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二十多年前，两位英国学者彼得·阿贝尔（Peter Abell）与黛安·雷尼耶（Diane Reyniers）在《英国社会学杂志》发表了一篇语气激烈、观点尖锐的评论文章《论社会理论的失败》。他们把批评的矛头对准了曼努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名

前言：一场跨越二十余年的社会理论论战

二十多年前，两位英国学者彼得·阿贝尔（Peter Abell）与黛安·雷尼耶（Diane Reyniers）在《英国社会学杂志》发表了一篇语气激烈、观点尖锐的评论文章《论社会理论的失败》。他们把批评的矛头对准了曼努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名噪一时的著作《网络社会的崛起》（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并借此直指当代西方社会理论整体的“智识破产”。在他们看来，卡斯特及其同行以晦涩语言、空洞概念和缺乏逻辑支撑的“时代预言”，掩盖了理论的无力与经验的贫乏。他们不仅质疑个别理论家的贡献，更将这批理论写作视为学术界自我繁殖、远离现实的“刻意蒙昧主义”。

卡斯特对此也做出了正式回应。在同刊发表的《对〈社会理论的失败〉一文的回应》中，他否认自己的三部曲属于“社会理论”意义上的构造体系，而是将其定位为一项以理论为工具、以实证为核心的全球社会变迁分析工程。他指出，他对“网络”结构的分析来源于长期跨领域研究，而非抽象理论推导；他承认自己的写作采取了某种“自由表达”的风格，是为了跨越狭窄学术圈层，与更广泛的受众建立对话；他也强调，自己采用了“元分析”方法，通过整合大量经验研究，试图描绘当代社会的总体图景。

但卡斯特的回应并未动摇阿贝尔与雷尼耶指出的关键问题：当代社会理论为何频繁诉诸晦涩术语、修辞创新，却往往回避清晰分析与机制建构？为何越来越多的“理论”作品，只剩命名、引用与象征性语言？

而二十余年后，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者闻翔在《学术月刊》上发表长文《“预言”的终结》，对这场批判进行了重新审视。他指出，阿贝尔与雷尼耶的批评虽然极端，却预示了一个更为深远的转折：以“时代预言”为特征的社会理论写作范式，在今天的西方社会学界正日渐式微。频繁命名“新时代”的理论疲劳、对二元断裂叙事的反思，让年轻一代学者渐渐放弃了宏大叙述的雄心，转向精致化、经验化、方法化的“盆景研究”。但随之而来的，却是历史意识的淡化、总体视野的缺席，以及对社会结构性问题的回避——一种“职业退守”的危机。

我认同阿贝尔与雷尼耶对“伪理论化写作”的警觉，他们指出的有关社会理论的问题是真实存在的，也重视卡斯特在回应中对知识整合与公众交流的辩护。社会理论是否失败，或许并不取决于某一部作品、某一位作者，而在于我们是否还愿意以理论作为理解现实的工具，而非装饰智识的标签。这次推送，将带你重新走进这场跨越时空的深层讨论：社会理论的未来，还值得投注希望吗？在“预言”的终结之后，是否还有一种新的讲述可能？

——SY2918

曼努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西班牙社会学家和政治人物，巴塞罗那加泰罗尼亚公开大学研究教授，南加州大学传播学院教授、传播技术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包括资讯科技社会学、都市社会学、社会运动社会学以及比较社会学，特别在资讯社会、通信与全球化等领域具有重要贡献。代表作有“信息时代三部曲：经济、社会与文化”：《网络社会的崛起》（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认同的力量》（The Power of Identity）、《千年终结》（End of Millennium）。

当我在1996至2000年间大胆提出一套关于信息时代多维社会变迁的广泛分析时（Castells 1996；1997；1998），我的初衷是激发一场辩论，一场在学者之间、也在更广大公众之间展开的真正的辩论——开放、建设性、善意的辩论，旨在通过集体的努力，纠正和超越我研究中的错误，推动整体认知的前进。多年之后，我必须说，我最大的学术满足感正来自于这场辩论确实发生了，并且仍在继续。来自许多国家、不同视角的大量社会科学家都参与了这场讨论。评论者和批评者对我的研究经常提出尖锐意见——这正是应有之义，因为这是我们在集体探究社会过程中取得进展的方式。对我的批评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建设性的、尊重的，意在推动我们众多研究者共同参与的整体分析事业向前发展，并保持开放对话。

遗憾的是，阿贝尔与雷尼耶的那篇文章并不属于这种范式。它是一种愤怒的否定，否定我所提交给学术共同体的全部智识努力；文章建立在断章取义的片段引用和一系列无根据的判断之上。我之所以愿意花时间和精力对这篇文章做出回应，出于两个原因：其一，是对《英国社会学杂志》读者的尊重，希望他们能够获得一个更全面的视角；其二，是因为该文的语气，尤其是在结尾部分，阿贝尔与雷尼耶甚至宣称自己负有“道义责任”，要防止学生们“把时间浪费在社会理论家的那些含混空洞的文字上”（Abell and Reyniers 2000：第750页）。在我看来，阿贝尔与雷尼耶的态度，其实在当今多元与包容并存的学术世界中是边缘化的。幸运的是，无论是《英国社会学杂志》还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都不会被这类自诩为“真正科学捍卫者”的人所控制，因此学生们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与项目，自由选择他们所认同的智识风格与社会理论。那个可以用官僚手段强加某种标准化学术规范的时代，早已过去了。

我不会回应这篇文章中对我人身攻击的部分，比如对我在国家和国际机构中所作贡献的嘲讽，或是断言我的工作“无法在一个真正遵守审稿标准的社会科学期刊上发表”（同上文，第740页）——这显然暗示包括《英国社会学杂志》（BJS，去年刚刚刊登了我的一篇理论文章）在内的百余家学术期刊都不符合“适当的审稿标准”。这类评论更能反映出作者本人的品格，而非我的研究问题所在。我只想回应他们暗示的另一个观点，即许多社会科学家（其中不乏世界最杰出的学者）对我的工作给予积极评价这一事实，“或许也不足为奇，因为这正是这个圈子的一种附带属性——彼此欣赏（并引用）是一种常态”（同上文，第739页）。这样的说法，是对那些认真评审、使用并讨论过我研究成果的同仁们的不敬，他们理应获得更多尊重。

由于阿贝尔与雷尼耶的这篇长文本质上是一系列零散的指责，我难以从中找出任何可以构成真正学术讨论基础的严肃议题。因此，我只能挑出其中几个似乎能代表他们主要观点的片段加以回应——这些观点，除了反复劝诫学生不要读卡斯特的书之外，几乎没有实质内容。

他们的首要观点，也是文章开头提出的断言，是：“社会理论在智识上已经失败。”这是一个非常激烈的判断。即便姑且认为他们对我的批评成立，这也远远不能支撑他们对整个社会理论的定论。社会理论是一个庞大、多元且充满矛盾的研究领域。难道所有当代社会理论都应因我的“失败”，以及他们对它的不满情绪而一并否定？如果自诩为“科学精神”的人也以如此武断的方式进行评判，那未免太过自相矛盾。勇敢的批评并不能替代严谨的分析。

事实上，他们的攻击对象本就选错了。我的三部曲并不是一部“社会理论”的著作。它使用了社会理论（包括我自己的和他人的），目的是构建一个以实证为基础的分析框架，用来理解当代社会变迁过程，包括一种新的社会结构——网络社会的兴起。实际上，我在书中已明确指出，我只简要地呈现了所用的理论框架，并仅限于为理解和解释我观察到的社会现象所必需的部分。

我欢迎批评者指出我具体分析中的问题，并提出数据支持的不同解释——许多评论者正是如此做的：我从他们的意见中学到很多，并对部分分析进行了修正，这是学术研究中正常的过程。但阿贝尔与雷尼耶并非如此。他们的全部意图，似乎是用一个他们特别不喜欢的例子，来否定整个当前社会理论的努力。

顺带一提，他们只评论了我三部曲中的第一卷，因此也根本无法评判我在整套著作中逐步呈现的理论架构。因为这套三部曲的主要分析结论，正是集中体现在最后一卷中，用以将前两卷的所有研究发现统一到一个解释框架之中。此外，他们也没有讨论第一卷导论中对理论的呈现。为了避免内容冗长，我在书中只进行了简要的理论说明；如果他们真的想认真了解我的理论结构，本应参考我在本刊千禧年特刊中发表的那篇更为正式、抽象的理论论文（Castells，2000）。但显然，对那些一开始就打算否定整个社会理论的批评者而言，这样的要求未免太高。

图为卡斯特三部曲最后一卷《千年终结》（End of Millennium），Wiley-Blackwell出版社2010年版。

所以，不，我的这部著作并不是关于“社会理论”的，而是关于现实世界本身——关于当今世界的结构与变迁。我借用了多种社会理论和研究方法，把理论当作分析工具，而不是目的本身。我认可并使用过一些系统性、结构完备的社会理论（例如吉登斯、图兰等人的理论），也确实在我的研究中获得了启发和帮助。

因此，我的工作应当根据其分析是否准确、是否有助于理解社会趋势来评价，而不是依据它是否对“社会理论”的普遍建构有何贡献来判定优劣。

其次是关于语言的问题。阿贝尔与雷尼耶不喜欢我在书中的语言使用。可语言，包括学术著作中的语言，本质上是一种交流工具。在我花费大约15年时间研究全球范围内的社会与技术变迁之后，到了需要表达我的研究成果之际，我决定采用一种能够与更广泛的受过教育的读者群建立联系的表达方式。这并不意味着我在用“通俗语言”，而是指我在写作时，对我以往使用的学术写作风格进行了一些调整，使其更具表达自由度，适度采用一些文学手法——前提是我始终保持清楚的界限，区分数据本身所表达的内容与我基于观察所做的阐释。我不是用语言来隐藏内容，而是用来开放、激发、启发，并在分析基础确立之后，引导隐喻式的思考。

我要说（也许这会令阿贝尔与雷尼耶不快），这种努力是值得的。四年内，我的三部曲英文版重印了十二次，已有十九种语言的译本出版或在出版过程中——这似乎说明，我确实与全球范围内、主要来自学术界的广大读者建立了有效的沟通。如果阿贝尔与雷尼耶对此感到困惑，也许他们可以反思一下：为何他们所代表的那种“社会科学”在越来越多的人看来与现实社会的问题渐行渐远，而他们所轻视的社会科学反倒引发了广泛关注？他们的论点中存在一个逻辑缺陷：如果我的著作真的如此晦涩难懂，又为何有那么多人阅读它？这些读者并不都是被迫“吞咽”的学生。

再说“严谨性”问题。他们并未真正就方法论问题展开严肃讨论。若真如此，我将乐于回应并参与讨论。我认为他们的大多数批评都源自对我观点的误读。关于“新经济中生产率是否真正提升”的问题，确实存在学界争议。我有自己的立场，碰巧与艾伦·格林斯潘及其他一些我在文中引用的经济学家看法一致。但我同样也明确引用并讨论了一些主要生产率研究专家（如索洛和戈登）的怀疑观点。我主张，我的分析与最近有关生产率增长的数据更加吻合，并对此进行了论证。

再说另一点：我与我的学生们花了二十年时间研究硅谷，我想我在这个问题上可能比阿贝尔与雷尼耶了解更多。我从未声称技术创新“只是”由技术本身驱动——恰恰相反。我强调的是，技术创新并不能简单归因于经济需求或军事资助，它是多种因素复杂互动的结果，我在书中对此做了细致分析，其中包括由文化引发的技术发现过程。

至于“全球经济运作方式早就不是什么新鲜事”这种说法：问题的关键恰恰在于今天的全球经济具备了这种实时运行的能力。正是金融市场能够在数秒钟内完成全球交易的能力，造成了资本流动的剧烈波动与跨币种、跨国的大规模投资流向。而这一切的实现，都有赖于新电信技术、新信息系统，以及新自由化、去监管政策的配合。

更广泛地说，我在这部著作中的研究策略，大致可归入“元分析”（meta-analysis）的范畴。我依赖大量学术研究成果，涵盖众多议题（其中包括我自己在若干主题与实地观察领域的实证研究）。在试图理解全球范围内技术、经济、社会、文化与政治变迁整体过程的前提下，难道还有别的选择吗？我确实是处在宏观层面，不能对我提出的每一个观点都做到绝对验证无误。但我认为，我已将大量社会科学的证据整合为一个相对连贯的解释体系，并以此支撑一系列分析命题。我欢迎不同的解释，但前提是它们也应具有同样的广度与具体性，并能说明为何一组特定观察无法支撑某一组分析命题。

当然，有人嘲讽我在书中对信息时代时间概念所做的隐喻性描述。但如果阿贝尔与雷尼耶真打算严肃地批评我的工作，那他们理应参考我对“社会时间”理论的具体论述，尤其是我如何尝试将莱布尼茨的“时间概念”与网络社会中“压缩时间”“模糊时间序列”的结构性趋势相联系。在整个“网络社会”的分析中，我有时的结论确实建立在系统性观察之上，这些观察来自多个可靠渠道；而在另一些地方，我只能提出示意性说明或假设。但我始终努力提供具体的思路，来推动对社会变迁过程（例如社会时间变革）的进一步研究与验证。

当然，我并未引用每一个相关领域的全部文献——这怎么可能？当研究对象涉及如此广泛的议题时，谁又能做到面面俱到？又有谁愿意在缺乏明确聚焦的情况下从事一项百科全书式的工程？我已尽可能使用了与我的观察领域密切相关的研究成果与文献，涵盖了多个语言体系的材料，旨在支撑我所提出的问题与观点，但从未自诩为“穷尽性”研究。我的作品不是“关于书的书”，而是“关于现实世界的书”。因此，问题并不在于我是否遗漏了某些重要内容，而在于这些我未涉猎的内容是否足以否定我所得出的结论。在其他书评中，我确实看到了一些有说服力的质疑，集中在我的研究的某些具体方面，但在阿贝尔与雷尼耶的评论中，并未看到。最后，说说“网络理论”的问题。我对网络理论非常熟悉。实际上，网络理论不只一种传统，至少可以分为四个流派：

第一，是基于微观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的“社会网络分析”传统；

第二，是社会人类学中关于社群互动与社会网络关系的研究传统；

第三，主要源于组织社会学与制度理论，在管理学和商业网络研究中有广泛应用；

第四，是更加抽象的复杂性理论传统，代表人物包括弗里乔夫·卡普拉（Fritjof Capra）。

弗里乔夫·卡普拉（Fritjof Capra），美国物理学家、系统理论家、作家，加州伯克利生态文化中心创始人，关注现代科学的哲学寓意，著有多部畅销书包括《物理之道》（The Tao of Physics）、《转折点》（The Turning Point）、《生命之网》（The Web of Life）、《隐藏的联系》（The Hidden Connections）。[图源：Wikipedia]

在我看来，这最后一种最具启发性，但它主要建立在生物学和数学基础上。卡普拉最近才开始将这种视角引入社会分析，我们在这个项目中保持着密切的学术互动。不过我要强调一点，我使用理论，是为了服务于我的研究与分析。我在最初开始研究“信息社会”时，并不是先假设“网络”是新时代社会结构的核心形式。我是在多领域实证研究中发现这一点的——从商业、劳动与就业，到社会运动、政治及国家。我之所以没有使用微观社会网络的文献，是因为这与我所观察的内容无关。相反，我大量使用了已有的商业网络研究，其中涉及不同的制度和文化背景，因为这正是我的研究核心所在。

我自认为，在商业领域的研究中（这是我此前并不熟悉的领域），我的贡献甚至超出了预期，影响到全球范围内的企业与咨询界，他们开始广泛使用我所提出的“网络企业”（network enterprise）概念与分析模型。全球各地的管理者似乎对我的研究更感兴趣，远胜过那些打着“科学权威”名义对我作品作出评判的“管理学专家”。更有意思的是，工会组织也表现出强烈兴趣，想要探讨网络化商业模式对劳动关系的影响。

在我的书中，我非常认真地对“网络”做出了形式定义：一组互联的节点。我在多个领域中都对这个定义进行了具体化处理，从商业、工作组织到描述当代城市变迁中出现的新空间模式。同时我也强调，网络其实是一种非常古老的社会组织形式，但在信息时代获得了全新的意义。过去网络的优势在于灵活性与适应性，但其缺陷是难以应对超出一定规模和复杂度的任务实施与协调。而如今，新信息技术（如互联网）使得决策和任务可以在协调与分散中同步实现。因此，在新的技术范式下，网络型结构在效率与灵活性之间取得平衡，优于传统的等级制组织。这些内容我在书中都进行了研究、分析和解释。

但阿贝尔与雷尼耶既没有进行辩论，更谈不上展开富有成效的、学术共同体内部的批评。他们显然另有所图。

他们真正想表达的意图是什么？是声称社会理论已经失败，原因是今天的社会科学家“缺乏技术能力”。但他们所谓的“技术能力”到底指什么？是指掌握统计学知识吗？我当然具备这类能力，也在必要时使用它。但通常来说，我所需要的数据和计算已有大量来源，无需亲自重复。况且，许多优秀的社会理论家并不使用统计学——这就能否定他们的价值吗？

社会理论的价值在于它是一种分析建构的工具，能帮助我们在观察基础上实现理解。研究者使用社会理论提出命题，进而产生数据和经验知识，并在研究实践中不断修正理论。这正是知识生产的集体过程，且具有某种“自然分工”。在学科多样化与智识多元化的当代社会科学中，我们在理解新兴经济、社会与文化方面，其实正在取得显著进展。这种进展正是基于丰富的理论贡献，不断推动出一个日益繁荣的研究领域。

图为简明社会学百科全书（The Blackwell Encyclopedia of Sociology）中关于“社会理论”的词条进行说明的图表。[图源：Wikipedia]

我唯一的担忧是，如今的研究工作过于碎片化与局部化。也正因为如此，面对理解全球社会变迁日益复杂的难题，我才决定展开这项综合性与解释性的研究工作。毫无疑问，这项努力规模宏大，确实存在一些“边角未尽”。但这项工作应当根据它是否能激发新的研究，是否能围绕我提出的问题继续推进探索来评价。我经常为自己提出的假设能够被后续研究修正和发展而感到欣慰。但在极少数情况下，比如这一次，我则为某些同行拒绝面对不同思想、只因无法理解而轻易否定他人劳动的做法感到遗憾。社会理论并未失败。真正的失败，是在于我们无法就信息时代社会科学的目标与方法展开富有成效的对话。

〇本文转载自公众号“社科干饭指南”，原文载于《英国社会学杂志》2001年第52期，541至546.页。本文正文及前言由公众号“社科干饭指南”编译及撰写。为阅读及排版便利，本文删去了部分注释与参考文献，敬请有需要的读者参考原文。

〇封面图为纪录片《硅谷》（Silicon Valley）剧照，描绘了硅谷所在地圣克拉拉谷的地理环境。在第一卷中，卡斯特大量借用了若干标准的历史资料，试图回答为什么是硅谷而不是其他相似地区。[图源：douban.com]

来源：再建巴别塔