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飒飒西风满院栽，蕊寒香冷蝶难来。他年我若为青帝，报与桃花一处开。"这首气势磅礴的诗出自一位多次科举落第的读书人之手。他叫黄巢，数次名落孙山后，在长安城墙上愤然题下"待到秋来九月八，我开花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的誓言。这个失意书生最终领导了

"飒飒西风满院栽，蕊寒香冷蝶难来。他年我若为青帝，报与桃花一处开。"这首气势磅礴的诗出自一位多次科举落第的读书人之手。他叫黄巢，数次名落孙山后，在长安城墙上愤然题下"待到秋来九月八，我开花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的誓言。这个失意书生最终领导了唐末规模浩大的农民起义，动摇了唐朝近三百年的统治根基。

黄巢出身盐商家庭，家境富裕，本可通过科举步入仕途。但数次落第让他对朝廷产生深刻怨恨。当他看到民间疾苦时，很自然地将个人遭遇与社会不公联系起来，最终走上了反抗道路。

这种情况在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唐以后的农民起义大多不是由纯农民领导，而是由科举失意文人、小官吏或乡村知识分子主导。这些人大体了解国家运作机制，有一定文化素养和组织能力，又能体会民间疾苦。当他们个人仕途受挫时，很容易产生"推翻旧王朝，建立新秩序"的野心。

但令人困惑的是，翻看西方古代史，几乎找不到类似的大规模农民起义，更不用说由知识分子领导的农民革命了。难道西方古代的农民就特别温顺安命，没有压迫？还是像某些GZ说的那样，因为政治的民主自由，奴隶主和奴隶、封建领主与农奴有契约精神？还是有什么难以启齿的原因隐藏在历史深处？

01 西方不是没有反抗，但那根本算不上真正的“起义”

首先澄清一点，西方当然也有农民反抗。比如1358年法国的“扎克雷起义”。“扎克”这词本来就是贵族对农民的蔑称，意思差不多是“土老帽”、“乡巴佬”。起义的人去攻打贵族城堡、烧地契，听起来挺猛，但结果呢？不到一个月就被镇压了，两万多人被杀。

再比如1381年英格兰的“瓦特·泰勒起义”。这次稍微像样点，起义者一度打进了伦敦，还跟国王理查二世当面谈判，提出要废除农奴制、限制地租。但谈判中领袖瓦特·泰勒直接被伦敦市长刺杀，起义迅速失败。

这些所谓的“起义”，普遍有几个特点：规模小，基本出不了一个地区；没什么系统性的政治诉求，大多是为了减租减税，而不是要改朝换代；组织松散，一击即溃，坚持不了多久。

为什么它们就这么“弱”？

一句话总结：因为西方在中世纪时期的封建制度下，整个社会的发展程度，无论是经济、政治还是文化，都太落后了。

02 西方的农民，他们不只是穷，只是“会说话的工具”

我们要先搞清楚一个概念，中国自秦朝以后，绝大多数农民是自耕农或佃农。

中国的自耕农是有机会靠读书改变命运的。比如北宋的范仲淹，小时候家里穷得不行，天天吃凉粥咸菜埋头苦读，后来居然考上进士当了大官。还有曾国藩他爷爷，本来是个普通农民，拼命开荒攒钱供孩子读书，结果真供出个重臣孙子。

而欧洲中世纪所谓的“农民”，绝大多数是农奴。

农奴是什么？是“拴在土地上的奴隶”，他们没有迁徙自由，不能随意离开庄园，甚至随着土地一起被买卖、转手。他们更像是领主财产的一部分，而不是完整的人。

农奴不认识字，不能参与市场交易，身份世代相传。他们每年必须为领主无偿劳动很长时间，还要交很高比例的实物税。有些地区甚至还存在“初夜权”这种侮辱性习俗。

也就是说，欧洲的农奴，从出生到死亡，几乎没有任何改变命运的可能性。在中国你还能“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在欧洲？别想了。你爷爷是农奴，你爸爸是农奴，你也是，你儿子孙子统统都是。

领主看待农奴，就跟看牲口差不多。再加上还有骑士天天巡逻盯着，农奴连跑都难跑得掉，更别说组织起义了。

他们不识字、没信息、没资源、没见过世面，你让他们怎么起义？拿什么起义？

03 为什么中国农民起义能成气候？因为背后有这些人

回过头来看中国。

中国古代农民虽然也苦，但他们是有“身份”的，他们是国家的编户齐民，是纳税服役的主体，也是王朝统治的根基。

新朝代刚建立时，通常会均田地、轻徭薄赋，让农民休养生息。但朝代中期以后，土地兼并就越发严重，这也是历代皇帝最头痛的、最想解决的事。地主、官员、豪门大户不断吞并小农土地，很多人失地变成流民。

如果这个时候再赶上气候异常（比如小冰期）、自然灾害、游牧民族入侵，朝廷为了赈灾，抵御入侵，就需要大量钱财，如果这时朝廷没钱怎么办？那只能加税。但豪门大户有各种办法偷税漏税，税最终都压还在耕地的自耕农身上。

恶性循环到最后，就是活不下去的人越来越多，起义一触即发。

但光有活不下去的人，还不够。要想成事，得有人能制定纲领、组织队伍、提出口号。而这，通常是由失意文人来完成的。

比如秦末陈胜吴广起义，虽然带头人看起来是普通戍卒，但陈胜能喊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说明他绝对不是一个纯粹的文盲农民，身边很可能有读过书的人出主意。

再比如黄巢、洪秀全，都是科举失败转而造反的文人。他们带来的不只是怨气，还有组织架构、舆论动员，甚至建国称王的能力。

反观西方呢？

像法国扎克雷这种，参与者几乎全是文盲。他们起义的唯一诉求是“请国王别加税”，从来没人想过“咱也可以当国王”。为什么？因为他们从思想到现实，都被教会和领主锁得死死的。

04 古代西方教会才是愚民高手

中世纪的欧洲，绝大多数人是文盲，唯一能读书识字的地方只有教会学校。但你想学？可以，先成为神职人员，切断和原生家庭的关系，变成“教会的人”。

教会坚决要求所有经典文献必须用拉丁文书写，禁止使用本地语言。这就相当于设置了一道语言壁垒，普通人想读《圣经》？先学一门外语吧。

更可怕的是，他们传播这样一种观念：不听教会的话，就会下地狱。普通人没见过《圣经》，也不知道上帝到底说了啥，只能通过教士的嘴去听“神的旨意”。

这就导致了一个结果：不仅老百姓是文盲，连很多小贵族、骑士、地方官员也不识字。

根据中世纪史学家迈克尔·克兰奇的研究，在1066年之前，英格兰处理法律和行政事务全靠口头传达。直到1200年左右（中国南宋时期），法院才开始普遍用笔记录。

也就是说，在那之前的欧洲，口头话语比书面文件更有权威。这样一个社会，怎么可能涌现出能写纲领、传播思想、组织大规模起义的民间知识分子？

几乎不可能。

05 书那么贵，知识怎么可能流动？

除了教会刻意控制，还有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书太贵了。

中世纪的欧洲，书不是贵，是巨贵。贵到什么程度？一本《圣经》的价格，顶得上一座庄园。

当时欧洲的“纸”主要有两种：一种是莎草纸，来自埃及。做法是把莎草茎切成条，捶打、粘连、晒干，前后要十几天才能做出一张。这东西怕潮、不能折，只能卷起来保存，在地中海湿润气候中很容易损坏。一张A4大小的莎草纸，差不多相当于一个农民四天的收入。买七张纸，就要干一个月的活。

另一种是羊皮纸，用羊皮制作。比莎草纸耐用，能折叠、装订，但更贵。做一张羊皮纸，先选羊、剥皮，浸泡脱毛，再用石灰水处理，然后刮、拉、晾、捶，前后数十道工序。一本书动辄要用掉两三百只羊。

除了制作书的纸如此昂贵，制作书还需要找人抄。欧洲只有百分之一的识字率，这个识字率还包括很大一部分只认识自己名字的人。能够识字的人，非富即贵，谁给你抄书？即使你找到了抄书员，抄完一本《圣经》也需要两年，这种人工成本都不敢想象。极端点就是一个普通农民要两百年才能买得起一本书。

所以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个问题，“为什么西方古代几乎没有大规模农民起义？”答案不再是“西方更文明、更有契约精神”，而是他们的社会结构、经济基础和文化条件，根本还没有发展到能孕育出大规模农民起义的程度。

中国自秦以后就建立了官僚帝国，平民可以通过科举上升，农民有编户身份，文化早熟，纸张和印刷术普及得早，知识传播成本低，这些条件共同使得中国社会在组织度和意识觉醒上，很早就达到了高度文明的状态。

而西方中世纪，绝大多数人活在闭塞的庄园里，是农奴不是农民，不认识字，没听过远方，没见过书本，思想被教会牢牢控制。

他们不是不想反抗，而是无力反抗，甚至不知道反抗是什么。

所以说，一个文明的真正高度，不只体现在它的宫殿、教堂、骑士小说里，更体现在它最普通的那些人身上。

来源：夏虫语冬冰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