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是进步主义者还是传统主义者，他们都希望按照自己的理想来改善社会状况，而“家庭危机”这一概念为他们提供了便利。危机的概念既反映实际的社会变化，也反映这些变化所引起的道德恐慌，它尤其关注妇女在公共和私人生活中的角色。德国的工业化和官僚化改变了妇

作者：[德]科尔纳利·厄斯本 著

译者：李尚蓉、施田琪 译

“家庭危机”与魏玛德国的“新女性”

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是进步主义者还是传统主义者，他们都希望按照自己的理想来改善社会状况，而“家庭危机”这一概念为他们提供了便利。危机的概念既反映实际的社会变化，也反映这些变化所引起的道德恐慌，它尤其关注妇女在公共和私人生活中的角色。德国的工业化和官僚化改变了妇女的就业结构，扩大了她们的教育和职业机会。此外，革命赋予了妇女重要的公民权利，人们恐怕这会使她们的人生预期不再仅仅局限于家庭责任，从而模糊了性别角色。

当时的人特别担心战争对人口金字塔的影响。男性人口的伤亡大大加剧了两性之间的不平衡。战前，女性人口比男性人口多出约100万，而战后则多出了200万，当时的人不怀好意地称她们为“剩女”。魏玛的单身女性开始被视为社会和道德问题。她们无法参与人口重建；作为劳动力市场的竞争者，她们对男性构成了潜在威胁，而作为争夺男性注意力的对手，她们也对已婚妇女构成了威胁。这个群体还包括60万左右的战争遗孀，总计280万人，她们微薄的抚恤金只能勉强糊口，但却被视为公共资金的流失。虽然战争极大地改变了人口构成，但单身妇女仍被视为不正常的群体，因为她们与1270万已婚妇女（1925年的总数）不同，缺乏丈夫提供的“道德”和经济支持。教派团体尤其将未婚女性视为对德国家庭和国家道德结构的威胁。

私生子比例从1913年的9.7%上升到1918年的13.8%，更重要的是，整个魏玛时期的平均私生子比例高达11.4%，这似乎证实了人们对性道德恶化的担忧。天主教会特别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反对社会接纳单身母亲。著名天主教神学家约瑟夫·毛斯巴赫将非婚生子描述为“私通”的结果。尽管福音派教会在公开场合表现出明显的沉默，但这两个教会在中央党和德国国家人民党的帮助下，成功地阻止了社会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改革非婚生子女法的行动。他们还反对在公务员制度中消除对单身母亲歧视的尝试，并认为纵容这样一个精英群体的非婚生育是非常危险的，因为正如国家人民党的保拉·穆勒·奥特弗里德所说：“如果未婚母亲的地位得到改善，那么模仿她们的妇女会比坚持老一套坚定原则的妇女多得多。”基督教游说团体不仅抵制政治左派和民主党以实现宪法承诺为目标的平等主义改革方案，还抵制保护母亲联盟的性改革者提出的改革方案。保护母亲联盟之所以让道德右派感到震惊，与其说是因为它提出了帮助单身母亲及其后代的实际计划，不如说是因为它的目标是推翻整个性道德体系。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斯托克及其支持者赞美所有的母性，无论合法与否，并在尼采的影响下认为性不仅仅是繁衍后代的手段，也是一种积极的生命力，如果加以培养，会带来“更高级的进化和……更高尚、更有修养的生活乐趣”。

对家庭未来的悲观也因战后卖淫和性传播疾病的增加而加剧，人们认为这必然导致家庭的崩溃。1919年的一项全国性调查显示，至少有60万例性病病例，而且这些病例已不再局限于大城市。尽管统计数据极不可靠，也从未有任何确凿证据表明性病因战争而增加，但“被污染”的民族的印象在各政党中持续存在。教会和国家机关也对年轻人越来越不道德的行为提出了警告，他们声称这导致许多城镇出现了未成年人卖淫现象。据官方估计，柏林登记在册的妓女人数为6000人，而暗娼人数则是这一数字的10倍。战后不久在莱茵地区进行的大规模搜捕似乎证实了人们最担心的事情：许多16岁以下的少女在从事“色情交易”，其中大多数都设法躲过了官方的健康检查。

卖淫与性传播疾病的伦理问题是基督教讨论的一个重要议题。例如，1924年，在哥尼斯堡举行的第二届福音派妇女节上，卖淫成为中心议题。教会呈现出典型的军国主义形象，以“向不道德和罪恶宣战”的决议结束议程。天主教领袖赫德维格·德兰斯菲尔德敦促妇女努力实现道德复兴，“保护女性身体，防止其被用作性诱惑的工具”。事实上，这两种恶习带来的所谓的威胁使得左派和右派暂时结盟，尽管其目的各不相同：道德右派与现行的反卖淫和性病法规作斗争，以“证明”性行为商业化的危险性，并防止任何人轻视它；左派则是为了放宽反卖淫条款，使卫生监督更加有效。《刑法典》第361条第6款规定卖淫为非法行为，但只要通过警方监控、健康检查和划分红灯区对卖淫加以控制，就可以卖淫行为得到豁免。对该条款的反对使基督教妇女、社会主义和资产阶级女权主义者联合起来，为结束国家监管下的卖淫活动而斗争。她们反对卖淫是“必要之恶”的说法，这种说法认为男性的性欲是无法控制的。她们还反对法律中的性别歧视，即“为了满足男性的性欲”而“偏袒男性并让一部分女性中沦为贱民”。但是，当左派提出将卖淫非罪化，仅将其视为社会卫生问题，而不提及其道德影响时，不和就出现了。基督教游说团体的反对使得包括反卖淫条款在内的性病防治法案的通过困难重重。该法案于1919年和1923年两次提交国会审议，由于巴伐利亚人民党的顽固立场，该法案几乎完全失败。参议院中的天主教巴伐利亚代表团采取了不同寻常的举措，否决了一项已在国会通过的法案。尽管左派和德国民主党联合施压，该法案也直到1927年才成为法律。

尽管对妓院和红灯区的废除消除了旧制度留下的最令人反感的痕迹，但1871年《刑法典》中规定的双重标准依然存在于法律和官方的态度中。与其他地方一样，德国的双重标准也最终被打破，与其说是因为法律改革或琳达·戈登所说的“男人皈依于纯洁”，不如说是由于“女人皈依于‘放纵’”。性道德标准的下降在魏玛社会引起了如此大的冲突，但实际上却很少与男性行为有关，因为男性在性方面历来有一定的自由。对不道德性行为的恐惧实际上指的是人们认为妇女在性方面的行为发生了变化，特别是男性和女性的非婚性行为比例，以及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道德准则的趋同，造成了出现“性革命”的表象。

对民族社会主义者来说，性恐慌为他们的反共产主义和反犹主义运动提供了可喜的素材。该党制作了传单，将少女的堕落归咎于“马克思主义对家庭的系统性破坏”。早在1924年3月，弗兰肯地区的地方长官、该党用于造谣中伤的刊物《先锋报》的编辑尤利乌斯·施特莱歇尔就组织了公开会议，警告德国妇女“犹太诱奸者正在污染（种族）”。当警察以有伤风化为由禁止此类集会时，施特莱歇尔就把抨击转移到了他的刊物上。该刊物将犹太男子描绘成“离奇性犯罪的实施者”，他们拥有巨大的生殖器和贪得无厌的欲望，通过侵犯无辜的非犹太女来放纵自己。

但温和派和道德右派认为，魏玛年轻女性不负责任的性行为是她们自愿的。在许多人看来，“新女性”现象似乎反映甚至助长了新共和国社会和经济的不稳定。尽管并非事实，但它是一个强有力的宣传形象，可以证明对性的道德恐慌是正当的，并浓缩着更广泛的社会和政治焦虑。

“新女性”这一备受争议的形象既与妇女的新社会地位有关，也与人们非理性地担忧这会导致不负责任的性行为有关。我们已经看到，妇女的政治解放使德国立法机构中女性成员的比例高于其他欧洲国家。事实证明，地方政治尤其成为女性公共工作的重要舞台。新共和国还为妇女提供了担任高级行政职务的机会：妇女被任命担任国家层面第十四级和州层面第十五级的中高级公务员职务，这是一项重大成就，因为这些妇女无法从常规的公务员职业结构中受益。

战后，女性高等教育也获得了新的发展。在学生人数普遍上升的同时，女学生人数也翻了一番，从1914年夏季的4000人增加到1919年夏季的8000多人（占学生总数的9.2%）。在1924年暂时下降后，1933年夏季又上升到1.9万人（占学生总数的18.9%）。女性也首次成为大学教师，她们在德国享有特别高的地位。到1933年，在获得博士学位的10595名女性中，有54人成为讲师，24人成为教授，两人甚至被授予正教授头衔。

然而，最受女性欢迎的职业仍然是教师，因为女性所受的教育为此种职业提供了最佳的入门资格。1925年，女教师人数接近9.8万人，占教师总数的31.6%，尽管1923年至1929年期间实行的婚姻禁令使这一数字在 1931—1932年间降至6.4万人。医学是第二受女性欢迎的职业，女医生的人数从1909年的82人增加到1933年的4367人。我们将会看到，这对有关节育的论辩产生了重要影响。

当然，在国家层面上，妇女的影响力仍然是微不足道的，但这些新的开端极大地改变了公众对妇女地位的看法。这激起了拥护19世纪性别分工者的不满，他们指责高等教育鼓励妇女忽视其作为妻子和母亲的“首要”社会责任。许多职业女性和女权主义者都是单身似乎证实了这一观点。例如，1930年德国国会的40名女议员中，只有13人已婚，而大多数德国妇女组织联合会的领导人仍是单身。婚姻禁令迫使许多女教师和其他公务员保持单身。当然，许多妇女保持单身的原因还是适婚年龄的男性不足，但也有一些妇女，如社会主义医生兼政治家凯特·弗兰肯塔尔，主动选择了一份好职业而不是婚姻。她认为，单身女性往往比她们已婚的姐妹更幸福，因为她们“更自由，没有太多牵绊”，因此“乐于摘取她触手可及的生命果实，而且对她来说是一种享受”。

正如我们看到的，在一战后的几年里，女性就业率与战前相比几乎没有增长，但却出现了从第一产业到第三产业的结构性转变。妇女的白领工作尤其引人关注，这是女性就业增长最快的领域，但就绝对数量而言，却是最不重要的领域。到1925年，受薪女雇员人数接近150万，是1907年的3倍，尽管德国全国商业职员工会（以男性为主）联合反对，但这一数字仍在快速增长。由于1925年后德国工业的理性化以及公共生活和工业的官僚化，服装、化工、电气和轻工业等行业越来越需要女性担任文员或销售。中下层或工人阶级的年轻女性以前不得不面对家政服务的束缚或工业劳动的艰辛，因此她们认为白领工作是一种解放。据当时的职业介绍所称，白领工作是最受这一社会阶层欢迎的工作，因为工作内容干净，相对轻松，而且收入丰厚。与其他职业相比，办公室文员和店员这些新工作更容易塑造“新女性”在性方面解放和轻率的形象。由于文职工作吸引的主要是非常年轻的单身女性，她们往往因容貌而被选中，并被鼓励利用自身的性魅力来获得职业优势或社会的青睐。这些女性吸引了社会改革者和道德游说者的特别关注。她们梳着波波头，穿着短裙、丝袜，化着妆，叼着烟，在舞厅或电影院等新的大众娱乐场所寻欢作乐。她们还成为流行小说和电影的主题。但是，年轻女打字员的“妖妇”形象更多的是迷思而非现实。正如乌特·弗莱弗特所指出的，在现实中，白领的工作往往是枯燥乏味、收入微薄的。许多年轻文职工作者对休闲和挑逗性着装的热衷往往只是为了弥补这些不足。女性白领工作对提高妇女工作的地位和报酬几乎毫无帮助。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它还肯定了家庭生活的意识形态，因为这些雇员中的大多数人认为她们的工作只是在结婚生子之前填补空缺。

然而，基督教组织和社会改革者却怀着恐惧和担忧的心情关注着这些“轻浮而不负责任”的年轻女性，生怕她们破坏了国家的道德重建。针对这些“新女性”，富尔达的天主教统治集团发布了反对“异教徒过分强调身体”的指导方针，反对现代舞蹈风格和当代女性时尚。《先锋报》也不甘示弱，谴责办公室工作是一种陷阱，年轻女性落入了“犹太雇主诱惑”的圈套，他们一心要和非犹太女孩上床。它还谴责“艳舞女郎”的造型是犹太人将德国女性男性化的阴谋。

在某种程度上，道德恐慌也是对社会研究，特别是对年轻人生活方式的研究产生新的兴趣的结果。魏玛时期的年轻人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因为他们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很高，而且是对传统道德规范最明显的反叛者。对于青少年犯罪率的上升，一般的解释是许多青少年在成长过程中没有父亲，但这当然与他们所面临的困难也有关系，作为一个特别庞大的年龄群体，他们不得不努力在本已紧张的劳动力市场上找工作。

越来越多的年轻女工出现在工厂或办公室，与男性有了密切接触，这自然引起了道德恐慌。年轻女性的行为越来越多地成为专业调查关注的对象。此外，由于中产阶级社会科学家和福利工作者经常采访工人阶级女孩，无知和阶级偏见可能会影响他们的客观性。一些采访者对年轻女工活跃的性生活表示“惊恐和不理解”，而另一些采访者则认为无产阶级女孩无拘无束的性活力是一种积极的“生命力”，是她们在社会中拥有的“唯一真正的力量”。无产阶级对性所展现的无所谓态度往往被归咎于许多工人阶级家庭拥挤的生活条件，因为在这些家庭中，孩子从小就目睹了性交。但是，社会学家报告称，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年轻女性也倾向于放纵性欲。例如，1932年，法兰克福社会学研究所在对皮肤科医生、妇科医生和神经科医生进行的一项调查中发现，大多数受访者认为，所有阶层的女性都倾向于性自由主义。1930年移居柏林的精神分析学家威尔海姆·赖希也证实了这一结论。

即使是经验丰富的女权主义者和性改革者也对德国年轻女性对待性的“功能性”态度感到震惊。老一代女权活动家常常为了女性解放事业而牺牲稳定的性关系，但她们并没有赢得年轻一代的钦佩，年轻一代往往将她们视为守旧的老处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妇女运动实际上都面临着代际危机，这一点尤其体现在它们无法吸引年轻女性成员上。致力于政治和女权理想的老一代活动家似乎与年轻女性没有什么共同之处，她们认为年轻女性没有政治头脑，反而易受消费主义和媒体狂热的影响。20世纪20年代的“新女性”倡导自由恋爱，这与其说是对过时观念的反叛，倒不如说是对新的大众杂志和乌发电影所描绘的时尚生活方式的效仿。这与保护母亲联盟内的老一代激进分子大相径庭，她们在具有严格定义的“新道德”体系内宣扬自己的思想，并寻求改善两性关系、避免身体和精神痛苦以及提高后代的素质。例如，格雷特·梅塞尔—赫斯强调了对自我和“人类未来”负责的重要性，她敦促妇女追求自由的结合，而不是进入婚姻的束缚中。但是，据说年轻的白领和蓝领女工将性视为一种时尚，就像丝袜和吸烟一样。

当时忧心忡忡的人们在寻找这一社会弊病的原因和治疗方法时，提出了不同的理论。巴登民主党的领袖、心理学家威利·赫尔帕赫在其关于“性危机”的演讲中，指责性在舞台、小说和报纸连载中被过度呈现。诚然，有关魏玛所谓的新式性自由的文章经常出现在全国性和省级报纸上，表现主义艺术家将“新女性”的双重形象大众化，她们既是阳刚的职业女性，又是充满情色意味的冒险家。然而，问题仍然在于，女性性放纵这一概念是否既是媒体和大众道德恐慌的产物，又是广大民众的现实写照。

教会的反应自然十分强烈。他们大谈“性的无政府主义”，声称这对基督教的家庭观念构成了威胁。早在1920年1月，天主教妇女联合会和“博爱协会”就组织了一次联合会议，商讨“拯救家庭免遭可怕的道德败坏”的措施。天主教性道德专家穆克曼创立了家庭援助组织。该组织为妇女领袖举办培训课程，并在德国各地巡回演讲，以加强天主教妇女对家庭和男女婚前守贞的承诺。穆克曼不顾性改革者关于禁欲有害的警告，称赞禁欲是“无与伦比的能量之源”，可以“保持美丽和青春”。1924年的第一届福音派教会大会也呼吁，鉴于“婚姻正在被公开和间接地诋毁，一种无拘无束的情色生活正在被提倡”，家庭生活需要重新焕发生机。

魏玛时期的“性危机”概念成为了一种强有力的隐喻，用来动员人们抵制变革。尽管教会对婚外性行为的谴责过于狭隘，无法为其他文化悲观主义者所接受，但他们的反放纵宣传不仅在保守派中，而且在左派和改革团体中都引起了强烈反响，所有这些人都在为德国的政治和社会不稳定寻找替罪羊。事实上，这一隐喻掩盖了许多令人关切的问题，这些关切因政治和性别立场的不同而各异。

来源：近现代史论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