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六届四中全会后，中央为了加强对苏区的领导，决定向各根据地派遣中央代表、中央代表机关或新的领导干部，如《中央关于苏维埃区域党的组织决议案》称：“中央局或中央分局是代表中央的，他有权可以改正和停止当地最高党部的决议与解散当地党委，当地党委错了的时候。”可见这些中央

张国焘图片

谨以此文献给那些曾经冤死在自己人的刀枪之下而仍默默无闻牺牲的无名英雄

本资料取材于杨帆撰写的《中共早期领导人的最后岁月》

张国焘1931 年元月下旬，与夫人杨子烈奉命从莫斯科返回上海。在此前刚刚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上，张国焘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

六届四中全会后，中央为了加强对苏区的领导，决定向各根据地派遣中央代表、中央代表机关或新的领导干部，如《中央关于苏维埃区域党的组织决议案》称：“中央局或中央分局是代表中央的，他有权可以改正和停止当地最高党部的决议与解散当地党委，当地党委错了的时候。”可见这些中央代表权力之大。

当时共产党在全国建立了十几块革命根据地，比较有实力的根据地主要有江西井冈山根据地，鄂豫皖边区和湘鄂西边区。中央决定在鄂豫皖和湘鄂西两区分别设立中央分局，主管军事的常委周恩来向张国焘征求意见：“鄂豫皖和湘鄂西两边区都很重要，特立同志，你准备去哪个边区任职？”

“湘鄂西那边，已经有夏曦、关向应主持，就不要变动了，我以前当过湖北区委书记，对那边的情况比较熟悉，我去鄂豫皖吧。”

“那么你挑选几位同志同你一同前往吧。”周恩来又说。

“沈泽民和陈昌浩。”

当时沈泽民已经在前不久被派往鄂豫皖苏区工作，张国焘与陈昌浩于4月1日一起离开上海，于4月中旬抵达鄂豫皖苏区，此时正值苏区红军进行第二次反“围剿”激战中，张国焘随即赴皖西参加到领导红四军对进犯敌军陈调元部的反击之中。这是张国焘到苏区后第一次参加指挥红军作战。

5月末，红四军彻底粉碎国民党发动的对鄂豫皖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5月中旬，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鄂豫皖省委正式成立，并根据中央指示改组鄂豫皖革命军事委员会。张国焘、陈昌浩、沈泽民、曾中生、邝继勋等11 人为中央分局委员；张国焘、曾中生、旷继勋、徐向前、沈泽民、陈昌浩等七人组成军委会，张国焘任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曾中生、邝继勋任军委副主席，沈泽民任鄂豫皖省委书记。

随后，对红四军领导干部作了调整，邝继勋仍继续担任红四军军长，原鄂豫皖特委书记曾中生任红四军政治委员，下辖第十、第十一、第十二、第十三师。

为了树立第一把的威信，张国焘新官上任三把火，首先抓了当时最为紧迫的粮食问题，同时整顿和扩编地方武装，动员群众拥军参军，做了一些卓有成效的工作，推动了红军和鄂豫皖根据地的发展。

蒋介石对鄂豫皖第二次“围剿”失败后，调整兵力，对江西苏区进行第三次“围剿”，对鄂豫皖苏区暂取守势。在此情况下，中央分局扩大会议在讨论战略行动方针时出现了“东进”与“南下”两种意见。

由于中央给红四军下达了援助江西革命根据地反“围剿”的任务，张国焘只好放弃“东进”的意见，同意红四军领导曾中生、许继慎、徐向前等人“南下”的主张。但就红军南下的具体方向问题，在7 月上旬鄂豫皖中央分局、军事委员会再次召开的会议上，双方再次产生分歧。

张国焘认为，既是援助中央根据地，就必须攻占国民党占领的大城市，因此提出打英山，攻潜山，出太湖，进逼安庆（当时的安徽省府），威胁南京的战略方案。

红四军负责人曾中生、许继慎等人则认为，只有消灭敌人有生力量，扩大和巩固根据地，牵制敌军兵力，才可减轻中央根据地的压力，才是对中央根据地的最大援助。因此主张打下英山后，攻蕲春、占黄梅、入广济，恢复这一带的革命根据地，与鄂豫皖边区连成一片；在巩固根据地的同时，相机攻打武穴，牵制敌军。

经过激烈辩论，双方仍未能达成一致，于是，张国焘按个人意见作出决定，并随后对红四军领导进行改组，原红四军军长邝继勋调任十三师师长，十三师师长徐向前调任红四军军长，曾中生仍任政治委员。

然而，当红四军打下英山后，曾中生等人考虑到与其东出潜山、太湖，威逼安庆，不如出蕲、黄、广直捣武穴条件更为有利，因此，曾中生同志最后决定，红军趁势进据蕲、黄、广，一面行动，一面将这一决定报告分局。

张国焘看到报告，得知曾中生等人拒不执行中央分局、军委会的决议，十分恼怒，连发三封信予以严厉批评。却没想到，红四军随即派员送回了“申明书”。

此“申明书”表面是说明情况，实际是对中央分局的批评逐条反驳。令张国焘感到尤为严重的是，此“申明书”并非红四军高层的“决议”，而是曾中生在9月4日专门主持召开支部书记、指导员以上干部会议，讨论中央分局、军委会来信，在群情激奋的情况下通过了这封给中央分局的“申明书”。

将领导内部的分歧、矛盾公开化，毫无疑问将制造红军基层干部以及广大士兵对中央分局、军委会将领导内部的分歧、矛盾公开化，毫无疑问将制造红军基层干部以及广大士兵对中央分局、军委会尤其是张国焘本人的对立情绪，张国焘感到自己在鄂豫皖的权力受到严重挑衅，甚至感到一种强势的威胁，立刻就此召开中央分局、军委会紧急会议。

“这明明是给我们送来一个哀的美敦书！”沈泽民听此情况后十分愤慨，“刚打了几个胜仗，就想来个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这已经不是军事战略的分歧问题了，而是两条路线的斗争！”

“要立即采取紧急措施，火速派陈昌浩赶赴前线，接替曾中生红四军政治委员一职，纠正军队领导的错误。”监察委员会主席蔡申熙提议。

会议一致赞同蔡申熙的建议。陈昌浩随后以中央分局和军委会全权代表的身份，带着三名随员，骑马赶往皖西，终于在9月13日在安徽六安县麻埠赶上红军队伍，随即在红四军军部宣读中央分局关于免去曾中生红四军政治委员一职，由陈昌浩接任的决定。

此时张国焘正在病中，由于担心事情生变，不顾医生劝阻，躺在担架上从中央分局驻地新集赶往白雀园。邝继勋的十三师师部便驻扎在白雀园，张国焘心中清楚，邝继勋是站在曾中生、许继慎一边的，他带病赶来的目的便是为了防患于未然。

一到白雀园，张国焘便与邝继勋及团以上领导进行单独谈话，表面上看起来风平浪静，一到夜间，警卫排便荷枪实弹，严密防守。尽管如此，张国焘仍坐卧不安，彻夜难眠。三天后，陈昌浩发来了急电，称：“一切按照军委会命令顺利执行，红四军全部经由英山金家寨开回白雀园休息整训。请国焘同志不必再来前方。”

张国焘这才松了口气，放心地大睡了一觉。

几天后，陈昌浩带着被捆绑起来的曾中生与许继慎来到白雀园，同被带到这里的还有200 多名红军指挥员。张国焘像迎接凯旋而归的大英雄，亲自为陈昌浩冲茶，听他讲述这场看不见硝烟的战争。

“国焘同志，幸亏你决策及时，否则真要出大乱子了！”

“怎么，他们究竟要干什么？”

“叛党投敌！”

原来，陈昌浩赶到驻扎沂水县城的红四军军部后，先向部队高级将领宣读中央分局决定与军委会命令，随即就任红四军政治委员，接管红四军指挥权，旋即调部队包围第11 师师部，对师部进行大搜查。目的在于找到证据，扳倒许继慎。不料这一搜，真的就搜出了罪证——一封国民党特务头子曾扩情写给许继慎的劝降信和一份无线电通讯密码。

“许继慎与曾扩情是黄埔军校一期同学，现在铁证如山，他想赖是赖不掉的！”陈昌浩说。

“干得好！”

张国焘对这位得力干将大加赞赏，同时感到问题的严重性，决定开展一场大整肃，以“整顿党的组织”，纯洁党的队伍与红军队伍。

当时的共产国际指示各国共产党要把反右倾作为主要任务，受共产国际和联共(布)中央清洗政策的影响，中共中央在指导各苏区“肃反”工作中犯了扩大化的错误，不仅将反右倾扩大到革命队伍的各个领域，而且将右倾同调和派、改组派、取消派、AB 团、第三党等各方面联系起来，使各苏区，各革命根据地的“肃反”运动无一例外地犯了扩大化错误。

鄂豫皖根据地的“肃反”工作在张国焘到达之前便已发生扩大化倾向。

张国焘因受中共中央“左”倾错误的影响，在到达鄂豫皖之初便开始准备进行“肃反”工作，与红四军领导人产生分歧与矛盾后，尤其许继慎事件的发生，令张国焘坚定了开展大规模“肃反”的决心。

9月下旬，徐向前率领红四军大部队到达河南省光山白雀园地区，张国焘即主持了这场“全力来肃清四军中反革命及整顿四军”的白雀园“大肃反”。在团级以上的干部参加的肃反动员大会上，张国焘强调：“我们面临的最危险的敌人不在战场上，而在我们身边，在红军内部。

尤其是像许继慎、庞永梭（第十一师政委）、周维炯（第十一师副师长） 这样的披着共产党员的外衣，掌握了红军指挥权的反革命分子。”

他号召红军指挥员从“无处不在的两条路线的斗争中去寻找反动线索，从日常生活的言行中去发现反革命分子”。当时“肃反”对象主要有三种人：一种是从白军中过来的，即使起义、投诚的也需要审查；一种是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无论何种职务表现如何，都要审查；一种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凡是读过几年书的都在审查之列。重则杀头，轻则清洗。

白雀园会议后，“肃反”狂潮在红军中迅速掀起，“AB 团”、“改组派”、“第三党”，仿佛在红军中与苏维埃政权中无处不在。而事实上，大多数红军官兵并不清楚什么是“改组派”、“AB团”、“第三党”。但似乎也无须知道，只要有人检举，抓进去便不问青红皂白，上来便是严刑拷打，根本没有为自己申辩的机会。而稍有申辩，立刻会被污蔑为态度不老实，负隅顽抗。由于这种斗争大多是群众性的，边打边呼口号，打得群情激愤。很多人因为不堪忍受而胡乱承认并乱咬一气，被咬出的人马上被愤怒的官兵揪出来，轻则被清洗，重则被砍头。许多地富子女、知识分子大难临头，遭遇残酷清洗。

31团团长李先念的亲哥哥被打成反革命，押上刑场处决。当执行队员推着哥哥从李先念面前走过时，兄弟俩默默地对视一眼，然后都倏忽转移了目光。哥哥离开后忽然又回过头，冲着李先念大吼一声：“兄弟，干个样子出来，让他们看看，我们李家没有反革命！”

10月初张国焘回到新集，下令解决先期被押回新集关在保卫局监狱中的第十一师师长许继慎、副师长周维炯、政委庞永梭等人。其实许继慎所谓“叛党投敌”，不过是国民党对红军实施的分化瓦解手段，后来经曾扩情证实，当时给许继慎写信是为了策反许继慎，而许继慎不为所动。但许继慎以及了解此情况的曾中生都失去了为此事作证的资格。

11 月中旬的一天夜里，月色昏暗，许继慎等十一师30 多名官兵被带到新集的黄河边，100 多名执行队员手提大刀和梭标，准备对30多名官兵执行死刑。

行刑前，周维炯死活不跪，执行队员将他摁下去，他随后又挣扎着站起来，以示强烈反抗，最后被一刀结束了性命。庞永梭则承载着执行队员的愤慨，被乱刀砍、梭标捅，在万分痛苦中死去。

在30 多名死难官兵中，许继慎最后一个被带下河滩，他一眼看到河滩上尸体纵横，血流成河，昔日的战友、部下一个个惨死在自己人的刀下，愤怒地转过身，对着负责监督执行的军委会秘书长黄超吼道：“黄超，你给张国焘捎句话！”

“晚了，没有人能救得了你。”黄超站在河滩上说。

“我死不足惜！”许继慎大叫：“你告诉张国焘，蒋介石打不垮红军，他打得垮！他一个人就把我们辛辛苦苦拉起来的队伍干掉了！”

为了节省子弹，这些所谓的“反革命”一个比一个死得惨，最后倒下的许继慎被拴在马后，在烈马的狂奔中被活活拖死。他们都很年轻，许继慎30岁，周维炯刚刚23 岁……

值得指出的是，张国焘的白雀园“大肃反”是握有“尚方宝剑”的，在11月3日中共中央给鄂豫皖中央分局的“中央完全同意关于反对四军领导干部反抗中央分局的正确路线的决议”和“中央局对许应作严厉的考查”的指示信中称：“关于肃清反革命派的工作，必须坚决的进行。……许继慎，中央除得到你们的报告外，并得到情报说：'改组派曾声称如北伐军到达两湖，许继慎部即可响应’，中央局对许应作严厉的考查。”

正是在中央的支持下，张国焘对红军官兵大开杀戒，同时还发动了鄂豫皖根据地各级党政机关、地方武装和群众团体的“肃反”运动。

来源：麻城胡成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