交相混用，对“中华民族”的概念理解主要集中于政治层面。1935年瓦窑堡会议决议与毛泽东的报告中使用“中华民族”时，其语义已开始指向包括汉、满、蒙古、回、藏、苗、黎、瑶、彝等全中国各民族。

▲瓦窑堡会议旧址。图源：中国军网

此后，一批中共领导人亦因应抗战形势的需要，在实践中大力阐释“中华民族”，为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夯实思想基础。党的各类文件中“中华民族”的相关表述，完全指向了“全民族”“全中国”或“全国人民”。1937年2月6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及工作决议案》以“中华民族”对应“中国”“全民族”“全国民众”。4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告全党同志书》，提出：“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是每一个中国人的责任，也是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责任，共产党从他诞生之日起，就是把彻底解放中华民族当做了中国无产阶级在民主资产阶级革命阶段中的最主要的任务。”

全民族抗战后的理论升华

1937年7月7日，侵华日军发动“七七事变”，日本军国主义开始全面侵华，揭开了全民族抗战的序幕。“七七事变”爆发次日，中国共产党即发表通电，向全中国同胞呼吁“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一周后，中共中央在《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中多次使用“中华民族”：“我们伟大的悠久的中华民族是不可屈服的”“胜利属于中华民族的！”7月23日，中共中央再次发表宣言，号召所有“中华民族儿女”团结起来驱逐日寇出中国，“中华民族”成为全面动员、组织全国各族人民团结抗日的鲜明旗帜。

这一时期，系统阐释“中华民族”、厘清其具体历史情境中的内涵意义，成为中国共产党一项急迫的理论任务。1938年8月1日，时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秘书长的杨松，在《论民族》《论资本主义时代民族运动与民族问题》中，对“中华民族”概念作了深入阐释，提出：民族属于历史范畴的概念，有其发生、发展和衰亡的过程；中国人有共同的语言、领土、经济生活与经济联系以及共同的风俗习惯和历史文化；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就对外来说，中华民族代表中国境内各民族；只有中华各民族联合起来，建立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驱逐日寇出中国，才能达到各民族之解放，建立一个各民族自由联合统一的中华民主共和国。这些论述，揭示了“中华民族”的丰富意涵，彰显中华各民族团结一致联合抗日的重要意义，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理论发展。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在会上作《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指出中华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自己的特点。党的任务就是“领导一个几万万人口的大民族，进行空前的伟大的斗争”。他主张各民族平等，联合建立统一国家。正是基于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华民族”内部构造、共同体之历史文化意义理解的深化，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成为党的民族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节点。

▲《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油印）书影。

1939年12月，毛泽东发表文章《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其中第一章第一节专门阐释了“中华民族”的起源与构成、民族特点和历史任务，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很早的古代起，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就劳动、生息、繁殖在这块广大的土地之上。

第二，“我们中国现在拥有四亿五千万人口，差不多占了全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在这四亿五千万人口中，十分之九以上为汉人。此外，还有蒙人、回人、藏人、维吾尔人、苗人、彝人、壮人、仲家人、朝鲜人等，共有数十种少数民族，虽然文化发展的程度不同，但是都已有长久的历史。中国是一个由多数民族结合而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

第三，中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在中华民族的开化史上，有素称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有许多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发明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和艺术家，有丰富的文化典籍。”

第四，“中华民族不但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同时又是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都反对外来民族的压迫，都要用反抗的手段解除这种压迫。他们赞成平等的联合，而不赞成互相压迫。”

毛泽东关于“中华民族”的论述，包含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中华民族”是中国各民族的共同称谓、中华民族内部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基本内涵。八路军政治部根据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有关“中华民族”的论述，向广大战士传授“中华民族”的理论知识。其中包括“中华民族包括汉、满、蒙、回、藏、苗、瑶、番、黎、夷等几十个民族，是世界上最勤苦耐劳，最爱和平的民族”“对国内各民族，给予平等权利，而在自愿原则下互相团结，建立统一的政府”“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是代表中国境内各民族之总称，四万万五千万人民是共同祖国的同胞，是生死存亡利害一致的”等内容。

这一时期，我们党对中国多民族的历史与现实有了符合实际的认识，对中华民族的统一性取得了认识上的重大飞跃，强化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各族人民的内在联系。经过广泛宣教，“中华民族”概念的丰富内涵深入人心。

1940年3月，在张闻天、李维汉领导下主持西北工作委员会工作的贾拓夫在《西北》半月刊上发表文章《团结中华各族争取抗战建国胜利》，开篇写：“中华民族是由中国境内汉、满、蒙、回、藏、维吾尔、苗、瑶、夷、番各个民族组成的一个总体。因此，中国抗战建国的彻底胜利，没有国内各个民族的积极参加，是没有最后保证的。”

1941年6月22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实行正确的民族政策》指出，“实行正确的民族政策，以团结国内各少数民族共同抗日图存，就是当前抗战中的严重任务之一”“抗战建国，不是汉族一族之事，而是国内各民族共同的神圣事业”。

中国共产党还从我国民族问题的实际出发，对国民党有关“中华民族”的错误论述进行批判。如，1943年，周恩来撰文批判由蒋介石授意、陶希圣执笔的《中国之命运》，指出“蒋介石的民族观，是彻头彻尾的大汉族主义。在名义上，他简直将蒙、回、藏、苗等称为边民，而不承认其为民族。在行动上，也实行民族的歧视和压迫。”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报告《论联合政府》中，也对《中国之命运》作了深刻的理论批判，揭露其民族压迫的反动本质，“国民党反人民集团否认中国有多民族存在，而把汉族以外的各少数民族称之为‘宗族’”“这是大汉族主义的错误的民族思想和错误的民族政策”。

综上，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有关“中华民族”的理论探索，突出表现在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即基于日本军国主义不断加剧的对华侵略和“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全社会全民族的思想变化，结合国内民族问题特点和革命斗争的实际需要而不断创新，赋予“中华民族”以新的内涵。这些理论探索，发挥了凝聚政治共识与宣传动员功能，确立并巩固了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既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成果，又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进程。

【作者：暨爱民，吉首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共产党百年来解决民族问题的理论探索与实践成就研究”（22ADJ005）阶段性成果。】

来源：广西民宗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