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南掌国是位于今老挝北部的一个老族国家。清朝史料记载，南掌国是清朝的朝贡国之一。相比别的朝贡国，南掌和清朝的关系相对疏离，甚至清朝册封的南掌国王召温猛也未能真正掌权。这是因为清朝和南掌国之间的朝贡关系依靠一套独特的机制运作。从南掌国和清朝朝贡关系的建立，到南掌国
作者：张晨，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后
边疆外交：清朝与南掌国的朝贡关系
张 晨
摘 要
南掌国是位于今老挝北部的一个老族国家。清朝史料记载，南掌国是清朝的朝贡国之一。相比别的朝贡国，南掌和清朝的关系相对疏离，甚至清朝册封的南掌国王召温猛也未能真正掌权。这是因为清朝和南掌国之间的朝贡关系依靠一套独特的机制运作。从南掌国和清朝朝贡关系的建立，到南掌国和清朝间的难民交涉以及清朝对南掌国王召温猛的册封，车里土司等边疆势力都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甚至可以说，南掌国与车里土司的关系是南掌国与清朝之间朝贡关系的内核。
清朝；南掌国；朝贡关系；车里土司；召温猛；暹罗
南掌国（1699—1893）位于今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的北部，其首都为琅勃拉邦，国境与清朝云南的车里土司（治所在今景洪）接壤。“南掌”即老挝语Lān Xāng之音译，意为“百万大象”。南掌是一个南传佛教国家，语言文化和清朝差别很大。雍正七年（1729），南掌正式入贡清朝。清朝的官方史料将南掌记载为朝贡国。南掌朝贡的频率为五年一贡，乾隆时期又改为十年一贡。南掌多次被缅甸等国劫掠，清朝也未向南掌提供过援助。清末，清朝也未因为南掌和欧洲列强发生过大的外交交涉。清朝和南掌的朝贡关系比较疏离。
关于清朝朝贡体系的研究成果已经非常丰富，可谓汗牛充栋。似乎清朝的朝贡体系已经不需要进一步讨论，但南掌国的情况很可能是个例外。一方面，目前海内外学者关于南掌国和清朝关系的研究仍非常薄弱；另一方面，南掌国和清朝的朝贡关系似乎又不能用现有的理论框架来解释。具体来说，南掌国不通儒学，对朝贡体系相关原则的认受程度较低，与朝鲜、越南、琉球不同；南掌国也没有通过朝贡活动获取巨额的经济利益，与暹罗、琉球和苏禄也不同。南掌国和清朝的朝贡关系究竟是如何运作的需要一个解释。本文以南掌国和清朝的朝贡关系为中心，利用老挝文、法文、泰文和英文多种史料，试图揭示出一种独特的朝贡关系模式。
本文认为清朝和南掌之间的朝贡关系其实是靠车里土司等边疆势力来维系的。所谓“边疆外交”指的是车里土司充当沟通者维系清朝中央政府和南掌联系的特殊外交关系。一方面，车里土司利用自己特殊的地位沟通了清朝和南掌两个政治、文化情况差异极大的政权，保证了两国关系的建立和运作；另一方面，车里土司也从自身和南掌国的利益出发影响甚至是操纵了清朝和南掌间的朝贡关系。下文主要从南掌入贡、南掌与清朝间的难民交涉和清朝册封南掌国王召温猛三个事件，分析车里土司在清朝和南掌朝贡关系中的角色和作用。
一 车里土司的改土归流与南掌国入贡
（一）南掌国和车里土司的密切关系
南掌国的主体民族老族和车里土司地区的傣族语言文化相通，关系密切。老挝的编年史《坤博隆传》（Nidan Khun Borom）和车里的编年史《泐史》都记载琅勃拉邦和车里的统治者有共同的祖先。明朝时，尚处在统一状态的老挝澜沧王国桑森泰王（Sam Saen Tai,约1373—1417年在位，即《明实录》中的刀线歹）和诺蒙王（Nokaeokuman,约1591—1598年在位）都曾和车里土司联姻。
南掌最初的几位国王都和车里土司存在亲属关系。老挝澜沧王国苏里亚旺萨王（Surinyavongsa,约1633—1690年在位）在位时期，车里的首领英塔库曼（Inda Kumara，汉语名字不详）来到老挝避难。他的妹妹嫁给了老挝王子，生下两个儿子景基萨腊(Kingkissarat)和英塔松（Intha Som）。英塔库曼也娶了一位老挝妻子，生下了儿子翁诺(Ong Kham)。苏里亚旺萨死后老挝澜沧王国发生了分裂。至迟到1707年，景基萨腊成为南掌国王。景基萨腊死后，翁诺继位。1723年，英塔松又打败翁诺成为了南掌国王，他就是后来入贡清朝的国王岛孙。也就是说，南掌的最初三位国王都和车里土司存在亲属关系。
因为车里土司和南掌国的语言文字相通，南掌国的朝贡文书一直都是由车里土司翻译。虽然清朝在北京设有会同四译馆（由明朝的会同馆和四夷馆继承、合并而来）负责翻译各国的朝贡文书，但因为缺乏语言人才，其翻译职能逐渐丧失。乾隆十三年（1748），乾隆帝在上谕中承认：“其海外入贡表章，皆由各省通事翻译进呈，未尝用该馆肄业生。不过沿习旧规，存而不废，以备体制。……现在入贡诸国，朝鲜、琉球、安南表章，本用汉文，无须翻译；苏禄、南掌文字，馆内原未肄习，与暹罗表章，率由各督抚令通事译录具题。”也就是说北京的会同四译馆实际上已经不具备翻译南掌表文的能力。根据相关记载，南掌的表文一般都是由车里的六困土司翻译（云南省的官员还会润色）。清缅战争期间，清朝试图和南掌取得联系，共同抗击缅甸，清朝给南掌的敕谕即是通过六困土司译写。嘉庆十四年（1809），云贵总督伯麟奉命调查受封的南掌国王召温猛为何流浪在外(后文将述及)，他在奏折中表示：
至缅甸、南掌等国进贡，向来俱用蒲叶夷字表文。该使目等送交沿边土司，将副表译出汉字，呈送内地州县转禀督抚具奏，并无钤盖印信。……各土司与南掌同系夷人，言语相通，是以译汉向交六困土弁办理。
这段话表明，清朝的皇帝和各级官员只能看到经过车里土司翻译之后的南掌表文，而且上面也不会钤盖南掌国王印信。这就给车里土司留下了可操作的空间。
（二）车里土司的改土归流
清初，清朝对车里土司的管理十分松散。顺治十七年（1660），车里土司刀木祷向清朝投诚，清朝仍授予其车里宣慰司宣慰使职衔（从三品）。这标志着清朝正式平定了车里地区。起初，清朝沿用明朝的土司制度对车里土司进行松散的统治，在这一地区并无太多建树。康熙三年（1664），清政府调元江通判分防普洱（今宁洱县）。雍正二年（1724），清政府平定普有才之乱，抓获威远直隶州土官刀光焕，趁机将该地改土归流，设置了抚夷清饷同知（即威远厅同知，今云南景谷县）。雍正六年（1728），威远同知刘宏度在镇沅清丈土地，大肆搜刮，激起“刀如珍之乱”，刘宏度也被杀害。紧接着，威远“猓夷”黑老胖勾结镇沅余贼作乱，被总督鄂尔泰派兵平定。到茶山（约在今西双版纳倚邦、攸乐一带）地区收购茶叶的江西茶商和当地土民发生纠纷，又爆发了“蔴布朋之乱”，还牵连到橄榄坝土舍刀正彦。橄榄坝“夷酋”李阿先也趁机为乱，云南提督郝玉麟亲自带兵平定。
可以说雍正六年整个普洱、车里地区都陷入了动乱，这促使清政府决定对车里土司地区进行改土归流。雍正七年，清朝设立普洱府（治所在今宁洱县），将普洱通判移驻思茅（今普洱市思茅区），直接管理原车里宣慰司所属的澜沧江以东地区（即江东六版纳），车里宣慰司的管辖范围只剩下澜沧江以西的部分，缩小后的车里宣慰司也被置于普洱府管辖之下，清政府实现了对车里土司的部分改土归流。雍正十三年（1735），清朝再次调整普洱府的建制，形成了普洱府下辖一县（宁洱县）、三厅（思茅、威远和他郎）、一宣慰司（车里）的格局。但是，普洱府管辖的澜沧江以东地区的各级土司头人并未被废除，清政府仍然依靠旧有的土司系统实现对澜沧江以东地区的管理，所以车里土司不仅继续控制着澜沧江以西地区，还对澜沧江以东的旧地有很大的影响力。因此，有学者认为雍正七年车里土司的改土归流是将车里土司“纳入王朝常规行政管辖体系的第一次失败尝试” 。车里土司成为了南掌和清朝之间的模糊地带，在后来的清朝中央政府和南掌的关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南掌国入贡
雍正六年到雍正七年的这次车里地区的大动乱也造成了严重的居民外逃，很多居民逃到南掌。于是提督郝玉麟下令封存点验逃亡“夷民”的房屋，登记造册。同时传檄南掌国，最后招回“夷民”一万二千三百多户，总计有数万人，郝玉麟也因此受到嘉奖。但是，如果仔细分析当时的客观形势，郝玉麟很有可能夸大了自己的功绩。首先，当时南掌和清朝尚未建立朝贡关系，郝玉麟恐怕并无渠道与南掌建立直接联系。其次，因为语言文化不通，郝玉麟与南掌方面的联系必须通过车里土司来进行。而车里土司与南掌方面其实一直都关系良好，无论郝玉麟传檄与否，只要局势恢复安定，避难出去的车里居民都会逐渐返回车里地区。根据《滇云历年传》中记录的南掌给云南当局的信，这些难民在南掌受到了良好的招待，某种程度上他们是被南掌主动送回来的：
先是，茶山有变，兵民逃入南掌者颇多。事平而归,俱无恙,当事赏赉之亦厚。至是，遣人持缅文至,译曰:“南掌岛孙小的嘎哩嘎撒必禀大老爷下:小的们是外边夷人,在先两次有兵,百姓们到我地方上,他们遭难的人我们都是好好待承的去了。大老爷两次赏我们绸缎布匹东西,我们地方苦寒,没有的出产,有象二只送大老爷转交天朝吧。”元江知府迟维玺据实禀报。当事以欠恭敬,令维玺确定款式而行。时有千总陈纶,系武举,工书,颇通文理,乃与素来行走阿瓦、通晓缅文之人商议,编蒲为表,而以金叶书之,并原来之叭、花、先六目,即令陈纶伴送入省。当事亦以外国使臣待之,将奏送入京。而其二象道死,乃以部购已至之象抵解焉。
也就是说，因为南掌国王岛孙好好招待了车里土司的难民，云南地方官员（应是指郝玉麟）对南掌进行了赏赐，南掌因此回礼。千总陈纶与经常行走边境一带的商人商议，重写了南掌使团给云南方面的信，使其在形式上符合朝贡的礼仪。云南和北京的各级官员通过对南掌表文的创造性翻译，成功地将这个南掌使团包装成符合儒家天下秩序的标准朝贡使团。当时身处普洱前线的郝玉麟很有可能参与甚至是主导了对南掌使团的包装。雍正七年九月，雍正帝通过云贵广西总督鄂尔泰的奏折得知了南掌使团“入贡”的消息，下令沿途地方官以贡使的标准护送来京。次年春，雍正帝在南掌贡使回国前确定南掌国五年进贡一次（乾隆时期改为十年一贡），并按照苏禄国进贡之例颁给敕谕一道，令其带回。到乾隆十二年（1747）清朝重修《大清会典》时，南掌国被列入朝贡国之列，正式成为清朝的朝贡国。
根据法国学者布朗热（Paul Le Boulanger）的研究，岛孙入贡清朝是受车里土司邀请，南掌同意进贡是为了讨要一批寄居在车里的南掌难民。根据布朗热《法属老挝史》记载，1728年车里猛腊（Muong La,疑为今云南猛腊县）的首领帕糯猛（Pha No Muong）来访南掌。这位车里的使者说天朝（清朝）要求车里进贡两头大象，因此车里请求南掌帮忙置办。于是岛孙趁机提出要解决一群拉祜人（Mousseux）的归属问题。这群人曾经在岛孙争夺王位时答应归顺岛孙，但因故一直滞留在车里地区。车里使者答应将岛孙的要求转告天朝皇帝。同时车里使者也指出，最好是南掌的使者直接到北京去面见天朝皇帝，表达诉求。岛孙听从了这个建议，他在1729年派出帕猛夸（Phya-Muong-Khoua）、帕木恩（Phya-Mune）和帕思翁洒(Phya-Sivongsa)三人带两头大象出使北京，面见中国皇帝，要求归还这群拉祜人。南掌的使者在北京受到了热烈的欢迎。清朝政府满足了南掌国的要求，但前提条件是南掌要答应每五年向中国赠送两头大象。最终双方同意了彼此的要求，南掌贡使将清朝的保证（送还那群拉祜人）报告了岛孙。1734年，南掌又如约派出了帕猛夸率领的第二个使团。目前没有史料可以证实这批拉祜人是否被归还了南掌，1749年回到南掌的4 000余名难民可能就是这批人（后文将详述）。
无论这个南掌使团是为了感谢云南官员的赏赐还是车里邀请而来（或者两种性质都有），其缘起都和车里与南掌间的难民交涉有关。郝玉麟的一系列做法可能只是加速了这些难民的回归。这次难民安置事件也成为郝玉麟的重要政绩之一，不久他就升任广东总督。道光《普洱府志》的修撰者即认为郝玉麟成功升任广东总督跟他此次收抚众多难民有关。
南掌国1729年朝贡清朝的两头大象不仅仅是为了答谢云南官员的赏赐，更是为了进一步向清朝讨要一群投奔车里的难民。贡象更像是一种对等交换的礼物。1781年南掌更是试图用大象向清朝换取大炮，但被清朝拒绝。这充分说明南掌从一开始就是从现实利益出发处理同清朝的关系。而清朝的记载往往强调南掌“向化输诚”的一面，淡化甚至忽略南掌在其中的利益盘算。
南掌和清朝的关系建立以后，贡使往还和礼物交换成为两国间常规性的外交活动。南掌的贡品主要是大象和其他土产。清朝对南掌的赏赐相对丰厚，一般都会超过《大清会典》的正式规定。南掌可以从朝贡中谋得一定的经济利益。但与暹罗、琉球和苏禄的朝贡贸易相比，清朝和南掌两国的礼物交换并不能看作是大宗的商品交易。南掌的贡期为十年一次，再加上使团规模不大，陆路运输的运量又有限，南掌是无法从朝贡中得到巨额的经济收益的。而且，南掌和云南省陆路相连，平时往来不绝，也不需要通过朝贡的形式来进行贸易。“朝贡贸易”理论不能解释清朝和南掌的朝贡关系。解决与车里土司之间的难民问题是南掌向清朝朝贡的重要动机。
关于1729年南掌国入贡，中文地方史料和法语文献的记载与清朝官方的标准“朝贡体系”叙事都有很大距离，两个记载都揭示了朝贡关系之下潜藏的车里土司和南掌国之间的关系。车里土司部分地区改土归流和南掌国的“入贡”发生在同一年，这不是历史的巧合。
二 清朝和南掌国之间的难民交涉
（一）南掌国第一次领回难民
作为一个弱国，南掌不断地遭受邻近缅甸、暹罗和同属老挝一系的万象国（都城在今老挝万象）的袭扰，再加上国内王位继承纠纷不断，南掌国内的局势一直不安定。因此，南掌总是不断地发生难民外逃事件。而南掌则利用向清朝朝贡的契机处理同车里之间的难民问题。
根据中文史料的记录，南掌和清朝中央政府间的第一次难民交涉发生在乾隆十四年（1749）。乾隆十四年并不是南掌应该进贡的年份，但南掌却提前来朝贡。早在乾隆八年（1743），乾隆帝认为南掌国“僻处天末，远道致贡，未免烦劳”，下令改南掌贡期为十年一贡。第二年，南掌还上表谢恩，感谢清朝的体恤。查南掌在乾隆六年（1741）已经进贡了两只大象。因此，南掌应该到乾隆十六年（1751）再前来朝贡。对于该次提前朝贡，南掌方面给出的解释是：“我们小国仰荷天朝怙冒洪仁，连岁丰稔，地方安乐。贡期维蒙圣恩，宽在后年。但路途遥远，一遇雨水稍多之年，象只难行，不无迟误。又闻天朝购买象只，各土司差目在我们附近地方购买。是以国王差我们预期进贡。”即南掌方面连年农业丰收，又听说清朝差土司（应该就是车里土司）在附近采买象只，因此决定提前来贡象。
从后来发生的事情看，南掌提前来贡是有所求的，所谓“连岁丰稔”不过是托词。当时众多南掌的百姓（可能就是岛孙一开始要求的那批拉祜人）寄居在车里土司境内。除了顺利完成贡象的任务之外，南掌贡使还向云南方面提出要领回这批难民。时任云贵总督硕色予以批准，并上报了乾隆帝。本次朝贡，南掌贡使顺利带回难民455户，总计男妇大小4 433口。对于清朝来说，四千余口人似乎并不算多，但对于南掌国来说，却是一个庞大的数目。1765年，缅甸攻破南掌国都琅勃拉邦，抓去的战俘也只有数百人而已。法国探险家亨利·穆奥（Henri Mouhot）在1861年来到琅勃拉邦，他估计琅勃拉邦的人口只有七八千人。也就是说，四千余人很可能占到了当时南掌国都人口的一半。可以说，南掌通过本次朝贡获得了一笔庞大的“财富”。本次事件也成为“成例”，此后南掌贡使又三度从车里带回难民。
（二）南掌国其余三次领回难民
乾隆三十六年（1771）南掌国依贡期前来清朝朝贡。在承德避暑山庄觐见乾隆帝之后，南掌贡使一行于乾隆三十七年（1772）五月回到普洱府思茅口外猛乌地方（今属老挝）。贡使叭细哩闷遮昆声称患了疟疾，一直滞留在猛乌，直到七月。这时，南掌方面派出迎接使者返回的头目岛奔马带来了国王给云南地方官的禀文一封和给贡使的书信两封。南掌国王在禀文中恳求云南地方官按照乾隆十四年之例将寄住在边境的南掌难民赏还。经云南方面查明，自乾隆二十九年至三十年（1764—1765）间南掌有事（当时缅甸入侵南掌），很多南掌百姓逃到了猛乌一带，总计有39户，456人。云贵总督彰宝同意送还这批难民，并向乾隆帝汇报了此事，得到批准。
南掌难民寄居车里土司境内已经五六年之久，但云南方面却一直没有奏报，直到南掌贡使要求带走这批难民，云贵总督才予以报告。针对这一点，彰宝在奏折中解释道：
臣查南掌边界与普洱府所属之十三版纳各土司壤地相接，颇为绵亘。如遇该国岁歉、有事，其失所夷民移居觅食向所不免。自乾隆十四年发回夷民以后，乃沿边各土弁视为相沿旧习。又于乾隆二十九等年听其近边垦种寄居，并不随时具禀，实属踈忽。
彰宝的理由有两点：第一，普洱府和南掌相连，难民移居是常有的事件；第二，自乾隆十四年赏还南掌难民之后，基层官员对南掌难民是听之任之的态度。彰宝没有言明的是，虽然普洱府下辖有一县三厅的流官，但这些流官之下还是车里土司管辖的众多土司头目（沿边各土弁）掌权。这些南掌难民来到车里土司境内，只要跟这些土司头目协商一致，普洱府就不会干预，甚至普洱府根本就不知情。南掌贡使自乾隆三十七年五月到七月间一直滞留在乌得，其间很可能已经和车里方面进行了协商。不然，远在国内的南掌国王不会知晓乌得一带难民的情况并写给滞留乌得的南掌贡使三封文书。
南掌使者从车里土司境内带回寄居难民的事件在乾隆四十六年（1781）和道光十六年（1836）又发生了两次。乾隆四十六年是南掌的应贡之年。南掌贡使直接给车里土司发文，请求带回寄居在车里的182名难民。云贵总督刘秉恬予以批准，同时要求今后车里土司要主动报告外边“夷民”寄居边境的情况。刘秉恬的处理得到了乾隆帝的支持。道光十六年并不是南掌贡使的应贡之年，南掌专门派人前来请求领回寄居难民，总计有三千多人，时任云贵总督伊里布依据此前成例予以批准。伊里布亦向道光帝报告车里土司抚恤南掌难民的相关花费将由云南省政府筹给。
（三）南掌国难民事件的性质
对于东南亚地区的各个政权而言，人口控制是这些政权赖以存在的基础，控制人口甚至比控制领土更重要。按照老挝史学家马哈·西拉·维拉冯（Maha Sila Viravong）的说法，古代老挝的基层政治组织军政合一，每一个健康的成年男子都有应征参军的义务。早在老挝澜沧王国立国初期，国王法昂(Fa Ngum, 约1353—1373年在位)即开始有意识地统计其治下的人口。根据《坤博隆传》的记载，在征服了会晒等地之后，法昂总共已经统治有50万人，拥有500头大象。征服万象城后，法昂再次统计了他治下的人口和象马，包括60万人、2 000头大象和1 000匹马。法昂的儿子三森泰在位时期声称自己的国家有30万人口。他的名号“三森泰”就是“三十万自由人”之意。
从暹罗、缅甸和南掌等国的情况看，各政权间的难民交涉事件实际上经常发生。为了协调难民遣返问题，南掌以及附近各国有一系列的机制来避免矛盾激化。1749年初，缅甸所属的猛勇（今缅甸孟洋）攻打整谦（即整欠，今缅甸景栋附近），造成整歉大量难民逃到车里的猛笼附近。最终，缅甸出面，对车里、猛勇和整谦三方进行调解才解决矛盾。1771年，暹罗呵叻府（Nakhon Ratchasima）帮助老挝万象国镇压了一次叛乱，万象国则同意放归暹罗呵叻府的寄居难民。在后续的信件往来中，万象国亦要求暹罗不要扣留万象国逃难过去的难民。法国探险家弗朗西斯·加尼尔(Francis Garnier,旧译“安邺”)1867年发现，因为云南边境的战乱，车里土司的很多人民逃到邻近的景栋（Xieng Tong,今缅甸景栋）避难。景栋却扣留了这批难民，并向车里土司索要财物。车里土司对此感到愤怒，打算和景栋开战。甚至法国殖民者来到中南半岛之后，这种政权间的人口遣送仍在继续。根据1893年的《法暹条约》，在暹罗学习的琅勃拉邦王子昭列（Chao Lek）还成功地从暹罗带回了八千余名从老挝地区流散出去的老挝人。
南掌和车里土司之间也有一定的协商机制处理这一类的难民事件。前已述及，根据布朗热的研究，雍正七年南掌国入贡时车里土司和南掌国私下里就讨论过拉祜人的归属问题。乾隆三十七年（1772）为了难民问题，南掌贡使在车里边境滞留两个月，其间南掌国王又有文书寄到，足以证明南掌国和车里土司之间发生了一系列的交涉。云南政府和清朝中央政府在处理南掌难民的问题上是很被动的，南掌难民进入车里土司时并不会向云南省和北京报告，每次都是南掌要求带走难民的时候清朝中央政府才得知相关情况。而道光十六年的事例也说明车里土司之所以主动向清廷报告难民遣送情况，很可能是为了奏销招待难民的费用。
因此，南掌从清朝治下的车里土司领回难民不能仅仅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儒家天下主义去解释，还应该考虑东南亚地区特殊的政治习惯。在清朝的土司制度下，车里土司享有一定的自主权，车里土司和南掌国之间仍然可以凭借传统处理彼此之间的难民交涉问题。同时因为普洱府的存在和南掌的朝贡国身份，车里土司又必须向清朝云南政府和中央政府报告这些难民事件。总结起来，南掌和清朝车里土司间的难民交涉事件具有双重属性，既体现了清朝朝贡体系中的天下主义原则，也体现了东南亚内部的政治传统。这也证明了朝贡体系有一定的弹性。
这四次难民事件证明处理难民问题是南掌保持同清朝朝贡关系的主要动机之一。南掌四次从车里土司领回的难民总计有8 000多人，大致相当于琅勃拉邦城在19世纪60年代的人口总数。可以说，南掌从清朝治下的车里土司顺利带回的大量寄居人口是南掌从朝贡关系中获得的主要“收益”。同时，清朝和南掌间的难民交涉也体现了朝贡体系和东南亚在地因素的互动与调适。
三 被操纵的册封
（一）南掌国的两次请封
嘉庆十四年（1809），清廷忽然接到越南国王阮福映的表函，声称南掌国王召温猛(老挝语名字缺载)自乾隆六十年（1795）受封之后一直未能归国执政。其王位被伯父召蛇荣（Anuruttha）占据，他自己则流寓越南昭晋州（今越南新渊县、申渊县附近）十余年。嘉庆十二年（1807），召温猛携带清廷所赐敕印到兴化镇“申诉”。越南国王不敢收留，于是在1809年将他送到广西谅关交给清朝发落。清廷接到越南的奏报之后大为震惊。召温猛在乾隆六十年正式被乾隆帝册封为南掌国王。嘉庆四年（1799）乾隆皇帝去世时，南掌还曾派出使节悼念，被清廷劝止。南掌所进的一封金叶表文和三枝檀香通过驿递系统送进北京。嘉庆十二年，南掌国还以召温猛的名义向清朝进贡驯象等。在这十余年中，清廷没有收到关于召温猛流寓在外的任何消息，在清廷看来南掌国王召温猛一直在正常履行作为一个属国国王的职责，越南的奏报对清廷的震撼可想而知。《清史稿》中说召温猛在乾隆六十年受封之时就已经流寓在外，这实际上是后来的追记，清廷当时对此并不知情。
南掌国得到清朝的正式册封并不容易。雍正七年，南掌国首次入贡清朝。清廷即颁给敕谕一道，交给贡使带回，其中只是对南掌国的朝贡表示嘉奖，并规定了五年一贡的贡期。之后，南掌一直没有正式得到清廷的册封。乾隆四十八年（1783），南掌国王召翁（Surinyavong）向云南派出使节感谢上年清廷对本国贡使的赏赐。同时，谢恩使也向云南的督抚上了一道禀文，请求得到清廷的册封：
小国自先国王岛孙于雍正己酉年（1729）内遣使投诚入贡，归顺天朝。递传三世，叠荷大皇帝殊恩有加无已。今国王因上年使目回国，得知各方贡国咸得邀请大皇帝殊恩，诰授封典，感激之余，尤深望幸。目等不揣愚昧，敬为国王仰邀大天官大人据情奏请大皇帝天恩，格外赏给国王诰授封典，俾得与各方贡国咸沐殊荣。则小国顶荷天恩万世无既矣。是否可行之处，目等不谙天朝例规，望祈大天官大人鉴原罢。为此具缅。
南掌国贡使在禀文中简单回顾了和清朝的友好往来。自岛孙入贡开始，到如今在位的召翁，已经过去了三代。南掌国王召翁从贡使口中得知朝贡各国都已经得到了清朝正式的册封，因此也恳请清朝赏给封典。从当时的情况看，召翁此次请封主要是为了抵制暹罗的扩张（后文另述），但并未获得成功。于是就有了召温猛的再次请封。
乾隆六十年南掌再次向清朝请封，终于成功。该年并不是南掌国应当朝贡清朝的年份，但南掌却派出了使节，很显然是应清朝所邀，目的是为了庆贺乾隆帝继位六十年。清廷还要求南掌、缅甸使节在农历七月中旬到达热河，以赶上乾隆帝八月的生日。南掌使团利用这次机会向清廷再次上了一道求封的禀文：
唯是南掌地方，自雍正己酉年入贡，迄今数十年未受封号，致受阿育提雅欺凌，若非天威远播，南掌国何能复为属国？为此仰乞奏恳大皇帝恩施格外，赏封国主王爵，俾附近邻封不敢再肆欺凌，则世世沾恩无既。
其中说南掌自雍正七年开始已经连续数十年朝贡，但一直没有被正式册封，因此不断遭受阿育提雅的欺凌，如果清朝再不干预可能会灭国。因此，清朝在乾隆六十年八月发出上谕，正式册封召温猛为南掌国王，赐给诏书和印信。至此，南掌国王召温猛正式成为清朝册封的属国国王。
（二）清朝册封背后的隐秘运作
如1795年的请封禀文所说，因为暹罗的扩张，南掌当时确实处境艰难。禀文中的“阿育提雅”即是暹罗的古称（今译“阿瑜陀耶”），但清廷可能未必明白其中含义。1767年，暹罗都城阿瑜陀耶被缅甸攻破。同一年，郑信建立了暹罗吞武里王朝，其影响力很快扩展到老挝地区。利用万象国和南掌国的矛盾是暹罗扩张势力的重要手段。早在1764年，缅甸进攻南掌期间，万象国也出兵协助缅甸进攻南掌，南掌战败，国王的弟弟召翁被俘虏到缅甸。1771年，召翁继位后即开始向万象国复仇。万象则向缅甸求援，缅甸趁机进攻琅勃拉邦，召翁被迫从万象国撤军。此后，南掌和暹罗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双方在1776年签订盟约。而暹罗此时尚在同缅甸争夺北部的清迈，因此对援助缅甸的万象国越来越不满。1778年，暹罗出兵万象国，召翁也派兵协助。最终暹罗攻破了万象城，将万象国王西里本亚桑(Siribunnyasan)和其家人掳走。而南掌也开始被迫向暹罗按照三年一次的频率纳贡。从此之后，万象国事实上已经被暹罗控制，此后的几任万象国国王都是暹罗从1778年俘虏的万象国王室中挑选的。南掌国也感受到了暹罗的强烈威胁。同时，暹罗的介入让南掌国和万象国之间的敌对关系更加严重。
1780年，被暹罗俘虏的万象国王西里本亚桑回到万象城，一年后病故。暹罗把先前俘虏的万象国王子南塔森(Nanthasen)送回万象城继位。1788年（召翁去世的第二年），万象国发兵南掌国，《坤博隆传》中只是笼统地说万象国取得了胜利，并没有提及更多细节。布朗热认为召翁之兄召蛇荣组织了对万象国的防御而掌握了政权。但从1790年南掌仍以召温猛的名义向清朝进贡来看，当时召蛇荣应该还没有掌权，而此次万象国的进攻规模可能并不大。1791年，召蛇荣正式继位为南掌国王，这一点老挝和泰国史料都可以确认。根据各种资料推测，从1787年至1791年可能是召温猛的母亲以召温猛的名义短暂执政，当时召温猛还年幼。
1791年，召蛇荣继位不久之后就被万象国掳至暹罗，1795年，南掌以召温猛的名义向清朝请封时，南掌王位其实处在空缺状态。因为万象国王南塔森在召蛇荣继位后向暹罗报告说南掌阴谋联合缅甸对抗暹罗，暹罗因而授权万象进攻南掌。最终琅勃拉邦被攻破，召蛇荣和王室成员(应该包括召温猛在内)被俘虏，并押送至曼谷。一名南掌国的贵族被任命为南掌的临时统治者。此后南掌王位实际上处于空缺状态，直到1795年乾隆皇帝在位六十年的万寿庆典为南掌提供了营救他们国王的机会。
根据暹罗史料的记载，南掌孟赛（今老挝孟赛）的地方官找到车里土司操办这次朝贡，并利用这次机会向清朝求封，以搭救他们被拘禁在暹罗的国王召蛇荣。根据英国探险家詹姆斯·麦卡锡（James McCarthy）在1885年对当时南掌国王温坎的访谈，孟赛一直负责南掌向清朝的进贡事宜。因为1790年时南掌是以召温猛的名义向清朝朝贡的，所以车里土司和孟赛长官仍以召温猛的名义请封，以防止再次被清朝拒绝。召蛇荣的“弟终兄及”确实很难向清廷解释。最终，清廷同意了南掌的请求，册封召温猛为南掌国王。同时，两个自称是清朝皇帝派出的汉人使者披耶西崩旺（Phya Seepongwong）和披耶西纳朋(Phya Seenapom)携带礼物和信件，从车里出发沿着难河而下，到达曼谷，要求暹罗释放被俘虏的南掌国王。暹罗国王（当时是拉玛一世）答应了他们的请求。清朝史料中并没有关于这个清朝使团的记载，而且如果这个使团真的是清朝中央政府派出的，那暹罗就会得知召温猛的存在，但暹罗史料中却未提及召温猛。很显然，这次朝贡和请封是孟赛的长官和车里土司在南掌国王缺位的情况下运作的。他们向清廷隐瞒了召温猛已经失去王位的事实，仍然以他的名义向清朝请封；他们也向暹罗隐瞒了清朝册封的是召温猛，并策划了一个伪使团要求暹罗释放被关押的南掌国王召蛇荣。
戴维·怀亚特（David K. Wyatt）认为这个使团是兴威（Hsenwi，今缅甸兴威，明清史料一般称为木邦）派出的。这一说法曾经被广泛接受。但是兴威离难河很远，而且和南掌也没有什么交往，没有动机干预此事。查原文，该泰文史料对该地的称呼为“宣慰法十二版纳”（Chawaenwi Fa Sipsongpanna）。其中的泰语“Chawaenwi Fa”是泰人世界对车里宣慰司的特有称呼，“Chawaenwi”来源于中文的“宣慰”，“Fa”即泰语中的“天”，常用于统治者名号。“Sipsongpanna”意为“十二版纳”，中文一般译作“西双版纳”。很明显，该地指的是车里宣慰司，而怀亚特的理解有误，他把车里宣慰司的泰语职衔名“宣慰法”（Chawaenwi Fa）误作地名，翻译成了兴威。
综上所述，乾隆六十年清朝对南掌国王的请封是在召蛇荣（实际的南掌国王）被俘的情况下由车里土司和南掌孟赛的地方官员操办的。南掌曾以召温猛的名义在乾隆五十五年（1790）向清朝朝贡，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车里土司没有向清朝报告召蛇荣已经“篡位”的事实，继续以召温猛的名义请封。同时，两个自称是清朝派出的使者来到曼谷要求暹罗释放被俘的召蛇荣。车里土司和孟赛长官也向暹罗隐瞒了清朝册封的是召温猛，成功利用清朝的影响力营救了被俘的南掌国王召蛇荣。
（三）被清朝“抛弃”的召温猛
车里和孟赛的伪使团成功地营救了召蛇荣，召温猛应该也同时回到了南掌。从后来召温猛携带清朝所赐的印信流浪来看，召蛇荣和他的大臣们并没有把清朝所赐的南掌国王印当回事，也就是说南掌的国王不需要依靠清朝的册封来保证自己对内的合法性。召温猛和召蛇荣决裂并流浪在外应该是1795年之后的事。根据云贵总督伯麟事后的调查，召温猛曾在1799年到过云南建水县边外“掠食”，他的出走应该发生在1799年前后，当时南掌国曾派人到宁洱县边界猛乌等地方寻找召温猛：
臣随于富纲、书麟嘉庆四年先后办理缅宁猓匪军务案内检查，夹有残缺文禀数件，系护迤南道江睿源等先后禀报。是年十二月间有南掌国召哈札罔派令头目叭豸松坎等率众寻查，该国王召温猛在宁洱县边界猛乌等地方逗留，并召温猛至建水县边外土司地方窘迫掠食等情……是嘉庆四年召温猛在建水县边外土司地方掠食，不久即行退回，其是否实在归国，抑或另适他处均不可知。今臣恭读谕旨，揣度情形，召温猛在外流寓多年，或系在乾隆六十年接受敕印之后被人占国势逼，携带敕印逃避情节，似属显然。
因此，至少在1799年时，召温猛就已经流浪在外。伯麟发现的嘉庆四年的旧案卷也说明，当时的云南官员并没有把涉及南掌国王召温猛的信息当成是重要信息，因而没有上报清朝中央政府。
嘉庆七年（1802）召温猛又流浪到了越南西北部的昭晋州，当时越南阮朝刚刚建立，还未入贡清朝，嘉隆帝也没有重视清朝册封的召温猛。嘉庆十二年，召温猛又和越南当地土司发生了矛盾，险被捉住，南掌国王印也因而丢失，落入嘉隆帝阮福映手中。之后召温猛又到越南兴化镇申诉。越南方面不敢收留，只好将南掌国王印信和召温猛一起送到谅关，等待清朝的处理。两广总督百龄向嘉庆帝报告了此事，并提议清朝不能接受召温猛入境，不然召温猛会成为清朝的政治负担。因此百龄只是接受了越南送来的南掌国王印，并将其送进北京，而没有接收召温猛。嘉庆帝同意了百龄的处理。经过云贵总督伯麟后来的一系列调查，嘉庆帝决定：
南掌国王召温猛懦懦不振，流徙越南，遗弃敕印。朕念其流离，不加声责，岂能复掌国事？听其在越南居住可也。其国事以其伯召蛇荣代办。
也就说，清朝默认了“篡权”的召蛇荣，而听任召温猛继续寄居在越南。
嘉庆二十四年（1819）召蛇荣之子召蟒塔度腊(Manthaturat)请求清朝颁发印信。清朝将之前越南缴送的南掌国王印颁给了召蟒塔度腊。至此，召温猛事件完结。而现今老挝通行的古代国王世系中也没有召温猛。道光二十一年（1841）清廷又应进京朝贡的南掌贡使所请册封了召蟒塔度腊的儿子召喇嘛呢呀宫满（Suukhasoem）。起初，清廷只是打算按照惯例将册封诰命交给南掌使者自行领回。但到了1842年，清朝决定派出使者带着敕书前去南掌宣封。清朝做出这个决定的原因目前还不清楚，而且也没有资料证实清朝是否真的派出了宣封的使节。如果这个清朝使节最终到了琅勃拉邦，那将是清朝历史上北京和琅勃拉邦第一次直接接触。可是，这次朝贡已经是南掌使者最后一次到北京了。1842年的这次直接接触无疑来得太晚了。
咸丰三年（1853），南掌最后一次向中国朝贡。因为太平天国运动，南掌贡使只到云南就返回了。同一年来进贡的缅甸贡使亦照此办理。按“十年一贡”的规定，1863年南掌应该再来，但是并没有。根据英国探险家麦卡锡的记录，南掌国王知道这个规定。同样十年一贡的缅甸，一直朝贡到1875年。这是因为从19世纪中后期开始，云南边境地区和南掌北部陷入持续的动乱，从南掌到普洱府的贡道一直不畅。1857年，南掌在暹罗的支持下干预了车里内部的土司继承纠纷，南掌和车里的关系恶化。这种情况下，南掌已经很难再通过车里向清朝进贡。
南掌向清朝请封主要是为了抵御暹罗的扩张。经过两次请封，南掌终于在乾隆六十年得到了清朝的正式册封，但这次册封却是车里土司和南掌孟赛的长官在南掌国王缺位的情况下操作的。他们向清朝隐瞒了召蛇荣已经篡位的事实，也向暹罗隐瞒了清朝册封的是召温猛。最终，他们依靠清朝的册封搭救了被俘的南掌国王召蛇荣。召温猛在南掌和暹罗的史料中并无记载，这说明南掌和暹罗对清朝的册封并不十分在意。召温猛的相关记载主要保存在越南一方的史料中，这当然与召温猛在越南的活动有关，但也充分说明了越南对朝贡体系原则的熟悉与重视。
结 论
车里土司在清朝中央政府和南掌的关系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清初的一百余年间，清朝对云南边外的情况并未有太多关注。雍正七年南掌的入贡跟清朝对车里土司的改土归流有关。此后，车里土司利用自己特殊的地位，在清朝中央政府和南掌的关系中发挥了重要的沟通作用。正是由于车里土司的存在，清朝和南掌之间疏离的关系才可以长期维持。清朝和南掌之间巨大的语言文化差异也为车里土司留下了很大的操作空间，甚至清朝对南掌国王的册封都被车里土司所操纵。
清朝和南掌的朝贡关系受到车里土司的很大影响，在其他与清朝语言文化差异较大的朝贡国中多少也能看到这种沟通者的角色。与车里土司的作用最类似的可能是清朝和缅甸之间的边疆势力（银厂课长、八莫土司以及云南官员）。同车里土司相比，这些边疆势力在清缅朝贡关系中发挥的作用要更大，甚至以缅甸的名义向清朝朝贡的使团都可能是他们假冒的。这一批人介入清缅关系的行为背后可能有很强的经济动因，因为清朝和缅甸边境地区贸易量巨大。在清朝和暹罗的朝贡关系中，广东潮州籍的暹罗华人（已深度当地化）也充当了重要角色，这是因为华人一直负责暹罗的对外贸易事宜（包括对清朝的朝贡贸易）。在清暹朝贡关系中，暹罗华人利用自己对双方语言文化的熟悉，对暹罗表文和清朝敕谕进行了创造性翻译，保障了双方关系的顺利运行。而在清朝和苏禄的朝贡关系中，华人可能也在文书的翻译中发挥了类似作用，甚至一名福建武举人还在苏禄使团中直接充当了副使。各种零星的资料暗示苏禄华人可能也和清缅之间的边疆势力一样操办了苏禄对清朝的朝贡。同清缅之间的边疆势力以及暹罗、苏禄华人相比，车里土司并没有直接充当使者介入对清朝的朝贡，而且车里土司的政治安全动机是主要的。车里土司介入清朝同南掌的朝贡关系是因为自身和南掌国的关系无法回避清朝的影响，而且南掌国也需要通过车里去联系清朝。
边疆外交有别于清朝同其他朝贡国外交关系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边疆势力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甚至可以说边疆成为了中心。作为中间地带的边疆常常是多种人群和文化的交错地带，身处其中的边疆势力往往可以利用自己的跨文化属性在清朝的朝贡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云南南部的陆地边疆势力无疑就属于这种情况。而暹罗和苏禄的华人势力某种程度上也是清朝海洋边疆的延伸，暹罗贡船的登岸地点就是广东，苏禄贡船的登岸地点就是福建，这两国的华人也大都祖籍广东和福建，与这两个省经济文化交流密切。虽然朝鲜、越南和琉球也通过清朝的边疆省份和清朝开展外交往来，但并不能算是边疆外交，因为这三国都使用汉字，他们可以和北京建立起很顺畅的直接沟通渠道，边疆势力能发挥的作用很有限。琉球的福建裔华人可能作用相对较大，但和暹罗、苏禄华人的情况并不相同。清朝的边疆外交也说明边疆不仅仅是过去所理解的军事防御区域，也是连接清朝与周边国家的纽带。
以南掌国和车里土司为代表的这种“边疆外交”的形成与清朝朝贡制度的特点有关。与明朝积极有为的对外政策不同，清朝更多关注“自身的边疆稳定和安全”，不盲目追求朝贡国的数量。因为政策上的忽视，清朝的会同四译馆逐渐丧失了对朝贡诸国的语言翻译能力。而且清廷只向朝鲜、越南和琉球三个使用汉字的国家派遣使节进行直接的联系，对于南掌等不使用汉字的朝贡国则主要通过朝贡国派出的使节进行单方面联系。这种制度安排就为边疆势力发挥作用提供了可能性。因此，在不使用汉字的南掌、缅甸、暹罗和苏禄各国都或多或少存在边疆势力来维持同清朝的朝贡关系，这为学界理解清朝的朝贡体系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在法理上，车里土司是普洱府下辖的土司，普洱府的流官也直接参与了南掌的相关事务。历次南掌表文的翻译和润色如果没有普洱府以及云南省官员的参与也是很难实现的，早在1729年南掌入贡时就有清朝元江府的官员（千总陈纶）参与；车里土司到南掌催贡的使者可能也是受普洱府的指派，因为可能只有普洱府的流官才会非常在意南掌能否按期朝贡；1795年出访暹罗的两名汉人使者可能就是普洱府的低级官员。因此，普洱府和车里土司可能共同参与了清朝和南掌国的朝贡关系，可以说正是清朝这种“土流共治”的特殊统治方式才促成了边疆外交的出现，只是现在已经很难知晓普洱府的参与程度，普洱府是否也故意向北京隐瞒了某些情况。
同时，清朝君主对车里土司的作用并不是完全一无所知，普洱府和云南的各级地方官员从不讳言他们要依靠车里土司处理和南掌的关系，因此并不能简单地说清朝受到了蒙蔽或者愚弄。清朝至少也知道南掌不会对清朝造成任何安全上的威胁。只要南掌以定期朝贡的形式表示臣服，清朝也没有太大的兴趣去彻底了解这个国家。也可能正是因为清朝君臣深知自己对南掌的了解有限，所以才对册封南掌国王一事格外谨慎，以免卷入不必要的麻烦。直到两国关系建立66年后，南掌国王才得到清朝的正式册封。按照儒家的天下秩序，这次册封无疑是失败的，但也确实没有给清朝造成大的政治损失。
马世嘉（Matthew W. Mosca）的研究非常有创见性地提出了“边疆政策”（Frontier Policy）的概念，即清朝的皇帝和部院大臣们（朝廷）依据相互分隔的边疆区域制定相互分隔的对外关系策略，而不同区域的对外政策又强烈依赖各区域的地方掌权者。清朝辽阔的疆域和朝贡国各不相同的复杂情况决定了北京的朝廷必须依赖边疆省份的官员来处置相关事务，在面对文化差异巨大的朝贡国时依赖更深，这是边疆外交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
因为语言和文化上的隔膜，南掌对儒家天下秩序的了解有限，更多从实际利益出发加入朝贡体系。对于南掌国而言，缅甸、暹罗与越南（安南）一直是严重的安全威胁，清朝的支持就显得尤为重要。因此，南掌很重视和清朝的关系，派到清朝的使者都是国内的高级别官员。同时南掌也从自己的角度运用朝贡体系实现自己的目的。
东南亚内部各国对清朝和南掌之间朝贡关系的态度也各不相同。从缅甸对南掌的多次袭扰来看，缅甸并没有因为南掌的清朝朝贡国身份而有所忌惮。暹罗掳走南掌国王召蛇荣时也未顾及南掌和清朝的特殊关系。直到清朝直接“干预”，暹罗才放归了召蛇荣。此后，暹罗仍控制着南掌国王的废立，南掌也继续向暹罗朝贡。只有同属于儒家文化圈的越南真正理解并重视清朝和南掌的朝贡关系，但同时越南竟也在自己的官方文书中将南掌列为朝贡国。
责任编辑：吴蒲明
初 审：施恬逸
复 审：徐 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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