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因为有会议记录和会议通过的文件，1927年八七会议的基本情况是清楚的。但是，史学界仍对记录本身和文件之外的几个问题说法不一。现根据有关资料浅谈自己的看法。
因为有会议记录和会议通过的文件，1927年八七会议的基本情况是清楚的。但是，史学界仍对记录本身和文件之外的几个问题说法不一。现根据有关资料浅谈自己的看法。
会议记录是原始记录吗？
会议记录是研究八七会议的重要资料，是目前已知唯一记载会议经过的历史文献。这份记录现珍藏于中央档案馆。2007年为修改充实八七会址纪念馆陈列展览，笔者见到过这份文献。这份记录使用的是印有蓝色条纹的纸张，类似今天的软面抄，共28行，大小比信笺稍窄，文字靠页边，左右两边有剪裁过的痕迹。纸的中部有暗色凹印字母“LODHBOND”，类似今天的水印或者阴刻。所记文字的墨水深浅不一，似乎钢笔水用完加灌后接着再记形成的。在首页，有红色墨水修改的笔迹。记录共12800字，记录了会议的时间、到会人、议程、发言、讨论、通过决议等完整过程。记录的前面部分较详细，后面部分较简练，有的内容仅为两三字要点。
这份记录最早于1961年在中国革命博物馆的党史陈列中展出第一页。八七会址纪念馆开放后，除首页外，还展出了四页，内容是毛泽东、邓中夏、蔡和森、任弼时等人的发言。研究者以此记录为依据明确了会议的基本情况。20世纪80年代，八七会议代表之一郑超麟在多次回忆中否认有此记录。1980年4月24日和1981年5月22日他在文章中写道：“我参加了这次会议，但清楚记得这次会议没有记录，既没有专人记录，也没有参加者私人的记录。”他还假设是“事后补记的，或者事后好久补作的，为的是让罗米那兹拿到共产国际去交差。”特别是他的回忆文章在《炎黄春秋》上发表后，有人找到八七会址纪念馆，质问纪念馆这些问题都错了，为什么不改。
新中国成立后，健在的八七会议代表除郑超麟外，另有李维汉、陆定一、邓小平三位回忆并且重访会址。他们是如何看待会议记录的真实性呢？
1980年，邓小平参观会址时看了展出的记录复制品后说：“是当场记录的。”陆定一在80年代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我看了记录后，觉得它的真实性无可怀疑，是当场记的。”李维汉在《关于八七会议的一些回忆》一文中未提及会议记录之事。1980年，武汉的工作人员告诉他：郑超麟说会上没做记录。李维汉听后说：“要是没有问题就大了。不过，毛主席的讲话口气很像，我看过记录。”《陆定一传》中写道：李维汉健在时，也认为这个记录是会场记的，不是事后追记。事隔几十年，四位当事人中有三人非常肯定是当时的记录。郑超麟写回忆文章时没有看到记录原件，不然，他也许会改变说法的。
其实，早在1986年，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和中央档案馆就对此问题进行了调查考证，并且发表了一篇调查报告，证明八七会议记录是当时保存下来的档案文件。后来，其他资料也进一步证实了这个问题。
综合该报告和有关资料，党的五大以后，中共中央就开始设专人为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会议做记录。1927年5月29日的中央常委会决定：由瞿景白、陈昭礼负责为中央常委会和政治局会议做记录。从此时起，中共中央的会议就有了记录并被保留下来。从八七会议起，中共中央会议的记录即按日编号存档。在修改八七会议基本陈列和筹建中共五大纪念馆时，武汉文物和党史工作者先后在中央档案馆查到中央政治局1927年5月24日至8月3日等多次会议的记录。
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八七会议和中央其他文件保存在周恩来领导的上海中央文库。1933年中共中央机关迁往苏区后，两万多份档案由上海地下党保管。张唯一、陈为人等共产党员为此作出巨大贡献甚至付出了生命代价。新中国成立后，这批档案移交中央档案馆。八七会议记录右上角盖有当时文件分类的红色图章编号，私人记录不可能有此标记。
中央档案馆的调查报告指出，八七会议使用的是当时的纸张。1927年7月至12月，中央常委会和政治局会议都用的是蓝色横条纸。笔者看到的8月9日临时政治局第一次会议记录就是这种纸，且字母印迹很清晰，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该报告还将记录与其他文献进行对比分析，认为八七会议的内容与会议形成的文件内容是一致的，与蔡和森后来在顺直省委所作《党的机会主义史》的内容也是一致的。中央档案馆的报告据上述理由得出结论：“八七”中央紧急会议记录是原始记录。
我认为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原件和大多数会议代表的认定，八七会议记录是真实的原始记录。但是，与同年五六月份另外几次中央会议记录相比，该记录笔记清晰流畅，页面干净整洁，几乎没有修改过，显得很完整，因此不能排除会后及时誊抄过。即使如此，也并不影响它是原始记录。
是谁做的会议记录？
八七会议没有留下做记录人的名字，会议参加者对此的记忆各不相同，使之又成为一个问题。陆定一说：“因为事隔多年，我已记不清是谁做的记录。”邓小平在回答“是谁做记录”的提问时说：“记不得，反正我没做。大概是翻译做的，是国际代表的翻译。可能是瞿景白，瞿秋白的弟弟。”李维汉没有回忆过这个问题。郑超麟否定有会议记录，但他同时又说：“如果有记录，那就是我记的。我坐在桌子前面，我又是四大会议的记录，责无旁贷。”上述回忆实际是两种说法：一是瞿景白，二是郑超麟。但这两种说法一直都不被认可。
关于瞿景白，目前研究者尚未发现瞿景白与八七会议有关系的任何文献。虽然中央曾经作出过他为中央会议做记录的决定，但是1927年6月以后，中央机关人员变化很频繁，连中央秘书长也不断更换。陈独秀计划搞八大秘书，只有刘伯坚、邓小平到位，其他人没到位。会议记录记载参加会议的正式代表21人，还有共产国际代表和另外两个苏联人。邓小平作为中央秘书参加会议，是会议工作人员。当时瞿秋白夫人杨之华也是中央委员，她事先都不知开此次重要会议，瞿景白怎么会参加此次重要的会议，又以什么身份参加会议？再者，1927年7月23日，接替鲍罗廷的国际代表罗米那兹到武汉后，一直与瞿秋白密切接触，瞿秋白直接做翻译。八七会议前夜瞿秋白连夜翻译与罗米那兹共同商议并由罗米那兹起草的《告党员书》。在当天的会议上，罗米那兹作报告也是由瞿秋白任翻译。瞿景白在1927年之前没有去过苏联，不具备翻译能力。因此，瞿景白作为翻译参加会议的证据不足。
关于郑超麟，他坚决否认有记录，又说，如有记录就是他记的。其理由之一是，他坐在桌子前面——但这不是做记录的必要条件；理由之二是，他是四大的会议记录者——八七会议并非一定要由为四大做记录的人来记录。因此郑超麟的说法不能证明他是记录者。
史学界流行的说法是：记录是由邓小平做的。
邓小平当时是中共中央秘书。自1927年6月下旬他离开冯玉祥的部队从西安来到武汉后，一直在中共中央机关做文书、会议记录等工作。从7月中下旬开始，他参加八七会议的筹备，完成许多具体任务，如：布置会场，接待代表，等等。他参加了会议的全过程，做记录也应是秘书的工作职责之一。他在会场工作了六天，其他代表当天来当天离开。另外，会议记录是邓小平的笔迹。我们将八七会议记录与邓小平在上海任中央秘书长后，为中央政治局1928年1月30日、1929年2月4日做的会议记录和1931年4月29日写给中央的“七军工作报告”进行比较，可以看出这几份文件的笔迹相同，当是出自一人之手。因为事隔半个多世纪，邓小平记不准确是很正常的。另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邓小平研究专家说，邓小平也曾否认过另一份他所写的历史文件——尽管已经被证实是他的笔迹。
由于邓小平本人否定，加之没有用科学手段进行笔迹鉴定，我们不能断言八七会议记录就是邓小平所记，也许这份记录另有执笔人。我认为在没有新的研究成果之前，介绍此问题时最好将现在的考证结果与邓小平本人的意见如实陈述出来更客观，让世人有全面的了解。最终让时间解开这个谜。
是谁主持的会议？
关于谁是八七会议主持人，学术界历来有三种说法：一种认为是瞿秋白，主要见于王铁仙著《瞿秋白传》等；第二种认为瞿秋白和李维汉均为主持人，主要见于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这是权威性著作；第三种认为李维汉是主持人，此见于多种相关著作和文章，八七会址纪念馆展览和讲解词也采用此说。
与会者和知情者对此怎么说？
郑超麟曾三写八七会议，在会址、记录、参加者、会期等问题上与李维汉等其他当事人的说法不同，对主持人是谁也坚持自己意见。他在1979年7月17日写的《我所知道的瞿秋白》、1980年4月24日《再写八七会议》等文章中写道：八七会议既不是毛泽东主持（事实上极少人持此说法——笔者注），也不是李维汉主持，而是瞿秋白主持的，特别同瞿秋白有关。邓小平1972年9月2日在回答武汉筹备纪念馆工作人员提问时写信给中央办公厅：“到会是哪些人已经记不清了。毛主席是参加了的，还有瞿秋白、罗亦农、李维汉等人……会议由瞿秋白主持。”陆定一1979年8月15日对武汉文物工作者介绍说：“会议由李维汉担任主持。”李维汉1977年12月23日查看八七会址时说：“会议主席是我。我是临时当会议主席，实际主持者是瞿秋白，和国际代表接头都是他，我只是临时当会议主席。”1980年3月28日，他来到八七纪念馆时说：“会议是我主持。”八七会议代表蔡和森在有关著述中未提及主持人问题，瞿秋白本人在《多余的话》等忆及大革命的文章中也未谈到是谁主持的这次会议。
另外，当年在武汉并与瞿秋白密切接触的杨之华在《回忆秋白》一书中曾回忆：“1927年8月7日，秋白主持召开了八七中央紧急会议。”当时的中宣部工作人员羊牧之在《秋华馆文存》中写到：“8月7日，瞿秋白在汉口主持召开了中央紧急会议。”上述回忆大多数都说瞿秋白是主持人，特别是郑超麟和杨之华的回忆影响了许多人。
从现存的八七会议记录看，第一页的前几行先记下参加会议的人员名单，接着是“迈主席”。“迈”即罗迈，是李维汉当时的名字。再接下来是“迈”主持会议，宣布开会，安排发言讨论，等等，“迈”掌握着会议进程，自始至终是一人独自进行，没有与瞿秋白交替主持的记录。目前没有发现瞿秋白主持会议的其他文献资料。因此，根据会议记录，李维汉是八七会议主持人。
说瞿秋白主持八七会议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几位知情者的回忆，另一方面是因为瞿秋白自7月下旬以后，实际主持了党中央的领导工作，在共产国际安排下准备接替陈独秀。
瞿秋白早在中共建党时期和国共合作初期就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较高和理论宣传方面的特长而赢得共产国际的好感和信任，后来成为鲍罗廷的重要助手。中共四大后，瞿秋白开始进入中共中央领导核心层，成为中共中央局五名委员之一。他在党内担负着协助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联系的使命。先后来到中国的国际代表普遍对瞿秋白抱有好感。瞿秋白与陈独秀在中国革命的阶级关系、革命方式、土地问题等问题上意见不一致，敢于批评陈独秀，拥护共产国际，这些更加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在中共五大上，瞿秋白与陈独秀矛盾尖锐，瞿秋白当选为政治局委员，但未进入常委。到6月，陈独秀地位下降，瞿秋白则相反。6月3日，瞿秋白被增选为政治局常委，还分管农民部工作，并担任起草政治局致共产国际电文等重任。7月12日，鲍罗廷主持会议，对中共中央实行改组，成立了由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五人组成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陈独秀从此离开领导岗位。瞿秋白等四位政治局委员被安排去海参崴等地，实际是对陈独秀赴莫斯科的陪衬。7月13日至21日，瞿秋白与鲍罗廷一起去了庐山，共商中央改组及实行新方针等大事。7月23日，新来的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到达武汉，瞿秋白和鲍罗廷亦回武汉。鲍罗廷将瞿秋白引见给罗米那兹，罗米那兹坚持要瞿秋白留下负责中央工作。这样，瞿秋白参加了五人临时中央工作，参与各项重大决策。7月下旬，周恩来、李立三、张国焘相继去九江和南昌领导起义，瞿秋白的地位已明显高于他人，成为党中央的实际领导人。他主持筹备紧急会议，起草会议文件，代表中央政治局在会议上作报告，起到实际领导作用。正因如此，无论当时还是现在，人们都把瞿秋白看作八七会议的主持人，这个主持人的含义是“领导者”、“召集人”。
但是，会议主持人与最高领导人并不能画等号。会议记录明确记载主持人是李维汉，我们不能人为再加一个主持人。因此，从实际情况看，我认为说八七会议是由瞿秋白领导、李维汉主持的更合适。
会址的具体位置在哪里？
关于会址亦有两个问题，第一，会议是在九江召开还是在武汉召开；第二，会场在汉口的具体地址。
20世纪50年代，曾经流传过八七会议是在九江召开的说法，主要根据是蔡和森和瞿秋白的文章。蔡和森在《党的机会主义史》中说：“7月初，常委决定中央机关立迁九江而转上海。”瞿秋白在《中国革命与共产党》一文中写道：“中央经过一个散乱的状态，转到反机会主义的八七会议（这时期的详情我不知道，因为我不在汉口）。”实际上，中央机关未迁九江，而是于1927年9月底至10月上旬迁到上海。而瞿秋白所说他“不在汉口”，是指7月中旬他与鲍罗廷一起去庐山这段时间，而非指八七会议期间。
这种说法在20世纪70年代就被否定。因为文献记载和知情者回忆都很明确。据《“八七”中央紧急会议小引》记载：“因为时局紧张，交通异常不便……不得已只能尽在武汉的中央执监委员、青年团委员及湖南、湖北、上海的负责同志开会。”这就清楚地表明八七会议召开的地点是在武汉。周恩来1958年在回答夏衍关于八七会议会址的询问时明确指出：“八七会议根本不是在九江召开的，因为八一起义以后，不可能再去九江开会。八七会议是在汉口开的。”当时说在江西九江召开，是为了给汉口开会作掩护。1970年毛泽东在江西，时任江西省委书记程世清问毛泽东：“八七会议是在什么地方召开的？”毛泽东回答说：“在汉口开的嘛！”这一事实被许多当年在汉口的中央领导人所证实。因此，长期以来史学界对会议在汉口召开已无异议。
会址在汉口的具体位置有一个长期考证的过程，现在已经恢复的会场也有个别人持不同意见。
1956年，湖北省文物部门根据文化部的要求开始调查八七会议会址。因为线索不多又没有文献记载，所以进展不大。1958年，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在武昌召开，周恩来曾乘车巡查了汉口的两所学校，蔡畅也曾到鄱阳街一带寻找过1927年她和李富春等人住过的地方。陆定一是会议的亲历者，当年以团中央委员身份参加八七会议，年仅21岁，是最年轻的代表，团中央机关就在八七会场不远处。按照自己的记忆和杨之华“在惠罗公司附近”的回忆，陆定一找到鄱阳街与黎黄陂路交叉口的原惠罗公司大楼——此时已是“江岸餐厅”。以此为据，他又找到惠罗公司西边一排房子（即怡和新房），认定第二个门上去的二楼就是八七会址。他上楼仔细查看了此房子，里面是一家照相馆（启新照相馆），天花板、楼梯等还保留着原样。怡和新房是20世纪20年代英国人建造的西式公寓，共有6个门洞，每个门洞有双楼梯通往楼上，陆定一指认的是第二个门洞左边二楼——即鄱阳街139号。此次考察初步确定了会址，但没有留下文字记录，文物部门还是不清楚会址的确切门牌号码。1961年，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陈列在反映八七会议时使用的是鄱阳街街景照片。此后，李维汉、邓小平、杨之华等人分别多次回忆，互相补充，他们都记得会议是在共产国际代表家里开的。1959年和1964年，杨之华、杨葆清分别来到武汉，确认八七会址和中央其他机关地址。延安、安源等地纪念馆因办展览也先后来武汉找过，但大多没有结果。
1966年2月，陆定一来武汉。13日，在湖北省博物馆谭维四等人陪同下，第二次实地查找八七会址。陆定一对谭维四说：“一九五几年我去过那里，给你们指过那里……会址在惠罗公司隔壁的二楼上。我去看时，房屋建筑没有变。”时隔八年后，在鄱阳街现场，陆定一先指认了惠罗公司，然后沿街往西走，指着惠罗公司与怡和新房之间的巷道说：“惠罗公司就到这里为止，再过来第二个门进去，就是开会的地方。”为了准确无误，陆定一先后两次走进第二个门和第三个门的二楼。经过反复比较和回忆，最后他再次认定鄱阳街139号二楼左边房间是当年开会的地方。之后，武汉有关部门向附近居民调查了解房屋和街道情况。1971年12月2日，召开了有陪同接待过中央领导的有关人员和一元路街道派出所民警等人参加的会议，进一步弄清了鄱阳街139号是当年三教街41号，这一带曾是外国人居住区，怡和新房一楼是各种商店等问题。后来，省、市文物部门将考证结果上报国家文物局，筹备纪念馆工作开始进行。1976年，启新照相馆迁走，会址恢复原貌，暂作内部开放。
1977年12月22日，刚被“解放”出来的李维汉实地察看会址。他先来到开八七会议时他和瞿秋白等人的驻地——德林公寓（离八七会议会址隔两条街），然后驱车按照当年他去会场的路线去鄱阳街。来到会址，李维汉看了之后，完全肯定这个地方就是当年八七会议召开的地方，认可了陆定一的回忆，只是对会场的布置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早在1972年9月，邓小平回忆会址时写道：“我记得这次会议是在汉口……一个俄国人家里举行的，街名门牌号码都不记得了。会议是在楼上开的。”1980年7月15日，邓小平重返会址，对会址的具体位置没有提出异议。1978年，八七会址纪念馆正式建成开放。1981年，旧址被国务院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
然而，上述结果并不被郑超麟所认可。作为与会者，他在几篇回忆文章中说：会址是在俄租界，与长江平行房子的二楼。这些与其他人回忆是一致的。但是，1979年11月13日他实地踏勘已复原的会址后却提出：会址不是鄱阳街139号而是123号。理由是，他曾经三次到过会场，第一次是参加八七会议，第二次是有人给他一个地址，要他去找一位同志，他照地址找到了人，才知那个房间就是八七会议会场。第三次是中央在罗亦农家开会（罗家是长江局和湖北省委机关，房子和八七会场房子背对背），忽然发现可疑情况。于是，都从罗亦农家后门溜走了。他发现罗家后门斜对着八七会场那栋房子的后门。郑超麟还说：开八七会议时他见到会场二楼坐着一位美国牧师，名叫“ransom”，是房屋主人。他认为南昌起义之后六天借苏联顾问房子开会是不安全的，而借美国牧师房子开会则安全得多。
八七会址所在的公寓式房屋，各个门洞的外观和内部结构是统一的，去过一两次难以分辨清楚。据多人回忆，八七会议前后，中央政治局经常在这里开会，中共中央领导人苏兆征、李富春、蔡畅等人也曾住在这里。到底是哪一栋？因无记载，又时隔多年，具体情况已无法考证。
文物部门采信陆定一等人回忆考证的结果恢复八七会址，因为他们的回忆相互印证，相互补充，又经过反复论证考察，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证据链，结果科学严谨，遵循了实事求是的原则。郑超麟的回忆缺乏相应的证据支撑。当然，作为当事人，他的回忆也是一种说法，最终让历史来检验。好在他所说的123号目前也属于八七会址纪念馆周边被保护的范围，它将与八七会址一起永久保存下去。
来源：近代史飙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