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90-2021年,全球肺真菌感染(PFIs)数据触目惊心:2021年超560万病例、4.5万余人死亡,2044年死亡数或破 8.7 万。低中收入国家、50岁以上人群负担更重,新冠还加剧诊断难题。这份覆盖全球的研究来自于《美国呼吸与危重监护杂志》2025年4
1990-2021年,全球肺真菌感染(PFIs)数据触目惊心:2021年超560万病例、4.5万余人死亡,2044年死亡数或破 8.7 万。低中收入国家、50岁以上人群负担更重,新冠还加剧诊断难题。这份覆盖全球的研究来自于《美国呼吸与危重监护杂志》2025年4月一篇文章《Global, Regional, and National Burden of Pulmonary Fungal Infections 1990–2021》,研究人员是来自中国上海的海军医科大学,这篇文章为肺真菌感染的防控敲响警钟。
在全球传染病版图中,肺真菌感染(PFIs)长期处于 “被忽视” 的角落,却悄然成为威胁人类健康的重要隐患。肺部作为侵袭性真菌感染最常见的部位,其诊断与治疗一直面临重重挑战,伴随而来的是沉重的疾病负担。
从疾病特性来看,肺真菌感染的复杂性远超想象。其临床症状与细菌性、病毒性肺炎及特发性肺炎高度相似,像球孢子菌、组织胞浆菌等病原体还会引发多样症状,这让鉴别诊断难上加难。在 2022 年,世界卫生组织首次制定《真菌病原体优先级清单》,将可感染肺部的真菌病原体纳入其中,这一举措正式将肺真菌感染推向全球公共卫生关注的焦点,也凸显了其防控的紧迫性。
更严峻的是,当前针对肺真菌感染的流行病学研究严重匮乏,全球范围内尚无专门聚焦该疾病的流行病学调查。而全球疾病负担研究(GBD)2021 作为全球规模最大、最全面的健康损失量化研究,涵盖了1990-2021年 204个国家和地区的459种疾病与伤害数据。相较于以往数据库,GBD 2021不仅扩大了病原体估算范围,还纳入了新冠疫情的影响,补充了大量下呼吸道感染的新数据来源,并修正完善了往年估算结果。借助这一数据库开展肺真菌感染研究,能精准识别并量化其影响,为公共卫生规划、诊断方案制定、抗真菌药物可及性提升及药物研发提供关键信息,这也正是本研究开展的重要契机与核心价值所在。
为全面、准确评估1990-2021年全球、区域及国家层面肺真菌感染的疾病负担,并对2044年情况进行预测,研究团队搭建了多维度、科学严谨的分析框架,从数据来源到统计模型,每一步都力求精准可靠。
(一)数据来源:多渠道整合,确保数据全面性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全球疾病负担研究(GBD)2021数据库,该数据库的数据收集渠道广泛且多元。全球疾病负担协作组从多个 mortality 数据库采集信息,包括生命登记系统、口头尸检、样本生命登记系统、监测数据以及微创组织取样诊断数据等。
对于提供国际疾病分类(ICD)编码的数据来源,研究采用 J17.2 编码(涵盖肺曲霉菌病、肺念珠菌病、肺球孢子菌病和肺组织胞浆菌病)来识别下呼吸道感染患者及相关病原体;而对于无 ICD编码的微生物学数据,则依据患者采集的样本类型确定病原体。为解决数据不完整、不一致的问题,全球疾病负担协作组运用死亡原因集合模型整合多数据源与协变量,生成统一的死亡率估算结果;同时,采用 DisMod-MR2.1 模型估算发病率并分配伤残权重,该模型能处理多种健康结局,确保参数一致性与全球适用性。此外,研究还通过全球健康数据交换平台提取了全球、21个主要区域、204个国家和地区层面,以及按社会人口指数(SDI)分层的肺真菌感染死亡和伤残调整生命年(DALYs)流行病学数据,数据覆盖所有年龄组,且按5年间隔划分年龄类别,为后续分析奠定了全面的数据基础。
(二)统计分析:多模型结合,提升结果可靠性在统计分析环节,研究团队运用多种科学模型与方法,对数据进行深度挖掘与分析。首先,对年龄标准化死亡率和年龄标准化伤残调整生命年进行对数转换,再结合年份进行线性回归,以此计算估计年百分比变化(EAPC),清晰呈现疾病负担的时间变化趋势。
为评估健康不平等性,研究采用复杂的不平等测量方法,其中斜率不平等指数用于评估绝对不平等,集中指数用于评估相对不平等,从不同维度揭示全球及各区域在肺真菌感染疾病负担上的差异。
在预测方面,研究运用基于年龄-时期-队列框架构建的Nordpred模型,探究死亡率与年龄结构、人口规模的关联,并结合当前数据预测未来死亡率趋势。同时,将 Nordpred模型的输出结果与 Prophet 模型进行对比,还开展了敏感性分析,以此评估模型的稳健性,确保预测结果的可靠性。所有数据的分析与可视化工作均采用 R 语言(4.3.3 版本)完成,为研究结果的呈现提供了专业、高效的技术支持。
(一)全球层面:发病率与死亡率双重压力,未来风险攀升2021年,全球肺真菌感染的发病率估计为562万例(95% 不确定区间 [UI]:493 万 - 640 万例),死亡人数达45542人(95% UI:39299-51944 人),年龄标准化死亡率为每10万人0.56人(95% UI:0.48-0.64 人 / 10 万人),伤残调整生命年(DALYs)为 130万年(95% UI:111 万 - 151 万年),年龄标准化伤残调整生命年为每10万人16.37 年(95% UI:13.89-19.15 年 / 10 万人)。
回溯至1990年,全球肺真菌感染死亡人数为30360人(95% UI:25327-35460 人),死亡率为每10万人 0.75 人(95% UI:0.63-0.87 人 / 10 万人),伤残调整生命年为 132 万年(95% UI:104 万 - 163 万年),年龄标准化伤残调整生命年为每 10 万人 25.86 年(95% UI:20.96-31.29 年 / 10 万人)。1990-2021 年,全球肺真菌感染年龄标准化死亡率的平均年变化率为 - 1.03%(95% 置信区间 [CI]:-1.13% 至 - 0.93%),年龄标准化伤残调整生命年的平均年变化率为 - 1.52%(95% CI:-1.63% 至 - 1.41%),整体呈现下降趋势。
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新冠疫情前的 2019 年,肺真菌感染死亡人数为 45227 人(95% UI:39339-51293 人),年龄标准化死亡率为每 10 万人 0.58 人(95% UI:0.51-0.66 人 / 10 万人),伤残调整生命年为 134 万年(95% UI:115 万 - 156 万年),年龄标准化伤残调整生命年为每 10 万人 17.36 年(95% UI:14.79-20.31 年 / 10 万人),与 2021 年数据相比,部分指标略有波动。更严峻的是,基于现有数据预测,到 2044 年,全球肺真菌感染死亡人数将超过 8.7 万人,年龄标准化死亡率约为每 10 万人 0.58 人,未来疾病防控压力不容小觑(图1)。
图1. 2044 年肺真菌感染病例数和年龄标准化死亡率(ASRs)预测。线条代表年龄标准化死亡率,柱状图表示病例数,紫色表示观测值,灰色表示预测值。
(二)区域层面:撒哈拉以南非洲负担最重,部分区域死亡率逆势上升2021 年,在全球各区域中,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包括中部、东部、西部和南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肺真菌感染年龄标准化死亡率最高,达每 10 万人 2.16 人(95% UI:1.77-2.57 人 / 10 万人),其中中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死亡率在该区域内居首,为每 10 万人 2.88 人(95% UI:2.04-3.96 人 / 10 万人)。同时,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年龄标准化伤残调整生命年也最高,为每 10 万人 58.51 年(95% UI:47.07-70.95 年 / 10 万人),中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同样领跑,达每 10 万人 71.86 年(95% UI:50.93-98.39 年 / 10 万人)(图2)。
图2 . (A)2021 年的年龄标准化死亡率,以及(B)1990 年至 2021 年各国肺真菌感染死亡率的估计年度百分比变化。
从1990-2021年的变化趋势来看,全球多数区域的肺真菌感染死亡率呈下降态势,但有5个区域例外,分别是南美洲南部、南部撒哈拉以南非洲、拉丁美洲热带地区、东欧和东南亚。其中,南美洲南部的年龄标准化死亡率增幅最大,达2.24%(95%CI:2.04%-2.44%)。在伤残调整生命年方面,全球有4个区域呈上升趋势,即南美洲南部、南部撒哈拉以南非洲、东欧和拉丁美洲热带地区,南美洲南部的增幅最高,为2.02% (95%CI:1.81%-2.23%)。
(三)国家层面:死亡率差异悬殊, 津巴布韦负担突出2021 年,在全球 204 个国家和地区中,肺真菌感染的年龄标准化死亡率差异极大。死亡率最低的是圣马力诺共和国,仅为每 10 万人 0.06 人(95% UI:0.04-0.09 人 / 10 万人);而死亡率最高的是津巴布韦共和国,达每 10 万人 4.13 人(95% UI:2.97-5.41 人 / 10 万人)。
在年龄标准化伤残调整生命年方面,圣马力诺共和国最低,为每 10 万人 1.04 年(95% UI:0.66-1.45 年 / 10 万人);津巴布韦共和国最高,达每 10 万人 126.00 年(95% UI:90.04-167.24 年 / 10 万人),国家间的疾病负担差距十分显著(图3)。
图3(A)肺真菌感染的年龄标准化死亡率,全球,21个GBD地区,以及(B)肺真菌感染的年龄标准化DALY率,204个国家和地区,按社会人口指数(SDI),2021年。基于SDI和所有地点的死亡率的预期值显示为实线。在A中,每个数据点代表特定地区和年份的年龄标准化死亡率和相应的SDI值。每个地区的30个数据点描述了2021年之前和包括30年期间的趋势。阴影区域表示预期值的95%置信区间。实线上方的点表示高于预期的负担,线下方的点表示低于预期的负担。DALY = 残疾调整寿命;GBD = 全球疾病、伤害和风险因素的负担。
(四)按社会人口指数(SDI)分层:低 SDI 区域负担重,不平等问题加剧
2021 年,低社会人口指数(SDI)区域的肺真菌感染年龄标准化死亡率和年龄标准化伤残调整生命年均最高,分别为每 10 万人 1.67 人(95% UI:1.35-2.01 人 / 10 万人)和每 10 万人 46.26 年(95% UI:37.19-56.31 年 / 10 万人)(见图4)。
图4 1990年至2021年肺真菌感染的年龄标准化死亡率和年龄标准化残疾调整寿命(DALY)率。SDI是一种用于衡量各个地区社会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将其分为五个不同的层次:低、中低、中、高和高。红色、蓝色和橙色条的长度分别代表全球、男性和女性年龄标准化死亡率和DALY率的点估计值。SDI = 社会人口指数。
1990-2021 年,全球范围内年龄标准化死亡率呈下降趋势,但低 SDI 区域的下降幅度最小,仅为 - 0.56%(95% CI:-0.65% 至 - 0.47%);在年龄标准化伤残调整生命年方面,低中 SDI 区域的下降幅度最小,为 - 1.30%(95% CI:-1.39% 至 - 1.21%)。
通过斜率不平等指数评估发现,与 1990 年相比,不同 SDI 水平国家间的年龄标准化死亡率差异有所缩小,但相对不平等程度却进一步加剧,这意味着全球在肺真菌感染疾病负担分配上的公平性问题愈发突出。
(五)年龄与性别模式:50 岁以上人群风险高,女性死亡率下降更显著从性别角度来看,1990-2021 年,男性肺真菌感染年龄标准化死亡率的估计年百分比变化为 - 1.04%(95% CI:-1.13% 至 - 0.95%),从 1990 年的每 10 万人 0.91 人(95% UI:0.78-1.06 人 / 10 万人)降至 2021 年的每 10 万人 0.68 人(95% UI:0.60-0.77 人 / 10 万人);女性的年龄标准化死亡率年平均变化率为 - 1.08%(95% CI:-0.96% 至 - 1.20%),从 1990 年的每 10 万人 0.64 人(95% UI:0.52-0.75 人 / 10 万人)降至 2021 年的每 10 万人 0.46 人(95% UI:0.37-0.54 人 / 10 万人)。同期,女性死亡率的下降幅度大于男性。
在年龄分布上,2021 年,50-69岁人群的肺真菌感染病例数为237万例(95% UI:205万-275万例),70 岁及以上人群的病例数为123万例(95% UI:104万-144万例)。50岁以上人群的肺真菌感染死亡率随年龄增长显著上升,在95岁及以上年龄组达到峰值,死亡率为 28.30%(95% UI:20.98%-33.62%)。1990-2021 年,14岁以下年龄组的年龄标准化死亡率和年龄标准化伤残调整生命年下降幅度最大,而 25-39岁年龄组的变化幅度最小(图5)。
图6 2021年按性别和年龄组划分的患者肺真菌感染病例数和年龄标准化死亡率。
(一)全球挑战:多重因素交织,诊断治疗难题重重外部环境与医疗发展带来的风险加剧全球范围内,多种因素共同加剧了肺真菌感染的挑战。气候变化使真菌病原体能适应更高温度,突破人体热免疫屏障,还改变了土壤微生物多样性与农业实践,进而提高了真菌感染的发病率并扩大了地理传播范围。集约农业中唑类杀菌剂等农药的使用方式发生转变,耐药菌株通过人类活动、贸易和自然灾害传播,进一步增加了疾病防控难度。
城市化进程加快以及气候变化导致的人口密度增加,也促进了病毒感染的传播,可能引发更多继发性真菌感染。此外,癌症和慢性病治疗技术的进步虽带来益处,但通过淋巴细胞耗竭、整合素拮抗和细胞因子阻断等方式损害了人体免疫功能,使患者对真菌感染的易感性显著提高。
诊断与治疗体系存在诸多短板在诊断方面,肺真菌感染的临床症状与细菌性、病毒性肺炎及特发性肺炎高度相似,球孢子菌、组织胞浆菌等病原体还会引发多样症状,极大地增加了鉴别诊断的难度。在新冠疫情期间,患者症状常被单一归因于新冠病毒,导致肺真菌感染的误诊率上升和诊断延误。同时,医疗体系在基础设施方面存在局限,难以开展全面的诊断工作。传统诊断方法存在固有缺陷,聚合酶链反应(PCR)等分子技术则受抑制剂和操作复杂性的限制,样本采集也面临困难,在疫情期间这一问题更为突出。而且,诊断标准不统一、真菌耐药性以及抗真菌药物研发进展缓慢等问题,进一步制约了肺真菌感染的精准诊断。
在治疗方面,抗真菌药物治疗周期长、不良反应频发且药物相互作用常见,这些问题不仅影响患者的治疗安全性,还对预后效果产生不利影响,给肺真菌感染的治疗带来巨大挑战。
(二)健康不平等:低中收入国家负担沉重,资源分配需优化尽管全球肺真菌感染的死亡率和伤残调整生命年整体呈下降趋势,但疾病负担依然沉重,且在全球范围内分布极不均衡,低中收入国家成为重灾区。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肺真菌感染死亡率的疾病负担不公平程度就已较高,经过 30 年的发展,这一不公平现象愈发严重。
造成这种健康不平等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低中收入国家在医疗资源分配上存在明显不足,包括诊断设备短缺、抗真菌药物可及性低、医疗专业人员匮乏等。同时,这些国家的公共卫生体系相对薄弱,在疾病监测、预防和控制方面的能力有限,难以有效应对肺真菌感染的挑战。此外,低中收入国家往往面临更严峻的气候变化影响、更高的人口密度以及更普遍的基础疾病,这些因素共同加剧了肺真菌感染的疾病负担。
因此,在全球肺真菌感染防控工作中,应重点关注低中收入国家的需求,优化医疗资源分配,加大对这些地区的支持力度,制定符合其实际情况的防控策略,以缩小全球健康差距,实现更公平的疾病防控目标。
(三)高危人群防控:聚焦老年人,探索疫苗研发新路径老年人成为肺真菌感染的高危群体肺真菌感染对老年人的威胁尤为严重,是一种致命的传染病。随着年龄增长,老年人会出现免疫衰老现象,器官系统也会发生与年龄相关的变化,这些因素显著增加了他们对肺真菌感染的易感性。此外,老年人常患有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晚期肺癌(需接受化疗)、糖尿病、实体器官肿瘤和慢性肾病等慢性疾病,这些基础疾病进一步提高了他们感染肺真菌感染的风险。
随着全球人口老龄化加剧,高危人群规模不断扩大,肺真菌感染的病例数也呈逐渐上升趋势。而抗真菌治疗存在治疗周期长、不良反应多、药物相互作用频繁等问题,严重影响了老年患者的治疗安全性和预后效果。因此,针对老年人这一高危人群制定并实施优先的预防和治疗措施,对于降低肺真菌感染的发病率和死亡率至关重要,同时也有助于提高老年人的劳动力参与率和收入水平,减少间接医疗成本,缓解整体疾病负担,尤其在医疗资源本就紧张的低 SDI 区域,这一举措的意义更为重大。
疫苗研发:为高危人群防控提供新希望疫苗研发被视为预防和控制高危人群真菌感染的重要突破口,目前在动物模型研究中已取得多项积极进展。热灭活酿酒酵母疫苗能有效保护小鼠免受球孢子菌、白色念珠菌和烟曲霉的感染;球孢子菌 CPS1 突变体可使超过 95% 的小鼠肺部真菌载量降至 1000 菌落形成单位以下;烟曲霉 DsgIA 突变体在免疫缺陷小鼠中能提供完全保护;NDV-3 疫苗利用侵袭素蛋白凝集素样序列 3 与金黄色葡萄球菌聚集因子 A 的同源性,可同时保护小鼠免受念珠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感染。
此外,结合疫苗能增强对念珠菌和曲霉的免疫力,重组 Kexin 同源物可降低免疫功能低下小鼠的死亡率,质粒 DNA 疫苗在肺部酵母感染小鼠模型中显著改善了真菌载量,且其安全性已通过新冠疫苗的成功应用得到进一步验证。
不过,真菌疫苗研发仍面临诸多挑战,如宿主感染部位的多样性、真菌病原体的广泛多样性、在免疫功能低下人群中的安全性以及疫苗商业化等问题。泛真菌疫苗和 DNA 疫苗被认为是未来的关键发展方向。尽管目前尚无真菌疫苗获批用于人类,但免疫信息学、人工智能和量子芯片技术的进步,为加速真菌疫苗研发带来了希望。已有研究表明,为 65 岁及以上成年人接种肺炎链球菌疫苗具有成本效益,未来针对肺真菌感染的疫苗也有望实现类似效果,这需要政府、非政府组织、学术界和工业界的协同合作,共同推动疫苗研发与应用进程。
(四)病毒肺炎与肺真菌感染:新冠疫情下的复杂关联与争议病毒肺炎成为肺真菌感染的新风险因素以往研究认为,肿瘤、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和肺结核是肺真菌感染最常见的基础疾病,但近年来,病毒肺炎已成为肺真菌感染的新增风险因素。研究证实,重症流感病毒性肺炎是侵袭性肺曲霉菌病的独立风险因素;新冠病毒能直接损伤气道上皮细胞,为真菌侵入呼吸道创造条件,同时新冠感染引发的过度炎症状态和细胞因子释放会导致 CD4 和 CD8 细胞下调,进一步削弱机体免疫功能。
此外,新冠治疗中使用的糖皮质激素、广谱抗生素(包括具有免疫调节作用的阿奇霉素)、患者自身的合并症以及机械通气等因素,共同营造了有利于肺真菌感染发生的环境。在新冠疫情期间,全球范围内不断有侵袭性真菌感染的报道。美国大规模医疗服务数据库分析显示,2020-2021 年期间,13.4% 的真菌感染者住院与新冠相关,且新冠相关真菌感染者的死亡率(48.5%)显著高于非新冠相关真菌感染者(12.3%);法国一项多中心回顾性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结论,新冠相关肺真菌感染患者死亡率更高。
新冠疫情期间肺真菌感染死亡率的争议与原因分析尽管美国和法国的研究显示新冠疫情期间肺真菌感染死亡率升高,但 GBD 2021 数据却显示,2020-2021 年全球肺真菌感染年龄标准化死亡率呈下降趋势,研究团队认为这主要得益于新冠疫情期间的非药物干预措施,这些措施在减少新冠病毒传播的同时,也降低了其他下呼吸道病原体的传播。
对于这种矛盾现象,研究团队推测可能存在两方面原因:一方面,肺真菌感染与新冠的症状高度相似,加之临床对肺真菌感染的认知不足和诊断工具有限,可能导致肺真菌感染死亡率被低估;另一方面,真菌相关 ICD-10-CM 编码存在漏报、错误分类和病原体编码不明确等问题,这也会影响肺真菌感染死亡率数据的准确性。
为解决这一争议,提高肺真菌感染流行病学信息的准确性,研究团队建议加强医疗专业人员和公众对肺真菌感染的认知,建立完善的全球真菌病监测网络,并改进疾病编码系统。
未来病毒大流行的潜在风险与应对思考新冠疫情是自 1918 年西班牙流感大流行以来的第六次全球大流行,据预测,未来大流行的发生频率可能更高,传播速度更快,发病率和死亡率也可能更高。病毒性疾病的高传染性和变异性,以及呼吸道疾病的易感性,使得未来再次发生病毒性肺炎全球大流行的风险不容忽视,预防和治疗与病毒性肺炎相关的真菌感染,已成为全球面临的重要挑战,需要提前制定应对策略,加强全球协作,提升公共卫生应急能力。
尽管本研究为全球肺真菌感染负担评估与防控提供了重要参考,但仍存在诸多局限性,这些局限性可能影响研究结果的准确性和推广性,需要在解读与应用研究结论时加以关注。
(一)数据质量与诊断相关局限下呼吸道真菌感染负担的估算高度依赖 GBD 2021 原始数据的质量,但目前许多国家缺乏真菌病流行病学数据,尤其是低 SDI 国家,由于各国医疗服务水平差异显著,肺真菌感染的疾病负担可能被低估。同时,肺真菌感染的诊断存在不确定性,目前尚无国际公认的统一诊断标准,这也对数据准确性产生了不利影响。此外,归因死亡率的确定难度较大,临床医生在判断死亡原因时面临诸多挑战,这些因素共同导致肺真菌感染相关数据的准确性受限。
(二)预测模型的局限性研究中采用的 Nordpred 模型虽在死亡率预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且研究团队已在补充材料中阐述了该模型预测的合理性,但仍无法回避其固有局限性,包括长期预测的不确定性、对外部因素(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新型治疗手段出现等)的建模能力有限、捕捉复杂趋势的能力不足,以及与 Prophet 模型预测结果存在显著差异等问题。这些局限性意味着对 2044 年肺真菌感染死亡数的预测结果需谨慎解读,未来实际情况可能因多种未知因素而发生变化。
(三)研究范围的局限基于现有数据库数据,本研究仅聚焦于肺真菌感染,未涵盖其他部位的真菌感染,无法全面反映全球真菌病的整体负担。同时,研究未能在真菌属和种水平上开展进一步研究,无法揭示不同种类真菌引发的肺真菌感染的疾病特征与负担差异。此外,由于数据限制,研究也未能有效探索肺真菌感染的风险因素、环境因素及并发症,这些信息的缺失可能影响防控策略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未来需要更全面的数据支持和更深入的研究设计来弥补这些不足。
(一)研究核心结论近年来,尽管真菌感染逐渐受到关注,但全球对其的重视程度和资源投入仍显不足,这严重阻碍了全球真菌防控策略的实施和疾病负担的降低。本研究通过对 1990-2021 年全球肺真菌感染疾病负担的分析,以及对未来死亡率和年龄标准化死亡率的预测,清晰呈现了肺真菌感染在全球、区域、国家层面的分布特征,以及在不同 SDI 水平、年龄和性别群体中的差异。
研究证实,肺真菌感染已成为全球重大公共卫生挑战,低中收入国家、50 岁以上人群是疾病负担的主要承担者,病毒肺炎(尤其是新冠疫情)加剧了肺真菌感染的防控难度,且全球在肺真菌感染疾病负担上的健康不平等问题日益突出。这些研究结果旨在提高全球、区域和国家层面机构及公众对肺真菌感染的认知,为公共卫生政策制定、医疗资源分配和医疗服务规划提供科学依据,尤其为应对需要全球共同行动的挑战提供了关键参考。
(二)全球防控策略建议聚焦重点区域与人群,优化资源分配
全球防控工作应重点关注低中收入国家和低 SDI 区域,加大对这些地区的医疗资源投入,包括提供先进的诊断设备、确保抗真菌药物的可及性、加强医疗专业人员培训等,以缩小全球健康差距,减轻这些地区的疾病负担。同时,针对 50 岁以上老年人、免疫功能低下人群(如癌症患者、慢性病患者)等高危群体,制定并实施个性化的预防和治疗方案,加强对这些人群的健康监测,降低感染风险。
加强病毒肺炎与肺真菌感染的协同防控
鉴于病毒肺炎与肺真菌感染的密切关联,未来需建立病毒肺炎与肺真菌感染的协同防控机制。在病毒性肺炎(尤其是新型病毒引发的肺炎)流行期间,应提高临床医生对肺真菌感染的警惕性,加强对病毒性肺炎患者的真菌感染监测,及时发现并治疗合并感染病例,降低死亡率。同时,加强相关基础研究,探索病毒与真菌的相互作用机制,为协同防控提供科学依据。
推动疫苗研发与技术创新
加大对真菌疫苗研发的投入,鼓励政府、非政府组织、学术界和工业界开展合作,整合免疫信息学、人工智能、量子芯片等先进技术,加快泛真菌疫苗和 DNA 疫苗的研发进程,尽早实现真菌疫苗在人类中的应用。同时,推动诊断技术创新,开发快速、精准、便捷的肺真菌感染诊断方法,解决当前诊断难的问题,提高疾病早期发现和治疗的能力。
完善全球监测网络与疾病编码系统
建立健全全球真菌病监测网络,实现各国、各地区真菌病发病数据、流行趋势、病原体种类等信息的实时共享,为全球防控策略的动态调整提供数据支持。同时,改进全球疾病编码系统,统一肺真菌感染的编码标准,减少漏报、误报和编码不明确等问题,提高流行病学数据的准确性和可比性。
强化全球协作,提升应急能力
肺真菌感染的防控需要全球各国摒弃地域限制,开展深度协作。各国应加强在真菌病研究、诊断技术、治疗方案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共同应对真菌耐药性、新型真菌病原体出现等全球性挑战。同时,结合未来病毒大流行的潜在风险,制定真菌感染与病毒肺炎合并流行的应急预案,提升全球公共卫生应急响应能力,确保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能有效防控肺真菌感染的传播与流行。
肺真菌感染作为一种 “隐形杀手”,其全球负担与防控挑战已不容忽视。只有通过全球各国的共同努力,聚焦重点、补齐短板、创新技术、完善机制,才能逐步降低肺真菌感染的疾病负担,守护全球人类健康,为构建更公平、更健康的世界贡献力量。
来源:沈凌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