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要不是聊天里有人突然提起陈延年，说起他1927年牺牲的事，很多人只怕早就淡忘了那个注定写进教科书、却又和我们平头百姓日常生活隔了好几条街的年代。你说一百年前那会儿，街头巷尾老百姓可能还在琢磨家里的日子怎么办，有谁能想明白，风头正劲的“人中龙凤”竟然命丧上海，死

要不是聊天里有人突然提起陈延年，说起他1927年牺牲的事，很多人只怕早就淡忘了那个注定写进教科书、却又和我们平头百姓日常生活隔了好几条街的年代。你说一百年前那会儿，街头巷尾老百姓可能还在琢磨家里的日子怎么办，有谁能想明白，风头正劲的“人中龙凤”竟然命丧上海，死的背后还藏着一连串黑白交错、恩仇难解的故事。你不信邪地会多问一句：那些背后捅刀子的叛徒，后来都落了什么下场？天道又是不是长眼的？

陈延年这个名字，听起来倒很书卷气。谁想到，这人一辈子几乎都没撒过娇，也没真装过斯文。他出生在安徽，父亲陈独秀，母亲没见几面，家教极严，长兄如父。小时候的延年其实不怎么惹眼，直到在上海念书的时候，才慢慢展露锋芒。他那会儿家境不算太宽裕，课余喜欢琢磨点时政新闻。五四运动的大潮悄悄卷来时，他想了许多，一到晚上钻进被窝还在嘀咕：为啥咱们的路总不如人？民族的气数到底在谁身上？

后来，别人可能还在作白日梦，陈延年已经决意出国闯荡。他跟着大伙奔赴法国，“勤工俭学”其实更多是苦哈哈的挣扎。你看他和邓小平、赵世炎一起打短工、拼命学，吃了不少冷眼，可心气却一天比一天高。有次在巴黎附近搬砖头，他手磨破了皮还不肯撒手：“中国这条船，不下力气捞就只会沉。”气话说出来，却让身边的朋友都沉默了。他们在那里辩论俄国革命的好坏、欧洲工农运动的风暴，最后通了一气：要把马克思那一套带回中国。

陈延年的党员身份，也是在那个灰蒙蒙的异国早晨下定的。他比别人更老成，活动策划一丝不苟又有点“胆大包天”。一位朋友回忆说，延年最厉害不是喊口号，而是遇事有种“不怕死”的笃定。他回国后接下重任，上海、武汉跑来跑去，办书刊、办工会，有时候没地方落脚，就跟工人兄弟挤地铺。可书生到底有自己的脾气，碰上风雨也会皱眉。有人见他夜里抽闷烟，一声不吭，第二天却又什么都没发生似的，满城飞奔拉同志、布线索。

1927年，天翻地覆。说是北伐胜利在望，谁成想突然一纸命令，枪口对准自己人。蒋介石“清党”那会儿，坊间盛传“路有冻死骨”，其实更见不得的是同袍互相提防。陈延年赶去江南，已觉出气氛不对——小巷中多了便衣的眼神，同志们聚会后慌张离席，有人低声说，咱们内部怕有内鬼。他不是没怀疑过某些熟面孔，只是那天命运真就玩笑开得太大。

事情的发展哪有那么多伏笔，往往转眼就塌下来。仪征那边传来风声：一个叫施英杰的地下党员，本是无声无息的小角色，偏在关键两天“失踪”。外面正下着细雨，上海法租界的小弄堂弥漫着味精与煤烟。延年顾不过多想，因为政令催得急，他得在川北路继续开会。没人说得清，是不是施英杰悄悄给了特务一纸名单，总之会议刚结束，外头早有几个人按着呢。

后来在牢里，有同志回忆那夜审讯，烛火下延年一句话都不说，嘴巴闭得像铁锁。有那么一两名叛徒，居然穿着旧军服进来，叫嚣着让他开口。只见延年朝外望了会儿，忽然笑了：“你们这样，给自己多少留点后路吧。黑夜总归要见天亮。”一句话讲得牢里的警察都不敢多问。这事后来越传越广，说的人五味杂陈，有的人叹他刚正，有的人说他不识时务——可外头的群众听了，都忍不住捏紧了拳头。谁没梦见自己也有这样一刻血性呢？

天亮时，上海滩的流言已经炸开了锅。有的说他被秘密枪决，有的说押到“地牢”去谋未来线索。其实当局故意放出假话，让外头搞不清楚状况，也是抓更多人的套路。延年的同志，有下面的工人，有市井的小贩，有藏在法租界里的菜贩寡妇，都偷偷打听消息，甚至联络了舶来的洋医生、翻译员想用钱通路子救人。只可惜这个机器坏得太烂，数条人命，夹在权术与黑幕里，哪里真给条生路？

叛徒的故事，总是让人窒息。像那位口口声声“患难兄弟”的何继填，彼时正做着租界巡捕的翻译，转头一只脚就踹进去了国民党组里。人说他早年混过南货店，后喜欢摆弄那些西式服饰——可谁想到，正是他把延年等人的行踪透露给怕光的特务，换一件绸呢大褂，活得不痛不痒。再有一个，姓陆，过去跟延年在同一个夜校读书，面上人模狗样，背后两手都揣着摩擦出的黑钱。他参考了老洋人抓“敏感分子”的那套法子，屡屡出点子去钓同志。

至于戴盆天、韩步先这样的名字，在当时的地下世界也并不是闲人。韩步先在为敌人指路后，没多日就卷了点赏金去了武汉，说是做生意，实际躲债；戴盆天一度在苏州开草帽作坊，本是个“老油条”，嘴头上滴水不漏，可到了关键时刻，也没抗住诱惑。真要细看他们的结局，还挺唏嘘：韩步先后来自觉在青天白日旗下面“混”不过，试图漂白身份，却露了马脚，见面都是低着头走的。三十年代他在重庆谋生活，因喝醉嘴碎，说溜了过去的事，被特委暗中盯上，最后死在哪条巷子，没人真在意。戴盆天晚年被人骗得精光，活着常怕楼道里有人敲门，精神恍惚到最后，儿子都离了家，落一个孤鬼的下场。

不少人会把这些遭遇归结为“因果报应”。但谁想过同样在那会儿，有不少普通人，其实为了救陈延年，散尽家财也要想尽办法。一个在上海青浦开饭馆的女人，叫孙玉芳，家有点积蓄。听人说延年被捕，饭馆后院成天聚着些“怪客户”。她白天照常抄菜单，晚上却悄悄包好干粮，让地下党员半夜借道送情报。后来事败，她儿子被押进牢房，她自己也险些丢了命。家一般大的母亲，说起这些事时，半点不觉得“豪迈”——只是说：遇上这样的世道，不帮下去，晚上睡觉都不安稳。

那时候，救援与背叛，像炒在一锅咸菜汤里的豆腐干，分不清谁才是主角。也有不少革命同志悄然消失在大街小巷里。有一次，延年旧友张蔚青遭遇“清党”，身上只剩一张印着老照片的名片。他靠着与英租界工头的关系，协助好几位同志游走在各弄堂之间，直到自己也音信杳无。

再说霞飞路上的那些老房子，屋里早有不少有情有义的大小姐和纨绔子弟，也曾为救同志上下奔走。俞佩珍，一个只在家里学过刺绣的小女子，参了地下党后靠父兄庇护，藏过三位被通缉的同志。她给父亲做寿宴时，却借着酒宴悄悄叫人带出消息。后来因身份泄露，被特务毒打致残。说起来都是旧社会那些“个性鲜明的小人物”，可信仰一到要紧处，还真比谁都硬气。

时间一拉远，又是谁胜谁负？也许那时上海滩热闹一如既往，茶楼酒坊、人来人往。很多人以为陈延年死了，理想就此熄火。但真不是。街面的“红色交通员”变得更警觉，地下宣传品比以前出得还多。那些活下来的朋友，一面伤心一面更决绝。有侥幸撤去乡下的年轻人，后来成了新中国的基层干部；有老大妈二十多年后特意去向组织“认亲”，说“那会儿救人，是想着世道要好点儿”。

再过十来年，局势翻天覆地。那些曾经作恶的叛徒，最怕被揭开过去。大浪淘沙，真有几个撑不住自杀，有的被枪决，落得挫骨扬灰。流言却留了下来：你看，似乎还是种善恶终有报的逻辑。

到了我们这个年头，有时候坐在夜里，刷着新闻，咂摸着远去的故事，会忽然觉得有点苦涩。陈延年究竟想过什么？恐怕他最后那天，看到天色初亮，耳边还有雨声。他没说出的话、没做完的梦，早就播撒进无数归家的小路。每个怀念他的人，难免都忍不住一声叹息。你说，我们的日子，真的比那会儿容易了吗？那些血和泪，是不是也早已成了不值一提的旧闻？

谁又能说得清呢。历史里的人，都活在悬念里，轮到我们，也只能一边走一边问着前人：你们当初可曾后悔？你们的牺牲，有没有真的换来明亮的天？

来源：历史那些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