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粉碎“四人帮”还不到半年，校门口迎新生的横幅上依然写着：“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宿舍楼和操场边，还凌乱散落着地震棚。这一切，都昭示着动乱和天灾的疮痍尚未修复，华夏大地仍处于“苏醒和解冻期”。
作者简历
李薇薇，笔名蔷薇，1955年出生于河南郑州，1973年下乡，1980年毕业于北京邮电学院，后在某设计院从事技术工作，现已退休。
原题:乍暖还寒年代的大学时光
作者：李薇薇
01
受唐山大地震影响，北邮76届新生入校时，已是1977年春天。
粉碎“四人帮”还不到半年，校门口迎新生的横幅上依然写着：“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宿舍楼和操场边，还凌乱散落着地震棚。这一切，都昭示着动乱和天灾的疮痍尚未修复，华夏大地仍处于“苏醒和解冻期”。
走进宽敞明亮的阶梯教室，回想起自己上大学的坎坷，我心中五味杂陈。
1976年初，我招工进了邮电部的直属工厂，并被分到北京培训。不久，传来了大学招生的消息。我虽第一时间报了名，心里却一直惶恐。因为1975年我就曾被推荐上大学，因父亲尚未“解放”，政审时被刷了下来。
果不其然，到了政审环节，又有人拿我爸的“历史问题”发难。好在唐山大地震后，厂里曾派干部来京慰问。是他据理力争，说我作为团支部副书记，带领培训队抗震救灾表现突出，这才作为“可教子女”被北邮录取。
说来悲催，我的大学生涯，竟是从补课开始的。入校前，我的同学从事着五行八作：有工人、知青、幼儿园阿姨，转业军人和现役军人。最高学历是高中生，最低的小学还没毕业。
命运之手的捉弄，让我们这些年龄不同、基础各异的人去学同一本书，最为难的是各科老师。为了给后续学习打下基础，第一学期首先要补齐初、高中课程。数学从正负数讲起，物理（电学）先学欧姆定律，英语先讲字母和音标。
十年的横扫和砸烂，使得教育系统百废待兴。我们的教材除了数学，其他都是老师自己编写，用毛边纸油印的。参考书更是少得可怜。
以英语为例，直到课程快结束时，才有同学发现书店上架了薄冰主编的《英语语法手册》。消息传回，班里的活雷锋立马杀去书店，一次背回四十多本。
刚发下《高等数学》时，我曾捧着新书发懵：邮电学院不就是学打长途送封信，跟高等数学有啥关系？现在听起来像笑话，却是我当年的真实想法。
虽说我顶着高中生的帽子，但在“复课”后的校园里，仅学了些数理化皮毛，对现代通信更是一无所知。
想想自己有那么多天赋异禀的同学，还在农场的“早稻田大学”挥汗如雨，作为“幸运儿”，我唯有刻苦努力，尽快补足短板。
同学们也深知自己的差距，都希望早日把被“四人帮”耽误的时间补回来。教室的灯光熄得越来越晚，许多同学下了晚自习，还会继续在台灯旁复习功课，看书解题。
当年的老师大都非常敬业。像教高数的宗老师，知道大家靠补习速成的数学基础不牢，上课时，公式推导和解题步骤都尽可能详细。下午还坚持到教室为同学们答疑解惑，甚至晚上还会让基础差的同学到家里补习。
也有极个别老师不尽人意。如英语老师以前是学俄语的，英语说得磕磕绊绊。头回上课就带着偏见给大家洗脑：“学理工的能阅读专业资料就行，听力口语用不上。”直到某天，高年级老师来代了节课，进教室就满口English，同学们才傻了眼。
我们入校时的专业叫电子交换，上完基础课，突然改名为计算机与通信。没有现成教材，且北邮仅有一台国产小型机。大学三年半，我们只在编程课结束时上过一次机。两人一组半个小时，多数同学的程序还没输完，时间就到了。
教我们计算机网络的朱老师据说是个权威，已经出了四本书。他须发斑白，背驼的厉害。许是因为驼背，他讲课时眼睛总盯着地面，声音小的像蚊子哼，且几乎不写板书，同学们都听得云里雾里。
最受同学追捧的，是教计算机逻辑设计的徐老师。他逻辑清晰，思维缜密，讲课没有一句废话。原以为这门课的考试也会“过五关，斩六将”般爽快，没想到，却让许多同学走了麦城。
那次考试共有五道大题，每一道都颇有难度，最后那道尤其难。眼看交卷时间到了，还有一半同学没做完，监考老师只得延长了时间。
第二天是星期天，我等公交时遇到了徐老师。他问我考得咋样，我说，按时交卷了，但最后那道题没把握。我还告诉他，班里有二十多位同学因为死磕难题，没吃上午饭。
徐老师显然没料到，露出满脸惊异。我则没心没肺开始吐槽：“老师出题应该考虑到多数同学。比如这次，前面三题可重点考察基础知识，只要掌握就能及格。第四题加大难度，中等程度的同学能做出来，就是良好。最后那道难题，能答出来自然是优秀。这样既可考查出每个同学的真实水平，又能让基础较差的同学不至于丧失学习信心。”
对我口无遮拦的莽撞直言，徐老师只是微笑着静听，既没反驳也未回应。
多年后我才悟出，徐老师宽厚包容的雅量气度，既有西方教育（他中学毕业于教会学校）打下的烙印，也有民国教育的传承。而我这从未接受过“温良恭俭让”教育的小白丁，真是无知又无畏。
那年寒假返家的火车上，我和一位北大物理系的学生聊起各自的老师，他说，北大有位名满天下的物理权威，讲课不仅拉杂还满口方言，听课的人都会打瞌睡。所以他觉得，大学老师应该有分工。那些口吐莲花，深受同学欢迎的教师应多上讲台；而哑巴吃饺子心里有数，口才欠佳的，最好专做研究，免得误人子弟。
我想起了朱老师和徐老师，深以为然。
当年的北京邮电学院大门
02
虽说首都总在引领风气之先，但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思想压抑和精神束缚仍随处可见，社会的开放与包容远不及当下。
记得有个周末我去天坛公园，见一对青年男女躺在草地上嬉戏，路过的大妈恶狠狠地朝他们啐了口唾沫：“臭流氓！”还有一次在公交车上，有对情侣依偎着呢喃，满车人都像看怪物似的怒目而视。
反映到衣着上，就是绝大多数人都被裹挟着艰苦朴素。记得刚入校时，系里让每人写篇入学规划，贴在教室后墙上。我自己写的啥早忘了，却对一位转业军人的规划印象深刻：发扬我军艰苦朴素的光荣传统，袜子破了自己补。
大学女生正值青春年华，个个面若桃花，乌发飞扬，但多半都是扎个麻花辫，或梳着与“铁姑娘”同款的短发。我的一位室友反潮流烫了个卷发，竟引来许多鄙夷目光，吓得让室友帮她买了三天饭。
我离开农场时，把当知青的行头直接带到了工厂，后来又带进了首都。因而，我在大学仍铺着粗布床单和用“尿素袋”拼成的褥子，穿着我妈和姐姐的旧衣服，偶尔也穿厂里发的工作服。
有个周末乘公交，我给一位带孩子的老人让了座。他扫了一眼我的校徽，就开始教育孙子：“看看，人家大学生多朴素。”惹得乘客纷纷向我行注目礼。
老爸的同事出差来看我，返郑后和他开玩笑：“闺女都上大学了，还打扮得像个男孩儿。”爸爸学给我妈听，妈就托人到上海买了件白底小碎花的的确良衬衫。
上晚自习时，我穿上这新衣服“烧包”。没想到在一楼侧门遇到了变态。那流氓躲在高大的包装箱后，见我独行，突然窜出来污言秽语。吓得我一口气冲上五楼教室。
事后，我还按那时的荒唐逻辑从自身找原因，把这新衣压进箱底，直到拍毕业照时才重见天日。
虽说禁锢无处不在，却难挡坚冰一点点融化。那几年，内部电影、交响乐、交谊舞、伤痕文学、朦胧诗、西单墙......各种新思想、新观念开始荡涤笼罩华夏的阴霾，让国人得以看到外面的广阔世界，并开始反思井底之蛙的狭隘与蒙昧。
学校广播站的大喇叭不再声嘶力竭，伴着晚饭播放的是施特劳斯的圆舞曲。我们听惯样板戏和《战地新歌》的耳朵，终于欣赏到了优美的西方古典音乐。室友也开始用“洋嗓”高歌《红莓花儿开》。我还从北京同学拎来的录音机里，听到了港台的“靡靡之音”。
离学校不远的北影、新影、北方交大的礼堂也开始放封禁多年的中外电影。“内部片饥渴症”的患者成群结队，没路子的大学生只能等退票，俗称“钓鱼”。
某个周末，室友“钓”到两张票，我俩到北方交大礼堂看了场《忠诚》。
用现在的眼光看，这部埃及电影不过是个略显俗套的爱情故事，却让我俩这井底癞蛤蟆唏嘘不已，连着议论了好几天。
室友的妹妹在301当护士，周末她去看妹妹时，能顺带享受看内部片的福利。一次返校后，她先是眉飞色舞地给我讲港片《云海玉弓缘》：“人都在天上飞来飞去，真不知道是咋拍的。”接着又开始八卦名人：“王心刚住院了，小护士们走马灯似的去看偶像。”
学校也开始紧跟潮流放内部片。最初是在大会议室，片子是原声且没字幕，外语教研室的老师站在放映机旁边看边译，所以，对白总比角色慢半拍。
终于有一天，放映地点被改在了大操场。谁知开演不久，银幕上突然冒出个一丝不挂的男人。女生们先是吓得脑子短路，后又伴着惊呼开始集体大逃亡。
那年头还没听说过“扫黄打非”，但在大学里公开放“黄片”，确实胆儿够肥。估计是组织者看内部片心切，漏掉了“审查”环节。
1979年除夕夜，人民大会堂的联欢晚会上，人们跳起了交谊舞，由此引爆了跳舞热。我们校团委也开始发通知办舞会，并号召团员踊跃参加。
1978年春节除夕夜，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办的舞会
周末晚饭后，饭厅的桌椅被腾挪一空。落日余晖中，校门外率先驶来了自行车大军——北京各大院儿的舞蹈精英们闻风而来。骑车的多半是穿军装的小伙，后座上无一例外坐着位靓丽的姑娘。
那个年代的大学生几乎都是舞盲。许多人包括笔者在内，都是出于好奇去看热闹。可没多会儿，就有同学被满场转的绿军装勾得心痒，开始跟着亦步亦趋。我们班也有两位同学下场“吃螃蟹”，却发现踏不上舞步却总是踩脚，只好狼狈地回归观众席。
中国美术馆的“馆藏精品展”，也吸引了不少观众，领票大队排得九曲十八弯，我苦等了一个多小时才进去。
看了多年挺胸甩臂弓箭步的宣传画，如今得以观赏最高美术殿堂的精品，带给我巨大的视觉冲击和心灵震撼。时至今日，我依然记得王世廓的素描《血衣》及漫画《谁说我目中无人》。前者画了位披头散发的老妇，手持褴褛血衣，正在控诉“万恶的旧社会”；后者的画中人戴着副特大号眼镜，每个镜片中又分别画了个小人，真是构思精巧，命名精准。
动乱造成的阅读饥渴，也在校图书馆得到了补偿。除了借阅专业书，每周日下午两点，我都会钻进社科阅览室，浏览最新上架的报刊杂志。风靡全国的《班主任》和《伤痕》，我都是第一时间看到的。
1979年寒假返家的列车上，不知谁开了头，我们一帮来自首都不同高校和专业的学子，为这两篇小说争论得彻夜未眠。
03
荒诞十年间，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人民都要学“金珠玛米”。没想到，这些“光荣传统”在大学也被延续下来。
学工都干了点啥，我记忆全无，想来乏善可陈。学农中记忆最深的，不是收割时的腰酸背痛，而是地头休息时开的玩笑。
藏族班的同学没开英语课，我们班几个调皮鬼就动了歪心眼儿，要教他们学英语。还一本正经地说，先从眼前的物件学起。于是，某同学的“眼镜”就成了“隔着玻璃看”，“茶壶”则被叫做“肚大脖细”。
“老师”故意加快语速，把每个单词都说得曲里拐弯不着调。藏族同胞心眼儿实诚，一板一眼背得极其认真。一旁的女生早笑得东倒西歪，又不敢学“甫志高”出卖同学，只好捂着肚子快速逃离。
大学军训也与中学的操场踢正步不同，我们被火车拉到了保定，去38军和战士搞“三同”。
我打小就不擅长运动，在军训中出尽了洋相：投弹不足二十米，射击大半脱靶。五公里越野，刚开跑背包就散落一地，最终狼狈不堪地进了收容队。
最不爽的倒还不是这些，而是帮厨。军营四周都是农田，案板上黑压压落满了绿头大苍蝇。我拼命挥舞蝇拍驱赶，却不敢轻易落下，唯恐打得尸横遍野更恶心。
炊事兵们显然见多不怪，甚至觉得北京来的大学生矫情：“这都是饭菜苍蝇，不脏。”我无语！头回听说苍蝇还有这新品种。问题是，你咋知道它们不是从粪坑茅厕飞来的？
自打帮完厨，每到开饭，我眼前总是黑压压群蝇乱舞，还会生出“吃了苍蝇”般的反胃。可军训长达一个月，吃不好饭，哪有劲儿训练。无奈，只得祭出阿Q的“精神胜利法”，告诫自己“苍蝇不脏”，别再纠结“嗡嗡叫”的来路与归途。
最终，生命的原始需求，还是战胜了讲卫生的宏大说辞。
除了苍蝇多，部队的伙食也让人不敢恭维。按说我这当过知青的，吃啥都咽得下。可军训的主食二米饭（高粱米加小米），总是闷得半生，让我这从没吃过高粱米的“中原胃”消化不良。偶尔吃顿白面馒头，战士们唯恐错过，会像串糖葫芦似的用筷子扎一串。
军训快结束时，终于盼来了改善伙食。听说中午要吃饺子，军民都喜大普奔。谁知开吃后却吐咽两难。因为难得吃肉，炊事员把肉皮也剁进了饺子馅。这肉皮煮不烂不说，嚼起来还硌牙又打滑。
当然，军训中也不乏幸福时刻。每逢集合开会或看电影之前，军民都会互相拉歌。战士们的歌不是唱出来的，而是直通通吼出来的，每个人脖子里都青筋暴起，嗓子也恨不能喊哑。那排山倒海的气势，裹挟着所有人都激情澎湃，血脉贲张。
04
上大学时，我还是个没转正的学徒工，每月只有15元生活费，和当知青时同等待遇。我的早餐也多半与农场同款，一个馒头、两分钱咸菜加一碗玉米糊。而带工资且家境好的同学，早餐会花一毛钱买个猪蹄，或八分钱买一两粉肠。家里寄来的零花钱，除了买书籍、日用品和坐公交，剩下的大都用来周末打牙祭。
同学间也有贫富差距。班里的富婆是来自新疆的女兵，部队工资高，加上地区差，每月有五十多块钱。即便如此，她也会抱怨“老莫”的虾米涨蛋太贵，两块五一份，够在学校吃十份红烧排骨了。
那时，各种票证还在大行其道。周末外出若忘了带粮票，就只能对着西单迎春饺子馆干瞪眼，最后买瓶酸奶填肚皮。
到了大三大四，随着脱离体力劳动的时间久远，同学们的“劳动人民胃”多半开始萎缩。我的午饭也从四两减到了二两，这样每月都会结余若干粮票。
不记得从猴年马月开始，北太平庄有了农贸市场。穷学生们也开始用粮票当硬通货，从小摊贩那儿以物易物。当然，最常换的是鸡蛋、水果之类能“进口”的东西。
换来的鸡蛋要加工熟才能进肚子，电炉也就应运而生。有段时间，下了晚自习，用搪瓷缸在电炉上煮鸡蛋、下面条风靡一时。可宿舍楼的电路负荷低，用电炉的人多了，常会烧保险造成停电。
每当宿舍楼一片漆黑，就能听到楼下有人吆喝：上铜丝！再烧断，那就拧成几股加粗。反正都是学电的，干这活儿手拿把掐。
随着保险丝不断加粗，安全隐患也不断增大。学校保卫处不干了，开始严查电炉。
我们那幢宿舍楼一共三层，住着电力、数传和计算机共三个专业的学生。北邮是通信行业最高学府，信息互通正是专业技能。因而，检查的人刚到一楼，消息立马传遍每个宿舍。“电炉一族”开始手忙脚乱坚壁清野。女生住顶层，应付检查时间最充裕。
某晚，我的室友正在煮鸡蛋挂面，听说查电炉的来了，忙一把拽下电源，把炉子踢到了床角。保卫处的人闻着香味儿进来，却苦于找不到作案工具。同宿舍的人绝不会出卖同学，都是一问三摇头，检查者只能败兴离去。
如此三番，逼得校方使出了杀手锏：晚11点宿舍楼准时拉闸。
一楼住着本校唯一的藏族班。少数民族兄弟被校方宝贝样供着，为了让他们尽快熟悉汉语，每个宿舍都配了电视机。停电除了让加餐的同学傻了眼，也让爱看书的夜猫子和藏族同胞怨声载道。倒脏水最终连累了洗澡的孩子。
05
1979年的跨年夜令人难忘。我们班的迎新晚会上，“潜伏”了三年的文艺青年都拿出了看家本领。压轴戏则是全班同学手拉手，伴着《青年友谊圆舞曲》踏歌起舞。
夜已深，却有男生意犹未尽，继续着“人不轻狂枉少年”的狂欢。酒精责无旁贷充当了助燃剂。先是把辅导员给灌醉了，让这位平素矜持的老三届，复习了久违的“苏修”口号——乌拉，不知哪位喝高的男生，还砸坏了宿舍的暖气片。热水沿着楼梯滚滚而下，在零下十多度的严寒中形成了一条冰道。
80年代的第一个早晨，我踩着“溜冰圆舞曲”去食堂。结果不仅把自己摔了个四脚朝天，还把吃饭家伙扔出去好远。
寒假过后，我们迎来了毕业季。课程全部结束，只剩毕业设计。不用再按部就班上课了，时间相对自由。班里不知谁带头，装起了电视机。
那年头，电视机绝对是稀罕物。记得我家用父亲补发的工资，买了家属院第一台电视，匈牙利产，十四寸。晚上一打开，左邻右舍都会来看。
我们宿舍楼除了藏族班，其它三层共享一台电视。大学期间，我只在那台电视上看过一场人艺的话剧《北京人》。
小时候，我曾尝试过装收音机的手工劳动，装电视却是闻所未闻。好在，班里有来自工厂的同学提供电路图，还利用假期“腐蚀”好了线路板。还有同学贡献了万用表及焊接工具，万事俱备，只差元件。
班里带薪读书的同学不少，但在80年代初，“贫下中农”占多数，“地主老财”凤毛麟角。银子都是从牙缝里省的，元件大都去西单小店里淘。显像管最贵，黑白9吋的一个要三百元，相当于多数人大半年的工资。但为了那心中向往的光与影，再心疼也得咬牙割肉。
同学中不乏能工巧匠，各宿舍互帮互学，元件互通有无，一台台电视很快组装完成。最难的工序是调试。刚开始满屏雪花，不见图像；声音也像破锯剌木头，把耳朵折磨得痛苦万分。
随着同学们不断优化元件，电视机终于出了人影，声音也逐渐字正腔圆。
某天，听说央视要播《居里夫人》，大家忙把两台半成品（一台出了图像，一台出了声音）搬进同一宿舍。谁知这俩都是吃荤不吃素的主，天线旁必须站个人，用手不断调整方向。否则它们要么抽风飘雪花，要么干脆装哑巴。
多年后，我在一部电影中看到情景再现，某大院的百姓聚在一起看电视，不耐烦总要调整天线，索性弄了块肉挂在上面，不禁莞尔。
06
十年动乱中，虽说国人的繁衍生生不息，但爱情却成为不能言说的禁忌。我们入校后，听说高年级毕业时，校方还在动用行政手段棒打鸳鸯。在人口与户口捆绑的年代，恋人们一旦异地，感情必然要经历更多磨难，甚至有可能无疾而终。
但是，爱情只受荷尔蒙驱使，行政命令从来也管不住。随着毕业季的到来，班里陆续有男生领着“表妹”到女生宿舍借宿，同学中原本“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地下恋情也纷纷显现。
然而，在转型时期的校园里，同学们的寻爱之路并不纯粹。不仅掺杂着延续千百年的门户考量，还伴随着政治原因带来的艰难抉择。
一位室友的家人给她介绍了个部队的摄影干事，家在农村。而她的父亲是高干，顾忌门不当户不对。某天，她拿着男方的信和照片，想听听我的意见。
我看照片上小伙子挺精神的，信写得也有文采，就让她问问自己的内心，是嫁给门第，还是嫁给才华？
还有位同学懊恼地问我：男友的父亲成了“四人帮”的余孽，他可不像文革中受迫害的老干部，还有平反之日，我该咋办？
另一位收到老乡从实习地的来信，写得婉转暧昧又含糊其辞。她问我，你说他是啥意思？我俩对着信琢磨了半天，还是一脑门浆糊。
这也许就是多数同学的状态：生理年龄早已成人，心智却纯洁的像张白纸。不敢爱，不会爱，更不知道该如何表达爱。当年，同楼数传专业的一位军人，还曾因为感情问题处理不当，跳楼自尽。
有件事现在听起来像天方夜谭，却真实发生在对门宿舍。几个女生一起聊天，有人说，她们厂有个女工因未婚先孕被开除团籍，但她不承认自己作风不好，说是和男朋友一起游泳造成的。
我听完室友的转述，觉得这说法既好笑又透着荒诞。若真如此，游泳池里不乱套了！可我又找不出理由反驳，因为说不清哪儿不对。其他室友也都半信半疑，只有一位医生的后代嗤之以鼻。
待到上体育课游泳时，我一下水就小心翼翼地避开异性。
都上大学了还如此无知，也许怨不得我们。同学们几乎都是五零后，我们成长的年代，学校没有青春期教育。父母多半文化程度不高，只管着孩子饿不死能长大。即使长辈有文化，通常也羞于给孩子讲生理卫生知识，总觉得他们能无师自通。
毕业季除了让不少同学面临感情抉择，也让我面临着就业选择。某天，政治教研室的老师找我谈话，说学校准备让我留校教自然辩证法，并承诺让我去北大进修两年。能得到了学校认可，我自然感到欣慰。
随后，我却拒绝了他的留校邀约。就因为内心先入为主地多了几分抵触——不是对老师，而是对政治教研室。
小时候我偷看过父亲的“内部书”。书名早已记不清了，但对前苏联大清洗的描写，却给我留下了巨大的心理阴影。
上大学后，我又读到了一篇回忆录。写鲁迅先生教育自己唯一的儿子，且不可当空头文学家，学一门技能养活自己。这些话深深打动了我。
父母在文革中的遭遇，也让我固执地认为，工作千万不能和政治沾边，最好连社会科学都别沾。最终，我放弃了留校，也因此与北大失之交臂。
07
离开母校已经45年了！7641班，这个有57名成员的大集体，也已有5位同学驾鹤西行。
本以为时间会抹去一切，但那些属于青春的、渐行渐远的校园往事，还是被岁月沉淀下来，不时在心中萦绕。
写到此，耳边回荡起一首优美的校园歌曲：
在乍暖还寒的初春，
阳光明媚的早晨
我背着厚重的行囊走进校园
你轻舞飞扬的倩影划过我的身旁
那银铃般快乐的笑语
在我的耳边回荡
过去的岁月我们曾一起度过
憧憬未来拥抱着热血理想
啊亲爱的同窗今天还好吗......
歌声余音袅袅，回味绵长。
来源：玉宇清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