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根据北方局和山东省委的指示，胶东特委积极开展统战工作，先后在文登、荣成、牟平、蓬莱等地同国民党地方政府达成了合作抗日的协议，从而为我党独立自主地领导抗日武装斗争创造了条件。
天福山上举义旗
七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大举进攻中国。拥有十万大军的国民党山东省主席韩复榘畏敌如虎，率众逃窜，山东大好河山顷刻沦于日寇铁蹄之下。
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山东省委相继召开紧急会议，要求各地党组织立即动员起来，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动群众举行抗日武装起义。
根据北方局和山东省委的指示，胶东特委积极开展统战工作，先后在文登、荣成、牟平、蓬莱等地同国民党地方政府达成了合作抗日的协议，从而为我党独立自主地领导抗日武装斗争创造了条件。
1937年12月15日，理琪同志由济南来到胶东特委驻地——文登县沟于家村，并于当晚召开了特委扩大会议。会上，理琪传达了省委关于发动群众举行武装起义，在胶东组建“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的指示。随后特委决定于12月24日在天福山举行起义。
天福山起义纪念馆
12月24日，天还没亮，理琪便率特委领导登上天福山。玉皇庙里，大家聚在煤油灯下，再次周密地研究了起义的具体行动计划。
天亮后，于得水带领的昆嵛山红军游击队及其他参加起义的同志陆续赶到天福山。正午时分，一切准备就绪，在悲壮的《义勇军进行曲》中，举行了起义仪式。理琪首先传达了北方局和山东省委的指示，并代表特委作了《关于当前的抗战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讲话。之后，他庄严宣布“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正式成立，并将“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第一大队”的军旗郑重授予大队长于得水。顿时，“团结起来，武装抗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声响彻山谷。随后，林一山、于烺就抗日武装和统战工作发表了演说。最后决定张修己、张修竹留在沟于家村作联络工作，理琪、吕志恒、林一山等主要负责人继续发动群众，扩大武装。新成立的“一大队”由于得水、宋澄率领向西挺进，进行抗日宣传。
“岭上”事件遇挫折
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第一大队，对外称“抗日武装宣传队”，人数六十左右。队伍从天福山上下来后，在沟于家村稍作停留，便按特委部署，西去文登、牟平、海阳开展抗日宣传。他们每到一村，张贴标语，散发传单，演唱抗战歌曲，召集群众进行抗日宣传活动，组织进行社会调查和访问。队伍所到之处，军纪严明，秋毫无犯，热情帮助群众排忧解难，很快就得到了群众的欢迎和拥护，不少青壮年报名入伍。面对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日益提高的政治声望和所产生的政治影响，国民党反动派和地主豪绅惊恐不安，生怕动摇了他们的统治地位，妄图趁我军弱小之机一口吃掉。
12月30日，当队伍行至文登西部岭上村时，突然遭到国民党文登县长李毓英的五六百名军警的包围。我方虽然向敌方晓以民族大义，高呼爱国口号，但他们还是撕毁了“合作抗日”的协议，疯狂围捕。除大队长于得水率部分同志突围外，大队政委宋澄等29位同志全部被捕并关进监狱。面对敌人的审讯，宋澄、刘中华等同志威武不屈，大义凛然，严辞谴责了敌人破坏抗战的罪行，屡次取得狱中斗争的胜利。不幸的是，中队长王洪、邢京昌，小队长隋清源三位同志因参加过“一一·四”暴动，被反动派秘密杀害了。
再举义旗威海卫
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镇压，胶东特委采取果断措施：一是向文登县国民党政府提出严正抗议；二是继续补充人枪扩大队伍；三是积极组织威海起义。
当时，威海存在四种力量：一是以“民先”队员孙端夫为首的国民党政训处进步力量；二是以郝道逵为首的国民党海军教导队中间力量；三是国民党威海专员孙玺凤，想抗战但受投降派郑维屏的控制排挤，一心想离开威海；四是以公安局长郑维屏为首的投降派。通过理琪、林一山、柳运光、于烺、孙端夫等同志的耐心工作，威海海军教导队表示中立。国民党政训处大部分人员愿意参加抗日，孙玺凤同意我方帮他离开威海、他把仓库中的武器交给我方的合作协议。
1938年1月15日，胶东特委部分领导人及参加起义的同志赶到威海，并于当天下午打开专员公署仓库，取出枪支弹药，装备了部队。
1月16日上午，由天福山起义的部分武装及威海政训处成员组成的起义队伍，在专员公署大院集会，理琪宣布起义，并发表了鼓舞人心的演讲。下午，起义部队护送孙玺凤到码头，直至离开威海。晚饭后，起义队伍高举大旗离开了威海。
威海起义壮大了天福山起义队伍，扩大了我党我军的影响。国民党文登县政府被迫释放了“岭上”事件中我方被捕人员，国民党文登盐警司令王兴仁、保安司令丛镜月也纷纷与我军联系，从而形成了新的抗战局面。
1月17日晨，威海起义部队回到沟于家村。前一天，岭上被捕人员和于得水带领的突围人员也回到了沟于家村。这天，胶东特委宣布天福山起义、威海起义部队正式合编为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一大队：大队长孙端夫，政委宋澄，副队长司少基；下辖三个中队和一个特务队。此后近一个月里，他们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亡活动，极力收缴武器扩大队伍。国民党垒子盐务局和高村、黄山、汪疃、荫子夼等乡农学校的枪支先后被全部收缴。到2月初，我军已发展到三百多人，拥有二百多条枪。
随着队伍的扩大和形势的发展，胶东特委决定成立胶东军政委员会，由理琪任主席，吕志恒任副主席，林一山任政治部主任。同时还成立了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司令部，并把部队进行了整编，理琪任司令员兼政委，林一山任政治部主任。此外，又成立了以于得水为大队长的第二大队。
打响胶东抗战第一枪
1938年2月初，日军第五师团三千余人自青岛北上侵占了烟台。随后又兵分两路：一路西犯蓬（莱）黄（县）掖（县）诸县；一路东犯牟平，并成立了牟平伪政权。
为了抗击日本侵略者，消灭汉奸伪政权，2月7日，理琪率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主力西进。12日到达文登西部崔家口，在这里作出了攻打牟平城的决定。12日晚，理琪、林一山率孙端夫、宋澄大队一百余人，披星戴月向牟平城进发。吕志恒率于得水大队留守崔家口。
2月13日拂晓，我军抵达牟平城下，随即作好战斗准备。攻城令下，理琪率特务队和一个中队直攻东门；二中队则冲向南门；三中队奉命守候牟（平）烟（台）公路，随时准备阻击烟台来援日军。由于我军将士作战勇猛，仅一小时便结束战斗，缴枪百余支，俘伪县长以下百余人。上午11时，攻城部队陆续撤至城南雷神庙。
晌午时分，正当胶东特委和部队领导在雷神庙内开会之际，烟台的日军在日机掩护下，疯狂地向雷神庙扑来。当时庙内只有与会领导和特务队22人。面对数十倍的敌人，我军将士英勇无畏，浴血奋战，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冲锋，一直坚持到晚上9点多钟，终于在外围部队的策应下胜利突围。这次战斗共毙伤日军五十余名。但令人痛惜的是，理琪同志在战斗中光荣牺牲。
攻克牟平城，血战雷神庙，打响了胶东抗战第一枪，震慑了日寇，鼓舞了我军斗志，极大增强了胶东人民抗战胜利的信心。此后，吕志恒任胶东特委书记，林一山任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司令员，继续率队西进，活跃在乳山马石店、崖子一带。这期间蓬、黄、掖党组织相继发动起义，成立了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二、四路和三支队。不久，我军又向蓬、黄、掖进发，3月4日攻克蓬莱城，建立了蓬莱抗日民主政权；3月19日攻克福山城；4月末，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各部会师黄县，并同七、八支队一起攻克了黄县城。这时我军已发展到七千余人，从此胶东特委领导人民进入了创建抗日根据地的新阶段。
1938年9月18日，我军在掖县沙河镇奉命合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五支队”，从此成为山东抗日战争乃至解放战争的一支重要武装力量，为中国人民的民族独立和解放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
革命精神永传承
天福山革命遗址位于文登城区东20公里的文登营镇，地处文登、荣成、威海三地交界。它坐落在一片丘陵之中，占地面积103.8亩，海拔110米，主峰老崮顶369.3米。
天福山起义时山上建有庙宇，分为3个院落，自西向东有正殿3间，道厅3间；客厅5间，道厅5间；道士住房5间，东西厢房各3间。当年庙宇内外都是起义者活动的场所。现存正房5间，东厢5间，余皆毁于抗日战争期间。
1957年，为缅怀天福山起义和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当地人民和驻军在旧址西北建砖塔一座，在竖旗遗址建起简陋的“红旗亭”。以上建筑皆于1970年后倒塌。1973年在原址重建纪念塔，在旧址西建起550平方米的纪念馆，陈列和展出革命文物。1980年在起义旧址上建“特委旧址”“起义会址”“竖旗地址”坐标3处。1981年又在纪念馆东建240平方米的接待室。1977年被定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9年5月被中宣部授予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2011年5月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军区授予“革命传统教育基地”。2015年8月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二批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
而威海起义纪念馆也于2021年7月12日在距威海起义旧址100米处落成。展馆里，投影仪循环播放着威海起义的片段影像。
提到武装起义，提到威海，大家都会想到天福山起义，却很少有人知道威海起义。然而，威海起义意义同样重大。如果说，天福山起义是一粒火种点燃了胶东，那么威海起义就是为后续形成燎原之势所举的火把。它对进一步扩大中国共产党在胶东的影响，对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的迅速发展和胶东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和巩固都具有重要意义。我们熟知的剿匪英雄杨子荣所在部队，其前身就与威海起义有直接联系。
来源：烟台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