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上世纪90年代末，汽车站领导计划树立文明窗口典型，候车室面对旅客的所有岗位都改为站立服务，撤掉了原有的椅子。面对新的变化，所有员工都无条件服从，没人抱怨，更没人反对，大家格外珍惜这份工作，因为这是养家糊口的根本。工作服也改成新潮的样式，衬衫加西服。

转自：衢州日报

王文英

上世纪90年代末，汽车站领导计划树立文明窗口典型，候车室面对旅客的所有岗位都改为站立服务，撤掉了原有的椅子。面对新的变化，所有员工都无条件服从，没人抱怨，更没人反对，大家格外珍惜这份工作，因为这是养家糊口的根本。工作服也改成新潮的样式，衬衫加西服。

直接面对旅客的，大部分是检票员。

王师傅还是喜欢原来的制服，他说，旅客一看老制服就知道是车站工作人员，现在呢，穿个西服，洋气是洋气，可卖保险的、银行职员、酒店服务员也都这么穿，没区别。

八小时站立，对我来说是很痛苦的。王师傅是行车员，在停车场和检票台之间进进出出，斗志昂扬，丝毫看不出疲倦。我却不行了，有时趴在检票台上假装数票根，弯着膝盖撅着屁股，怎么都觉得累。好在王师傅总是主动替岗，“你们年轻人哪里站得牢，你去站长室坐一会儿，到检票点了再过来。”

没有车次的时候，检票台就是问询台。途经站点、票价、车次情况，都需要一一牢记，虽然很多站点我都没去过，但背熟就能应对。空闲的时候也不允许看书，实在无聊。和我一起调过来的还有个男青年，胖胖的，动作很麻利，检票、问询对他来说都是小菜一碟。他的检票台离我三米远，他经常无聊地趴在不锈钢栏杆上，一只脚踩在横杠上，脑门上仿佛写着几个字——“大材小用”。这个动作当然不允许啦，为此他经常被领导批评。

我们会互相提醒，午休时间，二楼的领导都不在，我们会轮流躲到广播室坐一会儿，留在岗位上的也照顾着对方的岗位。

最难熬的是下午，领导们午休后鸡血满满，经常高高地站在二楼走廊观察我们的工作状态，还会走到面前来仔细督查我们的仪容仪表和言行举止。一时间，似乎我们也被吹捧成了车站里的一道风景。

好景不长，这道风景彻底坍塌了，因为我的“破坏”。

那是个炎热沉闷的下午，阳光无情地炙烤着大地。候车室内所有吊扇马力十足呼呼作响，却带不来清凉，连空气中都弥漫着燥热，令人窒息。我站在繁忙的检票口，机械地重复着检票动作。尽管身边人来人往，各种声响不绝于耳，但那份从地面升腾而起的热气似乎悄悄偷走了我的活力。突然间，一阵眩晕袭来，像是一股无形的力量猛然抽走了我体内的力气。我的视线开始模糊，周遭的声音也变得遥远，仿佛整个世界都被一层厚重的黑纱笼罩。我眼前一黑，身体不由自主地向后倾倒。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双坚实有力的手从背后稳稳地托住了我，那是平日里沉默寡言却总能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的王师傅。他迅速而冷静地指挥着现场的秩序，同时呼唤后面的女播音员雪丹前来协助，他的声音在嘈杂中显得清晰有力。

雪丹闻声赶来，带着一脸焦急与关切。她托住我的后背，紧按我的人中，呼唤着我的名字，“不知道是中暑了还是低血糖。”隔壁检票台的男青年迅速跑过来完成检票和发车任务，王师傅跑到车站小店里端来一杯温热的白糖水，小心翼翼地递给雪丹。雪丹接过杯子，一口一口喂我喝下那略带甜腻却异常珍贵的糖水，我感受着它一点点温暖我的身体、恢复我的体力。

此时的我，满头是汗，脸色苍白。领导闻讯赶来，神色紧张，眼中满是担忧与不安，医务室的医生也赶到了。医生说，没什么毛病，估计是低血糖。

在同事们的关怀与帮助下，我逐渐恢复了意识，虽然身体依旧虚弱，但心中充满了温暖与感激，不知道为什么，泪水不停地流。大家把我扶到值班站长室休息，王站长和王师傅代替了我接下去的工作。我提前下班回了家。后来才知道，领导并没有扣我的工资。

第二天，检票台恢复了椅子。

站立服务的“神话”从此被我打破了，我没听到领导的任何责怪，他们看我的眼神变得沉默。同事们对我默默赞许，尤其是那个男青年，偶尔买根雪糕说是奖励我。不出意料，没过多久，他便辞职去大城市闯荡。我现在记不起他叫什么名字了。

许多年后，我回顾这段经历，也在寻找晕倒的原因。我分析，一方面是我当时兼职了一份酒店餐饮经理的工作，来回匆忙赶上班，午饭没吃饱。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因素，我从内心抵触这份工作——整天站在大庭广众之下，众目睽睽令我窘迫不安。这种性格上的缺陷其实直到今天都没改变。我深知自己无法适应，当时却无法选择，更没想过抗拒，至少我不具备那个男青年冲出“牢笼”的魄力和勇气。也许，当时我的内心很希望“生一场病”来逃避。

来源：新浪财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